姬乃军 姬睿
杨家岭，延安城北一个依山傍水、林木蓊郁的村庄。从1938年11月到1947年3月，这里是中共中央的所在地。
1942年5月，抗日战争中一个惠风和畅、艳阳高照的春天。整风运动和大生产运动这两个轮子正把中国革命推向前进。
在这个时间和空间的交汇点上，一位世纪伟人写下了浓墨重彩的历史华章。中国的文学艺术史从此开辟了一个令人耳目为之一新的新纪元。
这是一段被人们千百次地讲述着的史实；
这又是一段常说常新的史实；
这更是一段将永远流传的千古佳话。
1942年4月10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在杨家岭召开。经过充分的讨论，会议同意毛泽东的提议，准备以毛泽东、博古（秦邦宪）、凯丰（何克全）的名义召集延安文艺界的知名人士，召开座谈会。座谈会拟就作家立场、文艺政策、文体与作风、文艺对象、文艺题材等问题交换意见。
中央书记处的决定，揭开了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序幕。
延安文艺运动的兴起与发展，始终得到了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重视和关心。
早在1936年11月22日，毛泽东就在保安（今志丹县）召开的中国文艺协会成立大会上指出：“今天这个中国文艺协会的成立，这是近十年来苏维埃运动的创举。过去我们是有很多同志爱好文艺，但我们没有组织起来，没有专门计划的研究，进行工农大众的文艺创作，就是说过去我们都是干武的，现在我们不但要武的，我们也要文的了，我们要文武双全。”毛泽东号召文学艺术家，“发扬苏维埃的工农大众文艺，发扬民族革命战争的抗日文艺，这是你们的光荣任务。”
1938年4月10日，由毛泽东、周恩来、林伯渠、徐特立等同志发起成立的鲁迅艺术学院在延安成立。毛泽东在鲁艺开学典礼上讲话指出：“要在大时代在民族解放的时代来发展广大的艺术运动，完成艺术的使命和作用。”18天之后，毛泽东再次来到鲁艺，就怎样做一个艺术家的问题发表演讲。他指出：“鲁迅艺术学院要造就有远大的理想、丰富的生活经验、良好的艺术技巧的一派艺术工作者。这三个条件，缺少任何一个便不能成为伟大的艺术家。”
1940年1月，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发表了题为《新民主主义论》的讲演，指出：“革命文化，对于人民大众，是革命的有力武器。革命文化，在革命前，是革命的思想，在革命中，是革命总战线中的一条必要和重要的战线。而革命的文化工作者，就是这个文化战线上的各级指挥员。”毛泽东还特别提出了“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文化方向。毛泽东明确指出：“这种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大众的，因而即是民主的，它应为全民族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农劳苦民众服务，并逐渐成为他们的文化。”
1941年5月1日，由中共陕甘宁边区中央局提出，中共中央政治局批准的《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正式颁布。这个陕甘宁边区的“宪法”，绝大部分是毛泽东加写和改写的。在其中的第14条中提出：“奖励自由研究，尊重知识分子，提倡科学知识与文艺运动，欢迎科学艺术人才。”
在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重视、倡导下，在全民族抗日战争的推动下，在广大文艺工作者的努力下，延安文艺运动蓬勃发展，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作为一位伟大的思想家和革命领袖，同时，又作为一位文学造诣很深的文学大家，毛泽东和延安文艺界的人士广交朋友，建立了经常性的联系网络，从而使他能够及时掌握文艺界的有关动态。
在中共中央书记处决定召开延安文艺座谈会前后，毛泽东就文艺界的现状做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工作。
1942年2月15日（农历壬午年正月初一日），由延安美协举办的讽刺画展在北门外军人俱乐部展出。2月17日，毛泽东和八路军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前来参观。在参观了展览之后，毛泽东邀请画展的作者华君武、蔡若虹、张谔到杨家岭进行了谈话。毛泽东首先对三位作者的辛勤劳动给以赞扬。毛泽东说：有一幅画，叫《一九三九年所植的树林》（华君武作），那是延安的植树吗？我看是清凉山的植树，延安植的树许多地方是长得好的，也有长得不好的。你这幅画，把延安的植树都说成是不好的，这就把局部的东西画成全局的东西，个别的东西画成全体的东西了。漫画是不是也可以画对比画呢？比方植树，一幅画画长得好的，欣欣向荣的，叫人学的；另一幅画画长得不好的，枝叶都被啃光的，或者甚至枯死了，叫人不要做的。把两幅画画在一起，或者是左右，或者是上下。这样画，是不是使你们为难呢？当时年仅27岁的华君武大胆地直抒己见：两幅画对比是可以画的，但是，不是每幅漫画都那样画，都那样画，讽刺就不突出了。毛泽东赞许地点了点头。华君武又说：有一次桥儿沟发大水，山洪把西瓜地里的西瓜冲到河里，鲁艺有些人下河捞西瓜。但是，他们捞上来后不是交还给种西瓜的农民，而是自己带回去吃了。这样的漫画可不可以画呢？毛泽东说：这样的漫画，在鲁艺内部是可以画的。也可以展出，而且可以画得尖锐一些，如果发表在全国性的报上，那就要慎重，因为影响更大。说到这里，毛泽东略微停顿了一下，接着说道：对人民的缺点不要老是讽刺，对人民要鼓励。对人民的缺点不要冷嘲，不要冷眼旁观，要热讽。鲁迅的杂文集叫《热风》，态度就很好。毛泽东的一席话，使三位美术家深受启发。谈话之后，毛泽东又请他们一块儿吃晚饭。华君武后来回忆说，那天，他和张谔喝了不少酒。
1942年3月9日，《解放日报》发表了丁玲的《三八节有感》。文章发表后，受到了贺龙和其他一些同志的批评。毛泽东在和丁玲的谈话里，也十分中肯地指出，内部批评，一定要估计人家的长处，肯定优点，再谈缺点，人家就比较容易接受了。40年后，丁玲回忆起毛泽东的谈话，仍然记忆犹新，她说：“这话给我印象很深，我一直记在心上。几十年来，我在这一方面就比较审慎了。”丁玲是在1936年11月到达陕北苏区的。毛泽东非常器重这位优秀的女作家，曾写了《临江仙·给丁玲同志》，称赞她：“纤笔一枝谁与似？三千毛瑟精兵。”“昨天文小姐，今日武将军。”
以一首《大堰河——我的保姆》而享誉诗坛的艾青，是在1941年“皖南事变”后，在周恩来的鼓励和帮助下，由重庆来到延安的。到延安后，艾青先后担任延安文艺界抗敌协会理事、《诗刊》主编，并且当选为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参议员。在1942年4月，毛泽东曾三次致信艾青，两次约他面谈。在和艾青的谈话中，毛泽东对当时延安文艺界发表的一些文章提出了尖锐的批评。毛泽东说：“现在延安文艺界有很多问题，很多文章大家看了有意见。有的文章像是从日本飞机上撒下来的；有的文章应该登在国民党的《良心话》上。”毛泽东征求艾青的意见：“你看怎么办？”艾青说“开个会，你出来讲讲话吧。”毛泽东说：“我说话有人听吗？”艾青回答：“至少我是爱听的。”就在这次谈话中，毛泽东还谈到文艺工作的方针等问题。
1938年2月奔赴延安的作家刘白羽，在宝塔山下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40年后，他担任延安“文抗”中共支部书记。1942年4月，毛泽东曾三次约他谈话，了解文艺界的情况。毛泽东在谈话中指出，我们过去忙于打仗，现在文艺问题提到我们面前来了，我们要研究文艺问题，过一阵我们还要研究边区经济问题呢！毛泽东吩咐刘白羽，找一些人，把问题提出来，议论议论，把议论的结果报告给他。在谈话中，刘白羽提出人犯了错误怎么办的问题。毛泽东回答说，在哪里犯的就在哪里改，如果是写了文章，影响更大些，应该是在哪里发表的就在哪里改正。
出生在历史名城荆州的欧阳山，曾担任中国左翼文化界总同盟宣传部部长。1941年他到延安后，任中央研究院文艺研究室主任。1942年4月初，他曾致信毛泽东，谈了对延安文艺界一些问题的看法。4月9日，毛泽东致信欧阳山：“来信收到，拟面谈一次。请于今日惠临一叙，并盼与草明同志偕来。”草明，原名吴绚文，广东顺德人。1932年加入了“左联”，194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1年9月到延安后，任延安“文抗”理事、中央研究院文艺研究室主任。当时，她是欧阳山的夫人。在接到毛泽东的来信后，欧阳山与草明当天即由兰家坪涉过延河，来到杨家岭毛泽东的住处。毛泽东同他们谈了党的文艺方针等问题。在谈话中，草明提出了“文艺界有宗派”的问题。毛泽东耐心地向她说，只要文艺家到工农兵中去，全心全意地为他们服务，行帮恶习和宗派主义就会消失，宗派主义问题才能解决。4月13日，毛泽东再次致信欧阳山和草明：“前日我们所谈关于文艺方针问题，拟请代我搜集反面的意见，如有所得，祈随时赐示为盼。”4月15日，欧阳山和草明致信毛泽东，就当时延安文艺界的一些现象提出了一些问题，希望能得到毛泽东的教诲。在信中，他们还说正在按毛泽东的指示，搜集各方面的意见。4月17日，毛泽东复信欧阳山和草明，信中说：“四月十五日来信阅悉，我现在尚不能够对你们提出的问题作答复，待研究一下罢。如果你们在搜集材料，那很好，正反两面都盼搜集，最好能给我一个简明的说明书，不知文艺室（指欧阳山、草明所在的中央研究院文艺研究室——引者注）同志有暇为此否？”遵照毛泽东的指示，欧阳山将搜集到的一些书籍、文章汇集起来，并且写了一篇简要的说明，内容包括中国一些文艺的派别、主张和争论意见，送给了毛泽东。
4月下旬的一天，毛泽东还专门约请鲁艺文学系主任何其芳，教员严文井、曹葆华，编译处处长兼文学系教员周立波，戏剧系教员姚时晓五位同志集体谈话。当五位文艺家来到杨家岭毛泽东的办公室兼寝室时，毛泽东第一句话就是：“你们是主张歌颂光明的吧？听说你们有委屈情绪。一个人没有受过十年八年委屈，就是教育没有受够。”毛泽东说：知识分子主要是好的，但也有缺点。这样的人到了延安，看见了缺点，看见了不符合他们的幻想的地方，就对延安不满，就发牢骚。毛泽东和他们谈话内容非常广泛，包括有“暴露黑暗”与“歌颂光明”，作家与群众，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幻想与牢骚等。在谈话中，严文井问道：“听说主席喜欢中国古典诗歌，你喜欢李白，还是杜甫呢？”毛泽东回答说：我喜欢李白。但李白有道士气。杜甫是站在小地主的立场。在谈到《聊斋志异》时，毛泽东说：《聊斋志异》可以当做清朝的史料看。其中有一篇叫做《席方平》的，就可以作为史料。《聊斋志异》是反对八股文的。有一位同志提了这样一个问题：“文学艺术理论有这样一种说法，生活要经过沉淀，经过一段时间的隔离，然后才能把它写成很好的作品。现在反映抗日战争的作品吸引人感动人的比较少，是不是这样一个原因呢？”毛泽东回答说：“写当前的战争也可以写得很好。《解放日报》四月六日有一篇黄钢的作品《雨》，写得很好，就是写当前敌后的抗日战争的。”
1942年3月初，年方29岁的作家舒群接替丁玲担任《解放日报》文艺副刊主编，舒群觉得力不胜任。消息传到毛泽东那里，毛泽东便约舒群谈话。毛泽东说：要找这么完全的人，这么有能力的人，你给我介绍一位。难道没有这么一个人，综合性的副刊就不办了吗？全能的人，现在没有，将来也不可能有。你编文艺副刊，文艺副刊是个点，也是个面。因为你是搞文学的，所以文学是你的点，文艺是你的面。你也要由点到面嘛。你编综合性副刊，文艺是你的点，社会科学就是面了。都是先点后面，从点到面嘛！先文学的点后文艺的面；先文艺的点，后社会科学的面。面反过来又会促进点，使点深化。只要在工作实践中学习、提高，由点到面，你就一定能胜任这项工作。毛泽东的一席话，使舒群如沐春风，他愉快地走上了新的工作岗位。在4月下旬，毛泽东还吩咐舒群走访不同意见，搜集有关材料，并且草拟了出席文艺界座谈会人员的初步名单。
萧军，本名刘鸿霖，1907年出生于辽宁省锦州。1928年冬天，他考入东北陆军讲武堂炮兵科学习，两年毕业后加入东北军。1932年，已经结束了军旅生涯的鸿霖以“三郎”为笔名，开始了自己的文学苦旅。1934年夏，他来到青岛，开始使用“萧军”的笔名。同年冬，他又来到了上海，结识了鲁迅先生。鲁迅从此成为萧军的文学导师。1935年，萧军的长篇小说《八月的乡村》在上海出版，从而震动了文坛，奠定了萧军在进步文坛的地位。1938年3月，几经颠沛的萧军在从山西吉县前往五台山时，绕道陕北，来到延安，住在延安市南门外龙湾山下的西北旅社。毛泽东听到萧军来到延安的消息，派秘书邀请萧军面谈。岂料年轻气傲的萧军竟直率地说：“我打算去五台山打游击，路过延安住不了几天，毛主席公务繁忙，还是不打扰的好！”毛泽东的秘书走后，丁玲曾劝萧军，既然毛主席热情相邀，还是应该主动拜访的好。萧军也感到了自己的言语有些欠妥，准备前去拜见毛泽东。谁知他尚未成行，毛泽东竟亲自来到萧军的下榻之处，前来看望这位刚刚30出头的青年作家。毛泽东礼贤下士的领袖风范，使萧军感到异常惭愧。之后，萧军离开延安，前往西安参加西北战地服务团。1940年夏，萧军和舒群结伴，在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的安排下，从重庆来到延安。萧军和舒群被安排到延安“文抗”工作。7月14日，延安“文抗”为来延安讲学的茅盾和萧军、舒群举行了欢迎茶话会。10月，萧军和丁玲等发起组织了延安文艺月会，并出版了《文艺月报》。1941年7月17日起，《解放日报》连载了周扬的长篇论文《文学与生活漫谈》。文章发表后，萧军、舒群、白朗、罗烽、艾青联名写成《〈文学与生活漫谈〉读后漫谈集录并商榷于周扬同志》一文，希望在《解放日报》上登载，但却被拒绝了。性格直率的萧军感到了气闷，便萌生了离开延安重返重庆的念头，他便前去向毛泽东辞行。萧军向毛泽东谈到了自己心头对延安文艺界宗派之争的积闷，并谈到自己的文章被《解放日报》拒载。毛泽东对他作了耐心的劝说和解释，希望他留在延安。毛泽东对他说：“《解放日报》不给登，你不是自己办了一份《文艺月报》吗！你们可以登在《文艺月报》上嘛！”于是，8月1日出版的《文艺月报》第八期，发表了萧军等五人的文章。8月2日，毛泽东致信萧军，信中写道：“我因过去同你少接触，缺乏了解，有些意见想同你说，又怕交浅言深，无益于你，反引起隔阂，故没有即说。延安有无数坏的现象，你对我说的，都值得注意，都应改正。但我劝你同时注意自己方面的某些毛病，不要绝对地看问题，要有耐心，要注意调理人我关系，要故意地强制审察自己的弱点，方有出路，方能‘安心立命’。否则天天不安心，痛苦甚大。你是极坦白豪爽的人，我觉得我同你谈得来，故提议如上。”8月10日，毛泽东致信萧军：“我现在有时间，假如你也有暇，请惠临一叙。”当天晚上，萧军即来到杨家岭和毛泽东进行了畅谈。第二天傍晚，毛泽东涉过延河，来到兰家坪延安“文抗”驻地，看望萧军、艾青、罗烽、白朗、舒群等作家。但适值罗烽、舒群不在，毛泽东感到有些遗憾。12日清晨，他又致信萧军：“昨晚未晤罗、舒二同志，此刻不知他们二位及兄都有暇否？又艾青同志有暇否？又各位女同志有暇否？如有的话，敬请于早饭后惠临一叙。我们谈通一些问题，是很好的，很必要的。”接到毛泽东的来信，萧军和王德芬夫妇、艾青和韦夫妇、罗烽和白朗夫妇及舒群等一行7人，来到杨家岭。毛泽东、陈云、凯丰和他们谈了有关文艺和文艺界的许多问题。中午，毛泽东邀他们共进午餐。毛泽东对萧军等作家的重视与关心是令人十分感动的。1942年4月，毛泽东于4日、7日、13日、27日，四次致信萧军，约他前来面谈或嘱托他搜集文艺界有关意见。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界进行的广泛而周密的调查研究，使他做到了“胸中有数”。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的时机已日趋成熟。
在中央书记处4月10日作出召开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决定之前，延安中央研究院发生了一件轰动一时的“王实味事件”。
王实味当时是中央研究院文艺研究室的研究员。1942年3月13日和23日，《解放日报》分两期刊登了王实味的杂文《野百合花》。3月15日出版的《谷雨》第一卷第四期，发表了他写的《政治家、艺术家》。文章发表后，引起了各方面的争论。从3月23日起，王实味又在中央研究院办的墙报《矢与的》上连续发表了《我对罗迈同志在整风检工动员大会上发言的批评》、《零感两则》、《答李宇超、梅洛两同志》三篇文章。王实味在这些文章中，用错误的方法批评党的领导干部及当时延安存在的某些问题。《矢与的》墙报的张贴，轰动了延安。八路军三五九旅旅长兼政委王震将军看了墙报后，气愤地说：“前方的同志为党为全国人民流血牺牲，你们在后方吃饱饭骂党。”毛泽东在一天晚上也来到中央研究院，用马灯和火把作为照明工具，看了《矢与的》墙报。毛泽东看过后说道：思想斗争有了目标了，这也是有的放矢嘛。3月31日，在《解放日报》改版座谈会上，毛泽东讲话指出：“近来颇有些人要求绝对平均，但这是一种幻想，不能实现的。我们工作制度中确有许多缺点，应加改革，但如果要求绝对平均，则不但现在，将来也是办不到的。小资产阶级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我们应该拒绝。”毛泽东强调说：“批评应该是严正的、尖锐的，但又应该是诚恳的、坦白的、与人为善的。只有这种态度，才对团结有利。冷嘲暗箭，则是一种销蚀剂，是对团结不利的。”毛泽东的讲话，表明了党中央决心尽快整顿延安文艺界思想上认识上的一些错误观点的决心和信心。
1942年4月27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向100多位文学家艺术家发出了由毛泽东和凯丰署名的请柬：“为着交换对于目前文艺运动各方面问题的意见起见，特定于五月二日下午一时半在杨家岭办公厅楼下会议室内开座谈会，敬希届时出席为盼。”
中央办公厅楼建于1941年，是一座砖石结构的三层小楼。第一层为会议室和办公室，第二层为李富春、杨尚昆、王首道等同志的办公室，第三层为中央政治局会议室。第二层和第三层分别有天桥通往北山山坡。由于这座楼房的建筑式样如飞机机身，所以，延安军民又把它称做“飞机楼”。
延安文艺座谈会的会场就设在“飞机楼”第一层会议室。会场简洁、朴素，排列着由中央美坚木工厂制作的木桌和条凳。
1942年5月2日下午，100多位被邀请的文学家、艺术家三五成群，来到杨家岭。在人群中，手持一根木棍的塞克特别引人注目。塞克原名陈秉钧，后曾改名陈凝秋，1934年写作话剧剧本时启用了笔名塞克。据他自己说，使用这个名字，是源于“布尔塞（什）维克”。出生在燕赵之地的塞克，也是一位豪放的慷慨悲歌之王。他从上海艺术大学毕业后，曾加入南国社和上海明星电影有限公司，成为剧影双星，享誉大上海。1935年，由塞克作词、冼星海作曲的《救国军歌》，问世之后，不胫而走，成为传遍大江南北的抗日战歌。1937年底，塞克加入了八路军西北战地服务团，并担任艺术指导。1938年11月，他来到延安。毛泽东曾亲自登门看望了塞克。同年底，他到鲁艺任戏剧系教师。1941年，塞克当选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参议员。当年9月，延安青年艺术剧院成立，塞克被任命为院长，成为延安文艺社团里一名惟一的非党员主要领导。在鲁艺工作期间，塞克作词、冼星海作曲的生产大合唱于1939年春季一炮打响，很快流传开来。特别是通俗易懂、琅琅上口的《二月里来》，更成为脍炙人口的传世之作。塞克也从此成了延安的知名人物。毛泽东也非常器重这位杰出的文艺家。有一次，毛泽东让担任中共中央西北局宣传部部长的李卓然邀请塞克到自己的住处晤谈，不料竟被塞克谢绝。塞克提出的原因很古怪：有拿枪站岗的地方我不去。毛泽东知道了以后，便再次让人去请塞克。并且在塞克来杨家岭的那一天，对卫士长布置说：“我的朋友来看我，你们不能挡驾。”毛泽东还风趣地说：“我这位朋友脾气可大哪！你一挡驾他就回去了，那你可就吃罪不起呀！”当塞克来到杨家岭时，果然不见了荷枪肃立的哨兵。毛泽东为与塞克一谈而尽撤岗哨的故事，使塞克这位奇士更增加了几分传奇色彩。
在奔赴杨家岭的人群中，有三对夫妇。一对是我们前已述及的欧阳山与草明夫妇。一对是同在文抗任专业驻会作家的罗烽和白朗夫妇。罗烽是一位在1929年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的著名作家，曾担任过中央满洲省委候补委员，1935年加入“左联”。1941年月初，罗烽来到延安。以后，他担任延安“文抗”理事，后又担任陕甘宁边区政府文化工作委员兼秘书长。还有一对夫妇是向隅和唐荣枚。这伉俪俩都毕业于上海国立音乐专科学校。1934年，他们结成伴侣。1937年底，向隅来到延安，随后即参加了鲁艺音乐系的创办。第二年3月，唐荣枚也来到延安。1938年7月7日，由李伯钊执笔编剧，温涛、潘奇、吕骥、李丽莲、安波、高敏夫、郑律成集体创作，向隅作曲的歌剧《农村曲》，在延安城内的中央大礼堂（原为一座基督教堂）首演成功。这部描写“在伟大抗战时代中前进着的模范女性”的歌剧受到了普遍的赞誉和好评，并久演不衰。唐荣枚是一位出色的女中音歌唱家，到延安后担任鲁艺音乐系教员兼声乐指导。她还曾一度担任过边区民众剧团的音乐教员。唐荣枚于1938年春末首次演唱了莫耶作词、郑律成作曲的《歌颂延安》（后改名为《延安颂》），受到了毛泽东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的肯定。她还在延安的各种集会、晚会和正式演出中担任独唱。她因此得到了“延安的夜莺”的美誉。
出席会议的有在延安的中央政治局委员朱德、陈云、任弼时、王稼祥、博古、康生等。3月初由晋西北回到延安的八路军一二九师师长贺龙也出席了会议。贺龙将军是大众文艺的热心倡导者。在1941年8月10日晋西北军区政治部召开的戏剧座谈会上，他曾讲话指出：“部队戏剧工作者要演有教育意义的、大众化的、战士们一看就懂的节目，给老百姓看到的，为老百姓所欢迎了解的，而且能教育和组织他们的节目。”1942年3月初，贺龙返回延安后，对当时文艺界的一些错误倾向提出了严肃的批评。在一次会议上，贺龙和王震都尖锐地批评了丁玲的《三八节有感》。当着丁玲的面，贺龙说：丁玲，你是我的老乡啊，你怎么写出这样的文章？跳舞有什么妨碍，值得这样挖苦？毛泽东在会后曾对胡乔木说：“贺龙、王震他们是政治家，他们一眼就看出问题，你就看不出来。”
出席会议的还有有关部门的负责同志。其中有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兼延安自然科学院院长徐特立、八路军总政治部副主任傅钟、中共中央西北局宣传部部长李卓然、中央研究院副院长兼中国历史研究室主任范文澜、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化思想研究室主任艾思奇、鲁迅艺术文学院院长周扬、陕甘宁边区文协主任柯仲平、军委总政治部宣传部部长兼《八路军军政杂志》主编萧向荣、毛泽东的秘书胡乔木，及在中央宣传部工作的陈伯达等。
座谈会由凯丰主持。凯丰是一位早年投身革命的政治家，在文学上也有着一定的造诣。由他作词、吕骥作曲的《抗日军政大学校歌》，以优美的词句，激扬的旋律而受到人们的普遍称赞。
在座谈会开始前，毛泽东和与会的文艺家们一一握手寒暄。当见到《八路军进行曲》的词作者公木时，毛泽东高兴地说：“写兵好，唱兵好，演兵好。”当边区政府秘书长周文向毛泽东介绍站在自己身边的边区《群众报》总编辑胡绩伟时，毛泽东连声称赞：“哦，群众报，办得好，我们都喜欢。”毛泽东还紧紧握住刚从晋西北回到延安的八路军一二九师战斗剧社社长欧阳山尊的手，关心地询问道：“你从前方回来了……”毛泽东平易近人的伟人风范，使会议室里洋溢着和谐与欢乐的气氛。
凯丰宣布会议开始举行。
毛泽东开宗明义地指出：“同志们！今天邀集大家来开座谈会，目的是要和大家交换意见，研究文艺工作和一般革命工作的关系，求得革命文艺的正确发展，求得革命文艺对其他革命工作的更好的协助，借以打倒我们民族的敌人，完成民族解放的任务”。毛泽东说，我们要战胜敌人，首先要依靠朱总司令的队伍，还要依靠鲁总司令的队伍，就是文化的军队。毛泽东的高度赞扬和肯定，在会场里激起了一阵阵长时间的热烈掌声。毛泽东提出：“我们今天开会，就是要使文艺很好地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的有力的武器，帮助人民同心同德地和敌人作斗争。为了这个目的，有些什么问题应该解决的呢？我以为有这样一些问题，即文艺工作者的立场问题，态度问题，工作对象问题，工作问题和学习问题。”毛泽东并就这5个问题作了提纲挈领、启发引导性的阐述。
毛泽东讲话之后，会场出现了短时间的沉默。丁玲对坐在其身边的萧军说：“你是学炮兵的，就打头炮吧！”性情耿直的萧军便站了起来，成为第一个发言者。萧军在发言中说，他相信罗曼·罗兰提倡的新英雄主义，不但要做中国的第一作家，而且要做世界的第一作家。萧军在发言中，还提到作家要有“自由”，要“独立”，他还举例说，鲁迅在广州时就不受哪一个党哪一个组织的指挥。萧军还态度偏激地说：“你的整风，我不相信，你们能改？”萧军在会后，将发言的主要内容整理成一篇文章，题目是《对于当前文艺诸问题的我见》，发表在5月14日的《解放日报》。
萧军言词偏激的发言，引起了大多数与会者的不满。胡乔木在90年代初期曾回忆说，当萧军讲到作家要有“自由”，作家是“独立”的，鲁迅在广州时就不受哪一个党哪一个组织指挥时，“我忍不住了，起来反驳他，说文艺界需要有组织，鲁迅当年没受到组织的领导是不足，不是他的光荣。”看到与会者能对一些问题展开面对面的争论，毛泽东感到十分欣慰。胡乔木回忆说：“对于我的发言，毛主席非常高兴，开完会，让我到他那里吃饭，说是祝贺开展了斗争。”
会议在顺利进行，发言者十分踊跃，会场气氛显得非常活跃。欧阳山后来回忆说：“大家都各抒己见，畅所欲言，不管对的、错的都可以无拘无束地讲出来。讲完之后，也没有向任何人追究责任，真正做到文艺方面的事情由文艺界来讨论解决，不带一点强迫的性质，发扬了艺术民主，使大家心情非常舒畅。”
在短暂的会议休息期间，与会者三三两两地聚在一起聊天，他们有的仍在交流对会议提出问题的看法，有的互相询问各自的工作和生活情况。担任边区文协美术工作委员会主任的木刻家刘岘坐在毛泽东旁边，毛泽东十分亲切地问到刘岘故乡的状况。当听说刘岘的家乡是河南兰考时，毛泽东说，那个地方真是不毛之地，连年军阀混战，这样的拉锯老百姓吃了不少苦。毛泽东还谈到了直奉战争和蒋冯阎大战的祸害。刘岘后来回忆说：“我当时真是由衷地佩服主席熟知天下大事和渊博的知识，好像主席在河南住过很久似的，也是那样的熟知人民被军阀蹂躏的痛苦。”刘岘毕业于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并曾创建上海未名木刻社。后入日本东京帝国美术学院学习。抗日战争爆发以后回国。1938年春参加新四军。1939年到延安鲁艺任教。这年秋天，刘岘将自己创作的30多幅木刻作品送呈毛泽东审阅，毛泽东看过后，曾给刘岘题词祝贺：“我不懂木刻的道理，但我喜欢看木刻。刘岘同志来边区时间不久，已有了许多作品，希望继续努力，为创造中华民族的新艺术而奋斗。”毛泽东的关怀和鼓励，使刘岘备受鼓舞。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第一次会议结束之后，萧军担心继续参加会议与其他人发生争执，便致信毛泽东，提出外出边区其他县考察的要求。毛泽东于5月5日复信萧军：“会要到十六日才开，如果你觉得不能等了，你就出发吧。”萧军的妻子王德芬看到这封信后，对萧军的固执提出了中肯的劝告：“你怎么可以开会开到半道就溜了呢？不是太不通人情了吗？有什么不同意见，大家可以商量，别闹个人意气，让毛主席一次又一次地留你，不觉得难为情吗？”萧军思忖再三，也觉得自己的这个要求有些过分，便打消了出外的念头，留下来继续参加会议。
5月16日，延安文艺座谈会第二次会议继续召开。
王式廓在青年时期曾留学日本，就读于东京美术学校。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弃学回国参加抗日宣传。1938年9月到达延安，进入“抗大”学习，文艺座谈会第一次会议召开时，接到通知的王式廓正在安塞农村深入生活，没有赶上参加会议。在第二次会议召开的时候，这位当时延安著名的素描画家早早地来到了会场。
在会议开始举行前，毛泽东看到了“鲁艺”美术系教员张望，便对他说：“你要为党报多刻木刻，我们《解放日报》需要啊！”毛泽东还十分诙谐地说：“你们刻一幅木刻就给你一斤肉吃，慰劳慰劳。”女作家白朗向毛泽东打趣地说：“主席今天可得请我们吃一顿啰！”毛泽东笑着说：“小米饭是有的。”
在和谐的氛围中，会议开始进行。
长须垂胸，有“美髯公”之誉的陕甘宁边区文协主任兼民众剧团团长柯仲平站了起来，发言说：“不要瞧不起《小放牛》，我们就是演《小放牛》，老百姓都很欢迎。我们每次演出之后，老百姓都拿出许多鸡蛋、花生、水果、红枣来慰问我们。我们一边吃着鸡蛋，一边向新的演出地点走去。如果有人想知道我们到什么地方去了，那不用问，只要顺着鸡蛋皮就找到了”柯仲平幽默豪爽的发言，引起了一片笑声。毛泽东也笑了，插话说：你们吃了群众慰劳的鸡蛋，就要更好地为群众服务，要拿出更好的节目来为群众演出，不敢骄傲自满，不然的话，下一次群众就不给你们吃鸡蛋了。这个鸡蛋皮的故事给与会者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建国以后，在一次人代会上，毛泽东见到了柯仲平。还风趣地说：“柯仲平同志，你到哪里，鸡蛋壳就到哪里！”
欧阳山尊发言说：“战士和老百姓对于文艺工作者的要求是很多的，他们要你唱歌，要你演戏，要你画漫画，要你写文章，并且还要求你教会他们干这些。看起来似乎你付出去的很多，但事实上，你从他们身上收到的，学习到的东西更多。”他加重了语气，继续说：“前方的战士和老百姓很需要文艺工作。这样多的文艺干部，留在后方干什么？大家都上前方去吧，我举双手欢迎。”毛泽东对欧阳山尊的发言很满意，赞赏地说，还是前方来的同志了解情况，熟悉群众，提出了很好的意见。
何其芳是一位著名诗人和文学评论家。30年代初期，他在北京大学哲学系学习期间，就出版了散文集《画梦录》和诗集《预言》。1938年8月，何其芳来到延安，到鲁艺文学系任教，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当年11月，他随贺龙前往华北前线，次年夏天返回延安，任鲁艺文学系主任。抗日前线的烽火岁月，延安的崭新生活，使何其芳的世界观乃至艺术技巧、创作风格，都开始了明确的、彻底的转变，他写下了《生活是多么广阔》、《我为少男少女们歌唱》等著名诗篇。这位著名诗人在发言中表示：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灵魂是不干净的。他们自私自利，怯懦、脆弱、动摇。听了毛主席的教诲，我感到自己迫切需要改造。听着何其芳的发言，毛泽东点点头，笑了。
参加过著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女作家、戏剧教育家李伯钊，1941年初从华北抗日前线回到延安后，进入中央党校学习。她是以中央党校文艺工作研究室主任的身份出席会议的。在会议之前，毛泽东曾和她就敌后文艺工作问题进行了谈话。李伯钊在座谈会的发言中谈到了文艺作品评论的标准，认为政治标准是主要的，还有社会标准。她说：“有一篇小说，当描写一个红军战士向从国民党统治区来延安的女同志求爱时，竟说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这还有什么正确的立场？！”李伯钊铿锵有力的发言，引起了大多数与会者的共鸣。
在会上，有一位作家引经据典地从“什么是文学艺术”的问题出发，甚至引证美国韦斯特大字典中关于文艺问题是怎样下定义的，授课式地讲了一个多小时。这个发言，引起了大多数人的不满，有人忍不住喊道：“我们这里不是开训练班！”还有人宣传“人性论”，说文艺的出发点是人类之爱。有人则公开宣称自己从来不写歌功颂德的文章。
在会上，毛泽东很认真地听取着大家的发言，有时用笔做笔记，有时陷入沉思，他很少插话打断别人的发言，只是个别情况下才说几句。
这天的会议，整整开了一天。午饭是杨家岭中央机关食堂为与会者提供的。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和大家一起用餐。
在会议临结束的时候，有一位文艺家站起来，请毛泽东就当时边区面临着胡宗南部队企图进攻的严峻局势讲几句话。毛泽东在简要地说明了当时的时局问题后，坚定地说：“地还是要种的，风还是要整的。”毛泽东在结束讲话前说了四句话：“整风学习，不违农时，精兵简政，多余迁徙。”毛泽东高瞻远瞩，言简意赅的讲话，赢得了一阵热烈的掌声。
5月21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了目前时局、整风学习和文艺座谈会等问题。在讨论延安文艺座谈会的结论问题时，毛泽东同志指出：延安文艺界中小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浓厚，现在很多作品描写的是小资产阶级，对小资产阶级同情。毛泽东说：鲁迅的《阿Q正传》是同情工农的，与延安文艺界不同，必须整顿文风，必须达到文艺与群众结合。要注意普及与提高，并以普及为基本的。同时，注意吸收外国的东西。会议经过讨论，同意毛泽东指出的延安文艺界中存在着的偏向，党的文艺政策的基本方针是为群众和如何为群众的问题。会议决定：今后中央宣传部、中央组织部要根据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所作的结论，经常有计划地召集文艺界的党员开会，加强党对文艺界整风运动的领导。
5月23日，召开了延安文艺座谈会的第三次大会，也是最后一次会议。会议的气氛更加热烈，发言者十分踊跃。
在下午举行的大会上，朱德总司令最后发言。针对座谈会上反映出的一些观点和情绪，朱德说：“不要眼睛太高，要看得起工农兵，中国第一，世界第一，都不能自己封，都要由工农兵群众批准。”朱德说：“不要怕谈转变思想和立场。哪里不要转变啊。岂但转变，我说就是投降。”说到这里，朱德以自己参加革命的亲身经历为例，充满感情地说：“我原来不是无产阶级，因为无产阶级代表的是真理，我就投降了无产阶级。我投降无产阶级，并不是想来当总司令，我只是替无产阶级打仗、拼命、做事。后来打仗多了，事情做久了，大家看我干得还可以，才推我做总司令。”朱德指出：“共产党、八路军，就是有功有德，为什么不该歌，不该颂呢？”朱德说：“有的同志觉得延安生活不好，太苦了。其时比起我们从前过雪山草地的时候，已经是天堂了。有的同志说，重庆吃的穿的住的比延安好。但是，那再好，是人家的呀！延安的东西再不好，是我们自己的呵。”朱德指出：“有个著名的诗歌作者讲：‘生不用封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你要到哪里去找韩荆州？在我们这个时代，工农兵群众里就有韩荆州。只有到工农兵群众中去，你才能结识许许多多的韩荆州。因此，我们搞文艺工作的同志，要密切联系工农兵群众，用我们的笔杆子，为广大人民服务。”
朱德语重心长而又寓意深刻的讲话，深深地打动着每一位与会者的心，会场里不时响起一阵又一阵的掌声。
在朱德讲话之后，已是夕阳衔山。出席座谈会的同志在中央办公厅楼下西门外侧欢聚一堂，合影留念。摄影师是延安电影团团长吴印咸。
参加合影的有毛泽东、朱德、任弼时、凯丰、王稼祥、博古、徐特立、康生等中央领导；
有李卓然、傅钟、萧向荣、周文、胡乔木、陈伯达等有关方面负责人；
有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的丁玲、艾青、刘白羽、罗烽、萧军、马加、曾克、于黑丁、郑文、方纪、伊明、刘雪苇、魏东明、李雪、李又然、天蓝、高阳、张仃等；
有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的柯仲平、张季纯、胡绩伟、钟纪明、刘岘、石泊夫、胡采等；
有鲁迅艺术文学院的周扬、宋侃夫、钟敬之、田方、干学伟、袁文殊、李丽莲、向隅、唐荣枚、杜矢甲、吕骥、何其芳、严文井、周立波、曹葆华、于敏、姚时晓、张庚、罗工柳、张望、王朝闻、王曼硕、王式廓、江丰、力群、陈叔亮、蔡若虹、胡蛮、陈荒煤、张水华、许珂、潘奇、任虹、李元庆、张贞黻、瞿维等；
有来自中央研究院的范文澜、艾思奇、欧阳山、草明等；
有来自中央党校的李伯钊、陈波儿、金紫光等；
有解放日报社的丁浩川、陈企霞、陈学昭、舒群、林默涵、张铁夫、郁文等；
有延安平剧研究院的阿甲（符律衡）、张一然、王镇武、任桂林等；
有部队艺术学校的王震之等；
有青年艺术剧院的塞克、吴雪等；
有军委编译处的何思敬；
有八路军一二九师战斗剧社的欧阳山尊；
有总政治部宣传部的公木（张松如）；
此外，还有张真、张桂、佟天林三位与会者，他们的所在单位有待进一步考证。
大会在晚饭之后继续进行。由于参加会议的旁听者增加，会场便临时改设在中央办公厅楼西侧广场上。木棍撑起的三角架上，高挂着一盏明亮的汽灯，照耀着庄严的会场。
在一阵热烈的掌声过后，毛泽东作会议的结论报告。毛泽东说：同志们，座谈会开了三次，开得很好。可惜座位太少了，下次多做几把椅子，请你们来坐。我对文艺是个小学生，是门外汉，向同志们学习了很多。有两次是我出题目，大家做文章。今天是考我一考，大家出题目，要我做文章。题目就叫“结论”。朱总司令讲得很好，他已经作了结论。中央的意见是一致的。有些问题我再讲一点。
毛泽东以深刻的洞察力和高度的概括力，将座谈会讨论的问题概括为两点，就是一个为群众的问题和一个如何为群众的问题。从这两个根本问题上，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原理，给予了充分的阐述。由此出发，他对会上和会前延安文艺界反映出来的思想观点，给予了透彻的分析和辩驳，批评了抽象的“人性”、“人类之爱”等错误观念，澄清了歌颂光明和暴露黑暗、动机和效果、世界观和创作方法等关系问题上的许多糊涂思想。毛泽东号召文艺工作者说：“我们的文艺工作者一定要完成这个任务，一定要把立足点移过来，一定要在深入工农兵群众、深入实际斗争的过程中，在学习马克思主义和学习社会的过程中，逐渐地移过来，移到工农兵这方面来，移到无产阶级这方面来。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有真正为工农兵的文艺，真正无产阶级的文艺。”毛泽东还论述文学艺术创作的源与流的问题，普及与提高的问题，文艺工作中的党内关系和党外关系问题，文艺批评的政治标准和艺术标准的问题，延安文艺界整风的问题。在结论的最后，毛泽东希望文艺界的同志们，“在整风过程中间，在今后长期的学习和工作中间，一定能够改变自己和自己作品的面貌，一定能够创造出许多为人民大众所热烈欢迎的优秀作品，一定能够把革命根据地的文艺运动和全中国的文艺运动推进到一个光辉的新阶段。”
毛泽东的演讲，气势恢弘，说理透彻，逻辑严密，文采飞扬，使与会者感到折服、激动和终身难忘。
会议结束的时候，夜已经有些深了。一轮皎洁的下弦月，镶嵌在湛蓝的夜空中，给大地洒下了一片银色的光辉。参加会议的代表们走出了杨家岭，分别走向兰家坪、桥儿沟、清凉山、文化沟和小沟坪。延安的夜空中，回响着一阵阵的笑声和歌声：“五月的鲜花，开遍了原野……”
明天，延安的东山将又托起一轮崭新的太阳！
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召开，是中国革命文艺史上的重大事件。毛泽东在会议上的讲话，制定了中国共产党对文艺事业领导的理论纲领和文艺方针，把中国革命文艺运动推向了一个崭新的时期。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闭幕的五天之后，中央高级学习组召开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作了报告。报告的第一部分是时局问题，第二部分是整风问题。在报告的第三部分，毛泽东集中阐述了延安的文艺工作问题。毛泽东说：“党中央关于知识分子的决定已经有了，但是对于文学艺术工作，我们还没有一个统一的很好的决定。现在我们准备作这样一个决定，所以我们召集了三次座谈会，有一百多位同志到了，有党内的，也有党外的，这次会开得还算好，其目的就是要解决刚才讲的相结合的问题，即文学家、艺术家、文艺工作者和我们党的干部相结合，和工人农民相结合，以及和军队官兵相结合的问题。”关于文艺工作者如何同工农兵相结合的问题，毛泽东指出：“如何结合呢？分两个方面，要向两个方面的人做工作。对文学家、艺术家、文艺工作者来说，他们要与军队工作的同志、党务工作的同志、政治工作的同志、经济工作的同志接触，要与这些同志结合；对其他方面的人，则告诉他们要与文学家、艺术家接触、结合。总之，要向两方面做工作，要告诉双方各应采取什么态度”。毛泽东在报告中指出：“文艺是一支军队，它的干部是文艺工作者。它还要有一个总司令，如果没有总司令，它的方向就会错的。鲁迅、高尔基就相当于总司令，他们的作品，他们说的话，就当做方向的指导。如果普通的文艺工作者没有高级的指导，他的方向就可能会错，他就会长期地停留在低级阶段不能提高。我们要使文艺工作者了解这些问题，掌握党的政策。使他们在一两个月内了解更好，一两个月不能了解来他半年，半年不行来他一年。我们要特别注意让那些成名的、有成绩的作家了解，来推动整个文艺工作朝这个方向进行，以有利于民族，有利于工农兵。这对作家本身也是有利的。”毛泽东还特别强调说：“中央关于知识分子的决定发表以后，还有好些问题没有解决，所以需要像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一样，天天讲，使得军事、政府、党务、经济、教育各方面工作的同志，对文化人、知识分子采取欢迎的态度，懂得他们的重要性，没有这一部分人就不能成事”。毛泽东的讲话，是对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话精神的进一步阐述和发挥。
5月30日，是一个周末。这一天下午，毛泽东来到位于延安城东桥儿沟的鲁迅艺术文学院检查整风工作，并且对全院师生发表了讲话。毛泽东说：提高要以普及为基础，不要瞧不起普及的东西，大树也是从像豆芽菜一样小的树苗长起来的。那些瞧不起普及的人，他们在豆芽菜面前熟视无睹，结果把豆芽菜随便踩掉了。就在这次讲话中，毛泽东提出了著名的“小鲁艺”和“大鲁艺”的观点。毛泽东指出：你们现在学习的地方是小鲁艺，还有一个大鲁艺，还要到大鲁艺去学习。大鲁艺就是工农兵群众的生活和斗争，广大的劳动人民就是大鲁艺的老师。你们应当认真地向他们学习，改造自己的思想感情，把自己的立足点逐步移到工农兵这一边来，才能成为真正的革命文艺工作者。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公开发表，是1943年10月19日。这一天，是伟大的思想家、文学家鲁迅先生逝世七周年纪念日。毛泽东的《讲话》选择在这个日子发表在党中央的机关报《解放日报》上，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这位文化军队的“总司令”的崇敬和缅怀之情。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之后，延安的文学家、艺术家和广大文艺工作者，在毛泽东讲话精神的指引下，或者上山下乡，或者奔赴前方，或者深入基层，走上了一条文艺为工农兵群众服务的广阔道路。
周文是一位早在“左联”时期就享誉文坛的知名家。到延安后，他又为大众化文化事业呕心沥血，取得了卓著的成绩，受到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的高度肯定。担任陕甘宁边区政府秘书长和边区政府党团成员的周文，在参加了文艺座谈会后，主动请缨，要求奔赴晋西北，深入第一线。党组织经过反复考虑，同意了他的请求。毛泽东听到这个消息，十分高兴地对周文说：“你是好的，到晋绥真好，贺龙要人，要一批知识分子到晋西北。”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陈云也致信周文说：“凯丰同志本来决定你留在中央文委工作，后来觉得你写部队小说还可以，因此就让中央组织部调你去晋西北工作。在几年之中了解党和八路军，将来写它出来。”同年9月，周文来到晋绥边区。尽管他最终没有实现写作反映部队生活小说的愿望，但却为两位青年作者马烽、西戎写作长篇小说《吕梁英雄传》倾注了大量的心血。
作为文艺座谈会的亲历者，丁玲感触很深。40年之后，她曾这样回忆说：“毛主席在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教育了一代知识分子，培养了一代作家的成长，而且影响到海外、未来，每回忆及此，我的心都为之震动。”就在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过不久，丁玲在中央研究院批判王实味思想的座谈会上，作了题为《文艺界对王实味应有的态度及反省》的发言。在发言中，她对主编《解放日报》文艺专栏时允许《野百合花》发表，及她自己发表了《三八节有感》一文从“立场和思想方法上的问题”作了检讨，并且总结了自己在整风运动中的收获。她这样说道：“回溯着过去的所有的烦闷，所有的努力，所有的顾忌和过错，就像唐三藏站在天界的河边看自己的躯壳顺水流去的感觉，一种幡然而悟、憬然而惭的感觉。”但是，她认为“这最多也不过是一个正确认识的开端”。丁玲表示，要“牢牢拿住这钥匙一步一步脚踏实地的走快。”丁玲已经开始认识到自己身上的小资产阶级弱点的影响，从而也踏上了取得更辉煌成就的新起点。1944年6月27日，陕甘宁边区合作社主任联席会议在延安召开。丁玲和欧阳山也参加了会议，通过采访，丁玲写了记述靖边县新城区合作社主任田保霖的报告文学《田保霖》，欧阳山写了记述延安南区合作总社主任刘建章的报告文学《活在新社会里》。6月30日的《解放日报》刊登了这两篇文章。一直关注着文学家们进步轨迹的毛泽东，在看到这两篇文章后，于7月1日欣然命笔，致信丁玲和欧阳山：“快要天亮了，你们的文章引得我在洗澡后睡觉前一口气读完，我替中国人民庆祝，替你们两位的新写作作风庆祝！合作社会议要我讲一次话，毫无材料，不知从何讲起。除了谢谢你们的文章之外，我还想多知道一点，如果可能的话，今天下午或傍晚拟请你们来我处一叙，不知是否可以？”当天下午，毛泽东在和丁玲、欧阳山交谈时，高兴地对丁玲说：“这是你写工农兵的开始，希望你继续写下去。为你走上新的文学道路而庆祝。”后来，毛泽东还在延安的干部会议上讲道：“丁玲写了《田保霖》，很好嘛！作家要去写工农兵。”丁玲在与工农兵群众相结合，为工农兵群众服务的道路上不断进取，于解放战争时期写下了传诵一时的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
在座谈会之后，艾青致信毛泽东，希望到前线去。毛泽东回信说：赞成你去晋西北，但不宜走得太远，因同蒲路不好过。目前这个阶段，希望你蹲在延安学习一下马列主义，主要是历史唯物论，然后到前方，切实研究一下农村阶级关系，不然对中国战况总是不很明晰的。艾青于1943年3月9日，在《解放日报》上发表了长诗《吴满有》，介绍了边区著名劳动英雄吴满有的事迹。在写作过程中，他曾带着自己的诗稿，来到吴满有的家乡延安县南区吴家枣园村，向这位劳动英雄一句一句的念着自己的诗篇，征求他的意见，并不时做着修改，直到吴满有说了句：“没有意见了。几十年的事，被你一下写光了”，才算完成了自己的修改。这首长诗发表后，引起了广泛的赞誉和好评。后来，艾青又参加了秧歌队的工作，写了一篇《秧歌剧的形式》，他把自己的文章送呈毛泽东，请求指教。毛泽东于1944年5月27日就艾青的文章致信胡乔木，信中写道：“此文写得很切实、生动，反映了与具体解决了多年来秧歌剧的情况和问题，除报上发表外，可印成小册，可起教本的作用。”同时，毛泽东也指出：“最好把文尾附注移至文前，并稍微扩充几句，请与作者商酌。”同年6月28日，《解放日报》发表了艾青的这篇文章。毛泽东还当面肯定过这篇文章。艾青回忆说：“在一个晚会上，我遇见毛主席，他说：‘你的文章我看了，写得很好，你应该写三十篇’。”
曾经写过《还是杂文时代》这篇文章的作家罗烽，在座谈会之后，将他写的几篇文章《高尔基论艺术与思想》等送呈毛泽东审阅。1942年6月12日，毛泽东致信罗烽说：“我觉得关于高尔基的一篇是好的，这篇使我读后得到很大的益处。但其余的文章和这一篇的观点不大调和，我虽只看一遍，但觉有些是不明朗化，有些则论点似乎有毛病。我希望你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将自己的作品检查一番，对于你的前进是有益的。”这封既有鼓励肯定，又有批评帮助的书信，使罗烽获益甚多，成为罗烽在以后创作道路上的座右铭。
在参加座谈会之后，萧军受到了很大的启发和鼓舞。他在后来回忆说：“毛主席看问题深刻，文艺界那么多问题，他一抓就抓住了、抓准了。”他说：“事实证明，从那以后，大家都照着《讲话》的方向、道路和目标去做，果然收到了很好的效果。”1942年年底，萧军携全家来到延安县川口乡刘庄村，他自己上山开荒，妻子王德芬纺线，真正深入到了农民群众之中，并且和村里的农民交了朋友，亲如一家人。之后，他回到延安，进入中央党校三部学习。
欧阳山尊在参加了座谈会之后，奉命返回晋西北筹建鲁艺晋西北分院。离延之前，贺龙特别指示他要顺路向在绥德等地进行演出的“战斗剧社”的同志传达延安文艺座谈会精神。当年秋天，剧社的同志来延安汇报演出，先后演出了《丰收》、《晋察冀的乡村》等剧目，受到了中央领导和广大军民的欢迎。已从晋西北返回延安为鲁艺晋西北分院聘请教师的欧阳山尊和战斗剧社副社长朱丹、政治指导员成荫致信毛泽东，恳切地希望毛泽东给剧社工作以批评和指示。11月23日，毛泽东复信欧阳山尊、朱丹、成荫，信中说：“你们的信收到了，感谢你们！你们的剧我以为是好的，延安及边区正需看反映敌后斗争生活的戏剧，希望多演一些这类的戏。”毛泽东的复信，不仅是对战斗剧社演出的肯定，也为戏剧工作指明了前进的方向。
作为座谈会的亲历者，周立波是会议精神的模范实践者。他在1943年4月3日的《解放日报》上发表了《后悔与前瞻》一文。在文章中，他这样写到：“自从这个文件发表后，中国文学进到了一个崭新的阶段。许多作者从这文献中获得了珍贵的启示，受到了很大的教益，我是这些作者中间的一个。”1946年冬季，周立波在东北解放区参加土地改革运动。1949年5月，东北新华书店出版发行了他写的反映土改运动的史诗性长篇巨著《暴风骤雨》。这本书一出版，即不胫而走，传诵一时。并且成了土改工作队员的必备书。1951年底，该书荣获斯大林文学奖。
欧阳山在参加了座谈会之后，即来到边区合作事业的先进典型——延安县南区合作总社深入生活，并担任秘书和会计，她的妻子草明则任文书和夜校教员。火热的生活为他的文学创作提供了丰富的源泉。他在1946年写成的长篇小说《高干大》中，塑造了主人公高生亮这样一个人：“是一个平凡的人，是一个有缺点的人，但他是一个真实的人，是一个真正的革命农民。他忠于自己的理想，忠于自己的人民，敢和教条主义、官僚主义、封建迷信、贫穷疾病作斗争，把农村的合作事业办好。”欧阳山对自己塑造这个文学形象非常满意，他说：“我十分爱他，尊敬他。”在中国革命文学的艺术殿堂里，《高干大》占有着自己的一席之地。
参加了座谈会的何其芳和刘白羽，于1944年4月，奉周恩来的指示，来到重庆，向大后方的文艺工作者传达延安文艺座谈会精神，并调查国统区的文艺运动情况。在郭沫若的主持下，重庆的进步文艺工作者听取了座谈会会议精神的传达，在大后方的进步文化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郭沫若、茅盾等文坛巨匠都纷纷发表文章或谈话，表示要向人民大众学习，走向人民文艺。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精神的鼓舞和指引下，以延安为代表的解放区文艺界，百花齐放，出现了空前繁荣的崭新局面。“一九四三年，秧歌旱船闹得欢。”延安新秧歌运动，令人耳目为之一新。秧歌剧《兄妹开荒》、《夫妻识字》等风靡一时，历久常新。秦腔现代戏《血泪仇》、大型话剧《同志，你走错了路》、新歌剧《白毛女》和新编历史剧《逼上梁山》、《三打祝家庄》演出后，引起了巨大的反响。街头诗、街头画报、街头小说等大型墙报也走上了街头。著名小说《小二黑结婚》（赵树理著）、长诗《王贵与李香香》（李季著）的出版与发表，引起轰动，人们纷纷传阅，无不交口称颂。美术界的木刻年画、新“洋片”、连环画也进入了千百户老百姓的窑洞，成为群众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正如毛泽东1944年3月22日在中共中央宣传委员会召开的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指出的那样：“过去，成百成千的文学家、艺术家、文化人脱离群众。开了文艺座谈会以后，去年搞了一年，他们慢慢地摸到了边，一经摸到了边，就受到广大群众的欢迎。所谓摸到了边，就是反映了群众的生活，真正地反映了边区的政治、经济，这就能够起指导作用。”
斗转星移，光阴荏苒，历史总是在倔强地向前迈进。而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一直闪烁着夺目的光辉。邓小平于1979年10月30日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讲话指出：“我们要继续坚持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文艺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首先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坚持百花齐放、推陈出新、洋为中用、古为今用的方针，在艺术创作上提倡不同形式和风格的自由发展，在艺术理论上提倡不同观点和学派的自由讨论。”1996年12月，江泽民在第六次全国文代会、第五次全国作代会上讲话指出：“文艺界的同志要认真地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文艺论著，特别要认真地学习毛泽东同志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和邓小平同志《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词》。这两篇讲话，集中体现着我们党的文艺思想、文艺路线、文艺方针，是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独特贡献，将长期对我们的文艺事业发挥指导作用。”
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召开，特别是毛泽东的名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对中国的革命文艺直至当代文艺，都产生了难以估量和极为深刻的影响，在中国的社会主义文艺事业迈向更加群星灿烂、百花争艳的新世纪之际，人们将永远记住：1942年，杨家岭的那个春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