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佩良 黄卉青
陕甘宁边区是在中共中央直接领导下建立起来的模范的抗日民主根据地，对其他抗日根据地具有很强的示范作用。1942年5月4日至8月5日，晋西北抗日根据地绅士参观团对延安的“三三制”建设等进行了实地考察，对晋西北抗日根据地的民主政权建设等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1940年3月，中共中央发布了《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的指示，指出根据地的政权建设要实行“三三制”。开明绅士与中等资产阶级在抗日民主政权中属于中间派别，在政权人员分配上占三分之一。并且在各抗日根据地既实行减租减息等限制地主绅士剥削的新民主主义政策，又实行保护其合法的既得利益的统一战线政策。按照组织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要求，积极地把开明绅士这支力量纳入到根据地政权建设中来。
就陕甘宁边区来说，延安作为党中央所在地和边区首府，无论在政权建设方面，还是在经济文化建设方面都先行一步，是全国抗日根据地学习的模范。1941年，中共中央政治局批准了《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并发动边区各阶层人民群众充分讨论。纲领宣称：“本党愿与各党各派及一切群众团体进行选举联盟，并在候选名单中确定共产党员只占三分之一，以便各党各派及无党派人士均能参加边区民意机关之活动与边区行政之管理，在共产党员被选举为某一行政机关之主管人员时，应保证该机关之职员有三分之二为党外人士充任，共产党员与这些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不得一意孤行，把持主办。”这一纲领的颁布，标志着陕甘宁边区的抗日民主政权建设开始了一个新阶段。边区各阶层人民对施政纲领表示热烈欢迎。其中，延安的“三三制”民主建设是一个样板，开明的地主绅士积极参加政权工作，实践“三三制”。
对于其他根据地的绅士们来说，一方面，他们对宣传报道的陕甘宁民主政权建设十分欣赏；另一方面，由于其阶级地位和世界观的局限，他们有的不免顾虑重重，徘徊观望，对参加所在根据地的“三三制”民主建设缺乏信心与参照比较。为真正了解中共的底细和真诚与否，绅士们非常希望到延安实地参观考察，看看中共各项政策实施的具体情况与实效。1941年，先后有绥德绅士参观团、三边绅士参观团、陇东绅士参观团到延安考察“取经”。晋西北绅士参观团紧随其后。与前者不同的是，晋西北绅士参观团是跨根据地的参观团。
晋西北绅士参观团是由兴县著名绅士牛友兰先生发起的。牛友兰在抗战爆发后，曾积极支持根据地的抗日建设事业，成为晋西北有名的开明绅士。1942年4月，牛友兰出面倡议组织绅士赴延安考察访问。他的行动得到了晋西北各地绅士的积极响应，他们纷纷从各地到兴县集合。
至4月30日，集合起来的绅士有：兴县绅士牛友兰、刘少白、孙良臣、白朴生、刘秉衡、白玉臣、贾文德、任辑五，临县绅士刘佑卿，临南绅士樊如，离石绅士刘菊初、陈顾三，静乐绅士武润生等13人。中共晋西北党政军领导对绅士们的延安行十分重视并积极支持。5月1日至3日，军区司令部、行政公署、晋西北党委分别设宴为绅士参观团饯行。5月4日，开明绅士参观团正式动身出发，随行的还有《抗战日报》记者海云等人。
绅士参观团一行从兴县乘船，沿黄河顺流而下，6日到达葭县（即佳县），10日抵绥德，沿途受到各界人士的热烈欢迎。在绥德逗留休整一周后于23日抵达目的地延安，下榻交际处。24日，绅士参观团一行拜见了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副主席李鼎铭等，并遇到晋西北军事领导人贺龙。贺龙要求他们：不仅要参观，重要的还要带回去做。
5月25日，绅士参观团在交际处工作人员引导下正式开始考察参观。当天参观了纺织厂、自然科学院、边区农场和毛纺厂等。26日，参观团到日本工农学校参观，受到日本反战士兵的热情接待。28日，他们走访了边区参议会议长高岗。
6月1日，绅士参观团乘车下乡参观。2日至6日，参观团参观了边区政府教育厅、财政厅、边区银行、军事学院、行政学院和延安市商会等处，拜访了边区教育厅柳、贺连城正副厅长和财政厅南汉宸厅长。9日、10日，又访晤民政厅刘景范、解放日报社社长博古等，参观了鲁迅图书馆、解放日报社等地。6月13日至17日，参观了延大、鲁艺、中央医院、保育院、南区合作社等地。此后几天，绅士们在交际处稍作休息。
6月26日，中共中央派王若飞、杨尚昆及晋西北党委的林枫等人，在交际处邀请绅士参观团进行座谈，征求他们对地方党政的意见。
6月29日下午，朱德总司令在青年食堂宴请参观团，毛泽东出席了这次宴会。7月1日，中共西北局、边区政府、八路军后方留守处在参议会大礼堂联合举行晚会，欢迎绅士参观团。
7月8日，陕甘宁边区著名开明士绅、政府副主席李鼎铭先生来到交际处拜会绅士参观团。绅士参观团来到延安后，曾就从政感想及“三三制”等问题数次询问过李鼎铭先生。李先生在与绅士们的交谈中说：“从政半载对于共产党已有明确的认识，共产党是进步的政党。余今年虽60岁，但已决心和共产党患难与共、休戚相关。”李鼎铭用自己的切身体验，盛赞“三三制”并以自己的提案“精兵简政”获共产党重视，来证明共产党与党外人士、开明绅士合作的诚意。他说：“当我提此案时，曾趑趄至再，并经友人数度劝阻。但我在边参会上目睹共产党对于民主合作完全出于至诚，乃毅然提出，结果非但未遭反对，切受该党人士的热烈赞助，而经大会接受。”在漫谈中，李鼎铭说：“在政府中我为副主席，同时我又是地方人士，我在处理问题时，一为人民着想，二为政府着想，三为共产党着想。例如边区负担问题，不能说不重，但在抗战时期也不能算重，看到边区干部今日粗衣滥食，更不能说重。”李鼎铭先生的话给参观团的绅士们以深刻的教育，这对晋西北绅士们参政议政，摆正自己的位置，提供了一个范例。
7月9日下午，毛泽东主席亲赴交际处会见了绅士参观团一行。毛泽东首先握着团长牛友兰的手问：“你把孩子都送到延安了？”牛友兰说：“前后送来11个。”毛泽东说：“很好，欢迎你全家革命！”随后，毛泽东就绅士们关心的问题，如：抗战何时胜利、胜利后的国内团结、“三三制”民主政权、减租减息等问题作了回答。这次谈话，从下午4点直至晚上9点，长达五个小时。消除了环绕在他们心头的疑团。毛泽东的领袖风范，给绅士们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7月13日，晋西北绅士参观团完成了预定的考察访问任务，在延安的晋西北军政领导人贺龙、林枫在交际处为绅士们送行。在宴会上，贺龙、林枫分别致辞，对绅士们提出了要求。希望绅士们对晋西北根据地的建设能够群策群力，本着大公无私精神，一切为了战胜敌寇而奋斗。希望绅士们把在延安看到的宝贵的东西，带给晋西北所有的绅士和每一个群众、战士及工作者。
在延安参观期间，热爱读书的绅士们，对延安出版的新书报产生了极大的兴趣，纷纷到书店购买。鉴于这种情况，新华书店赠送诸绅士《论持久战》、《论新阶段》、《新民主主义论》每人各一本。王若飞还各赠绅士们苏联版《联共（布）党史》一本。
14日，打点好行装的晋西北绅士参观团一行乘车北返晋西北。为送别参观团，《解放日报》还专门发表了《送别晋西北绅士参观团》的社论，要求绅士参观团转达边区人民对晋西北人民的问候，要求晋西北人民坚持抗日，艰苦奋斗，团结一致，争取胜利。
晋西北绅士参观团一行基本上按原路返回，途经绥德时，受到群众的热烈欢迎，绅士们在此又作了逗留，畅谈对边区的观感，传播延安的经验与精神。经过近20天的停停走走，8月4日、5日，参观团一行分两批返回了出发地兴县，顺利地完成了考察任务。这次考察，绅士们在延安共留驻55天，先后参观了38个单位。为迎接绅士参观团的圆满归来，晋西北机关报《抗战日报》发表了《欢迎绅士参观团归来》的社论，希望绅士参观团成员根据去延安的收获，对晋西北的工作加以批评并向政府多作建议，以便求得工作的改进；希望参观团成员回到本地后，详细宣传共产党的主张，团结在根据地抗日民主政府周围，为抗战最后胜利做贡献。
晋西北绅士参观团的延安之行，使绅士们增长了见识，学到了东西。其作用正如参观团副团长刘少白在绥德逗留时所说，过去不了解或者了解不深刻的东西，都得到详细的认识，尤其对共产党与其他党派的赤诚合作，更使自己深受感动，过去对共产党的许多误解，完全一扫而光。这次在延安见到了许多首长，都非常和蔼谦虚，特别是毛主席的博识儒雅谦和，朱总司令的诚恳踏实，林主席的温良恭俭让，李副主席的真诚，给了自己很深刻的印象。现在他对共产党与党外人士合作之诚，已绝不置疑。
晋西北绅士参观团回到兴县后，8月9日至15日，晋西北党、政、军、民及文化界举行了热烈的慰问，设宴洗尘，并开座谈会，请诸绅士谈此行的观感及对晋西北的希望。牛友兰先生以绅士参观团团长的身份向晋西北党政军首长致谢，愿意把延安见到、听到的向民众解说，并积极参加工作，和政府一道努力抗战建国。刘少白在讲话中说：“我没有带回东西来，延安好的东西太多，带不动，而且不知如何带，……今天只以一个‘诚’字，贡献给大家。”随后，他以共产党推行“三三制”和党外人士推诚相见等具体事实，作了生动的说明。刘佑卿说：“从我亲眼所见的事实中，我对边区不分阶级不分党派不分性别的民主政治，真是感动极了，毛主席所说：共产党只有与党外人士合作的义务，而无排斥党外人士的权利，给了我最深刻的印象。”
在认识到共产党的真诚与进步之后，牛友兰、刘佑卿、孙良臣、刘菊初等先后在晋西北中共机关报《抗战日报》上撰文，盛赞中共的各项建设成就及在延安的观感和对晋西北根据地的建设意见。
1942年10月，晋西北临时参议会在神府县召开，进行“三三制”政权的选举工作。参加绅士参观团的绅士们在这次选举中，大都榜上有名：刘少白任参议会副会长，陈顾三、刘佑卿、孙良臣、刘菊初、樊如等分别任参议会常驻议员或行政委员。
此后，绅士参观团的绅士们在晋西北根据地建设中，发挥了很好的表率作用。如为制止地主绅士向农民夺地，刘少白发表谈话指出，绅士参议员应为执行法令的表率。1943年2月，在兴（县）临（县）保（德）各地的劝募公债活动中，牛友兰身先士卒，积极推动认购活动。同年5月，在根据地各界的拥军大潮中，孙良臣说服家人带头减租减息，把自家多余的土地献出来，并带头交公粮、交好粮。他说：“八路军和抗日部队在前方浴血奋战，不能叫八路军的战士饿肚子，我们理应多交公粮，以此支援抗日战争。”除此之外，他还动员自己的家属带头做军鞋，缝军衣，给当地驻军担水、做饭。为此，他在《抗战日报》上发表了《我们怎样拥军》的文章，从交公粮要交好粮、做鞋要耐穿等方面提出了具体要求，促进了拥军工作的开展。
（作者：延安革命纪念馆副研究员；馆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