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玉梅
西安事变爆发后，原来在延安的西北军撤向西安一带。根据双方达成的协议，由红军接管延安（原称肤施）。1936年12月13日，黄春圃（江华）司令员遵照周恩来的指示，率张国焘的手枪连和在安塞的陕北红一团约400余人，迅速出发，于12月15日到达延安城北门。这时，因城内还有国民党地方武装，为了避免误会，引起冲突，红军决定在北门外宿营。
12月17日，周恩来一行赶到了延安（此行是赴西安协商处理西安事变的）。原以为红军已接收了延安城防，因此由杜甫川方向过来，拟从延安南门进城。后来发现城门仍然是国民党的兵把守，所以就绕到北门外红军驻地。周恩来一行在这里未作停留，即由黄春圃等人护送到延安东关机场。因为张学良的专机早已等候在机场。随同周恩来去西安的还有罗瑞卿、李克农等同志。欧阳钦、曾三等同志由于飞机小，乘坐不下而留了下来，准备第二天乘机赴西安。
国民党派任延安县的高锦尚县长闻讯后也骑马赶来送行。飞机起飞后，高锦尚邀请红军进城晚餐。饭未用完，在城里做哥老会工作的李仲英暗示黄春圃，要防备国民党反共分子绥德专员及其部下趁吃饭时捣乱。黄春圃司令员、黄罗斌团长、钟玉山（钟辉）政委等即刻借故离去。
返回驻地后，黄春圃与陈友才连夜商议接收延安城的方案。初步决定：如果明天国民党地方武装仍不全部撤退，即武力强占。当晚，即派一部分部队占领东门外的清凉山，一部分部队占领南门外的宝塔山及西山。
18日凌晨，我军接到李仲英传来的消息：城内部队已全部撤走，高锦尚带着民团于深夜偷偷溜出东门逃走。黄春圃即令部队迅速把延安南门、东门、北门警卫起来。天亮后，红军从北门进入延安城。
红军进城后，根据军委命令，迅速成立了延安城防司令部。为了维护社会秩序，欧阳钦等人草拟了一个“安民告示”，宣布了我党我军的政策。不久，党中央派王观澜带工作团到达延安。随后，中央警卫团长黄霖带领警卫部队进入延安，为党中央、毛泽东进驻延安做准备工作。
1937年1月9日晚，毛泽东电告周恩来、博古、彭德怀、任弼时等同志，告知1月10日动身离保安进驻延安。1月10日，毛泽东和中央机关其他领导人从保安动身，由保安的桥儿沟进沟翻山越岭，傍晚到达志丹县侯市乡寺儿台，住宿在乡苏维埃政府。第一天，行程46华里。11日从寺儿台出发，行程60华里，当晚住宿在安塞县王窑乡高沟口村。12日行程60华里，当晚住宿在碟子沟。13日从碟子沟出发，经沿河湾、马家沟、杨家沟进入延安的下李家湾，然后经赵家崖、河庄坪、石砭塔、杨家湾、王家坪、杨家岭、大砭沟口，由北门进入延安城。这一天，行程50华里。
13日这一天，延安各界群众和从邻县甘泉、县（今富县）专程赶来的代表约4000余人，一大早就排列在道路两旁，从北门口起向北一直排到大砭沟口。中央警卫团团长黄霖和延安抗日救国会主任曹华山、副主任马生有、高永祥则带领部分群众代表，赶到距城约10里路的杨家湾路口去迎接党中央、毛泽东进驻延安。
约下午3点左右，朱德总司令带着红军队伍先进入延安城。一小时后，毛泽东、张国焘等中央领导人到达杨家湾。等待在路口的黄霖首先迎了上去。头戴一顶缀有五角星黑色帽子、身穿黑色棉衣外套粗布大衣的毛泽东，与前来迎接的各位代表一一握手，表示谢意。这时，马生有牵着一匹头上扎着红布花球，脖子上吊着锃光发亮铜铃铛的高大骡子，请毛泽东乘骑。毛泽东笑着婉言谢绝了。
从杨家湾起身往延安城走时，毛泽东和两个警卫战士都骑着马。大家顺着一条砭走出杨家湾，从杨家湾跨过封冻的延河，然后顺着大路走到大砭沟口。毛泽东一行是从大砭沟口下马步行进城的。他边走边向欢迎的人们挥手致意，欢迎的人们手执小红旗高呼“欢迎抗日领袖”等口号。
毛泽东一行被迎到抗日救国会驻地（二道街罗廷祯新院）。洗尘后，抗日救国会在“三仙园饭馆”（由毕维千、解福娃、高福禄、高元、吴振兴合办）宴请了毛泽东一行。当天晚上，毛泽东电告周恩来、博古：“我们本日到延安。”
第二天上午，城防司令部和抗日救国会在延安大操场主持召开了隆重的欢迎大会。毛泽东在会上讲话：中央红军到达陕北是为了北上抗日，因为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今后我们要事事为抗日，讲抗日。他还幽默地说，即是老婆和老汉两口拉话，也要谈抗日。
后来，毛泽东委托经济部部长毛泽民以贸易公司的名义，宴请延安各界人士和抗日救国会的负责同志，毛泽民代表毛泽东讲话，鼓励他们进一步搞好商业工作。
（作者：延安革命纪念馆馆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