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社科院科研局的安排下，著名考古学家徐苹芳先生于1982年5月22日，在与秦俑持有不同观点者进行会见时，也发表了自己的意见和看法：“这位秦宣太后，只是一个被秦昭王废黜权位的人，没有条件再去修建这么大的陪葬坑，秦俑坑这么大，又在秦始皇陵的附近，所以俑坑的主人，应该是秦始皇，而不会是其他人，只有秦始皇才有这样大的魄力和财力，去搞这样大的工程。”持有这种观点的人，看到当年那些为秦俑“定性”的所有材料都一个个地被挑战者们彻底地否定之后，这种“魄力、财力”说法，就成了他们心中的最后一道情感障碍线了。
在一些人看来，秦宣太后都“下岗”了，还会有什么特权可言？人们不要忘记了：在没有统一六国以前，秦宣太后也曾经是称霸过一方的最高统治者，如果她生前要预先选定一个墓址或者要搞一批陶俑，那是没有人能够阻挡得了的。几千年以来，骊山地区一直受到最高统治者的直接控制。谁真正有权有势，谁的权势更大，谁就能任意地使用这块土地。“凡所贵有天下者，得肆意极欲”，历朝历代都是一样的：周代拥有天下的周幽王霸占过骊山；秦代拥有天下的秦始皇也霸占过骊山；而统治过秦国41年之久的秦宣太后，当年也曾拥有骊山这块土地的支配权。
《战国策·秦策》记载：“太后病将死，出令曰‘为我葬，必以魏子为殉’，魏子患之。庸芮为魏子说太后曰‘以死者为有知乎？’太后曰‘无知也’……明知死者之无知，何为空以生所爱也，葬于无知之死人哉！太后曰‘善’，乃止。”从这里可以看出，秦宣太后在病中，对于“死”字，是有所考虑的，对于“死”事，是有各种准备的。她知道自己将不久于人世，所以对许多身后之事，都作了妥善安排，就像武则天临危交权一样，她将政权以和平的方式，交还给自己的儿子——秦昭王。政权是交出去了，丧葬大权是不会被剥夺的，儿子也不会降低母亲的安葬规格。
她直到去世之前，还在行使“出令”权，她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只不过是她还有理性，放弃了原来提出的“人殉”要求，这种善于“纳谏”的精神，当然是可取的，说明秦宣太后直到最后，还算是一个通情达理的人。既然太后提出了由“谁”来“为我葬”的问题，当老臣进言：不能以“有知”之人，去陪自己“无知”之人时；那么以“无知”之人，去为死后“无知”之人陪葬，应该不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所谓的“无知”之人，当然是一种与真人大小一样，形象雕造逼真的“象人”了。对母亲的这种以“无知”之人陪葬的“出令”，秦昭王是没有理由加以拒绝的。
秦宣太后生前对自己的“死事”有所安排，而“死事”中最重要的莫过于墓地的选择和工程的主持者。西杨村墓地是由她决定的，因为这里本来有她曾经居住行乐过的骊戎城和甘泉宫。芈氏交权后范雎任秦国宰相，由他来掌管芈氏陵工程，芈氏不可能答应。因为，一是范雎不是她的近臣，没有共同语言；二是芈氏是楚人，按芈氏家族传统习俗建陵，范雎很难胜任；三是秦国后宫楚人势力依然非常强大，对宣太后葬礼，有很大影响力；四是作为秦国宰相的穰侯尚未出关，有担当芈氏陵修建的适宜条件。俑坑中发现几个刻有“冉”字的陶文，就是魏冉参与修陵的铁证。
在骊山北麓的西杨村—下和村附近，实际上存在着四个俑坑，它们的平面形式、长宽尺寸、结构布局、陶俑多寡、车马配置等方面，都有很大的区别。有的已经施工结束，有的没有最后完工，有的刚开始挖坑，总之工程进度是很不一致的，比如，一号坑平面是230米×62米的东西向的长方形，面积12460平方米，土隔梁为条形，青砖铺地，工程已完工；二号坑的平面呈不规则的曲尺形，面积6000平方米，土隔梁以封闭形态围成一个个单独的空间，有相当一部分没有铺地砖，工程已完工；三号坑平面呈“凹”字形，面积520平方米；四号坑是一个最后遭到废弃的空坑。
尽管俑坑有一、二、三、四号之分，应该都是同一陵墓工程的一个组成部分，施工过程中有先有后是正常的事，但前期统一规划、布局的工作，按常理说是必不可少的，很多结构方案、做法、材料，应该不会有很大的差别。为什么四个坑之间，会有各种不同的做法？这与多头管理、各自为政的状况，有着很大的关系。四个坑有四种不同的做法，意味着这些工程，是由四位不同的人主持进行的。现在看来，这四个人应该是：秦宣太后的两个弟弟——丞相穰侯、华阳君芈戎，秦宣太后的两个儿子——高陵君嬴悝、泾阳君嬴市。四个人分工，每个人负责修建一个俑坑。
为什么不能一个人直接负责到底呢？这是秦宣太后的四位亲人，不能始终在秦都咸阳长期居住下去，穰侯一年之后走了，其他的三位，4年之内也都被迫陆续离开咸阳，回到各自的封邑去了。根据他们四人的地位和身份，可以认为：一号坑是穰侯主持修建的，俑坑宏伟规整，左右对称，气势非凡，有君王出巡、归葬的意味。穰侯走了之后，芈戎接手修建，同时着手进行二号坑的修建。二号坑里，以密集的车马为主，这与芈戎的军旅经历有关，也与楚国鼎盛时期以大量车马陪葬的传统相符。芈戎走了之后，高陵君、泾阳君接手修建，并着手进行三、四号坑的修建。
只有64个俑、一辆车的三号坑，工程量并不很大，很快就完工了，等他们想再搞一个大坑的时候，刚把坑开挖，高陵君、泾阳君就接到必须离开咸阳的指令。无奈之下，只好放弃原来的建坑计划。这时候，除了加紧进行原有俑坑收尾工程之外，新的俑坑也就不准再搞了。俑坑中有些俑的形象，是委靡不振的；有些俑的肢体，是残缺不全的，究其根本的原因，都出在最后这位俑坑工程主持者——宰相范雎的身上。他前前后后、拖拖拉拉，将俑坑变成一个耗时长达10年左右的“胡子工程”，当了10年宰相的范雎，自己也被秦昭王找了一个理由“免相请归”了！
俑坑边上的神秘大墓
根据众多可靠的史料记载，加上俑坑出土大量和秦宣太后有关的文物，可以十分肯定地说：秦宣太后陵的位置，就在西杨村—下和村附近一带。李泰在撰写《括地志》一书时，能够将周幽王陵、秦宣太后陵、秦昭王陵、秦孝文王陵、秦庄襄王陵、秦始皇陵的方位和里程及测量基准点的位置，都作了详细、准确的记载。说明至少在唐代之前，这些古代重要的历史遗址，仍然还是有许多痕迹可寻的，甚至在地面上还是留有比较明显标志的。正因为如此，唐代张守节在撰写《史记正义》之时，几乎所有古代遗址具体位置的确定，都是以李泰《括地志》的记载为依据。
千百年以来，还没有人能够出来说在李泰《括地志》这本书上，有关秦宣太后陵“方位和里程”的记载，存在什么样的错误，或者有不实之处。秦俑馆的张文立先生等人，之所以不承认秦宣太后陵在骊山北麓，是以“在雍州新丰县南十四里”的位置，指的是以骊山的位置为背景的；当人们将《括地志》上载有“骊山在雍州新丰县南十六里”的材料，摆在他面前的时候，他们并未提出更多的反驳意见。这就是说，李泰在《括地志》上“宣太后陵在雍州新丰县南十四里”的有关记载，并没有受到致命的冲击，所以它在史学领域中的巨大影响力，自始至终都是存在着的。
通过所谓的“东陵侯”，冒出一个“秦东陵”，以几个不着边际的“芷”字，就认定一个“秦宣太后陵”，看来用这几招，实在不可能推翻李泰《括地志》上一系列权威性的记载。在这种情况之下，西安的一些考古学家，如果在“秦东陵”的那个所谓“秦宣太后陵”之内，也能找到一个“芈”字，也能发现一个“歪髻”，也能出土一件“无知”的象人，这样才能起到与“骊山北麓那个秦宣太后陵”的抗衡作用，只有做到这一点，才有可能将秦宣太后陵，由骊山北麓移到“秦东陵”来，否则的话一切都免谈！要让秦宣太后在“秦东陵”就位，实际上是很困难的！
不管怎么样，秦宣太后陵在“秦东陵”完全不具备的所有条件，在骊山北麓西杨村—下和村一带都能够找到。人们要看史料依据的话，回答是：有很多非常可靠的记载；人们要看出土文物的话，回答是：有很多非常确凿的实物。从这个意义上看，秦宣太后陵在骊山北麓地区，是一件“板上钉钉”的事情。现在的问题主要是：今天距离地面上仍有标记的唐代，已经又过去一千多年了，当初确定无疑的秦宣太后陵，除了见诸于众多史料记载之外，留在地面上的准确对照物，如今已不容易找到了，再加上一些人对秦宣太后陵的冷漠、回避、抵制，近期内要进行澄清可能还有很大的难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