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说，历代秦王对发展冶铁工业，始终都是给予高度重视的。《史记·范雎列传》记载，秦“昭王临朝叹息曰，吾闻楚之铁剑利而倡优拙，夫铁剑利则士勇，倡优拙则思虑远，夫以远思虑而御勇士，吾恐楚之图秦也。”什么是倡优？《汉书·东方朔传》中有说“作倡优，舞郑女。”《说苑·至公》说“妇女连百，倡优累千。”《慧琳音义》说：“倡优，乐也，谓调戏作乐也。”秦昭王看到楚国的铁剑锋利无比，士兵又不近歌舞美色，这样的军队如果打到秦国，那该怎么办？秦昭王此刻深切感到，如果要战胜诸侯六国，就一定要“装备铁剑部队和整肃秦军的侈靡之风”。
秦昭王这种殷切期待，不久便得到了全面落实。秦昭王去世，秦孝文王即位三天就死了，接着即位的秦庄襄王和后来的秦始皇，都以吕不韦为宰相，从《吕氏春秋·简选》可知，秦始皇采用了一条“兵甲器械欲其利，选练角材欲其精”的正确治军路线。从《史记·秦始皇本纪》泰山刻辞“靡不清净，永承重戒”中，从南海刻辞“禁止淫泆，男女絜诚，大治濯俗，天下承风”中，看出当时一切的淫泆、恣行之乐，早就一扫而光。秦始皇时期已经拥有一支军风秉正、纪律严明、装备精良、英勇善战的作战部队，这还怕对付不了包括楚国在内的关东六国强大的“钢铁之兵”？
秦统一六国前后，在冶铁工业方面，到底采取了哪些具体措施呢？《华阳国志·蜀志》记载：秦惠文王使张若治蜀时，于成都置“盐铁市官”。《通典·职官》上有“秦郡国置铁官，诸郡国出铁者，置铁官，长丞”的记载；根据睡虎地秦简《秦律杂抄》记载，秦国已设有“左采铁、右采铁”的官职，而在秦代的中央，更任命司马迁的高祖父司马昌为秦始皇时期的“主铁官”，“主铁官”就相当于现在的“钢铁工业部部长”。请问，那些坚持认为秦王朝只有冶铜工业的人，秦始皇时期怎么没见设立过“主铜官”、“左采铜”、“右采铜”和郡国铜官等相应的官职啊？
《汉书·食货志》记载：“秦盐铁之利二十倍于古”，说明由于秦代冶铁工业的飞速发展，已使它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史记·货殖列传》中有“蜀卓氏之先，赵人也，用铁冶富。秦破赵，迁卓氏，致之临邛，铁山鼓铸，富至僮千人，田池射猎之乐，拟于人君。……程郑，山东迁虏也，亦冶铸，富埓卓氏。……宛孔氏之先，梁人也，用铁冶为业。秦伐魏，迁孔氏南阳，大鼓铸，规陂池，连车骑，游诸侯，家致富数千金。……鲁人曹邴氏尤甚，以铁冶起，富至巨万。”请看，这是秦代社会经济最自由、最开放的时期，也是古代的钢铁工业得以高速发展的最佳时期。
秦朝战胜了六国，得到六国诸侯的财富，汉朝灭掉了秦朝，又得到秦朝乃至六国诸侯的财富。就像广州西汉南越王墓中出土有秦昭王纪年的铜制兵器一样，所以汉墓出土众多的铁制兵器中，有相当大的一部分应该是秦朝遗留下来的。清代诗人田邦璇，在《古剑》诗中有“秦耶汉耶不可识，周鼎殷球同大年”的诗句。它的意思是：有些古物，属商、属周很难判定，有些古剑，属秦、属汉很难分辨。许多考古学家正是以“汉墓有大量铁剑”，而不承认“汉墓有大量秦剑”的基础上，得出错误结论：“只有在汉代，才是最后完成铁制兵器取代铜制兵器的历史任务。”
“吕不韦戈”是可移动的文物
长期以来，有关秦俑坑的“定性”材料，几乎都是东拉西扯、凭空想象出来的，目的是能够为1974年所作的那个“定性”结论，填补一个学术上的“大窟窿”。相比之下，在他们拿出的所有“证据”中，最具“威慑力”的一点，恐怕就是俑坑出土的5件“吕不韦戈”了。所谓的“吕不韦戈”，就是在一种叫“戈”的兵器上，发现刻有“吕不韦”几个字的铭文，所以就以“吕不韦戈”相称。按考古学上的惯例，这一类铭文，历来都是判断文物年代的重要依据。有人认为：将俑坑与吕不韦联系起来，或者与和吕不韦直接有关的人联系起来，是一件顺理成章的事情。
“吕不韦戈”及其铭文的材料，在1975年7月12日新华社发布的新闻报道中，在1975年第11期《文物》杂志发表的《秦俑坑试掘第一号简报》中，在1978年第5期《文物》杂志发表的《二号兵马俑坑试掘简报》中，在1979年12月《文物》杂志发表的《三号兵马俑坑清理简报》中，都从来没有提到过。应该说，“吕不韦戈”的材料，是在秦俑被正式“定性”之后的很多年才被发现、被重视、被作为最重要的“定性”材料，出现在世人面前的。从时间角度去看，虽然晚了一点，但它一登上台面，一场从来没有过的、最激烈的学术大战，随之就立即展开了！
1982年10月，在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无戈先生所著《秦始皇陵与兵马俑》一书中，人们才第一次看到有“吕不韦戈”的正式材料。书中说，秦俑坑里发现的铜矛、铜戈上面，刻有“三年相邦吕××”和“七年相邦吕不韦造寺工周丞工义工竞”的铭文。为此，聂新民先生撰文说：“俑坑出土有属于秦始皇时代的‘三年吕不韦戈’，这些纪年兵器，对推断俑坑年代有重要意义。”袁仲一先生在许多著作中，也宣称：俑坑内出土的带有秦始皇纪年的兵器，是一个谁也无法驳倒的“铁证”，俑坑内出土有刻着秦始皇纪年的青铜兵器，怎么可能会变成其他人的陪葬物？
张占民、何欣云两位先生发表文章说：“秦俑坑年代只能是秦始皇时期，其证据……是一批带纪年的兵器。兵器清楚地刻有‘三年相邦吕不韦造’，还有‘四年’、‘五年’、‘七年’等。”用张文立先生的话来说，在“吕不韦戈”出土之后，就将一场已经开展起来的秦俑主属之争，最后得以“平息”下去了。他的逻辑就是：在秦俑坑里找到几件刻有“吕不韦”名字的戈，由于吕不韦是秦始皇的丞相，丞相又是陵墓工程的主持者，所以俑坑当然就是秦始皇陵的陪葬坑。在他们看来，自从“吕不韦戈”出土之后，使俑坑的“定性、定名”，似乎又找到最具说服力的证据支持了！
既然“吕不韦戈”具有这么一种神奇的学术震慑力，那就一定会让所有持反对意见的人，在“吕不韦戈”的面前，都无法进行反驳、无力进行抗辩了？否则它怎么就能起到一种“平息”的巨大作用呢？然而，实际的情况是，“吕不韦戈”材料才出来不久，根本没有和任何人进行过学术交锋，所谓的“平息”之说，又该怎么去理解呢？应该说，在学术争鸣的“百家园”中，提出各种不同的学术观点，完全是十分正常的现象，无论是对的或者是错的，用不着大惊小怪，因为这都是对科学发展事业的一种贡献，根本就不存在一个谁“平息”谁的问题。
俑坑出土“吕不韦戈”后，有些人说话的口气都比以前强硬了。谁敢说这不是吕不韦的戈？谁敢说吕不韦不是秦始皇的宰相？谁敢说“吕不韦戈”不是在俑坑里面出土的？兵器上既然刻着“吕不韦”的名字，又刻着准确的年代，俑坑当然就是秦始皇时期修建的！然而，事情并没有他们想象得那样简单，因为，“吕不韦”几个字只是刻在一种兵器上，而兵器和俑坑这一固定的地下遗址，是否存在一种必然的、内在的联系，还需要有一个严格的论证过程。仅靠理想性的构思、浮浅的推测，那是没有说服力的。因为这样的推测，往往会顾此失彼而出现重大失误。
要让“吕不韦戈是秦始皇陪葬品”的观点得以成立，就必须符合以下两个条件：一是，俑坑在焚毁之前，坑顶的结构，并未受到“大开挖”式的破坏，内部的空间也相对完好，只有这样才能确保俑坑自身的封闭状态，排除由于各种自然因素，如洪峰、地震等造成坑顶的坼裂，而给外来人有随时潜入坑内的可能性；二是，必须确认俑坑建成之后，直到焚毁之前的整个存续期间，没有任何人能够从外部携带兵器进入俑坑的可能性。只有在这两个条件都得到满足的情况下，才能够彻底地割断俑坑与外界的一切可能的联系，以便有效地确保俑坑不会出现外来之物。
张之恒先生的《中国考古学通论》一书，就明确地指出：“在考古学领域内，断定绝对年代的方法，主要是依靠文献记载和年历学的研究。纪年铭文，是确定绝对年代的可靠证据，但要注意有无经过搬迁；有纪年铭文的器物，是否被长期沿用。如果发现这些情况，在断代时就应十分审慎。”在《文物保护法》上，也有“可移动文物和不可移动文物”之分。在一个完整的、未经扰乱的墓葬、遗址中，一切都会保持原样、原位。相反地，由于出现各种原因，致使墓葬、遗址受到损坏，再以可移动文物的特征去判断墓葬、遗址的年代，就会遇到各种各样的考证困难。
秦俑坑出土的“吕不韦戈”，无疑是属于“可移动文物”之列的。“吕不韦戈”在全国很多地方，一直都有发现，说明古代使用过“吕不韦戈”的人和地区很多，“吕不韦戈”可以出现在战场上，可以进入秦宫中，可以埋到坟墓里，可以被私人收藏。应该说，“吕不韦戈”的纪年，只代表它本身的铸造年代，而不一定能够代表“不可移动文物”本身的建造或者形成的准确时间。老实说，“吕不韦戈”有可能依附在不同年代的“不可移动的”墓葬中，有的墓葬会比“吕不韦戈”的纪年晚，有的墓葬会比“吕不韦戈”的纪年早，到底是早是晚，这是需要严格地分辨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