开创电影赢利新模式
有人说华谊的创业之路是模仿国外、西方企业的发展模式，是“拿来主义”，对此说法，王中军坦然承认，但他同时认为“拿来主义”恰恰帮助他走向成功。王中军在总结自己第一桶金的成功原因时曾这样说道：“在中国做生意，其实很简单，只要你认真地执行‘拿来主义’，依照中国国情和自己的经济实力重走欧美走过的发展道路。这个阶段根本不可能被超越。”
在中国，民营资本的创业之路，没有现成的例子可模仿，学习西方正是一条捷径，“这是太简单的方式，其实国外已经有几十年的历史了，中国没有，是我学来的别人的方式”。的确，在王中军看来，“拿来主义”和一定的“好运”帮助了自己。的确如此，自1994年5月份他创建华谊公司到1997年，不到三年时间他已赚取了四五千万。
短短几年的时间，华谊兄弟在中国电影界就取得举足轻重的地位，这样的成就既与王中军自称的“天生口才好”以及和弟弟王中磊联手合作有关，同样也与他们对中国电影业的深刻了解密不可分。最重要的还有华谊兄弟能够借用西方的企业管理模式来运作中国的电影业，对中国电影业来了一次“西化”，“洋为中用”，才使中国电影开始迈向国际市场。
王中军一直都不避讳谈他对中国电影业的贡献，而实际上王中军的一大贡献就是将美国大片的运作经验巧妙地引入了中国。如在导演选择和影片拍摄管理方面，王中军一直奉行的都是“拿来主义”，美国大片怎样做，王中军就怎样做。比如，美国大片都会约请好莱坞明星演员以确保票房收入，那么王中军在请名演员和名导演上就不惜重金，不能请好莱坞明星，就选择国内最知名的导演和最有名的演员，不惜资金投入。其中，最具典型意义的案例是《天下无贼》的拍摄，该部影片预计总投入4000万，王中军仅给冯小刚、葛优、刘德华、刘若英四人就预算了总计1600万的片酬。他的目的就是希望通过砸重金，请来最好的演员，确保影片的质量和人气，这点就是他学习美国大片运作手段的结果。
华谊兄弟在不断发展壮大过程中，考虑到自身在国内的竞争力已经无可匹敌，但如果想要在国际上拥有一席之地，让中国的文化打动全世界，而不是简单地适应外国人的口味，恐怕还要不懈努力。王中军意识到，首先要建立一套促进中国电影发展的机制。恰逢2001年，电影《卧虎藏龙》在华人电影界出尽风头，全球票房高达2亿美元，但是这部电影却在中国市场上亏损了400多万。《卧虎藏龙》在中国的“滑铁卢”促使王中军开始思考，他觉得应该和外国大公司合作，参与海外的分账，这样才能赢得合理的回报，规避风险。
于是，华谊出品的电影《大腕》成为中国第一部全球票房分账的电影，合作者就是美国哥伦比亚公司。当时有人问起王中军为何毫无顾虑地就和国外公司搞合作，因为有的公司会比较担心在全球分账过程中，外国公司会有票房欺诈的现象。但王中军认为，自己相信像哥伦比亚这样的大公司，不管是从它的历史还是名气来看，都应该是有规范的制度和文化做后盾的，所以王中军敢大胆地和他们合作。王中军事后也这样说：“任何尝试都不可能没有风险，可是我不在乎，所谓‘变则通，通则久’，暂时的损失只要不影响长期的发展，我就能够接受。”
这部与美国哥伦比亚公司合拍的电影《大腕》，成为国内首部实行全球票房分账制的影片。这部电影的发行情况是，在中国台湾地区、中国香港地区、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四个华语区放映完毕后，又在欧洲上映，当时预计海外全部发行成本约350万美元，其中先由哥伦比亚公司垫付，之后从票房收入中扣除，再与华谊兄弟分账。
“《大腕》在全球所有版本的字幕上都是我们排第一，哥伦比亚排第二，总制片人也一律是我的名字”，王中军十分自信地解释这次海外发行的情况。经过这次全球分账的成功运作，之后华谊兄弟的影片，像即使没有外资进入的《寻枪》，2002年在大陆刚一上映，就被哥伦比亚公司以150万美元买走了海外发行权。王中军表示：“积极参与海外发行是华谊兄弟公司向国际市场进军的重要一步，只有这样，你才能了解他们的发行环节，起码我现在已经知道好莱坞怎么卖片、中介费用多少、如何宣传、有哪些关联的院线等。中国电影在此基础上进行国际合作一定会有广阔的前景。”
电影《大腕》实现了全球票房分账，虽然只是一次试探性的尝试，而这次尝试足以在虚弱的中国电影市场中掀起狂风大浪。其实，这种合作方式不仅给王中军带来了可观的收益，而且还为华谊提供了影片发行的海外渠道，并逐渐摸索出一条中国电影打向世界的道路。这在电影市场全球化的今天，意义非同小可。
而对于王中军来说，作出这个决定其实很容易，当然，除了由于王中军更相信自己的直觉以外，更多的原因是他敏锐的直觉他让先人一步看到了未来电影发展的趋势，所以华谊才会在多如牛毛的电影公司脱颖而出，先拔头筹。
之后，华谊在2002年制作成本投资高达1000万美元的《天地英雄》，依然采用全球分账方式。
做好莱坞的学生
以广告行业起家的王中军，在制作电影的时候，会习惯用他商人的敏感嗅觉来判断每一部片子蕴涵的商业价值，然后对其进行全面的商业运作。对于有人评论他的商业经营就是学习好莱坞，不过是将西方的商业模式嫁接到中国市场上而已。王中军坦诚地回答说：“当然可以这么说，但我觉得‘拿来主义’没有什么不好，创新自然也非常好，现在企业的核心都是创新机制。但我觉得要看创新什么，既然有成熟的商业模式，为何不能够直接拿来？”
王中军从不否定创新，而他的“拿来主义”在某种程度上其实也是一种创新。将西方成熟的商业模式结合中国本土市场，这必定需要恰当地转化和对实际情况的考察。因此，在华谊所投资的电影里面，可以很明显地看到在国际上非常流行的贴片广告、植入广告的运用。而正是凭借这一招，常常能让他在影片未公映前就收回80%的投资。如此高的回报，即使在电影产业运作成熟的美国好莱坞，也是相当罕见。
就像王中军自己说的，“我觉得我不纯粹是拿来主义”。华谊借鉴了好莱坞的拍片经验，将资金大量注入，密集生产电影、严格分工，这也是王中军不断学习，不断结合中国电影行业的现实，慢慢积累起来的经验。
在好莱坞，华纳、哥伦比亚等都已达到相当规模，每年制作电影在15部以上，有的票房好点，有的差点，加起来还是能形成一个规模和利润。而华谊兄弟正是具备了这样的规模效应，能够一年内投资多部影片。投资华谊兄弟的信中利集团总裁汪潮涌认为，这正是华谊兄弟吸引投资人的地方。
在华谊参与到合拍片中之后，华谊也积极向海外公司学习其管理制度，比如说《功夫》和《可可西里》是华谊和索尼-哥伦比亚合拍，通过与外部金融机构的合作，华谊还将严格的财务管理制度引入了制片资金的管理上，精确到餐费、油费的制片预算方案，引入了审计和财务管理制度，这就使得资金方能对资金的使用进行有力的监管，从而保证了严格的成本控制，由此保证了资金正确使用到位，同时保证了电影的规模化生产，这些都是学习哥伦比亚公司的经营模式之后，华谊虚心引入并开始实施的。
谈起与哥伦比亚的合作，王中军不无感慨，他认为在这几年里，华谊向哥伦比亚学习了不少制片经验。华谊自2000年，就尝试与哥伦比亚合作。因《大腕》旗开得胜，在内地市场回收3800万票房，使华谊和哥伦比亚维持了四年的合作。与哥伦比亚合作的这个阶段被王中军形容为稀缺资金和经验的阶段，跟哥伦比亚的合作一方面解决了电影制作的规模问题，另一方面解决了如何同时运作多部电影的问题。
王中军回忆起这段历史，他认为最为重要的是“知道怎么去驾驭一个大制作的戏，以及如何去把它卖掉。如果当时没有与哥伦比亚这样的公司合作，华谊现在都不太会考虑用这样的投资规模和这样的方式去做电影。所以，我们看重的还是整个学习的过程”。尤其是在制片环节上，华谊向哥伦比亚的学习，比如对预算的控制、对财务和人员的进出管理，如今都被华谊吸纳成为其制片中的重要环节。因此，华谊在以后的拍片过程中，对资金到位的情况、资金的使用细节以及超支都有相应的控制和解决办法，因此有效地节约了成本。
有人总结王中军的创业思维模式，无非是美国成功的大片怎么做，他就怎么做。王中军认为这恰巧反映了他自身对商业运作具有极高的敏感度，比如，他瞄准了隐藏在电影本身的商机——《天下无贼》还没发行，植入性广告已达2000万。他认为学习好莱坞是正确的选择，这是中国电影在发展中无法避免要走的一段模仿之路。密集投入、规模生产、专业分工，才是成为电影工业帝国的一条成功之路。电影首先必须是产业，才可能为更多的观众所熟悉，才能够成为艺术品。王中军认为，华谊的“拿来主义”恰恰带领中国电影走向了世界，并迈出了独特而成功的一大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