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文澜先生在《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一书中，明确地指出：“阡是田间南北车路，陌是东西车路。战国时战争用步骑兵，兵车极少用，田间无须留宽广的车路。东方各国阡陌早已逐渐开辟为田地。商鞅开秦国阡陌，用意正相同。”《史记·秦本纪》记载：“孝公十二年，为田开阡陌。”意思是，为了大力发展农业，尽量增加农田面积，秦孝公采用了商鞅的建议，不再保留原来为适应战车通行的阡陌大道。它充分地说明了秦国早年的车战作战方式已逐渐为步战、骑战所取代。这里说的骑战，就是从秦孝公开始，在秦国积极推行的以步兵、骑兵为主的战争。
《通典》：“骑者，能离能散，能集百里为期，千里而赴，出入无间。”骑兵在马上作战机会多，战马以极高速度投入战斗后，由于战马不断腾空和地形变化，敌人弓箭对骑士的命中率非常低。相反，当骑士与敌人近距离接触时，只要是训练有素的刀手，就能百砍百中，而且大多一刀就能致对方于死地。一根碗口粗细的大木桩，骑兵们挥手一劈，瞬息之间就能被拦腰斩成两截。当那让敌人闻风丧胆的骑兵，手握一把轻便、锋利的钢刀，随着战马以每秒8～12米的速度冲向敌阵时，它的杀伤力绝不亚于现代的一挺冲锋枪。步兵和骑兵，相得益彰，成为最佳的军力组合。
古代几乎所有的战争，都是靠实力、靠智慧、靠计谋取得主动权的。秦始皇征灭六国的过程中，不能缺少一支担负野战任务的步骑部队，不能缺少一支组织严密、装备精良、机动灵活的正规作战部队，有了它就能突破障碍、攻关陷城，去取得战争的最后胜利。很遗憾，人们在《秦俑一号坑发掘报告》中，看不到一个骑兵的形象。俑坑中大量围着“车”排列的步卒，它们的职责是跟随着“车”、侍候着“马”，是不能承担独立作战任务的。应该说，硬要将秦俑坑里这一支既没有骑兵、又没有步兵的部队，称之为秦始皇时期的正规军，实在是一件让人不可思议的事情。
骑乘和骑兵，首先出现于我国西北部和北部少数民族游牧地区，中原地区在殷周时代多乘车，春秋初期北方少数民族已有骑兵。当战车受损不能行进或者战车遇到障碍失去功能时，车兵跳下车子骑上马，就变成了骑兵。公元前307年，聪明的赵武灵王，把步兵善“击”的动作和能够奔驰的单“骑”，巧妙地加以融合，穿上轻便舒适的“胡服”，并配备赵国锋利的铁制兵器，正式组建了一支“神奇、快捷、勇猛”并且具有一种超级战斗力的新型骑兵。骑兵作为独立的兵种，创建于春秋少数国家，到了战国中期，中原各国都已普遍拥有数量庞大的骑兵部队。
赵武灵王开创了骑兵制胜的先河，其他各个诸侯国家，自然要竭力地跟进和效仿。其实，只要有足够的骏马和锐利的铁制兵器，经过一番战术及动作的训练，组建骑兵的这个目标，是完全可以达到的。战国末期，有人将已经成熟的骑兵战术，总结为完善的军事理论，写进当时《六韬》这部军事著作中。从《六韬·略地》所说“凡攻城围邑，车骑必远屯警戒”可以看出：在以步战、骑战为中心的攻防体制中，已经没有多少“车战”的痕迹了。尤其在北方劲敌，即匈奴骑兵部队的严重威胁之下，组建骑兵成了各国的当务之急，敌国骑兵的进犯，只有靠骑兵才能抵挡。
《懒真子·卷三》中记载，“盖胡人终长骑射，其所以取胜，独以马耳，故一胡人有两马。此古法也，北征诗云：‘阴风西北来，惨澹随回鹘，其王愿助顺，其俗喜驰突，送兵五千人，驱马一万匹’。是知一胡人，两马也。中国若不修马政，岂能胜之。”北国骑兵得以长驱直入的优势在于：一靠它不受崎岖地形的限制；二靠骏马飞快的前进速度；三靠有闪电般的制敌能力；四靠每一骑兵有两匹精良奔马，可视战况调剂使用；五靠长途出击得不到食物时，可吸马血维持体能。古代骑兵这一惊人的军力，是其他兵种无法达到的。而要北却匈奴，就非采用骑兵不可。
秦国骑兵的发展情况又是如何的呢？《韩非子·十过篇》中记载：秦穆公二十四年（公元前636年）秦以“革车五百乘，畴骑二千，步卒五万，辅重耳入之于晋，立为晋君。”“畴骑”的本意就是“世代传习的骑士”。在骑兵刚刚出现的时候，骑术是一种比较特殊的军事技术，称它为“世代相传之业”是很自然的。从秦穆公以武力帮助重耳归晋称王，一次就派2000“畴骑”来看，应当不再是当年的单骑者，而是具有军事意义的秦国历史上最早的骑兵。总之，在公元前7世纪，秦国是有各种条件组建骑兵部队的，秦国的骑兵与赵国的骑兵相比，提早了300多年时间。
这应该是秦国拥有大量骑兵的有力凭证，也是我国历史上最早拥有骑兵的史料记载。其实，秦正规骑兵的出现要早于东方各国诸侯，因为它地处西北高原，自古就是产马、牧马的适宜地区，向来是以养马业著称于世的。秦养马业的发展，为骑乘和骑兵的出现创造了良好条件。秦人长期生活在西部地区，自建国以后，又长期与戎狄交往（战争或和平），在这种交往过程中，秦人至少能感受到骑兵在军事上的威力和作用。应该说，种种主客观因素都对秦国首先组建自己的骑兵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遗憾的是，一些考古学家们，总是在有意无意地否定这一史实。
在春秋战国时期，连年的战争和频繁的兼并，使各国的军备竞争，不断地加剧升温，任何一个有头脑的军事家和政治家，为确保自己的国家不受兵灾之祸，都以最大可能和努力去组建一支强大的战骑部队。在秦昭王时期，为了争夺长平地区的控制权，秦赵两国进行了一场大决战。从《史记·白起列传》的有关记载看，在整个进军、追逐、包围、坚守过程中，没有一点“车战”的影子，而对歼灭40万赵军起着关键作用的秦国骑兵部队，则醒目地展现在人们眼前。长平之战说明，秦国的战车部队已经销声匿迹，而步、骑部队则已经正式地登上军事作战的大舞台。
俑坑的马是一些什么马？
没有马就没有“车战”，没有马就谈不上有“骑兵”，不论是在车战风靡一时的年代，或者是在骑战兴盛的岁月，都和马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正如章潢在《马政叙》一书中所说的那样，“阵马之勇，势比风樯，甚言马之有益于国也”；《后汉书·马援传》上也说，“行天莫如龙，行地莫如马。马者，兵甲之本，国之大用。”古代用于战车和骑兵的马，都是一国之内品质最为优良的马。因此，并不是随便什么马都能用于战车作战和骑兵作战的。在秦俑坑几个坑里，有那么多的马，是不是都能够作为古代的战车用马或者是作为当时的骑兵用马呢？答案是完全否定的。
秦国是名马之乡，《史记·秦本纪》记载；“非子居犬丘，好马及畜，善养息之，……周孝王召使主马于汧渭之间”；在《汉中志》里也有“武都出名马”的记载，可见秦国本身就拥有各种用途的良马。什么样的马，能称为良马呢？《史记·张仪列传》记载：“秦马之良，戎兵之众，探前趹后，蹄间三寻，腾者不可胜数。”马首高昂，马腿也长，腾跃之时，前后蹄的跨距亦大，在腾空向前飞奔时，自然也就快捷如飞。苏轼在《三马图赞并序》中说：“元佑初，时西域贡马，首高八尺，龙颅而凤膺，虎脊而豹章，振鬛长鸣，万马皆瘖。”这是对良马的“外在”评判标准。
中国的军马，自古以来就存在着上、中、下三个等级，这种等级最早出现在《史记·孙膑列传》的记载中，它说：“马有上、中、下三辈。”在《马寮式》中有“细马十匹，中马五十匹，下马二十匹”的记载。在《明洪武实录》中有：“上马给茶80斤，中马70斤，下马60斤”的记载；在《雅州府志》中有：“上马换茶240包，中马换茶160包，下马换茶80包”的记载；即使在《陕西通志·茶马》中，也有“上马给茶12篦，中马给茶9篦，下马给茶7篦”的记载。由此可知，包括陕西在内的全国各地的马匹，几千年来一直都有“上马、中马、下马”的区别。
辽宁省沈阳市有上马家、中马家、下马家的地名；河北省赞皇县有上马村、中马村、下马村的地名；浙江省临安县有上马岭、中马岭、下马岭的地名；四川省大昌县有上马渡、中马渡、下马渡的地名。有这么多的“上马、中马、下马”落户全国各地，足见它们和中国的社会生活，有着多么密切的联系。所谓上马，就是最优等的马，也称善马、良马、细马；所谓中马，就是中等级别的马。《史记·大宛传》记载，“汉军取其善马数十匹，中马以下三千余匹”。所谓下马，是指最次一等的马。除此之外，当然还有更多的、不能直接用于作战需要的以及其他用途的马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