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鼎铭先生是陕西米脂人，自幼聪明好学，是清末秀才。但他不为“八股”狭隘圈子所束缚，刻苦钻研，自学精通了医学、代数、几何、三角及高等数学，先后在榆林、绥德中学任教，后任榆林道尹公署顾问、科长等职。由于他公正无私、不畏强权、嫉恶如仇，深受当地群众敬重。1941年在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上当选为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李鼎铭先生上任之际，党中央到达陕北已达6年，由于边区长期处于相对和平的环境，一些干部和群众对军队保卫边区必要性的认识逐渐淡薄，对军队的支持和援助也相对少了。拥护军队，优待抗属的工作也有所松懈，甚至还发生了被动应付埋怨军队的现象。特别是1941年皖南事变后，国民党停发了八路军军饷。军队机关二三十万人的开支全要边区来解决，边区财政不堪重负，人民负担日益加重。加之军队中一些领导同志的军阀主义倾向和本位主义观点，曾不同程度地侵犯了群众利益，造成政府和群众与军队之间的一些矛盾和隔阂。为改善军民军政关系，加强军民团结，稳定军心、民心，党中央及时提出“拥军优属，拥政爱民”的伟大号召。李鼎铭先生积极响应，全力支持。他一面利用一切可利用的机会和场所，宣传八路军抗战为人民的业绩，一面同林伯渠主席从政府的角度制定出一系列“拥军优属”的措施和办法，并能主动站在自我批评的基础上检查工作。一次，在政府工作与简政方案会上，他明确指出：“在军民关系上，忽略了一切服从战争的原则，忽略了军人的困难，因之对军队的爱护和拥护不够”，“要拥护军队，首先要干部尊重军队，教育人民拥护军队。政府尽可能帮助军队解决困难。”并特别指出：“政府还应举行拥军运动，为今后拥军工作建立思想和组织的基础。”在边区第一届劳动英雄大会上他诚恳地告诉大家：“我们的党、政、军、民是个大家庭，谁也不把谁当外人看待……为了劳苦大众的利益……军队上一方面用血肉保卫边区，一方面实行拥政爱民，自己生产，自给自足，减轻人民负担，还帮助老百姓耕地收割，一点报酬也不要，这样的军队我是没有见过，所以我们要尽心尽力拥护军队。”一个党外人士，对我们党领导的军队有如此诚恳的态度，如此关爱的心情，我们的共产党员，党的干部还有什么不可理解的呢。李鼎铭先生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1942年，他在南泥湾疗养时，经常深入部队了解对政府和干部的意见。一次，他发现驻地部队一位战士身有残疾，工作十分吃苦。经了解得知，他家46口人被日本鬼子杀了43口，逃出了他们3人，但相互也失去了联系，他孤身一人，又在战斗中负了伤。李鼎铭先生看在眼里，疼在心上。返回延安后立即和有关单位负责人协商解决，他说：“人家负了伤，南泥湾又太潮湿把他调到延安，让他成个家，留个后嘛。”并亲自协调调动。这位战士调到延安后，非常感动，从此更加刻苦学习，认真工作，不久就被提拔为营级干部。他写信给李鼎铭先生说：“部队就是我的家，革命处处有亲人。”并表示永远不忘李副主席的关怀，为抗战胜利奉献自己的毕生精力。
1943年春，李鼎铭和林伯渠代表边区政府组成慰问团到南泥湾慰问驻军。当他看到战士们房屋简陋，生活俭朴，但斗志昂扬时，深受感动。深有感触地说：“军队是建设边区、保卫边区的中坚力量，军民团结则是夺取抗战胜利和自卫战争胜利的保证。”回延后，他又高度赞誉了三五九旅艰苦奋斗，克服困难的革命精神，号召边区干部和人民向军队学习。他在西北局举行的欢迎党外人士宴会上，激动不已地说：“自古当兵叫做吃粮的，于今咱们边区军队不仅打仗是模范，而且节约和帮助老百姓也都是模范，三五九旅去年用南瓜、洋芋做饭，就节省了3000石细粮，我亲自看到他们开荒、节省民力及拥政爱民的实际精神，真使我五体投地。”李鼎铭先生的言行，深深地感动了边区的部队。1945年，八路军留守兵团直属队政治部，敲锣打鼓地将一面“民主典范”的光荣匾送给边区政府。这一光荣匾既赞扬了林伯渠、李鼎铭等边区政府领导人的民主作风，也颂扬着他们拥军优抗的模范事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