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吉思汗划分四子封地时，大儿子术赤的封地在额尔齐斯河以西、花剌子模以北，直到蒙古军马蹄最远的地方。1235 至 1242 年，窝阔台派遣术赤第二子拔都率领蒙古大军进行第二次西征，占领了乌拉尔河以西伏尔加河流域不里阿耳、钦察等部族，且征服了斡罗思（即俄罗斯）等一些地方。
1242 年夏，拔都得知窝阔台汗去世，带军回国。
1243 年初，拔都到达伏尔加河下游，置没萨莱城（今阿斯特拉罕附近）为首都，正式建成了东起额尔齐斯河、西到多瑙河、南辖克里木半岛和北高加索的钦察汗国。
由于拔都所在的穹帐使用金顶，所以钦察汗国也被叫作“金帐汗国”。在钦察汗国境内生活着不里阿耳人、花剌子模人、莫尔多瓦人、希腊人、阿速人、俄罗斯人、康里人、钦察人、蒙古人等各族人。
当忽必烈和阿里不哥还在为汗位打得不可开交的时候，钦察汗国早已经进入了别儿哥（拔都之弟）的统治时期，别儿哥表面上看似拥护阿里不哥，但事实上对阿里不哥同忽必烈的汗位之争并不关心，只是向双方派出使者进行协调。随后，钦察汗国同伊利汗国为争夺高加索地区发生了战争，因为伊利汗国是忽必烈同母弟旭烈兀建立的，因此影响了钦察汗国与元朝的关系，钦察汗国开始对忽必烈进行防备。
忽必烈为了打败阿里不哥及西北诸王，就表面上承认钦察汗对其地区的统治权。
至元三年（1266），别儿哥死后，拔都之孙忙哥帖木儿登上皇位，正式得到忽必烈册封。
海都叛乱时，忽必烈与钦察汗国联合一起打击海都，连续四次派遣铁连出使钦察汗国。
铁连是乃蛮人，曾当过拔都王傅，是术赤系家臣。
铁连到达钦察汗国，告以海都叛乱之事，请求忙哥帖木儿出兵夹攻，忙哥帖
木儿马上表示，“祖宗有训，背叛的人要被杀死。如通好不从，举师以行天罚，我即外应掩袭，剿绝不难矣。”
后来，忙哥帖木儿虽曾一度出兵征战，但不久就与海都和好，与海都联合攻打察合台后王八剌，不久又和海都、八剌在答剌速河畔举行聚会，在会上划分了他们在中亚地区的势力，并支持八剌进攻伊利汗国。
至元十三年（1276 年），皇子那木罕与丞相安童率兵抵御海都，因为蒙哥之子昔里吉叛乱，皇子那木罕被劫送到和海都联盟的钦察汗国，拘押八年，直到至元二十一年（1284 年）脱脱蒙哥在位时，才把那木罕遣送还朝。同时，脱脱蒙哥给忽必烈写信，表示臣服。自此，钦察汗国与元廷的关系走上正常的发展轨道。
忽必烈时期，虽然同钦察汗国的关系颇为紧张，但并没有影响双方的经济、政治、文化交流。
这一时期，钦察汗国的经济制度、主要政治与组织，都是仿照大汗之廷规制定的。在元朝通行的驿传制度也在钦察汗国生了根，忽必烈发行的纸钞亦开始在钦察汗国的大地上流通，火药与火器也先后传到钦察汗国，俄罗斯等武士都从蒙古人那里学会了铁火罐等使用火药引起燃烧与爆炸的新式火器。
不少元朝工匠被迁到钦察汗国，在那里从事铜镜制造、武器制造等工作。俄罗斯等贵族开始采用东方服饰，也穿起了长衫、皮靴，戴上了圆帽，扎起了腰带，配上了桦皮弓与蒙古弯刀等。钦察汗国的人们也养成了喝茶的习惯。内地的经济与文化对钦察汗国的影响较大。
钦察汗国的文化对元朝影响很大。阿速、钦察、俄罗斯等族将士和工匠大量入居元朝，忽必烈时期，曾有大量钦察人跟随忽必烈征伐大理与南宋，忽必烈曾把钦察人单独组建一军，都列入宿卫军。
到元二十三年（1286 年），特立钦察卫，有行军屯田三所，千户十九所，又曾调集一千五百一十二名卫士在清州等地屯田等。忽必烈也把阿速人组建的军队列为宿卫军，至元九年（1272 年），设立阿速拔都达鲁花赤，招集阿速正军三千多人，又选阿速揭只揭了温怯薛丹军七百人，随从忽必烈车驾，宿卫京城等。
忽必烈时期，属于钦察汗国地区的、服务于元廷的著名将领与大臣、科学家也不少，其中影响巨大的有土土哈与不忽木等人。
土土哈是钦察人，班都察之子。拔都西征时，班都察投降蒙古，后来转到忽
必烈帐下，从忽必烈征伐大理与南宋。
中统元年（1260 年），土土哈也同其父随从忽必烈征讨阿里不哥，并立了大功，因而承袭父职成为宿卫哈剌赤长。
到元十四年（1277 年），海都叛乱时，土土哈率钦察军千人从伯颜北征，在追击脱脱木儿及昔里吉时，很有战功，得到许多赏赐。
后来，他被提升为枢密副使兼钦察亲军卫都指挥使，得到自任族人为官属的特权。又在哈丹、平定乃颜叛乱和抵御海都等西北诸王叛乱斗争中立下很大功劳，受到忽必烈的多次赞扬。
不忽木出身于西域康里贵族。“康里，即汉高车国也”。高车，也叫作丁零，魏晋以后称铁勒、敕勒等，南北朝是突厥所并，隋时发展为回纥，在反抗突厥的斗争中不断壮大。
唐德宗时改叫作回鹘，元朝时大部分发展为畏兀儿，其中一部为康里。
不忽木的祖父海蓝伯与父亲燕真均为成吉思汗所俘，燕真被赐给庄圣皇后（即忽必烈母唆鲁禾帖尼）抚养，后来送给忽必烈为侍从。所以，不忽木在忽必烈身边，并给事太子真金之东宫，从学于大儒许衡、王恂等，是儒家的忠实信徒。
忽必烈晚年提拔其为中书平章政事，不忽木为忽必烈晚年的政治稳定作出了重要贡献。
钦察汗国地处欧亚北路交通要冲，欧洲商人与使节大多取道钦察汗国来元朝，他们走这条路尽管比较艰难，但很安全。
元人前往欧洲，也有一些人通过钦察汗国。其中有的商人先把货物运到钦察汗国，再转运到元朝；元朝商人也将货物运到钦察汗国，再转运到欧洲等地。
所以，钦察汗国的首都萨莱成为沟通东西的国际性都市，输入产品很多，成为重要的中转战。
钦察汗国在沟通欧亚交通，促进欧亚政治、经济与文化交流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
伊利汗国是忽必烈的三弟旭烈兀建立的。一二五二年，蒙哥汗派遣旭烈兀率领蒙古大军进行了第三次西征，在成吉思汗与窝阔台汗时期就用武力占领波斯大部分领土，旭烈兀又在此基础上，统率“铁骑旋风”，一路所向无敌，攻陷报达（今伊拉克巴格达），灭掉黑衣大食（阿拉伯帝国阿拔斯王朝），之后，旭烈兀又
分兵攻进叙利亚等地。
蒙哥死后，忽必烈与阿里不哥开始了汉位之争，忽必烈为取得旭烈兀等人的支持，派人告知旭烈兀道：“各地区有叛乱，从质浑河（阿母河）岸到密昔儿（埃及）的大门，蒙古军队与大食人地区，应该由你掌管，要用心防守，以博取我们祖先的美名”。
正式答应将阿母河以西直至埃及边境的波斯地区的蒙古、大食等军民划归旭烈兀统治，于是旭烈兀正式建立了伊利汗国。
伊利是突厥语“从属”之意。旭烈兀以“伊利”为汗国名称，显示他愿意隶属于大汗忽必烈。确实，在一切的宗藩之国中，伊利汗国同元朝的关系最为亲密，在忽必烈同贞阿里不哥、北方诸王斗争中，伊利汗都始终站在忽必烈一边。
自旭烈兀以后，伊利汗国的汗王即位，都一定要接受元朝册命才能升效。《史集》记载，旭烈兀以后，诸王与大臣们都一致拥护旭烈兀的长子阿八哈继承汗位，阿八哈说：“忽必烈汗是长房，未经他的许可怎能登上汗位呢？”后来在诸王与大臣们的强烈拥戴下，阿八哈同意继承汗位，但要权摄国政，便派使向忽必烈报丧，请求忽必烈册封他为汗。
“在忽必烈合罕陛下的急使送来以他合罕名义颁布的玺书前，他坐在椅子上治理国家”，始终不肯坐大汗宝位。
直至忽必烈派来使者“带来了赐给阿八哈汗的诏旨、王冠和礼物，让他继承自己的光荣父亲成为伊朗地区的汗，同时让他沿着父祖的道路前进”，阿八哈才“再次登上汗位”，正式举行即位大典，“照例举行了欢庆仪式”。不久，伊利汗接受元朝大汗册命，正式形成制度。
忽必烈在册命伊利汗登基时，又颁给伊利汗印玺作为权力的象征，忽必烈相继赐给伊利汗的印玺有“辅国安民之宝”与“王府定国理民之宝”等。
那时规定，在伊利汗颁发的诏敕、国书中，都要把元朝大汗列在他的前面。
如到元二十六年（1289 年），伊利汗国阿鲁浑汗给法国国王菲力四世的国书中，开头便写“长生天气力里，大汗福荫·里，阿鲁浑谕法朗国国王”。伊利汗的铸币上，也把元朝大汗之名放在旭烈兀之前，其上阿拉伯文日：“伊儿汗大旭烈兀、最大可汗”。
凡此种种，充分说明元朝同伊利汗国的关系是一种宗藩关系。
元朝同伊利汗国关系一直很不错。官吏任用也交换使用。
打个比方说，阿八哈汗曾经派遣伯颜入元廷奏事，忽必烈见伯颜体貌雄伟，奏事清楚机敏，极其欣赏，就留在自己身边使用，后来任命为灭宋统帅及丞相、枢密院长官等，成为忽必烈一朝非常著名的人物。
忽必烈也曾派遣撒儿塔和奥都剌合蛮等到伊利汗国，钩考他在伊利汗国的属民和分户应缴的财物。
到元二十年（1283 年），忽必烈又派丞相孛罗与拂林人爱薛出使伊利汗国，爱薛充当翻译。两人到达伊利汗国，见到阿鲁浑汗，倍受他的欢迎，阿鲁浑汗便奏请忽必烈，把孛罗留下作为自己的丞相。
此后，孛罗丞相定居伊利汗国，相继辅佐阿鲁浑、亦邻真朵儿只（海合都）、拜都、合儿、合赞班答（完者都）等人治国，为伊利汗国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忽必烈同伊利汗国交往非常频繁，促进了双方经济、政治与文化的交往与发展。元朝的经济、政治与文化制度对伊利汗国影响颇深，其汗廷的组织与制度，与蒙古差不多，选汗的忽里台制度与汗即位仪式等都沿袭蒙古制度，也同元朝差不多一样。
伊利汗国定都桃里寺（今伊朗阿塞拜疆大不里十），以蔑剌哈为陪都，也模仿忽必烈实现冬夏两都巡幸制度。
同时，陵墓的禁地设置、宗王出镇与分封制度、后妃的守宫继位、达鲁花赤制度、四怯薛制度、崇信佛教、驿传牌符制度及对各种思想兼容并蓄政策、军户的份地采邑制度、斡脱制度以及风俗方面的妻后母、兄死妻嫂、饮金屑酒宣誓、萨满占卜等，大体都相同。
伊利汗国还把忽必烈所行钞法搬移过来，也采用雕版印刷纸钞，发行全国。
伊利汗国发行的纸钞完全仿照元朝至元钞，长方形，上面也有汉文“钞”字，四周纹饰照样刻印，只是多了一个阿拉伯文的年份。
钞面价值从半个迪尔汉到十个第纳尔不等。这是在辽宋金元以外的世界上第一次发行纸钞，具有重要的意义。
忽必烈在将元朝政治、经济与文化传播到伊利汗国的同时，大量吸收了伊利汗国的科技与文化。在忽必烈出兵灭宋时，就曾遣使向阿八哈汗征用炮匠，阿八
哈汗即遣回回炮手亦思马因、阿老瓦丁等赴元朝应命，把回回炮技术传入元朝。
伊利汗国的天文学成就很大，忽必烈让来自叙利亚西部操阿拉伯语的拂林人爱薛掌管西域星历和医药二司，由此把回回天文历算介绍至元朝。
随后，西域天文学家札马鲁丁根据回回天文学撰成沥年历进献给忽必烈。
后来，郭守敬创制锻时历之时，大部份天文知识来自伊利汗国。
忽必烈在恒星观测方面开始编制星表，主要是学习撒马尔罕与马拉格天文台的经验而后才开始的。
郭守敬改革与设计的十三架天文仪器，在其数量上同马拉格天文台相同，功用也大体一样，其中简仪非常著名，事实上是在学习马拉格天文台的黄赤道转换仪而后制成的，因为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故称简仪。
伊利汗国的医药学也很著名，当时，大量传入元朝，使元朝的医药学有了进一步发展。
在忽必烈时期，有很多的伊利汗国境内的阿拉伯、波斯等各族人进入元做官、经商、行医和从事各种手工业等，还有不少汉族文人、官员、工匠与商人等留居伊利汗国，双方关系处理得很融洽，经济文化交流发展十分快，对促进双方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发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伊利汗国为欧亚南路交通要冲，通过伊利汗国境内的传统的“丝绸之路”，到过从波斯湾到广州、泉州的海路都非常活跃。
忽必烈曾经派遣扎木呵押失寒、崔杓持金十万两，通过伊利汗阿八哈市到过狮子国（今斯里兰卡）。又曾经颁给列班·扫马和马忽思二人铺马圣旨，同意他们赴耶路撒冷朝圣。列班·扫马通过伊利汗国出使罗马教廷与英法等国，加强了中国与西方各国的往来。
忽必烈通过伊利汗国，的确为中西的发展及其经济、政治与文化交流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巨大贡献。
高丽是九一八年由王建建立的政权，都城置于开京（今朝鲜开城）。
高丽政权的建立，相继灭掉新罗与百济，统一了朝鲜半岛。
当蒙古军队进入中原灭金取宋之际，高丽处于高宗王暾统治时期。
元太祖十年（1215 年），成吉思汗率军攻金朝首都中都（今北京），十一年，一部分反蒙契丹武装逃到高丽，占领江东做为已有。
元太祖十三年（1218 年），成吉思汗为灭这支反蒙武装，派遣哈札剌、哈只吉等率领军队进入高丽，哈只吉请求高丽出粮、出兵援助，于是蒙古与高丽联合镇压了这支反契丹武装。事后，哈只吉曾表示，与高丽互为友好之邦。
但是，成吉思汗不愿意高丽与他地位相同，令高丽为臣下之国，并派遣使者催督高丽向蒙古缴纳岁贡，所以，引起蒙古和高丽的连年战争。
当时的高丽并不是蒙古的对手，高丽国王王恳只把将世子（即王储，相当于汉人的太子）王倎派到蒙古作人质，来获得暂时安宁。
中统元年（1260 年），忽必烈即位，正值高丽国王王恳死亡。陕西宣抚使廉希宪向忽必烈建议说，高丽国王王恳曾遣其世子王倎入觐以为人质，现已三年。
现在王恳已死，若乘机礼送王倎归国，帮助他继承王位，王倎“必怀德于我，是不烦兵而得一国也”。忽必烈觉得很有道理，于是决定改变以前对高丽的征讨政策，实行挟植驯顺国王的招抚政策。于是，忽必烈盛礼馆待王倎，派兵护送归国，帮助王倎当上了高丽的国王，即高丽元宗。
忽必烈扶植王倎（后改名王植）即位以后，发布诏书，表示“布德施恩，解仇释憾”，答应王植可以恢复高丽往日疆土，确保其家族安全等，但高丽必须“永为东藩”。
王倎都高兴地答应了。以后，蒙古与高丽结束了几十年的战争，两国进入宗主与藩邦的和平时期。
王俱当上高丽国王之后，除自己亲自向忽必烈朝觐以外，还派世子王椹（又名王賰，后改名王昛）等人到元朝觐。
中统元年（1260 年）六月，王倎派遣世子王椹用自己改名王植的事写成文章告诉忽必烈，这是王椹第一次使元。
到元朝六年四月，王椹又一次入元朝觐。
六月，高丽权臣林衍由于不满意王植附元，用武力逼迫王植退位，改立王植弟弟安庆公王渭为国王。
林衍害怕元朝不满意，撒谎说王植病危，不得不传位给王渭，并上书元朝，企图骗取忽必烈批准。这时，王椹已离开元朝首都（今北京）回国，当王椹走到婆娑府（今辽宁丹东一带）时，听说国内发生政变，并了解到实情，立即返回元朝首都向忽必烈报告。
忽必烈听后大怒，立即派遣斡朵思不花、李谔等到高丽了解情况，随后，敕令王椹率兵三千，与大将蒙哥都等人去征伐高丽，解决高丽政变问题。同时，忽必烈又派遣中宪大夫、兵部侍郎黑的等人持诏前往高丽，让王植、王渭、林衍同时入“面陈情实，听其是非”，又遣头辇哥国王等率领大兵压境，如果三人不按时上朝，即用武力解决。
林衍心虚，不敢来朝，不得不废弃王渭，重新让王植恢复王位。林衍不久病死，其子侄和同党不是被处死，就是被流放，发动政变的人受到了应有的惩罚。
接着，忽必烈令忻都、史枢为凤州（黄海风山道）等处经略使，领军五千屯田于金州；又令洪茶丘领民二千屯田，而以阿剌帖木儿为副经略司，作总的管辖，从政治、军事方面加强对高丽的控制。
忽必烈帮助王植恢复了王位，令王植非常感激，至元七年（1270 年）初，亲赴大都（今北京）拜见世祖皇帝忽必烈，表示感谢，同时上书中书省为世子王椹请求赐婚，恳请世祖皇帝把公主嫁给自己的儿子。忽必烈见高丽王请求和亲，想通过这种政治联姻将高丽对元朝的依附关系进一步巩固下来。他没有拒绝，只是说通婚是件大事，不能因为来京办其他事而顺便求婚，这样很不郑重，如果确实想联姻的话，就请国王回国后再派使者专程前来求婚。
随后，王植派使臣同世子王椹赴元廷求婚。经朝觐，忽必烈见世子王椹不但一表人才，又甚懂礼仪，旋即受到上等仪式招待。在元期间，世子王椹赢得了忽必烈的多次召见。王椹才思敏捷，谈吐非同一般，尚且又彬彬有礼，倍受忽必烈的欢心，他还主动改穿蒙古服装，学习蒙古族的一些风俗习惯等等。
王椹在元朝居住接近一年，至元年九月初返回高丽。十二月。王椹再次回到元朝。到至元十一年（1274）年五月，忽必烈把自己的女儿忽都鲁揭里迷失伪阿速真妃子所妃嫁王椹。通过和亲，两国的关系更加密切了。
至元年十一年（1274 年）六月，王在大都结婚不到一个月，王椹的父亲王植就病死了。王植在遗嘱中明确指出由王椹继位，在给元朝上奏的遗表中也说王椹“送终，可付后事”，请求元朝尽快批准王椹为高丽国王。七月，忽必烈下谕旨，正式册封王椹为高丽国王。
八月，王椹回到高丽，举行盛大的登基典礼，正式即位，成为高丽史上的忠烈王。
忽必烈从用兵卫送王椹回国即位到将附马王椹扶上高丽王的宝座，使元朝和高丽的关系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可以说，忽必烈时期，是元朝和高丽两国最为友好时期。
然而，忽必烈时期的两国友好却是不平等的，一个是宗主国，一个是臣下的藩国，忽必烈决不能容忍一个藩国的国王与他平起平坐，因此，在政治缺席以及风俗习惯等方面都做了不同规定。
高丽国王过去模仿中国帝王，自己称自己为“朕”，对下面的指示命令日“宣旨”，国王宣布的减罪免罪令称“赦”，百官向国王的报告和建议也称“奏”。忽必烈认为高丽国王作为藩王不应该使用这些字眼，命令将其改正。
高丽国王只好无条件的顺从，把自称的“朕”改为“孤”，把对臣子的命令“宣旨”改为“王旨”，把减免罪恶行的“赦”改为“宥”，把百官向国王报告和建议的“奏”改为“呈”。
在政治缺席方面，忽必烈虽然允许官僚机构的高丽保留原有的政权机构和制度，但“派遣使臣下诏书，凡省、院、台、部官名爵号，与朝廷类似的要改正”，高丽于是将政府官称改为佥议府、密直司、监察司等。元朝又在高丽首都及其重要地区派驻达鲁花赤，用以监视高丽国王和各级官吏，干涉高丽军国大事。
后来，为了进行远征日本的准备和军事部署，忽必烈特设征东行中书省，以高丽国王为丞相，高丽是元朝的一个特殊行省。
忽必烈规定，高丽要向元朝送纳质子，输送粮饷，赞助军役，定时向元朝朝贡等等，因此，忽必烈将驿站制度推广到高丽，使交通更为便捷。忽必烈规定，高丽需使用元朝历法，每年都向高丽颁赐国历。所以高丽为臣下之国，因为这样，高丽国王在接见元朝诏使或达鲁花赤时，都是对面而坐，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分庭抗礼”。高丽国王和元朝大臣分庭抗礼，说明高丽国王已经降到和元朝大臣平等的位置。
后来，因为忠烈王王椹成了天子忽必烈的驸马，接见元朝诏使与达鲁花赤时，王椹坐北向南，元朝诏使与达鲁花赤则分列东西相向而坐，改变了以前高丽国王的地位，但不能和元皇帝平起平坐。
忽必烈时期，元朝和高丽两国地位不等，但双方关系非常友好，双方人员往来很多，不少高丽人到元朝学习并在元朝做官，元朝也有不少人到高丽做官。高
丽使节频繁人元朝觐，特别是尚公主的忠烈王王侣，相继十一次入元朝觐，并且引经据典地说，“朝觐，诸侯享上之仪；归宁，女子事亲之礼”，要求与公主一起入元。这些使节人元朝觐，规模都大，并都带去很多礼物，凡是高丽有特点的产品以及金银财宝等，数量都很多。元朝更是以天朝大国自居，每次都给予来使大量回赐。
事实上，每次使节往来都是一次重要的经济文化往来。如此，元朝同高丽的经济文化交流一派和平。
两国虽然语言不通，但相互往来拉近了彼此的距离。
汉字在高丽普遍通行，政府设有各级各类学校，以《资治通鉴》为课本，学习唐宋经验，实行科举，用儒学取士。
元朝至元十七年（1280 年），高丽国王曾下令，“今之儒士，只习科举之文，没有精通经史者。其令通一经一史以上者，教育国子”。
在全国全面推行儒学教育。蒙古族的一些风俗习惯也在高丽慢慢流行。
同时，元人从高丽人身上也学到了不少东西，像高丽的音乐舞蹈，对元人产生了较大影响。火熊皮、金漆、香樟木、蜃楼脂（鲸鱼油）等物品的输入，也使元朝的物质更加丰富。
忽必烈一改原来对高丽的征伐政策，在高丽寻求忠实的代理人，并与之和亲，可谓是一种明智之举。这种和平友好政策同杀伐政策相比，应该是进步的。特别是忽必烈与高丽和亲，对后世影响更大。
忽必烈以后，元朝皇帝很多次把公主下嫁给高丽国王为妃。蒙古亲王乃至元朝皇帝，也有多人娶高丽女子为妃，到元朝后期，甚至有二位高丽女子成了元朝皇帝的皇后。忽必烈以后的两国关系，就是依照这种“甥舅之好”或“表兄弟之好”的姻亲关系向前发展着，但也能看出，忽必烈与高丽的交往是不平等的，对高丽人民的剥削与蹂躏极其严重，这是由忽必烈剥削阶级的本质所决定的，应该予以抵制。
自成吉思汗以来，蒙古统治者就把扩大统治范围看成是一种非常光荣的事，蒙古统治者除了对中原用兵以外，还把兵锋指向西方各国，大规模发动战争。
忽必烈即位以后，不再西征，开始同欧洲各国进行友好往来，可是他并没有放弃对亚洲各国的征伐，他想成为整个亚洲的大皇帝，就是在这种思想驱使下，
大规模攻击日本。
忽必烈臣服高丽以后，也想用同样办法去征服日本。
至元三年（1266 年），忽必烈用兵部礼部侍郎殷弘为国信使，侍郎黑的配以虎符和金符，持国书出使日本。
忽必烈在国书中明确表示了与日本“通问结好”之意，没有明确的说日本臣服于元朝，但以高丽为例，暗寓其意。黑的与殷弘持书到达高丽，以高丽枢密院副使宋君斐、借礼部侍郎金赞为向导，前往日本，结果没有到达日本，中途就折回来了。
至元五年（1268 年）九月，忽必烈再次命黑的、殷弘持书去往日本。二人到达日本对马岛，日本人对他们很不友好，拒不接纳，二人见此情景，非常气愤，活捉了塔二郎、弥二郎二个日本人，去往高丽，然后回归本土。忽必烈听说黑的、殷弘劫持二个日本人而回，觉得太不礼貌，于是在至元六年（1269 年）六月命高丽金有成带着中书省牒文将那两个日本人送回去。
金有成至日本，日本人不但没有友好相待，还将金有成拘留在太宰府的守护所。
金有成出使日本，长期没有消息，忽必烈便想派使臣去日本询问。恰逢这时高丽发生政变，权臣林衍废弃高丽国王王植重新设立他的弟王渭。忽必烈只好暂缓遣使日本，全力解决高丽政变问题。
至元六年（1269 年）十二月，忽必烈处理完高丽政变，便命秘书监赵良弼持书去往日本。忽必烈在国书中又写道：
盖闻王者无外，高丽与我既然是一家，王国实为邻境，所以曾经寄信使其修好，为疆场之吏抑而弗通。所抓的两个人，敕有司慰抚，俾赍牒以还，于是又没有音讯了。继欲通问，属高丽权臣林衍构乱，坐是弗果。岂王（指日本国王）亦因此辍不遣使，或已遣而中路梗塞，皆不可知。不然，号知之国，王之君臣宁肯漫为弗思之事乎。近已灭林衍，复旧王位，安集其民，特命少中大夫秘书监赵良弼充国信使，持书以往。像即发使与之来，亲仁善邻，国之美事。其或犹豫以至用兵，夫谁所乐为也，王其审图之。
忽必烈在国书中再三申明通好之意，对日本始终不派遣使者和拘留元朝使臣表示宽容。赵良弼接书在手，询问与日本国王相见之礼，大臣们多数认为，元与
日本上下之分未定，不必讲究礼数，忽必烈深表赞同，可以看出忽必烈也没有强令日本必须称臣的意思。
至元七年（1270 年）十二月，赵良弼正式启程，忽必烈诏谕高丽国王王植，派人送至日本，在规定的期限必须到达，并以忽林失、王国昌、洪茶丘领兵护送至海上。
赵良弼到达日本，日本国王还是不予接见，只派遣一个叫弥四郎的日本人来应付。
弥四郎将赵良弼带至太宰府西守护所，听守门的人说，从前日本被高丽所欺哄，屡言上国（指元朝）来伐，所以不接见外来使臣。岂期皇帝（指忽必烈）好生恶杀，多次遣使丽来，并未动怒。可惜我国王京，去此尚远，希望先遣人从奉使回报，他日再行通好。
实际上，守吏所言全是借口，日本国王拒不接见才是真意。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赵良弼只好遣从行的书状官张铎带领太宰府所遣的伪称日使二十六人先行驰还大都通报。
忽必烈不明白他的意思，以为日使声称受太宰府西守护的差遣是假的，受日本国主差遣是真，事前没有通报，没有事先说好就遇到了，恐是害怕元军进攻，前来打探军情。因此，不敢贸然接见，特召姚枢、许衡等人问以对策。
姚枢、许衡说：“就像会算命一样。对方害怕我再增加博士兵，故发此辈伺吾强弱耳，宜示之宽仁，且不宜听其人见”，建议忽必烈不要接见日使。其说与忽必烈所虑相合，忽必烈连连点头称善。
于是，元廷盛情款待日使，但皇帝不愿接见，日使觉得没有脸面，即启程归国。赵良弼闻讯，也从日本赶回元朝。
不久，元朝又通过高丽几次通信日本，皆如石沉大海，一点消息都没有。
至元十年（1273 年）六月，忽必烈又派赵良弼出使日本，日本国王仍然拒绝接见，赵良弼只到了太宰府就回来了。
忽必烈屡次遣使日本想要和好皆不得要领而还，他觉得自己的尊严受到了污辱，下决心出兵日本，想用武力迫使日本臣服。
至元十一年（1274 年），忽必烈命风州经略忻都、高丽军民总管洪茶丘等用千料舟、拔都鲁轻疾舟、汲水小舟各三百艘运载蒙汉军队一万五千人，全面进攻
日本。高丽金方庆等也率高丽军队参战。
元与高丽联军越过对马海峡，进攻对马岛，杀死日本将领允宗助国。又转而进攻壹岐岛，击杀日军千余人，日本将军经高也丢了性命。
日本俊宇多天皇听到消息，惊恐万分，急忙征调藩属军兵十万余人出战。
两军在博多（即福冈）相遇，元军用火炮打败日军。元军虽然多次取胜，但在日军的阻击和骚扰下，身心疲惫，不敢向纵深挺进，只好撤回。
十一月的一天晚间，元军登上战舰，准备返航，不巧遇到暴风雨袭击，战舰多半触礁沉没或坏损，军士“不还者一万三千五百余人”，只有很少一部分人还幸存。
忽必烈第一次征伐日本失败以后，仍想通过使节往来与日本和好。
至元十二年（1275 年）二月，忽必烈又派礼部侍郎杜世忠、兵部侍郎何文著、计议官撒都鲁丁等出使日本，由高丽人郎将徐赞及捎工亡佐等三人作向导。
四月，杜世忠等到长门室津，接着又移到太宰府。八月，太宰府遣人将杜世忠等护送至镰创建。
日本国王不接见元使，反而下令把何文著、杜世忠、撒都鲁丁及书状官董畏、高丽人徐赞在龙口斩首并枭首示众。
至元十六年（1279 年）宋朝降将范文虎、夏贵又派遣栾忠、周福等人携带书信前往，也被日本人杀死。
到元十七年（1280 年），忽必烈听说所派使者杜世忠等人全被杀死，非常愤怒，马上喊来大将忻都与洪茶丘等人，让他们马上率领军队马上出发去攻打日本。
廷臣劝了半天，忽必烈才有所好转，没有马上出兵。
元十八年（1281 年），忽必烈命令忻都、范文虎、洪茶丘等率军兵分二路第二次大举征讨日本。一路由李庭、范文虎等率领新附军十万人，分乘海船三千多艘，自庆元、定海出发；另一支军队由忻都、洪茶丘率领蒙古、高丽与汉军四万人，分别乘战舰九百艘，从高丽渡海到了日本。
洪茶丘、忻都所率东路军计划由对马岛攻入壹歧岛；范文虎所率江南军计划先取平户岛，平户岛周围皆水，远分屯兵，然后转至壹歧岛，同忻都东路军相会，再合兵共进，一直打败日本。
两路大军出发之前，忽必烈特别谕之曰：
由于开始的时候彼国使来，所以元朝要派大使，彼遂留我使不还，故使卿辈为此行。朕闻汉人言，取人家国，欲得百姓土地，若尽杀百姓，听得到土地又有什么用呀。又有一事，朕实忧之，恐卿辈不和耳。假若彼国人至，与卿辈有所议，当同心协谋，如出一口答之。
忽必烈所担心的问题有两个，一是军队滥杀问题，一是将领不和的问题，所以特加敕谕。结果，元军还是没有听忽必烈的话，这两个问题在第二次征伐日本时都前后发生了。
接受命令的忻都和洪茶丘，便按计划从日本马岛攻入壹歧岛，杀死岛民三百多人，岛民纷纷逃匿山中，忽必烈的嘱咐被元军完全忘记了，听到孩童啼哭，就入山中寻找然后把她给杀了，这种滥杀的作法激起了日本军民的强烈愤恨，他们自发组织起来抵抗元军，志贺岛初战，日军差一点就把洪茶丘俘虏了，赖裨将王万户拼死相救，才得免于难。
随后，元军进军宗像海，经将士们死力相搏，用大船打败日本小船，才扭转了以前的败局。范文虎所率江南军由于阿刺罕病逝以及同忻都军不太协调，希望与忻都军在平户岛相遇，因此未能按期赶到壹歧岛，直至忻都军进军宗像海，赶至志贺二岛，次日，两军才相会一处，停在两个岛上。
这时，日本很多军队集结起来，开始全面反攻。面对日本的敌人，是战是退，元朝与高丽联军内部意见产生分歧。高丽将领金方庆主张进攻，元朝将领坚决反对，最后只好按元将意见撤离鹰岛（即五龙山，在今佐贺西北伊万湾）。
在那一年的八月一日，海面突然刮起大风，那车轮般的旋风，卷起巨浪，把船只高高的卷起，随着风浪旋转不停，大小船只互相撞击，无数船只都被淹没了。
范文虎见此状况，心惊胆颤，急忙率领几个士兵，挑选结实的船只，丢下军队，狼狈逃回。这时，被遗弃的军队尚有十余万，群龙无首，张百户便被推举为主帅，号称张总管，张总管率领士兵伐木作舟，准备驶回去。
就在这时。日本兵舰突然进攻。元军仓促应战，他们不是日军的对手，刚一接战就败下阵来，死者不计其数，剩下的二三万人尽被日军俘虏而去。日军将蒙古、高丽和汉军俘虏全部杀死，而谓新附军为唐人，不杀，但全都变成了日本人的奴隶。
后来，仅仅逃出来于阊、莫青、吴万五三人。
忽必烈第二次进攻日本，以蒙古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大败而宣告结束。
忽必烈不是服输的人，他不甘心失败，至元二十年（1283 年），又以阿塔海为征东行中书省丞相，发出了二万人作为五卫军，准备第三次征伐日本。
忽必烈命令江南各行省大造船只，地方官不顾人民死活，按户摊派造船数目和造船工料等。一批批工匠被征发服役，时间和工程非常紧迫，官吏动不动就加以捶打催促，辛苦之状，难以描述，激起人民的普遍不满。淮西宣慰使昂吉儿见状，上言民劳，请求暂停征伐日本的战役。忽必烈没有同意，也没有执意出兵，征伐日本之事暂时停了下来。
但后来，忽必烈仍不甘心，继续准备船粮军士，预定于至元二十三年（1286年）三月，再发动第三次征日战争。就在这时，忽必烈发动的对安南战争遭到惨败，忽必烈为了对付安南，不能两道出师，于是下令停止进攻日本。
忽必烈曾说：“日本又没有侵略我们，今交趾犯边，所以就停止进攻日本，专事交趾”。从此，元朝和日本走上了和平相处的道路。
忽必烈时期虽然发动了征伐日本的战争，一时间激化了两国矛盾，却始终没有间断两国的经济文化往来。
当时，双方的佛教往来频繁，为两国的文化交流做出一定贡献。
中统元年（1260 年），兀庵普宁到达日本，在日本写有《兀庵禅师语录》；至元六年（1269 年），大休正念抵达日本，编写了《佛源禅师语录》；至元十六年（1279 年），到日本旅游的无学祖元又给日本人留下了《佛光国师语录》等著作。
这些佛教徒都精通儒学，他们在传播佛学的同时，也将儒学传播到日本的各个地方。
日本僧人国尔辨园于宋端平二年（1235 年）到达宋朝，淳祜元年（1241 年）以后返回日本，带回朱熹的《大普》、《大学或问》、《中庸或问》以及《论语精义》、《猛子精力》、《论语直解》、《集注孟子》等许多儒学著作，最明殿寺为幕府执政北条时赖开讲《大明录》，至元十二年（1275 年）又向龟山法皇介绍儒、佛、道三教旨趣，最后编定仨教典籍目录，对汉文化的传播作出了贡献。
在此期间，两国经济往来也非常密切。
至元十四年（1277 年）日本派遣商人带来金子换元朝的铜钱。忽必烈允许
了，此后允许日商来华贸易。
至元十五年（1278 年），忽必烈又下令允许没海的官方同日本人进行海上贸易，鼓励人们与日本贸易。
至元十六年（1279 年），日本商船四艘，篙师二千余人到达庆元港口，准备登岸贸易，哈剌歹查其商船并不是间谍，上奏行省，允许他们进行，而后遣还。
至元二十九年（1292 年），又有“日本舟至四明，请求放开经营通市场”，忽必烈以其“舟中甲仗皆具，恐怕他们有其他企图，下令设立都元帅府，令哈剌带领他们，来防御海上的道路”。虽然接待日本商船就像敌人来了，但允许其往来贸易，对两国经济文化的发展还是有好处的。忽必烈停止对日本用兵以后，两国关系渐渐趋于缓和，两国的经济文化交流进一步发展起来。
安南原是唐朝安南都护府管辖的地方，五代后晋的时候才独立，建国号为瞿越、大越等。
北宋开宝八年（975 年）封其王为交趾郡王，南宋隆兴二年（1164 年）又改封为安南国王，此后便称这个国家为安南，也称交趾，地处今越南北部。忽必烈即位前后，安南已进入陈氏统治时期。
元宪宗蒙哥三年（1253 年），忽必烈就受任同大将兀良合台率领蒙古大军平定云南，云南平定以后，忽必烈率军返因京都，兀良合台留下征服剩下的不愿臣服者。
宪宗七年（1257 年），兀良合台经过周密准备后。想率军进攻安南，兀良合台事前先派遣二位使者出使，令安南归回投降。
安南不愿顺从，将使者用破开的竹子绑缚身体，深入皮肤，投入狱中。兀良合台不见使者回报，于是驱使动用大军，攻破王都，安南国王陈日无逃跑到海岛。
兀良合台从狱中找到二位使者，给他松绑，一人已死。
兀良合台大怒，发誓要抓住陈日无，灭亡安南。
但因为天气炎热，蒙军没办法适应安南的气候，于是想法破灭。
宪宗八年（1258 年），陈日无将王位传于长子陈光呙，陈光呙因为害怕蒙古大军的威力，遣使向兀良合台贡献方物，目的是缓和关系。
中统元年（1260 年），忽必烈即位以后，派遣孟甲和李文俊等出使安南，命令他们臣入贡。
孟甲等人到达安南，说明了世祖忽必烈的意思，陈光爵表示愿意臣服于安南并纳贡，派遣使者随孟甲等人来来到安南，请求三年一贡，忽必烈马上允许，并册封陈光呙为安南国王。
中统三年（1262 年），忽必烈命讷剌丁为安南国达鲁花赤，负责管理安南并往来于元朝和安南之间。
至元四年（1267 年），忽必烈又下诏书于安南，“谕以五事：一、君长亲朝；二、子弟入质；三、编民数，出来服兵役；四、输纳税赋；五、仍然发球鲁花赤绝生。”又诏封皇子忽哥赤为云南王，往镇大理、鄯阐、安南渚国，想要一步控制安南。
陈光呙觉得这些条件过于苛刻，所以不愿意“每受天子（指元朝皇帝）诏令，但拱立不拜，与使者相见或燕（宴）席，职位高于使者之上”。又上书请求罢免元朝在安南国设置的达鲁花赤，随后又请求不去“中原拜献”等事。忽必烈虽然很生气，但没有马上用兵，只是派遣使者反复商量而已。
至元十四年（1277 年），陈光昺死亡，其子陈日烜没有上书请求元朝批准就自立为王。
次年，忽必烈派遣礼部尚书柴椿等人由江陵经邕州直抵安南，谴责陈日烜不修六事及不请命而自立之罪，并要陈日烜入朝受命。陈日烜称，自己“不习惯外面的风和害怕死在途中”，托故不朝，只是差遣臣随同柴椿等赴元报命。
至元十六年，枢密院臣上奏说：“日烜朝，但遣使臣报命，饰辞托故，延引岁时，巧佞虽多，终违诏旨，可进兵境上，派遣官员前来问罪”，请求出兵迫使陈日烜来朝。
这时，忽必烈比较沉着冷静，没有同意他的请求。又遣柴椿等人出使，再下令陈日烜来朝。
陈日烜仍然推托有病不来朝觐，仅遣其叔陈遗爱入元觐见忽必烈。忽必烈十分生气，于至元十八年（1281 年），设立安南宣慰司，以卜颜帖木儿为参知政事、行宣慰使都元帅以控制安南。随后，忽必烈又下令说光爵已经死了，其子日炬不请命而自立，遣使往召，又以生病为借口，止令其叔遗爱入觐，故立遗爱代为安南国王。忽必烈要罢黜陈日烜，另立陈遗爱，从此之后两国的关系又紧张起来。
至元二十年（1283 年），忽必烈准备远征占城（今越南中南部），他先派使
臣到安南征兵征粮。陈日烜上表，谓安南自从其父“归顺天朝，三十年到现在，不高兴的事从此不提了，军卒毁为民丁”，已经没有博士兵可以派遣了；至于粮谷，也因国小民贫，“所产的粮食也不多”，“又加上水旱，饥顿饱一顿，没有食物吃”，只能于钦洲界上永安州之地提供少量供应。
至元二十一年（1284 年），皇子脱欢被忽必烈派往攻占城。脱欢与大将李恒率领大军出发，请求假道安南，并向安南征粮饷以便给军队提供粮食。陈日烜以其从兄兴道王陈峻领兵迎于境上，婉言拒绝元军假道。脱欢顿时大怒，兵分六路大举进攻安南，在万劫江大败陈峻的部队，乘间绑缚木筏渡过富良江。
至元二十二年（1285 年）初，陈日烜听说陈峻被打败了，亲自率领十万大军来援，沿江布防兵船，树立木栅，看到元军靠岸了，立即发炮大呼请求开战。
因安南军队多年不谙战事，旋即便败下阵来，陈日烜慌忙率军退走，元军乘胜攻陷安南国都大罗城。陈日烜退到长安。
这时，元朝太将唆都和唐兀禋率领征伐占缄的军队返回北部，同脱欢的军队合二为一，军势大增。
于是，脱欢令李恒、乌马儿和宽彻、忙古桓分别率领水、陆大军，分两路追击陈日烜。陈日烜不敌元军，屡次失败，最后退至安邦海口，丢掉了船只和武器，躲在于山谷间，又遣入清化府。
元军虽然屡次获胜，但长期征战，军心疲惫，又因暑雨疾病，战斗力减弱，再加上对地形不熟，蒙古兵马没有办法无法施展自己的特长——骑马，在安南军队不断集结的形势下，开始逐步失利。
脱欢见形势不妙，只好放弃京师撤回北方。
安南军队见元军撤退，乘机追袭。当元军撤至册江搭浮桥准备渡江的时候，林间伏兵四起，箭发如雨，元军被这突如其来的袭击弄得不知所措，不知往哪儿躲避才好，死伤无数，李恒也中了毒箭身亡，脱欢在几位士兵的保护下，狼狈逃回恩明州。
当时，唆都大军与脱欢大军的营地相距二百余里，不知道脱欢北撤的消息，后来听说脱欢战败了，也率军北撤，于北撤途中在乾满江被歼灭。忽必烈第一次征伐安南，以大败而告终。
忽必烈听到征南大军失败的消息，恼羞成怒、大发雷霆，下令取消原定的第
三次征伐日本的计划，决心讨伐安南。
至元二十三年（1286 年），忽必烈诏谕安南官吏百姓，历数陈日烜拒绝来朝、加害叔父陈遗爱及不纳达鲁花赤不颜铁木儿等罪恶，以陈益稷来投，特封为安南国王，赐给符印。陈日烜不放在眼里，继续与元朝为敌。
至元二十四年（1287 年），忽必烈下令发动江淮、江西、湖广三省蒙古汉军七万人，船五百艘，云南兵六千人，黎族兵一万五千人，第二次大规模征伐安南。
皇子脱欢是征南大军的总帅，兵分三路以进，脱欢与奥鲁赤率领东路军进攻女儿关等地，程鹏飞率领西路军进攻永平等地，乌马儿、樊楫由海路率舟师配合进攻。
又以海道运粮万户张文虎等人运粮十七万石作为军饷。
元军气势汹汹杀向安南，初战连连取胜。
安南军见元军来势凶猛，有计划撤退，诱敌深入。
元军顺利渡过寓良江，被迫进入安南京师大罗城，陈日烜于至元二十五年（1288 年）再次逃走入海。
同时，安南人民有计划坚壁清野，藏粮逃遁，来困元军。这时，张文虎所率的运粮船在绿水洋受到安南军袭击，所运粮米全部沉于海，只好退还琼州。
元军长期驻扎在这里，粮饷得不到接济，再加上连日行军，疲劳过甚，天气转热，疾病发生，元军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
脱欢见处境险恶，士气低落，难于进兵，就下令全军撤退。
这时，安南军已作好半路袭击元军北归的准备。当樊楫等从水路先行退到白藤江时遭到安南军队袭击，所有军队所剩无几。安南又在丘急岭、女儿关一线纠集重兵三十万，连亘百余里，切断元军退路。
脱欢率军且战且退，损失惨重，脱欢本人也被毒箭伤了脚，勉强从单己县趋盏州，间道撤至思明州，非常艰难，辗转返回云南。忽必烈第二次征伐安南再次失败了。
安南反击元朝虽然获得了胜利，但由于国家不大，陈日烜非常惧怕忽必烈的声威，为了缓和和元朝的关系，战后不久，陈日烜就派遣使者入元，归还俘虏，并进献金人以表示自己赎罪之意。
忽必烈对两次征伐安南失败很伤心，责命皇子脱欢改镇扬州，不许踏入朝中
半步。
到元二十七年（1290 年），安南王去世，其子陈日博也是在没有受到元朝册命的情形下就登上了王位，忽必烈又在至元三十年（1293 年）命令刘国杰率领水路大军第三次征伐安南。刚发动战争，忽必烈就病死了。
成宗铁穆耳即位之后，为了缓和朝野不满情绪，便下诏罢征安南。元朝与安南又重修旧好。
占城位于今越南南部一带，那时它是一个独立国。元朝大将唆都在扫荡宋朝残余势力期间，在至元十五年（1278 年）派遣使者进入占城，想招抚。使者回来以后，禀告忽必烈说，占城有归附之意。
于是，忽必烈下诏颁给占城国王虎符，授以荣禄大夫，封为占城郡王。至元十七年（1289 年），占城正式向元朝称臣。
占城臣服以后，忽必烈命唆都在占城设立行省方便统治。当时，占城国王慑于元朝威力，甘愿俯首称臣，但占城王子，不愿意受治于元朝。
就在占城国王正式向元朝称臣的那一年，元朝派遣皇甫杰、何子志出使暹国（泰国），派遣亚阑、尤永贤出使马八儿国，当元朝使者之船经过占城时，都被占城王子所执。
忽必烈听说，大为恼火，马上发福建、江浙、湖广兵五千，海船百艘，战船二千五百艘，由唆都率领，自广州航海，大举侵犯。
忽必烈声称“老王无罪，逆命者乃其子和一蛮人耳。苟获此两人，当依曹彬故事，百姓不戮一人”。
占城听说元朝来攻。“兵治木城，四面约二十余里，起楼棚，立回回三梢炮百余座”，严阵以待，占城国王也亲率大军屯于木城之西，以作应援。
到元二十年（1283 年）正月，唆都指挥元朝大军三面进攻木城，占城兵虽然顽强抵抗，但最终敌不过元军，占城国王退保大州西北的鸦候山，一面遣使诈降，一面集结兵力。
前来诈降的宝脱秃花声说：“吾祖父、叔、伯，前都为国王。至吾兄，今孛由补烜者吾（即占城国王）杀而夺其位，斩我左右二大指。我非常恨他。愿禽（擒）孛由补烜者吾、补的父子，及大拔撒机儿（占城大臣）以献。请给大元服色”。
元军相信。
最后，居于占城的唐人曾延到元营说，占城国王逃于大州西北的鸦候山，聚兵三千余，并招集他郡之兵，派使向安南、阁婆、真腊等国借兵，不日将同官军交战。
占城害怕唐人泄漏其事，将尽杀之。所以，曾延等人设法才逃出。
元军不相信曾延等人的话，将其交于宝脱秃花，宝脱秃花诬蔑曾延为占城奸细。元军又相信不疑，并随宝脱秃花进讨占城国王，宝脱秃花并非真降元军，而是占城的奸细，他诱使元军深人大州城西林地，元军才知实情。
这时，众人一拥而上，截断元军归路，元军殊死战斗，方得突围出来，驻守待援。
忽必烈令皇子脱欢同李恒等率兵增援，并领导征讨占城之役。
脱欢等假道安南，安南不允，于是，脱欢等变征伐占城为征伐安南。征伐占城的唆都以接济困难，撤退，同脱欢会，合共伐安南，结果为安南所败。
唆都离开占城以后，江淮行省派出的援军由忽都虎率领到达占城，忽都虎看到营舍烧尽，便知道唆都大军已经撤回。
至元二十一年（1284 年）三月，忽都虎派百户陈奎招抚占城国王前来投降。
占城军队虽然几次打败元军，但损失惨重，自知难与元军对抗，于是派遣王通事使元，表示愿意投降。
唆都见占城愿意接受投降，很高兴，但仍按忽必烈的旨意，下令占城国王父子奉表进献，占城国王表示第二年派遣嫡子入朝。过了一段时间，占城国王令其孙奉表归款。占城再次臣服于元朝。
后来，忽必烈也想过再次出兵征伐占城，但没有采取行动，双方一直保持和平相处的关系。
在忽必烈即位的那段时间，缅国力逐强大起来，缅王又联合建昌、金齿诸部，成为位于西南的一个较为强大的国家。
至元八年（1271 年），忽必烈派出使者出使缅国，令蒲自王朝那罗梯诃波王归附交纳，但没有下文。
至元十四年（1277 年），金齿千额总管阿禾归顺元朝，缅王怀恨在心、对他甚为不满，于是兴兵进攻，金齿千额阿禾见缅王派遣军队来袭，自知难以应付，赶忙派快马告急于元朝。
忽必烈听闻，马上派遣大理路蒙古千户忽都和大理路总管信苴日出兵援助。
忽都与信苴日日夜赶路，终于与缅军相遇于一条河边。
当时，缅军大概有四五万人，战象八百，马万匹，但忽都和信苴日的军队却只有七百人，力量相比之下，差距很大。缅军很快摆弄战局，乘马在前，接着便是象队，最后是步兵。大象都披铠甲，背负战楼，两旁夹大竹筒，竹筒里放着数十支知枪，乘象者可以随意取出使用。整个布阵严整雄伟，排列有序。
元军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象队，不禁有些担心。
忽都仔细观察缅军象队，下令说：“敌众我寡，应该首先击破大河北边的军队，等到河北军队一乱，乘势进攻，可以败敌。”
于是，忽都把军队分成三队，他亲自带领二百八十一骑为一队，信苴日率领二百三十三骑倚河而阵为一队，脱罗脱孩率领一百八十七人依山进攻为一队。
当各队占领有利地形之后，忽都一声令下，便与缅军冲杀起来。
元军善于射箭，一排排箭支有规律地飞向象队，象队很快死伤过半，负伤者纷纷逃跑，散入林中，楼甲等一切武器都损坏了。缅军狼狈地败下阵来。
信苴日率军追击三里多路，到达一个寨门前，突然从南面冲出万余缅军，绕到元军背后，有形成前后夹击的形势。信苴日策马飞快返回忽都处，报告了这一消息，忽都认真分析了两军利弊，又把军人列为三阵，行军到河岸，以骑兵快速出击，大败缅军，随后，乘胜追击三十余里，连破十七寨。缅兵与象马互相蹂践，死者无数，足有三条大壕沟之多。
元军虽然伤者较多，但死者极少，仅一个士兵。
随后，云南行省又派遣纳速剌丁率军三千八百四十余人出征缅甸，兵至江头城，招降磨欲等三百余寨。
至元十七年（1280 年），纳速刺丁上呈奏折说，“缅国的地形都在我的眼中。
原来奉旨，如果重庆平定了，便增援主缅国。现在四川已经平定，请增加兵力征讨缅国。”忽必烈征求大臣们意见，都认为缅国可伐。于是，忽必烈开始积极进行大规模征讨缅国的准备。
至元二十年（1283 年），忽必烈已经做好准备，特令宗王相吾答儿、右丞太卜、参知政事也罕的斤等率领军队大举进攻缅国，相吾答儿派遣一军从阿昔江，到达镇西阿禾江，顺流而下，主攻江头城，用来切断缅军水路。又遣一军从骠甸
直接进攻其国，与另一支由罗碧甸进军的部队相会合，攻破江头城，接着又拔太公城。
元军进展顺利，建都及金齿十二部闻风而降。缅王一看形势不好，遣使赴元营准备赔款纳降，孟乃甸自衣头目禋塞却反对纳款，挡着他的去路，不准通行。
缅王纳款请和的愿望落了空。
到元二十四年（1287 年），反对向元朝纳款请和的缅王庶子不速速古里囚禁其父缅王，将缅王嫡子三个害死，并杀死云南王所命朝官阿难答等。
忽必烈一听大怒，又封秃满带为都元帅、张万为副都元帅，辅助云南王也先帖木儿，再次进军缅国。云南王也先帖木儿与诸将急于报仇，中了缅军诱敌深入之计，进至蒲甘，为缅军埋伏的士兵偷袭，死亡七千余人。缅军尽管取得的胜利很小，但区区小国又怎敢长期与元朝大国为敌呢？于是乘机遣使向元朝请罪赔款，表示愿意三年一贡。自此之后，缅国与元朝建立了朝贡关系，踏上了和平交往的道路。
忽必烈即位以后，就不断派遣使者与南海诸国和好，逐步同各国建立了友好往来关系。
在通好南海诸国时，忽必烈曾经派遣孟琪出使爪哇（爪哇国，古称阁婆或诃陵，元时改称爪哇），想让这些国家臣服纳贡，但爪哇不愿意向元朝称臣，将孟琪剌面以后遣回他自己的国家。
忽必烈见之大怒，他如何受得了这般侮辱，于是下决心要攻打爪哇。
至元二十九年（1292 年），忽必烈命史弼、亦黑迷失、高兴等率领福建、江西、湖广三省兵二万，战船千艘，运载足支一年的口粮。大举进攻哇爪。
征伐爪哇大军带有“虎符十、金符四十、银符百、金衣段百端”，作为奖品奖给作战有功的人。
亦黑迷失等人披挂整齐，向忽必烈告辞，忽必烈对他们说：
告其军民，朝廷初与爪哇通使往来交好，后剌诏使孟右丞之面，以此进讨。
元军于十二月从泉州出发，跋山涉水，经万里石塘（东沙、中、西沙、南沙群岛）等地，至元三十年（1293 年）二月至爪哇杜并足，然后兵分两路以进，由史弼、孙参政率领都元帅那海、万户宁居仁等水军，从水路进军；由高兴、亦黑迷失率领都元帅郑镇国、万户脱欢等马步军，从陆路进军。两路大军约于入节
涧相会。
这时，邻国的葛郎国王哈只葛把爪哇国王只葛达那加刺杀了，其婿土罕必阁耶为了复仇，率兵进攻葛郎国。此时罕必阁耶正在恼怒之际，听说元军到来，便派遣使者出使元军，表示愿意投降，并奉献当地山川、户口及葛郎国地理等图籍，向元军求救。
元军不费吹灰之力，就使爪哇国投降了，于是元军立即答应了土罕必阁耶的请求，帮助爪哇兵打败了葛郎兵，一直追至葛郎国境，包围了葛郎的答哈城。葛郎国虽经力战，但仍然打不过元朝和爪哇的联军，出于无奈，只好投降。
葛郎国投降以后，土罕必阁耶借口回国准备贡品，趁机脱离元军，他把自己的军队先带回国。其实，土罕必阁耶并不是真心投降元朝，只是迫于两面作战的不利形势，才假装投降元军，然后借助元军的势力打败自己的仇敌。而当自己的仇敌被打败以后，土罕必阔耶又来对付元军。
他在归国途中号召士兵返回元朝，设下埋伏乘元军不备，在元军回去的途中袭击它们。元军遭此突然袭击，还没有弄清楚是怎么回事，就被爪哇军队打败了。
元军死伤惨重，没法再战，遂仓惶撤退，海行六十八日，回到泉州。
忽必烈听说征伐爪哇的军队失败而归，特别失望。处罚了史弼、亦黑迷失等人。曾想再次出兵征伐爪哇，但因年老体衰，最后还是没有出兵。
元朝时期，南海地区分布许多国家。
其中，主要有印度的马八儿、俱兰、须门那（孟买以北索帕拉）、僧急里（科达吉罗）、来来（古查提特），肯尼亚的马兰丹、那旺，苏门达腊的南无力（亚齐）、苏木都剌，马来西亚的丁呵儿（丁加奴）、急兰亦棰（吉兰丹）等。其中，马八儿和俱兰的影响力最大。
两国分处在印度次大陆南部的东西两侧，马八儿在印度东海岸，临近孟加拉湾；俱兰在印度西海岸，面临阿拉伯海。
《元史·马八儿等国传》记载说：“海外诸蕃国，只有马八儿与俱兰可以领导许多国家，而俱兰又是马八儿后盾，自泉州至其国约十万里。其国至阿不合大王（指伊利汗国）城，水陆很得风，约十五日可到，跟其他国家比起来，他是最大的。”
忽必烈即位以后，在派遣使通好各国的同时，对南海诸国的招抚工作也进行
积极的准备。
至元十五年（1278 年）八月，南宋基本灭亡，在这种情况下，忽必烈开始实施招抚南海诸国的宏伟计划。
忽必烈以唆都行省事于泉州，负责“招谕南夷诸国”，特意诏告唆都和蒲寿庚等人说：“诸蕃国列居东南岛屿者，皆有慕义之心，可因蕃舶诸人宣布朕意。
诚能来朝，我将盛情款待。其往来互市，各随所欲”。唆都等人奉玺书十通，招谕南海诸国。占城、马八儿等国俱奉表入贡，只有俱兰等国没有上表纳贡之举。
至元十六年（1279 年）十二月，为了招抚俱兰等国，忽必烈又派遣广东招讨司达鲁花赤杨庭璧出使俱兰。杨庭璧受任之后，乘船出海，在第二年三月抵达俱兰。俱兰国王必纳的见忽必烈派遣使来招抚，喜忧参半，考虑再三，乃令其弟用回回字书写了回书，表示来年遣使入贡。
忽必烈见到俱兰回信，非常高兴，又任命哈撒儿海牙为俱兰国宣慰使，令其与杨庭璧再次出使俱兰。
至元十八年（1281 年）。哈撒儿海牙和杨庭璧等人从泉州入海，半途中遇到风沙缺乏粮食，于是改从马八儿抄道行进。马八儿的宰相看到元朝的大使来到此国，因说道：“官人来此甚善，本国船到泉州时，官方给予他们慰劳，无以为报。
今以何事至此？”杨庭璧等说明原因，表示希望通过马八儿，经陆路前往俱兰。
马八儿宰相听说元使准备借路，就以此路不通为借口。杨庭璧等人迷惑不解。后来才知道，当时马八儿与俱兰关系紧张，正在备战，因此不予借路。杨庭璧等人无奈，只好原路折回。
回国后杨庭璧等人向忽必烈汇报了情况，杨庭被忽必烈派去率领使团第三次出使俱兰。因准备充分，故此次出使比较顺利，一行人于至元十九年（1282 年）二月到达俱兰，受到俱兰国王的盛情款待。表示愿意与元朝结好，正式向元朝称臣纳贡。
正赶上也里可温兀咱儿撒里马及木速蛮主马合麻等也在俱兰，听说元使来到，“皆相率来告愿纳岁币，派遣使臣来进觐”。苏木达国也遣使通过俱兰来臣服于忽必烈。其余小国听说俱兰向元朝进贡称臣，也表示愿意向元朝称臣，加强经济文化往来。于是，须门那、僧急里、南无力、马兰丹、那旺、丁呵儿、来来、急兰亦禋、苏木都剌等国都遣使入贡。此后，元朝同南海诸国的交往更加频繁了。
忽必烈在东方先后发动了对日本、安南、占城、缅国、爪哇等国的战争，他的理想是统一整个东方，作一个统治整个东方的大皇帝。而对西方，他知道隔着钦察和伊利汗国，但已经没有办法征服其中任何一个国家，所以，元朝与西方各国采取了十分友好的态度，才能频繁同欧洲各国进行往来。忽必烈与欧洲各国友好往来，其中有一个举世文明的大事件，就是马可·波罗来中国。
马可·波罗，是意大利威尼斯人，他是著名的旅行家。他的父亲柯罗和叔父马菲奥，都是威尼斯巨商。还是在马可·波罗出生前不久，尼柯罗与其弟马菲奥就从威尼斯启程，前往东方经商去了。
两人从君士坦丁堡渡黑海，经克里米亚半岛，之后辗转到了钦察汗国都城萨莱（今俄罗斯阿斯特拉罕附近），留住一年。
后来准备返国，恰好赶上钦察汗别儿哥与伊利汗旭烈兀发生战争，回去的路已经不安全了，他们索性东行，来到不花剌（今乌兹别克布哈拉），又在那里暂居三年。后来遇到被旭烈兀派到忽必烈处的使臣经过那里，便应邀与其一起东行。
约于至元二年（1265 年）到达上都（今内蒙古正蓝旗东闪电河北岸），忽必烈接见了他们，心情非常好，并询问了许多西方之事，“先皇如何治理国土，如何断决狱讼，如何从事战争，如何处理庶务。多次询及诸国王宗王及其他男爵。”
“已而大汗询问有关故皇、教会及罗马诸事，并及拉丁人之一切风俗”。忽必烈听了尼柯罗兄弟对西方的介绍以后，对他们的奇闻逸事表示出了强烈的兴趣，决定派遣使臣随同他们去西方观摩学习。同时，忽必烈还写了一封给罗马教皇的亲笔信，请派遣一百名通晓七种艺术、熟知基督教律的教士到东方，还要他们取回很多耶路撒冷圣墓长明灯的圣油。
在途中，元使因病停留。尼柯罗兄弟持蒙古国书继续西行，至元六年（1269年）到达地中海东岸阿克拉城（今海法北），适逢教皇死，还没有定立新教皇，遂向教廷呈交了蒙古国书，而后回到威尼斯，尼柯罗首次见到自己十五岁的儿子马可·波罗。
二年到了，马可·波罗已经十七岁了，于是尼柯罗兄弟二人便携其向元廷复命，他们先到阿克拉觐见新任教皇格雷戈里十世，两名教士派他一起东行。
不长时间，又到耶路撒冷取来圣油，与教皇派遣的教士尼古勒与吉岳木等正式踏上了东行的旅程。行至途中，两名教士畏难不前，将教皇致忽必烈的书信和
出使特许状委托给尼柯罗兄弟与马可·波罗以后，便折返而去。
于是，马可·波罗等三人，经过其都城桃里寺（今伊朗阿塞拜疆大不里士），至波斯湾口忽里模子，沿着古代丝绸之路，越过巴达哈伤高原和帕米尔高原，进入元朝辖境，历尽艰险，跋山涉水，在至元十二年（1275 年）来到上都，三人拜见了大元皇帝。忽必烈很热情接待了他们，并让他们三人当了元朝的官吏。
三人之中，马可·波罗特别优秀，他擅长辞令，聪明谨慎，短时间内便学会了蒙古语言和骑射，深受喜欢。马可·波罗除了在大都供职以外，还多次随从忽必烈巡幸上都，又多次受忽必烈委托巡视各地或出使印度、占城等地。
他到过四川、陕西、河南、云南、江浙等行省的许多地方，走遍中国。他还曾奉忽必烈之命在扬州任职三年。
马可·波罗善解人意，忽必烈特别喜欢了解外地风土人情，每次出使或在外地任职回来，便向他说明详情。他这样做，让忽必烈很高兴，因此对其更加宠爱。
就这样，马可·波罗在中国长达十七年之久。
马可·波罗及叔父、其父长期居住中国，日子长了，滋生怀念故土之情，开始上书忽必烈，希望能恩准请求回国。
到元二十六年（1289 年），伊利汗阿鲁浑因元妃伯岳吾氏去世，派遣使者到元朝请求续娶其亡妻本部女子，忽必烈同意把伯岳吾氏贵族之女阔阔真嫁给伊利汗国阿鲁浑汗，并答应马可·波罗及叔、其父随同护送伊利汗妃阔阔真的使者回国。
那时，正值西北诸王叛乱，陆路非常危险，马可·波罗等人便随同送亲队伍，在至元二十八年（1291 年）由海路启程西行，在海上航行了两年多，历尽艰险，才到达波斯湾口的忽里模子。
这时，阿鲁浑汗已死，其弟亦邻真朵儿只（海合都）已经即位。
至元三十年（1293 年），马司·波罗与使者又奉亦邻真朵儿只之命，把阔阔真送到阿八哈耳，与阿鲁浑之子合赞成婚。
完成送亲任务以后，马可·波罗等三人从桃里寺动身回国，在元贞元年（1295年）回到威尼斯。
1296 年，马可·波罗参加威尼斯与热那亚的战争，不幸被捕，他在狱中讲述了游历东方的见闻，引起热那亚人的极大兴趣。同狱的小说家鲁思梯切诺将他
口述的内容笔录成游记一书，于一二九八年完成。
这部游记的最初版本是用先行文化。后来人们争相传抄，相继被译成拉丁语、意大利各种方言和其他欧洲语言，因为涉及地域广，人员多，在传抄的过程中，原稿丢失。现在流传下来的各种文抄本就有一百四十多种。一九三八年摩勒伯希和将英译本重新校订出自息，叫作《马可·波罗寰宇湖》，被当作最好的范本。
其余译本或作《威尼斯人马可·波罗阁下关于东方各国奇事之书》、《斯市民马可·波罗的生渤》、《佰万先生书》、《东方闻见录》等，一般只叫作《马可·波罗行纪》。
中国出过四种汉文译本，以一九五四年冯承《马可·波罗行纪》流通最广，最为有名。
《马可·波罗行纪》共分四个部分，该书的第一部分写马可·波罗东来之时所经过的国度，详尽地记录了风土人情和国家制度；第二部分，记述了忽必烈时期的中国政事，描述了北京、开封、西安、镇江、南京、苏州、扬州、杭州、泉州、福州等一些城市的概要，特别对中国物产丰富与繁荣昌盛进行由衷的赞美。
书中还介绍了常平仓制度、中国驿站制度与使用煤炭、纸币等，也记述了忽必烈同北方诸王的斗争以及阿合马等人理财、一切宫廷斗争的事情；第三部分，记载中国近邻的一些国家与地区的情况；第四部分，记述成吉思汗之后蒙古诸王汗国之间的战争与俄罗斯的概况。
马可·波罗对中国的记述，包括忽必烈时期的事件、地理、制度、风俗、物产等等，都具体详实。当然，也有夸张之处。
《马可·波罗行纪》向欧洲人展示了一个崭新的东方，被誉为“世界一大奇书”。对航海探险者而言更是一份难得之宝，影响很大。哥伦布看到此书后，一直将其带在左右，读了之后，才知道东方有一个遍地都是黄灿灿的金子地方——中国与日本。于是，哥伦布决心出海航行去寻找这个奇异的世界，才发现新大陆。
马可·波罗对东方的介绍以及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的贡献，举世公认，事实上，这一贡献是与忽必烈同西方国家友好交往、欢迎马可·波罗来华是分不开的，在某种意义上说，忽必烈的作用更大。
忽必烈的智慧源于他对时局的认识：不管他的军队如何强大，武器怎样精良，单凭武力是无法征服全中国的。忽必烈甚至没有他祖父那样的军事才能，但他却
比家族中的任何人都要智胜一筹。忽必烈具有一种敏锐的战略家天赋，这不仅要有好的构想，而且必须正确地执行；他运用这些才能来经营管理自己的领地，更重要的是，用它们来实现向南方的扩张。最后的事实证明，以惯用的政治手腕，忽必烈取得了他祖父通过暴力所无法取得的成就——征服并统一了全中国，这个地球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他听取公众意见，认为军事威力虽然重要，但不是唯一的因素，并把这些意见付诸实践，从而争取了民心。他建造了一座汉式的都城，给自己取了汉名，创立了一个传统式的中原王朝，建立了一个汉式的政府。由于他比汉人更显得汉化，至少比南宋更汉化，因此他成功地控制了传统中国。
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内，中国拥有高度发达的文明，但却不是一个统一的国家。当受教育的精英分子分享着同一种书面语、经典课本、艺术风格和其他文化形式时，由于版图的经常变动和王朝、统治家族的不断更迭，普通人民却说着各种完全不同的语言。精英们坚守一个无法实现的梦想：建立一个大一统的国家，所有人民都在一个政府的统治之下。有时，一位领袖或一个家族暂时先将几个地区松散地联合起来，然后急切地希望再一次实现全国的统一。在这些短暂的分裂期间，“中国”的观念经久不衰，它以一个理想或浪漫的形象存在于诗歌、书法和知识分子的文集中。
此前还没有一个领袖能像忽必烈汗那样，为这些知识分子提供良机去实现民族主义的诉求。尽管忽必烈出身于草原野蛮民族，但事实证明，他比南宋统治者更有能力去实现那个久远的梦想。他所做的一切似乎都要使汉地人民坚信，上天已经明白无误地授命于忽必烈一人，古老的宋王朝不久将寿终正寝，因为它已失去生存的活力。
忽必烈汗似乎意识到他面临的主要问题，与他祖父在最初统一草原部落时遇到的一样，即如何把大量不同类别的人民组合成一个有内聚力的单一政治实体。
成吉思汗面对的是一大群部落，其中每个不到十万人，而忽必烈汗面对的是众多地区，其中每处就有数百万人。就像早两代的成吉思汗一样，忽必烈汗开始了围绕核心种族特征去建设国家的艰难历程，但对他而言，这个核心文化特征是汉族的，而不是蒙古的。他必须要赢得汉地人民的忠心拥护，而且在许多方面，他必须重建或另创各种制度，将不同类别的人民统一为一个具有生命力和强大创造力的整体。
1260 年，在与阿里不哥争夺最高权力时，忽必烈采用了传统中国年号，它是相应蒙古语的汉译，但是 1264 年他又改年号为“至元”，意为“全部的开始”，稍后在 1271 年，他以此年号为基础，建王朝的国号为“大元”，意为“伟大的起源”或“伟大的开始”，这样，这个蒙古王朝就名正言顺地纳入了中国的历史。
这个国号不仅对汉地百姓意味着一个新的开始，而且对蒙古臣民来说也标志着一个新的开端。忽必烈不再是成吉思汗，但他正在从事的事业所面临的风险却不亚于他祖父。
作为新王朝的开国皇帝，忽必烈努力使自己的形象汉化，不仅要让自己被汉地人民接受，而且要使自己对他们更具吸引力。1263 年，忽必烈下令为自己的家族修建宗庙。他委托大臣负责主持崇敬祖先时的传统中国礼仪，而蒙古人一贯忌讳接触与死有关的事物，可能是为了表明这一点，他自己就不参加这些仪式。
接下来他又为自己的祖先树立传统中国式的碑铭。1277 年，在宣告新蒙古王朝建立后，他以中国式名号追封死去的祖先，建造了一座有八个房间的大庙：一间给家族的创始人——也速该把阿秃儿和诃额仑，一间给成吉思汗，四间分别给成吉思汗的四个儿子，两间分别给贵由汗和蒙哥汗。在家族历史的新的正式版本中，完全承认术赤是正统的家族成员，因为他的家庭是忽必烈系最忠诚的盟友。就像蒙哥提升他死去的父亲拖雷为大汗一样，忽必烈又授予拖雷为中国皇帝。他命令以汉人形象来描摹这些人物的肖像，以至于他们看上去更像汉地的圣贤，而不像蒙古的武士。忽必烈认识到维持一支强大军队和进行有效宣传的作用，但是他战略中的第三个因素却来自于良好的政府和政策。没有必要遵循儒家原则，虽然它对汉族上层有很大的吸引力，但对普通百姓来说并不重要，忽必烈努力创设一套有效率的政府制度，能帮他赢得广泛的支持，并淡化其统治的外族色彩。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任命宣慰使，去恢复与新征服领土内汉人的友好关系，这些宣慰使开始医治战争创伤，修建以前被忽视的公共建筑，如庙宇、神祠，还有许多寄托人们感情和具有象征意义的建筑物。
为了表现得像一个权威的中国领袖，忽必烈需要一个给人以深刻印象的宫廷——它要在一座真正的城市中，而不是一个帐中宫廷，也不是建在上都（今内蒙古境内）的临时建筑物。上都对忽必烈有特殊意义，因为最初宣布他为大汗的忽里台会议就是在那里召开的，但它没有明显的有利条件。这座都城不仅位于游牧
地带，让汉地人民觉得那里是外族和野蛮人的地区，而且它还是忽必烈祖父准备袭击和抢劫中国城市前的传统集结地。忽必烈决心要与那段不光彩的历史决裂。
在保持上都为夏季行宫和禁猎地的同时，忽必烈下令建造另一座城市，一座真正的中国式都城，它位于上都以南一个的地方，那里沿着黄河有大量农田，非常适于耕种，他选择的这个地方就是原金朝的首都中都，此城在 1215 年被成吉思汗征服，那一年正是忽必烈的生年。1272 年，忽必烈命令建造新都城，并通过运河将它与黄河相连，蒙古人称此城为“汗八里”，意为“大汗之城”，汉地臣民称之为“大都”，即“伟大的都城”，它后来就发展为今日的首都北京。忽必烈使用穆斯林建筑师和中亚工匠，以一种新的风格设计他的都城，它更多地调和了草原游牧民和定居文明之间的关系。
那个时代大部分中国城市中，都爬满了蜿蜒曲折的小路，让人眼花缭乱，与之相比，忽必烈的都城有宽阔笔直的街道，它们以南北向轴线形式直通到底，与东西向的街道互相垂直；一处城门的卫兵，其视线可以穿过整座城市，与对面城门的卫兵对视。他们还从皇宫开始修建林荫大道，以便于更好地容纳蒙古的换防马队，而不只是为了中国劳工的独轮车或手推车通过。万一当地百姓起来反对他们的外族统治者，那么军队就要去镇压，林荫大道延伸得非常宽阔，可以让九个一排的骑兵并肩飞驰着通过都城。
为了增加蒙古人在国际贸易中获得的利润，忽必烈汗在都城为中东人和蒙古人指定居住区，同时也为来自今日中国各地的人安排居住区。来自远方的意大利、印度和北非商人被当作主人一般，在都城受到招待。马可·波罗非常详细地指出，因为许多男人在都城逗留，所以大量妓女也聚集在各个城区内陪他们寻欢作乐。
学者和医生从中东赶来，在这里重新开始他们的事业。罗马天主教、聂思脱里派和佛教的传教士们，与已在中国生根的道家和儒家同行们一起生活。穆斯林的牧师、印度的神秘主义者和一些地区的犹太法师也加入了这个混合共同体，在这个帝国之中，各种各样的人聚集在一起，各种各样的思想在到处传播。大都要比哈剌和林庞大得多，但它与哈剌和林一样，存在着许多共同的国际法准则，它是一个真正的世界大都会，适合作整个世界的首都。
当方济各会教徒鄂多力克在 1320 年代访问元朝时，他描述汗八里的紫禁城说：“在该皇宫的区域内，有一座非常美丽的山，上面种着树木，由此得名青山，
一所高贵奢华的宫殿屹立在山上，在很大程度上说，大汗是常驻在那里的。”鄂多力克的一段文字，看上去与以前关于哈剌和林的描写相近，他说：“在该山的一侧有一个很大的湖，上面是一座最雄伟的大桥，湖中有无数的鹅、鸭和各类水禽；山上的树木生长茂盛，成群的飞禽走兽栖息于此。”
忽必烈汗建造的木制宫殿，其基本轮廓与哈剌和林的宫殿相似。他在殿中安装了机器孔雀；它们伸展尾翼，摆出一副大声号叫的样子，这不禁令人回想起，当年哈剌和林宫殿中银树上那个由纪尧姆·布涉制造的天使。忽必烈可能把那棵华丽的银树从哈剌和林带了过来，至少他把银树的一些部件安装在汗八里了。正如马可·波罗所描述的：“大厅中，在大汗餐桌旁边的一个地方，放着一件庞大而美丽的手工艺品，它一只方方的箱柜，也许是餐柜，每条边约三步宽，箱子上面精致地雕刻着镀金的动物图案。”里面的装置也很像银树：“中间是空的，置有一根纯金的大导管……每个导管的端口都差不多大小，伴有各种美味和珍贵香料的葡萄酒或饮料从前端流向后端。”
在紫禁城内，忽必烈和他的家人在穿着、讲话、食物、运动和娱乐方面仍然表现出蒙古人的特征。这就意味着他们还是豪饮大量美酒，大声地啜食羹汤，并在吃饭时用刀切肉，这让汉人感到厌恶，因为汉人只是在厨房准备饭菜时才这么做。由于豪饮狂欢在礼节上的重要性，朝廷的场面变得有些混乱，所以个人主义的蒙古人试图模仿中国朝廷上那种繁琐而庄严的礼乐仪式。依中华帝国的传统，朝臣是根据他们的官阶等级来站列的，与此相反，蒙古人往往无秩序地挤在一起，不过，最让汉地民众感到不安的是，蒙古女人竟然毫无拘束地与男人们混在一起，即使在非常重要的场合也是如此。蒙古朝廷上的各种礼节仪式十分紊乱，有时大汗的贴身护卫不得不用权仗摒退簇拥在一起的官员和宾客。
与他的祖父一样，忽必烈认识到，制定一部明确而强制性的法典作为管理民政的依据，是很重要的。创立和执行新法律，是草原部落首领、也是中国统治者，在臣民心目中树立自己正统地位的传统手段。在制定法典的过程中，忽必烈没有用蒙古法律取代中国法律，甚至也没有修改中国法律使之与成吉思汗的法令一致，这样他就同时赢得了蒙古人民和汉地追随者的拥护。法律是忽必烈争取臣民忠心和支持的法宝，也是他最终战胜对手南宋的重要武器。
忽必烈汗的政府确保地主的财产所有权，降低赋税，修建道路、改善交通。
为了进一步收揽民心，蒙古人减少了宋朝严酷的刑律。他们减少了中国近一半的罪名数量，从两百三十三条减少为一百三十五条。即使对保留下来的罪名，忽必烈汗也很少允许使用死刑。他在位三十四年，有四个年份没有死刑记录。死刑数量最高的年份是在 1283 年，共两百七十八例。最低的是在 1263 年，仅七例，四个年份没有死刑记录，可能是因为那几年根本不存在死刑的刑罚。在忽必烈三十多年的统治中，共有不到两千五百名罪犯被处死，每年的死刑数大大少于现代国家，如中国或美国。
忽必烈全面建立了一套比宋朝更稳定的刑法体系，它也要比宋律更温和、更人道。在实际执行过程中，他规定可以用罚金来代替体罚，他制定各种程序，准予特赦那些悔过自新的犯人。同样地，蒙古当局也试图根除酷刑，或者说至少是严格限制其运用。蒙古法律详细地指出，当一个人犯了重罪，需要用酷刑来迫使其招供时，官员必须在这之前已经掌握了足够的证据，而不能仅凭怀疑。1291年的蒙古法典特别强调，官员必须“首先要理智地分析和推断案情，而不应该滥施酷刑”。与此相比，就在蒙古人尽力限制使用酷刑的同时，欧洲的教会和国家通过法律，将酷刑的使用范围扩大到更多的罪行，而且是在证据不充分的情况下。
其他国家存在着种种血腥的肉刑，如在刑架上将肢体扯裂、用大轮子碾碎身体、钉尖桩或各类火刑，蒙古人则不然，他们仅限于用藤条抽打。
蒙古法律的温和性和草原文化的习俗以一些奇特的方式表现出来。传统中国官府经常将罪行刺在罪犯的前额，以致于使犯人永远地带着罪行的标记。由于蒙古人认为前额是灵魂之所在，所以他们坚持认为，即使是罪犯的头也不能这样被随意伤害。蒙古当局允许在已经实行的地区继续刺字，必须说明的是，犯第一、二等罪的刺在上臂，犯第三等罪的刺在脖子上，但绝不刺在前额。蒙古人不允许将这种刑罚扩展到新的地区或那些还没有实行过的少数民族身上。蒙古当局不是把将罪行写在罪犯身上，而是喜欢写在罪犯家前面的墙上，以致于所有居民都能对罪犯保持小心警惕。他们也实行假释制度，被假释的囚犯必须一月两次向当地官府报告，以便官府督察他在此期间的行为。与蒙古的群体将功补过的原则相一致，从某种意义上说，囚犯要获得自由，就应该自觉充当执法机关的助手，用自己的知识协助官府逮捕其他犯人。犯人，有时还有他的所有家人，必须将罪行供
词写下来，把对审判的异议或不满也写出来。为了保存这些文字记录，他们还必须按上手印。在任何时候的司法实践中，蒙古官府总是希望让最低层组织去解决尽可能多的案件，而官员则不加干涉。一个家庭中的罪行可以由家庭解决；一群有共同信仰的僧侣中的纠纷，可以由那个宗教中的僧侣解决；一个行业中的罪行可以由该行业的公务会解决。
与解决纠纷有关的是，蒙古当局鼓励印刷犯罪学方面的书籍，以便让公民个人和小型行会受益于正确的法律指导。在刑法条文中，他们也规定了对官员的最低要求：去犯罪现场搜集、分析和汇报证据。条文中还规定了为搜集尽可能多的有用信息而搬动和检验尸体时的注意事项，规定书面报告必须一式三份，包括描述伤口位置的图案。蒙古式的程序不仅提高了执法的效率，而且也符合蒙古的基本方针政策：所有人民——不仅是受教育的精英阶层，都将知法，而且能以法律来行事。对蒙古人来说，法律更是一种化解矛盾、加强统一和保持安定的手段，而不只是判定罪行或实施惩罚的工具。
蒙古人没有用古典诗歌和书法艺术来教育官员，他们注重通过各种方式来提高官员的实际行政能力。对于从媒人、商人到医生、律师的各行各业，他们都设置了最低的学问标准。蒙古人在每个地区的政策似乎都是一样的。它们确保有广泛的个体人员能从事这些行业，并在服务中得到好处，同时，这些政策也力图规范和提升行业的水平。
以这么少的蒙古人要统治中国境内这么多的人，忽必烈汗好像不得不接受通过传统官僚选拔制度——它需要一个学习和考试的漫长过程——而组成的政府，但是实际上他拒绝了。他没有让古老的制度永久保存下去，而是废除了考试，为了能有助于行政管理，他把目光转向大量的外国人，特别是当时他可以随时调遣的穆斯林，当然还有欧洲人，如马可·波罗。忽必烈的祖父发现，受教育的穆斯林行政官员非常精通“法律和城市税收”，像祖父一样，忽必烈从弟弟治下的波斯引进了大量的穆斯林。他一再要求教皇和欧洲的国王们派一些学者和有知识的人过来，但却没有得到回应。
然而，忽必烈也注意到防止对个别民族或种族集团的过分依赖，于是他倾向于使不同人们之间互相制约，他经常将汉人和外族人混合起来组成一套行政班子，其中包括西藏人、亚美尼亚人、契丹人、阿拉伯人、塔吉克人、畏兀儿人、
唐兀惕人（西夏党项人）、突厥人、波斯人和欧洲人。蒙古人在每个部门中规定了种族的名额，主要是三部分人：中国北方人、中国南方人和外国人，这样，每位官员的周围都有不同文化或信仰的同事。就像成吉思汗基于才能和功绩、而不是出身，能从社会的最低层到最高领导层中去选拔人才那样，忽必烈的政府部门也经常从最低级的职业如厨师、看门人、抄写员和译员之中搜罗人才。低层人员得到提升，进入新的部门，这增强了他们对蒙古最高统治者的依赖和忠诚，削弱了他们与被统治人民的联系。
管理地方的官吏没有固定的官阶级别，忽必烈汗强化了成吉思汗的决策体制，即通过大型集会和政务会及经常性商议作出决定。不管其可能性如何，也不管其水平怎样，蒙古人用模仿草原小型忽里台会议的政务会取代了官僚机构。地方政务会天天召开，任何新措施必须至少有两名官员的同意盖印才能通过。政务会必须讨论焦点问题并达成多数一致；所有决议都要由集体决定，而不是一个官员说了算。按照传统中国的标准，只要由一位官员决策而人民遵照之就行了，相比之下，蒙古人的制度显得毫无效率和不切实际，它花费了过多的时间和精力。
蒙古人还以各种方式提高了其他小型公务会的利用率。对医疗服务不满的病人，可以从由医疗界代表和非医疗界的官员代表组成的公务会上得到赔偿；包括从军人到音乐家的各个行业，纷纷成立类似的组织，用以解决各种争端。
然而，蒙元以前的旧有行政制度依靠的是学者型官僚，许多人需要这些官僚提供帮助或盖印批准，于是官僚们就靠榨取这些人的钱财为生，蒙古人雇佣职员来处理日常琐碎的行政事务，付给他们薪俸。蒙古人统一了境内的薪俸标准，而在这之前，因生活费用不同而产生了许多的地区差异。
为进一步促进帝国境内商业的快速安全发展，忽必烈竭力推广纸币的使用。
至马可·波罗来到时，这一制度正在全面起作用。他描述，纸币是用桑蚕丝、以我们熟知的纸的形式制成的，而这种东西对欧洲来说仍是个巨大的谜。纸币被裁成各种尺寸的长方形，在它的上面标明价值，并盖上朱红色的印花图章。与笨重的铸币相比，纸币主要的优点在于使用时更便于携带和运输。马可·波罗写道，纸币在整个帝国被广泛接受：“拒绝使用将被判处死刑”，但大多数人“非常乐意接受纸币形式的付款，因为他们能用它买到任何东西，包括珍珠、宝石、金子和银子”。波斯的蒙古政府也试图建立纸币制度，但却失败了，因为纸币观念不为
当地商人所容，在一个时期里他们对此的不满情绪已使他们接近起而造反，而当时蒙古人还不能确定是否要使用武力镇压，当局不愿意继续冒失败蒙羞的危险，最终取消了纸币。
当蒙古人坚决抵制部分中国文化如儒家学说和缠足时，精简的货币制度显示出他们十分欣赏中国文化的其他方面。可以看出，忽必烈是愿意在中国历史中探根寻源、汲取那些有实用价值的思想和制度的。为发扬某些中国传统文化知识，忽必烈建造学校，恢复中国的翰林院，它由这个国家中最富智慧的学者组成。1269年，他创建蒙古字学，随后又于 1271 年在汗八里设立蒙古国子学。他增设新机构、任命学者去记录当代事件，编写和再版老课本，整理档案文件。
蒙古朝廷供养着了解各类语言的抄写员，不仅有懂蒙古语的，而且还有懂阿拉伯、波斯、畏兀儿、唐兀惕、女真、藏族、汉族语言的，还有的抄写员精通一些很少有人懂的语言；当然他们在使用各种语言时，还是遇到了许多令人困惑的难题。蒙古人发现，仅仅使用蒙古一畏兀儿字母表，难以记录他们所需的、来自于这个庞大帝国的所有行政信息。在每天的行政管理中，官吏们都不得不拼写各种各样的名词，如中国的城镇、俄罗斯的王公、波斯的山脉‘、印度的圣人、越南的将军、穆斯林的传教士和匈牙利的河流等等名称。因为蒙古帝国的臣民使用着大量不同的语言，所以忽必烈汗就努力进行革新实践，这在知识史和行政史上是个创举。他试图找到一张专门的字母表，它能用来书写世界上所有的语言。他把这个任务交给了藏传佛教的喇嘛八思巴，1269 年八思巴向大汗呈上了一套派生于藏文字母表的字母符号，共四十一个。忽必烈汗将八思巴的字母作为整个帝国的标准书写符号，但并不强迫每个人都使用，他允许汉人和其他臣民继续使用他们自己的书写方法，当然他希望新的文字符号能凭本身的优点来最终取代以前的旧文字。汉族学者极为喜爱自己古老的语言文字，绝对不允许它们被剥夺，而去使用一种明显是属于野蛮人的新书法；一到蒙古统治衰落时，大多数的被统治人民也都最终放弃了蒙古的这一书写方式。
从 1206 年庆祝成吉思汗的登基大典开始，蒙古人每到一定的时候，就要举办有数千人参加的、场面壮观的礼仪性戏剧表演，一连持续好几周。1275 年，他们通过一出由军队表演的礼仪性戏剧，展现了蒙古人的战争历程，该剧共六幕，象征着从成吉思到蒙哥汗——蒙古帝国创建时的重要阶段。
为了使自己和大众尽情娱乐，蒙古人青睐通俗文化，同时他们仍然厌恶流血文化。虽然他们喜爱摔跤和剑术，但他们不举行角斗和当众杀人等为罗马人所痴迷的游戏，也不举行欧洲传统的以兽斗兽或以兽斗人活动，前者如纵犬斗熊和以狗斗狗，后者如斗牛。蒙古人严禁将处死罪犯变成一种公共的娱乐活动，如欧洲城市中普遍存在的斩首和绞刑。蒙古人也不以焚烧活人为公众的娱乐活动，而这在西欧却经常发生，基督教会在任何地方都有权这么做。
忽必烈不是以权宜之计去赢得人们一时的支持，他一直有系统地贯彻着一个近二十年的长期政策，以赢得整个大陆文明世界的效忠。蒙古人把自己描绘成强有力的领导者，上天助其统一中国，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南宋领导层的衰败离析，他们沉迷于颓废奢侈的生活，炫耀自己拥有的巨额财富，远远超过其对军事能力的重视。尽管在许多方面与蒙古人存在差异，但汉地民众发现，在生活习性和思想感情方面，他们与蒙古人的共同点比他们与宋廷官僚的共同点要多得多。
每年都有大量士兵、官员和农民离开南宋投附蒙古人，或者帮助蒙古人接管自己的家乡。更多的商人愿意和蒙古人做生意，更多的教士和学者发现，投奔蒙古人可以获得保护和更大的自由，最后，南宋的将领和整团整团的士兵、水手都跑到了蒙古人的阵营之中。南宋的崩溃不是突然的沦陷或被征服，而是慢慢地被侵蚀直至瓦解。
通过这些活动，蒙古人保持着对南宋的军事压力。每一次小的胜利都增强了这样的观念：上天已把未来委付于蒙古人，他抛弃了宋朝。忽必烈汗把注意力放在加强与公众联系的活动上，而不是军事上，他把军事托付给手下那些能征善战的将军们，其中一位名叫伯颜，他非常擅长与宋军作战，这种情形与当年速不台横扫从俄罗斯到匈牙利的欧洲军队一样。1276 年，蒙古大军终于攻占了南宋首都临安（杭州），接下来没几年，他们就消灭了地方上的小规模武装抵抗力量。
通过耐心的宣传和正确的策略，忽必烈汗成功地完成了成吉思汗单凭武力所无法完成的使命。为保持自己作为中国道德化身的形象，忽必烈很好地照顾了守寡的宋朝皇太后，准许大多数宋皇室成员居住在豪华的宫殿中，那里摆放着他们惯用的各种奢侈品。为了防止宋朝废帝将来成为反叛的中心人物，忽必烈送小皇帝去西藏学习，1296 年，他在那里出家为僧。
忽必烈汗明白，在征服南宋首都、俘获大量官员后，他得到了一批极为珍贵的人才。他们代表着中国文明的最高水平，多年前，忽必烈努力保存这些人才在改革和发展宋帝国时所取得的成就。正如日本学者冈田英弘所写的那样，“蒙古帝国留给中国的最大遗产恰恰是中华民族本身”。蒙古人不仅统一了所有说不同汉语方言的地区。而且他们还将毗连的西藏、满洲、畏兀儿及许多小王国、部落民族与汉地合为一体。这个在蒙古人治下的新国家，其面积约是所有说汉语地区的五倍。已形成的中国主流文化当然不单是蒙古的，但它也不全是汉族的。忽必烈汗制造了一个融合物，通过他的努力，这种文化将产生世界性的影响，其广度和深度使人难以预料。
忽必烈的统治几乎已延伸到陆地上的所有地区，于是他不得不面向大海去寻找新的土地进行征服。通商使团驾着帆船，从远方带来了详细信息，是关于那些盛产香料的岛屿的，如爪哇、锡兰（斯里兰卡）和更北面的日本诸岛。忽必烈想把它们并入不断扩大的蒙古帝国。1268 年，他遣使去日本，要求其投降，但日本人拒绝了。那时忽必烈正忙于对南宋的最后一战，无法发动对日本的攻击，因此他只能继续派更多的代表去说服日本归降。
忽必烈把战败的南宋水师编入自己的队伍，他获得了所需的人员和技术，以便攻打这个目中无人的岛国。他复兴和扩充了原南宋水师，设法使它从仅用于守卫沿海沿江地区的水军转变为一支真正的海洋舰队，能在公海从事商业和军事活动。他把朝鲜半岛变成了一个大型的造船工场和海军基地，企图从那里出发去征服日本。虽然这些舰船在当时世界上是最大的，但造船的速度却影响船只的质量。
考古学证据揭示了当时造船的捷径，不是切割成单块石头，而是将两块巨石绑在一起做成一个锚，这样的锚比原来的更加稳固。蒙古人在船上装载了食物、盔甲和弹药，包括大量西瓜大小、填满火药的陶制手榴弹和用来轰击日本守军的榴霰弹。
忽必烈派出更多的使节去劝说这个岛国接受蒙古的统治，但是日本幕府当局每次都拒绝了。到了 1274 年，忽必烈聚集了一支由九百只战船组成的舰队，用来运送由二万三千人的高丽、中国步兵和数量不明的蒙古骑兵组成的军队。11月，他们启航出发进入一片充满危险的水域，它有一百一十英里宽，将朝鲜半岛和日本分隔开。蒙古人轻而易举地占领了横卧于海峡中间的对马岛，然后进占靠
近九州的壹岐岛，舰队驶入博多湾，部队陆续登陆。日本武士想单打独斗，他们不断冲击蒙古军，但蒙古人保持了队形；与以往一样，蒙古人以一个整体，而不是各自单独作战。蒙古人没有出去决斗，而是用炸弹轰击日本武士，他们用箭将炸弹倾泻在敌人军中。蒙古人屠杀有名的日本武士，剩余的日本人从内陆沿海退人要塞。蒙古军没有深入腹地追击败逃的日本人，因为他们缺乏关于那些地区的可靠情报。于是他们离开了得胜后一片狼藉的战场，重新把士兵、战马和粮饷装上船。蒙古人的计划仍然是个谜：他们打算过几天再来追击日本人吗？在赢了这场战斗后，他们是想沿海岸远行去攻打另一个地方吗？他们只是被派来试探日本人的反应和策略的吗？他们是因为在战斗中元气大伤而撤退吗？
到了夜晚，当入侵者全部在船上时，一场恐怖的秋季风暴突然刮来。这场后来被日本人称为“神风”的风暴，在海面上卷起汹涌的波涛，把许多仓促建成的船只砸向岩石和海岸。在努力逃生的过程中，有一万三千入侵者死亡，大部分是溺死的，致命的海峡使他们无法到达朝鲜半岛的安全海港。历史上最大的舰队遭遇最惨烈，但很大程度上没有流血的海上集体大毁灭。
统治者有时会编造一些最终连他们自己都会相信的借口，在这些虚构的辩解中，忽必烈和他的朝臣们仍然坚持赢得了这场战争，因为蒙古人在短暂的登陆战中就击败了日本军队；至于后来的大量伤亡和近乎整个舰队的全军覆没，似乎并不重要。因此，到了第二年，忽必烈再次遣使去日本，要求天皇立刻亲自来蒙古首都，清楚地表明自己的投降之意，然后忽必烈将重新授权他成为日本的统治者。
尽管在陆战中失利，但日本人同样也认为自己已最终获胜，所以他们拒绝了蒙古的要求。他们对自己充满信心，也认为众神保佑着他们，所以日本人还是决定与蒙古人对抗到底。他们处决了蒙古使者，将其头颅砍下，使其鲜血流尽，然后再把面目全非的头颅示众，供人们嘲讽。
忽必烈准备再次远征。日本人开始建立一支小型舰队，用来与入侵者进行水战，他们还沿着海岸修筑了一堵石墙，以阻止蒙古士兵和战马登陆。1279 年，忽必烈派出更多的代表来到日本，日本人将他们全部处死，于是双方都着手准备即将来临的战争。这回蒙古人将带着一支高丽舰队，其规模与上次相差无几，从两个方向出发进攻日本。主力舰队将紧随其后从中国赶来，它由三千五百艘船组成，配备了六万名水手，要运送十万名士兵；这次他们将在夏天出发，而不是在
秋天航行。
1281 年 5 月底，高丽舰队启航，尽管遭遇日本人的强烈抵抗，但在几天以后，他们再次占领了海峡中的岛屿。然而，蒙古人在海上的计划不如在陆上那样精确和容易执行，中国舰船遇到了许多困难，被迫耽搁。高丽舰队驶入博多湾，期待南方的中国伙伴前来支援，但是他们未曾到来。日本人修筑的石墙成功地阻止了敌人登陆，人侵者只能簇拥在船上，而六月的酷暑又不断袭来，于是不知名的疫病爆发，很多人变得虚弱不堪。晚上，日本人在夜色的掩护下，驾着小艇去偷袭敌人的大船，对方现在已经陷入恐慌和混乱之中，没有意识到即将遭受致命的军事失败。高丽舰队既不能登陆，又不断受到夜袭的骚扰，他们于 6 月 30 日退至鹰岛，等待南方舰队，而后者在两周后终于到达。这时候整个舰队一片混乱，疾病流行，而且在海上呆的时间也大大超出了预期时日，食物供应不足，元军在8 月中再次驶向日本。但一股风暴又一次席卷海面，将元军船只倾覆、砸碎，可能有十万多人丧命。根据有关此次灾难的故事，几乎没有船只幸免。
忽必烈对日本的进攻失败了，但它对日本的社会政治生活产生了巨大影响，推动了日本在文化上的统一和军人政府的建立。与此同时，蒙古人放弃了日本，假装失败从未发生过，转而从别处去寻找他们希望中更容易对付的目标。
蒙古人陆上的征服战争还在继续。尽管遇到了热带高温和地形不熟的极端困难，蒙古军还是在缅甸、越南北部的安南、老挝取得了胜利。一些东南亚王国，包括越南南部的占城和印度沿海的马八儿，都主动地屈从于蒙古人的统治，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投降行动更多的是一种形式，而不是实质性的，蒙古缺乏人力去管理它们。然而，这些新臣民却开始向蒙古朝廷上贡物品，包括大象、犀牛和据说是佛祖本人的牙齿。双方互相交换贡物和礼品，表面上是一种礼节仪式，而实质是进行商业贸易，其数量和价值也逐步增长。
蒙古人不仅建立了一个统一的中华国家，同时他们对周边的小国也施加了同样的影响。早些时候，蒙古人努力使有着共同文化、但却经常争斗的朝鲜半岛各国形成一个统一的民族国家。同样，在蒙古直接管理之外的东南亚，蒙古军队制造了许多新的民族，他们为越南和泰国的形成奠定了基础。蒙古之前，在今天的泰国、老挝、越南和柬埔寨地区，其文化完全是印度化的，遵循的是印度式的建筑风格和宗教信仰，流传的是印度教的神话故事，蒙古人带着中国移民在这里创
造了一种新的混合文化，他们就是后来有名的“印度支那人”。
蒙古人在今天印度尼西亚的岛屿上没有取得多少胜利。1289 年，忽必烈遣使去爪哇，还是要求附近的王国归附蒙古，但是爪哇国王担心，蒙古人可能是要夺取爪哇在摩鹿加群岛的香料贸易权，因为其获利颇为丰厚。爪哇国王挑衅性地在使者的脸上刺字，然后把他送还给忽必烈，于是，正如在日本发生类似事件后所发生的那样，忽必烈下令准备一支舰队去占领爪哇，并向其国王报复。1292年，由一千艘船艇组成的新舰队，载着两万名士兵和一年的食物储备开航了。舰队于 1293 年到达目的地，蒙古人势如破竹，不久便杀死了那个桀骜不驯的爪哇国王，并轻松地占领了该岛。但是随后他们却落人圈套。蒙古将领以为爪哇人在新国王的带领下准备举行投降仪式，于是他们被诱入了伏击圈，许多将领被杀死，剩余的部队狼狈地撤出岛屿。
忽必烈未能把成功的蒙古战略很好地运用于海上。马上猎手的古老技术被他祖父用来作为陆战的基础，但这些技术却没能转化为海战的基础。从前，罗马和雅典的海上霸权仅局限于地中海的狭小范围，相比之下，蒙古人使中国获得了一种真正的海洋权，从这点上讲，蒙古人预告了一种新型帝国权力的来临，它是基于海军舰队实力的，在接下来的几个世纪中，西班牙、英国和荷兰掌握了这种权力。
然而，忽必烈在日本和爪哇的一时失利却划出了蒙古帝国的东面界线，此后帝国再未跨过这片水域，甚至也没有到达附近的台湾岛和菲律宾群岛。在忽必烈即位之初的 1260 年，蒙古人败于埃及玛木鲁克人，由此确定了帝国的西南边界，同样地，再往前二十年，蒙古主动放弃了波兰和匈牙利，从而确立了帝国的西北边界。这样，在 1242 年至 1293 年间，蒙古的扩张达到了极限，四场战争标明了蒙古世界的外部边界——波兰、埃及、爪哇和日本。处于这四个极点之内的地区遭受了破坏性的征服战争，经历了剧烈的调整之后，适应了与以往明显不同的统治方式，但是，随着商业、技术和知识的大发展，不同于以往任何历史时期，他们将享受一个前所未有的政治和平世纪。
每年春天，群群仙鹤掠过北中国，不断向北飞行，它们是要到蒙古的河湖浅滩上繁殖，此时，忽必烈汗正在乡间等着它们，在四头大象——它们是从缅甸带来的战利品的背上，安装着一间美丽的镶金亭子，忽必烈就仰躺在亭内一只覆盖
着虎皮的丝椅上。他因身体太过肥胖而无法骑马，并为痛风病所困扰，象背上的亭子是专门为他精心设计的，他就坐在这个舒适的地方打猎的。当准备打猎时，忽必烈就将亭顶后翻，只见灰白的仙鹤在头顶密集地飞翔，它们像片片白云紧贴在清新的蓝天之上。忽必烈一发信号，数百养鹰人就在大象两旁列队，并掀去他们猎鹰头上的皮头罩，于是矛隼、游隼和老鹰都飞窜出去。它们在仙鹤后面紧追不舍，一个接一个地将仙鹤叼走，把它们送到主人手中。
虽然忽必烈的祖父把蒙古人只在冬季打猎而从不在春季打猎的偏好编人了法典，但是忽必烈不喜欢在寒冷的冬天打猎，所以就改变了法令。即使穿上白鼬皮外套，盖上黑貂皮毛毯，并在周围的地面和墙头铺上虎皮地毯，忽必烈还是觉得温度不适、寒风刺骨；因此，他把打猎季节推迟到天气更宜人的早春时节。
在打猎的队伍中，士兵们骑在马上。骆驼驮着各种货物，还有大象装载着小型的私入帐亭备用，万一大汗在追逐猎物时需要经过一些狭窄的地方，而四头大象上的行宫不能适应时，他就到这些备用帐亭中去。车队紧随着忽必烈的御旗而行，它们挂饰着用鲜艳的彩绸扎成的花彩。整个车队包括捕猎用的老虎蹲在由壮牛牵引的笼子里，还包括伏在马后背上的豹子和山猫，它们或是独自趴在马背上，或是坐在驯兽师的后面。当猎物出现时，忽必烈就放出这些自己驯养的食肉兽，将猎物杀死。狗是用来捕食熊和较小动物的，豹子是用来捕食鹿的，老虎是用来捕食大型野驴或野牛的。如果猎物逃脱了食肉兽的捕食，那么列成密集方阵的射手们就会射杀他们的主人忽必烈所需要的任何猎物。
穿行乡间的忽必烈的打猎队伍中，包括许多占星家、占卜者、蒙古萨满巫师、西藏喇嘛僧，我们从成吉思汗在战斗前使用萨满巫师的隐约记载可以推知，这些人的职责是消除乌云、雨水和其他妨碍大规模打猎活动的恶劣天气。动物们感觉到了这支庞大车队发出的声音和气味，有了足够的警惕，并乘机逃跑。由于动物很难被出其不意地抓获，因此忽必烈的车队就必须像传统的蒙古军队那样继续前行，以围捕它们。皇帝及御前人员和兽群在车队的中央，他让一支万户军（名义上有一万人，但这里可能要少些）在左前方行进，另一支在右前方行进。为了显示他们作为两翼的角色，一边穿成鲜红色，另一边穿成深蓝色。根据马可·波罗所说，两翼的士兵分别朝两个方向围猎，直到离目的地只有一天的路程为止。忽必烈的家臣带着猛犬和猎鹰，在后面将猎物赶往两翼的中间，当大象驮着行宫中
的忽必烈到来时，这些猎物已经完全被困在里面了。
打猎的随行人员在象背上劳累奔波了一天，为了迎合他们的需要，先遣的仆人事先为他们建立了营地，就像一个临时的城市。那里最大的亭子可容纳一千宾客，他们是来参加喧闹的蒙古庆典的。毗邻的帐篷是供就寝的地方。一个剧团跟随打猎队伍前来演出，有歌手、杂技演员、变戏法者和柔体表演者登台亮相，他们让整个行宫享受着各种乐趣。
在每晚的庆祝会上，每个人穿着同一式样的迪尔，而且天天都要换一种颜色；但是为了避免人人平等，就用一定数量和价值的宝石、珍珠镶嵌在服饰上，以象征等级和权力的层次。他们披着金腰带，靴子上镶着银器。在所有庆祝会上，驯养的老虎步入亭内，从宾客中慢慢地走到大汗面前，向他鞠躬，然后整晚坐在这位君王的身旁。膳食盛在金碟和银碟中。每个仆人戴着一块镶金的餐布，作为口罩覆盖鼻子和嘴巴，主要的目的就是防止呼吸时污染食物。忽必烈汗进膳的菜谱至今还保存着，上面包括各类食物，但仍保留着蒙古人一贯的主食即肉类和乳制品。蒙古宫廷人员吃着许多美味佳肴，例如，将一条条肥壮的羊尾巴涂上面粉、撒上韭葱烘烤后再吃；公牛的睾丸在沸油中煎炸，再涂上千藏红花粉，撒上香菜；羊肉与豆蔻、桂皮放在水里一起煮，拌着稻米和鹰嘴豆一起吃；幼嫩的茄子中塞满羊肉块、肥肉、酸乳酪、桔皮和小矮糠。
就像真正的蒙古人那样，对于自己所喜爱的发酵马奶饮料，他们往往禁不住滥饮，不过这种马奶却来自于专门豢养在皇宫中的纯种白母马，它们在与纯种白牡马交配后怀孕，产生了一种特殊的奶，仅限于忽必烈和他的朝臣享用。到了夜晚回室就寝的时候，大汗就与他精心挑选的年轻美女共眠，她们都被检查过，确定不打呼噜，呼吸时没有难闻的气味，不会释放出任何恶心的体臭。第二天早晨，为了让大汗从过度的喝酒、饮食和纵欲中恢复体力，他的贴身医生和药剂师向他奉上一种茶，由桔皮、野葛花、人参、檀香和豆蔻制成，空腹饮用这种茶，可以消除醉酒后的不适之感，使大汗有力气在新的一天里继续打猎、饮食和喝酒。
就在几代人之前，忽必烈的祖先们将打猎作为获取食物的基本手段。他的曾祖父也速该带着他的矛隼外出打猎，就在那时他看见了新娘诃额仑，他把她抢来做自己的妻子。忽必烈的祖父成吉思汗，在父亲死后通过打猎来维持家庭的生计，他与同父异母的哥哥别克帖儿在猎获云雀和鱼的问题上发生口角，随后，在一次
公开的争吵中，他杀死了别克帖儿。后来，成吉思汗在速不台和其他优秀猎手的协助下，将打猎时的大量策略、技术和武器移用于战争，把敌人看作被跟踪和被诱捕的猎物，由此他得到了这个庞大的帝国。
打猎，把忽必烈喜欢的娱乐消遣活动和帝国所需的盛大典礼、挥霍场面结合在一起。忽必烈仍然参加一些具有传统特色的蒙古打猎活动，享受其生活方式：
注重箭术，驯养猛禽，品尝马奶，寝息帐幕，组织左右翼军队。但是他把这些活动转变为一种颓废奢侈的消遣，它为蒙古精英和忽必烈自己提供了代价昂贵却索然无味的娱乐形式。忽必烈那声势浩大的打猎队伍，更多的是表面的炫耀，而不是实力的体现，其主要意义在于它形成的这种大型的公共场面，以及它在臣民和外国来访者心中留下的印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