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时过境迁的2009年盛夏，我曾无意在新华网上读到一篇新闻：《亲历绵竹地震重灾山乡救援：孤山突击》，这篇新闻出自一位名叫白瑞雪的新华社记者之手，编发日期是2008年5月16日，正是我们全家团聚的第一天。在这篇新闻中，记者用散文般真挚细腻的笔触写到：
队伍，蜿蜒行进在被地震扭曲的山里。这无疑是一支最悲壮的队伍：军人引路，男人抬着老人，女人抱着小孩，偶尔可见一只黄狗跟在人们后面。他们唯一的行李，是从废墟里扒出的几件衣服。
16日9时，成都军区驻滇某炮团和昆明总医院医疗队第3批救灾官兵奔赴大山深处的绵竹市清平乡。记者在随队上山的路上，陆续看到被疏散下山的群众。据救助点工作人员估计，截至16日14时，已有3000多人从清平和天池安全下山。
绵竹市与震中汶川仅几山之隔。清平、天池、金花三个乡镇，就坐落在海拔近两千米、层层叠叠的山里。地震发生后，数万人被困，生死不明。地震造成的山体滑坡，把道路和通讯线路完全砸断。盘山公路和河谷里堆满了大则近百立方米、小则一人高的巨石。就在队伍前进的途中，还有砂石伴随着轻微的余震从山上滑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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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2日开始，徐艳和村民们每天只能喝一碗稀粥：水是青壮年们从几里外的一眼山泉挑来的，米是从土里扒出来的。但食品还不是最缺的物资。人们一次次在废墟中寻找药品，但村里唯一的一个药店已经被深埋进了地里。伤员被集中在了一起。徐艳听着那些重伤的人在大雨中呻吟，却又无能为力。有的人是活活痛死的啊！她说。山体随时可能继续滑坡，山上已经没有任何安全的地方。但村民们不知道哪里还有路，更不愿弃下无法行走的伤员和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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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着9岁的女儿和12岁的侄女，徐艳动身了。她痛哭着对父母说：我一定把孩子们好好抚养成人，就当作是对你们尽孝。从14日下午走到晚上，徐艳终于在离家5公里的龙王庙看到了部队。
——是的，正是这支第一次奔向大山为徐艳等同胞带去生之希望的部队，一行四百零二人，四百名士兵，两名向导，其中一位向导是我的丈夫。
“路太难走了。40公里的路，我们用急行军的速度，也要花上八九个小时甚至整整一天才能上山。”成都军区驻滇某炮团团长周洪许说。队伍规定，不准大声讲话，工具不准磕着岩石——寂静的山谷中任何声音，都可能引发新的灾难。石头拦住了去路，就从巨石上爬过去；河流拦住了去路，就用石头搭桥。
30岁的张世银曾在上山路上遇到救援官兵。“我背10斤的东西就已经走不动了，他们负重50多斤该多累啊！”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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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世银不知道的是，因为太累，几个夜里赶路的战士扔掉了自己的食物，却留下了药品。也是因为太累，他们在返回的路上扔掉了被褥，却背起了受伤的群众。
步行是唯一的选择。空降兵某师引导队教导员丁建桥说，由于损毁严重、天气恶劣，山上乡镇不具备空降条件。地震第二天就赶到山上为开辟空降场做准备的他看到，清平等乡镇已经成了没有一棵树、没有一块平地的石头之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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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悉，到16日，已有一万多名部队官兵进入了三个重灾山乡，数千名群众沿着军人踏出来的路安全下山。
在那个星光灿烂的夜晚，我坐在窗前读完这篇早已过时陈旧淹没于浩瀚网海的报告，所有的记忆在字字句句间一寸寸点燃，火光照亮眼前的黑夜。
我很感激这位素昧平生的记者，为了向公众传达震区最真实的信息，她不惜冒着生命危险，在那样兵荒马乱的非常时期只身跟随军队深入最险山区。更重要的是，她作为一位新闻人，为我们留下了关于那场灾难和拯救一个个客观真实的镜头。历史的长河会在滚滚而逝的道路中淹没掉多少原本惊心动魄的痕迹，而人与人之间口口相传的记忆同样会覆满尘埃，使真相代代走远。然而这注定不允许被遗忘的2008，正需要这样文字诚恳地记录，无论是死亡还是拥抱，生命的毁灭还是灵魂的升华。
就在五月十六日这一天，远在北京读书的弟弟回到了我们的面前。
我们纷纷责备他，灾区还有瘟疫的威胁，堰塞湖之下洪水的警报依然没有解除，你在北京那样安全，为什么跑回来？！
他红着眼睛说，我必须回来看看，放心不下。
弟弟是坐飞机回来的，具有传奇色彩的是，那趟北京飞往成都的航班，他是唯一的乘客。灾区水深火热的现状令所有旅行者望而却步，他十五日购买的机票一再改签，直到十六日清晨，航空公司不得已，终于为弟弟一人启动了一架波音飞机。
在飞机上，空乘对弟弟说：“你想坐什么舱位都随便，你比国家领导还厉害，国家领导的专机里还坐着几个随从呢！”
在余悸未消的那个晴朗的日子里，这个插曲让我们在帐篷里发出了隐藏着一丝辛酸但依然会心的笑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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