嘎拉哈
一阵银铃般的欢笑声突然从炕上传过来。那种只属于纯洁内心的温柔坦荡，来自我童年故乡身边的这些东北女人中间。她们在玩一种满语里名为“欻（chuǎ）嘎拉哈”的游戏。我娘年轻时就爱玩。有了我和弟弟后，她还舍不得这个好玩的嘎拉哈，没事就和屯子里的小媳妇儿们、大姑娘们聚在一起玩。
嘎拉哈是满洲人的叫法。东北原来不叫东北，叫满洲。辛亥革命一来，1928年底张学良宣布东北易帜后，到了中华民国的时候，“东北”和“东三省”就逐渐取代了之前的“满洲”。“满洲”一词在清代也指民族。天聪九年，1635年10月13日，皇太极发布诏令改族名“女真”为“满洲”。1949年建国后，又把“满洲族”改为“满族”。
北方汉人多叫它“羊拐”。清代的正式汉文写法为“背式骨”。它是一块猪、羊等兽类后腿膝盖部位的独立骨头。把它蒸煮后，弄干净，打磨光亮，涂上色，便可玩了。嘎拉哈一般四面，鼓起的面叫“背儿”，对着的凹陷面叫“坑儿”，其余两面无明显凸凹，略显凹的面叫“轮儿”，对着较平的面叫“针儿”。各地叫法略有不同，但都是嘎拉哈。玩法很多，有弹、欻、掷、捉、猜、夺等等。老家流行两种。要么把口袋抛起来，一抓一大把，抓几个是几个。要么玩计分的，一次抓两，两针儿，两轮儿，是二分，两坑儿，两背儿，是一分。一把抓四个一样的，抓在一起叫豹子，四十分。玩时要心里有数，手疾眼快，眼睛瞅着上面抛起的口袋，手底下要像蛇一样鸟悄儿地把同样面的嘎拉哈抓在手里。目的只有一个，谁赢，谁就拿走。
它的出现或许与冬季漫长的“猫冬”习俗有关。冬天时男人们涉雪打猎，饮酒作乐。女人们不能在正月里动针线，犯禁忌，就只好玩这种炕上的火热游戏。不光满族民俗如此，考古发现，几百甚至上千年前，嘎拉哈还是鲜卑、契丹、女真和蒙古等民族在军事战术上模拟演习的棋子。在北魏、辽金、明清的北方各族墓葬中，至今都有它璀璨玉石的身影。它是财富和吉祥的象征，也是欢乐的象征。它成了极受欢迎的闺中游戏。
她们往空中抛起一个口袋，待落下前，迅速抓起嘎拉哈，在空中接住口袋。没有相同的面，就要在口袋落下之前，用手拨弄嘎拉哈，使它们呈现相同的面。碰到别的，稍一动弹就输了，就得暂时下去，换一个人玩。玩得好的，一把抓五六个的也有。我小时候经常看见女孩儿们三五个围在一起玩。她们不带我。我只好射我的弹弓看云去了，摔我的泥泡听响去了。这是女孩儿们珍爱如命的事物。她们随时揣在兜里，不玩的时候，拿出来互相鉴赏。当说到谁的嘎拉哈好时，别人都会露出羡慕的神色。那个拥有它的女孩子自然就会心花怒放。
提到嘎拉哈，娘说，我小时候一玩玩到大。娘说狍子的最好，说那时候傻呀，你大妗母给我的狍子嘎拉哈都给老王家小姑娘偷去了。她们年龄都比我大。一开始有十来个，后来就没剩几个了。那时候别人没有，就我有。我大舅在平安住，他们那有狍子，打狍子肉，吃狍子。娘接着说，狍子的嘎拉哈好啊，比猪的小，那才叫骨头呢，锃亮锃亮地，可“带劲”（“漂亮”之意）了，“成”（“非常”之意）漂亮了。狍子深山里才有，你大舅还要把我往石河子林场介绍呢。那地方大山里有长虫，长虫怕烟袋油子，当地人都抽烟。蚊子也大，不是当地人活不了，我就没去。玩完嘎拉哈回家，你姥一看就骂我，说这孩子傻呀，没人家大呢，要不狍子嘎拉哈咋都被人家偷去了呢！
娘嫁给父亲后，玩的嘎拉哈都是猪身上的。白的没染过，红的是用红纸染的。嘎拉哈玩长了，就变滑溜了。娘说，你太奶的，你奶的，加上我的，几代人攒了一麻袋嘎拉哈，后来都扔了。我问娘，我姥姥玩得好吗？娘说，你姥姥那茬人玩得更溜儿。娘还说，嘎拉哈玩了多少辈人了，现在咋整就没了呢？娘想不明白这回事。
娘从小欻嘎拉哈歘到大，也不知道它是满族女人和儿童的玩物。娘不是满族。闯关东的山东人是从当地人手里学会的欻嘎拉哈。今天，那些年岁已大的女人，也许还会念叨这个昔日青春时爱不释手的东西。现在没有会玩这个东西的女孩了。那时娘还年轻，姥姥还能再活上二十多年，我年轻貌美的二表姐还未出嫁，浑身散发着清新的体香。在冷冷清清的炕上，我被她们的笑声惊醒，感到一股轰隆而至的温暖，以及几欲让我对这世界充满巨大感激的幸福。
靰鞡鞋
冬天的时候，满洲人穿起了靰鞡鞋。那些年代久远的冬季，动辄达到零下四五十度，防寒一直是大问题。这种特有的用来防寒的土皮鞋便源自满族先民的发明。靰鞡亦可简写成“乌拉”和“兀剌”，是满语中对皮靴的叫法。此地有神奇的乌拉草，产于东北森林地区和三江平原草甸沼泽中的这种草，属于东北三宝“人参、貂皮、乌拉草”之一。人们脚下的靰鞡鞋要絮进这种草才能穿。乌拉草絮进靰鞡鞋里，亦能放入枕头和床垫里，可保暖御寒，使人免受冬天的伤害。
鞋头是包子褶的形状，故又叫“百褶皮鞋”。东北除三大怪以外，还有很多怪，比如“百褶皮鞋脚上踹”。原料多用低档牛皮或猪皮的。只有极少数技艺纯熟的乡下皮匠才会制作。只有大、中、小号之分，没有具体尺码，以重量多少收钱。
一双靰鞡鞋做好了，两帮有鞋耳朵，前面有鞋舌头，后面有鞋提把。做好后，先不要急着穿。使用前，要用木棒不停地捶打乌拉草，直到它变得柔软温顺以后再塞进鞋窠。这样不会伤脚。后来生活好了点，可以先套上一双内充一层棉花的白布脚垫，以保护脚跟、脚尖和脚背不受鞋皮的摩擦。
好了，穿上吧！像你的祖先当年穿过的那样穿上它去穿越冰雪，跨过你脚下慢慢衰老的影子。
我的先人乍到东北，就是穿着这样一双双简陋的靰鞡鞋，走过漫漫冬季的白山黑水。我的父母也是穿这种皮草鞋长大的。我出生后，它已经落伍了。我穿的是改良后的“棉水靰鞡”，里面垫上厚厚的鞋垫，再穿上厚袜子。我穿着它跋涉在万籁俱寂的雪地上，脚下发出“咯吱咯吱”的脚步声。日后，我穿的是娘亲手缝做的棉布鞋。我上小学后，皮鞋开始泛滥，有一种高靿军靴流行于民间。只是我有一双汗脚，一到冬天，汗水浸泡了鞋内的棉花，棉花结冰后，我的双脚就一次次被冻坏。
我长大后，东北的冬天没那么冷了。我去了人口拥挤的城里求学，脚不会再被冻坏。再往后，我离开东北来到关里，从此告别了棉鞋。可不知为何，我强烈地怀念那些天寒地冻的日子。我甚至想再次折身，返回到那条双脚被冻坏的风雪路上去走一遭。
哈什蚂
祥顺号门前的花园山上盛产哈什蚂。花园山地处舒兰和榆树两县的交界处。我从小吃这座山上的榛子、蕨菜、刺老芽和臻磨长大成人。地质勘测队曾到这里寻找矿藏，不过他们看了看就走了。多年后，山上要重建清代遗留下来的寺庙，有一位年轻俊秀的和尚远道而来。他的到来吸引了全乡女人的目光。男人们内心恼火却毫无办法。随着全球变暖时代的到来，山上的野菜越来越少，哈什蚂也几近绝迹。时间进入新千年后不久，那个和尚眼见修庙无望，一天夜里悄悄地背上行囊离开了此地。
哈什蚂是一种林蛙。满语里“圣洁”之意。出现以黑龙江和吉林两省的林中坡地为多。不同于青蛙和蟾蜍的两栖，哈士蟆主要是陆栖，细长，敏捷，呈土黄色，个头不及青蛙大，是珍贵稀有的动物。在清代，焖哈士蚂是上等的宫廷菜。
我五岁那年，父亲去门前的山上抓回一袋哈什蚂。父亲极爱吃这种东西。他告诉我和弟弟这是珍品。我开始对满袋子的哈什蚂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夜里时，它们竟然一个个都跳了出来，跳得满屋子的炕上地下、立柜炕琴里都是。它们密密麻麻地如一塑塑石像般蹲着，忽又蹦到别处去。早上醒来，我和弟弟哪见过这阵势。我俩真是高兴坏了。我们爷仨手忙脚乱地收拾了这些哈士蟆。因为难忍内心迸发出来的喜悦，不禁都哈哈大笑起来。我乐得险些眼泪都流出来了。
杀年猪
翻过花园山，就到了舒兰县城。舒兰是满语里“果实”之意。1981年，家里丢了一口猪，父亲去那里找过一次。
猪对东北人来说非常重要。那片马蹄形的黑色平原中部，自古便有游牧民族在白山黑水之间放猪为生。那些年，这种生活中坚守的传统仍在延续。除去端午和中秋两节，难得吃上一顿猪肉的人们会在腊月里杀掉一头猪，并邀请亲朋好友来家里吃上一顿。这便是“杀年猪”。拉场戏《马前泼水》中崔氏女嫁给赵石匠后有段唱词：
女：奴家我们不穿那粗拉布
夏穿纱来冬穿毛
男：绫罗绸缎任你挑
女：奴家我们不吃啊家常饭
精米干饭猪肉炖粉条
男：再给你蒸碗鸡蛋糕
五月时，祥顺号沉浸在一片热烈的光海之中。春天的地气从黑色土壤的深层升起，化开大地表层如同固体一般坚硬的寒冷。娘就抓来一头小猪羔，把它交给了放猪人。放猪人穿过清晨的寂静，把这群嗷嗷待哺的猪羔赶到山坡上吃草，傍晚时再赶回屯子。从春到秋给上放猪人三块钱，白天就不用管了。接下来，在贪吃和嗜睡的几个月里，猪身上的肥膘与日俱增，深秋时它的体重可达二三百斤，放猪人此时收起鞭子，猪将得到它被杀前时日无多的自由。腊八一过，一把杀猪刀就会夺去了它没有往事的混沌一生。
壮观而残忍的杀猪场面在我幼年的心中留下深刻的印象。有句童谣我娘总会对我反复念叨：
小孩小孩你别哭，过了腊八就杀猪；小孩小孩你别馋，过了腊月就是年。
我钻入看杀猪的人群，一眼就看见了那头慌不择路的猪。它在低头逃窜的瞬间里迎面看了我一眼，目光露出柔软的乞求。但它很快转过头去，继续垂死的挣扎。几个男人分别堵住猪的去路，猪钻过他们胯下，人就被拱了起来。围观的女人们面带笑容地看着这一切，心底涌起强烈的幸福感。转眼，猪就被抓住了。捆好后放在大案板上，两人拿一根粗棍压住它的全身，一人按住尾巴的部分，另一人杀猪。杀猪匠对它临终前凄厉的惨叫无动于衷。腊月的冷光在猪歇斯底里的嚎叫声中发出痛苦的震颤。杀猪匠干净利落地几刀扎下去，猪就没命了。
接猪血的大盆已提前摆在案板下面。为防止猪血凝固，放血时要不停地搅拌。猪血用来灌血肠。遵循一碗血两碗水的比例，准备好一盆热水，把肥肉剁成末儿作为荤油下入，然后放进葱花、花椒、味素和盐，水凉后倒入猪血，搅拌后再灌到猪肠里，最后用线系好就完成了。这些血肠要放进酸菜汤里煮。今日人们像蒸鸡蛋糕那样直接蒸血吃，无疑失去了肠子柔韧的味道。
然后把猪搬到锅台边上，用事先烧好的一大锅热水褪毛。褪光了毛，开膛把肠子掏出来，去除里面的秽物，取出猪的心、肝、肺和猪下水，再割下猪头、猪腿和猪蹄，等到把猪从中间以“十”字形切成前槽和后丘的四扇之后，猪就杀完了。
以后的日子里，被剥下来的肉皮被我娘做成冻子。把肉皮烀熟后切碎，下水里煮两个小时。煮好后，里面的肉粒拿出来是清冻，不拿出来就是浑冻。从前人们多吃浑冻。晾好的一盆肉皮汤凝固以后就是冻子。这道家常凉菜蘸着蒜酱吃极为爽滑，据说它还有一种延缓人类皮肤衰老速度的神奇功能。
以猪肉皮为原料做成的冻子，质地透明，入口滑顺。把蒜酱淋在一盘冻子上，或者夹一块冻子，蘸自己碗里的蒜酱吃，都是传统吃法。
而肉皮下面那层肥膘才是猪身上最重要的东西。我娘用它来烤荤油。烤油才是杀猪的最终目的。把烤好的荤油储存在外屋地阴凉的坛子里，随后一年的日常饮食就不会缺少油水。油和盐一样都是物质生活的保证。没有荤油，人们活着将疲惫不堪，他们甚至会因此失去做爱的欲望。烤油后剩下的肉就是油滋喽，也就是油缩子。它是此地一道有名的美食。
剩下的部分，在漫天飞扬的大雪最多时能从阴历十月下到来年六月的一年里，将作为关东炖菜最重要的食材出现。只需有大铁锅、吃粮食的猪和用自家井水腌制的酸菜，就可以做出放入当地特产的粗土豆粉的猪肉炖粉条，放入血肠的酸菜炖白肉血肠，放入埋在雪里的冻豆腐或海带的猪骨头炖酸菜，以及放入一种新鲜娇绿的名为“月月鲜”的油豆角的排骨炖豆角。这些就是菜量庞大、味道浓郁的关东炖菜。天寒地冻的日子，窗外的黑色土地被飘落的白雪覆盖上一层古老的时光。人们围着热炕上的火盆，吃着炕桌上热气缭绕的炖菜。他们惊惧冰冷的灵魂会由于得到肉身的安慰而变得极为安宁。
然后叫左邻右舍和亲朋好友来吃猪肉。四样菜：一盆五花肉做的扣肉，一盆多汤的酸菜，一盆才刚灌好的血肠，一盆现拌的凉菜。还应有一碗蒜酱。这是一种把大蒜切碎成末倒入酱油搅拌的家常蘸料。大蒜的辣混入酱油的咸就是味道生猛的蒜酱，此地人吃炖菜和饺子都要蘸蒜酱。我娘用粮食精心饲养的猪肉太香，吃多了油腻，搭配猪肉的蒜酱、酸菜和凉菜就像西方人吃牛肉时喝的红酒一样同是解腻的秘方。一碗蒜酱摆在中间，每人来两勺，就着猪肉和酸菜吃十分下饭。这种饮食结构在寒冷季节尤为漫长的关外早已约定俗成。
丢猪是我来到人世后第一个刻骨铭心的记忆。那年深秋的午夜，我躺在炕上熟睡时忽然被人们窸窣的话语声惊醒。但只睁了一下眼，我再次迅速沉入梦乡。我疲惫极了，白天时我钻进场院的苞米垛里搭了一个黑暗的巢穴，在里面承受了一天强烈而美妙的孤独。然而，不管怎样，在那个清醒的瞬间里，我内心的喜悦遭遇到了一场灾难。我知道家里丢了一头猪，人们正在那里谈论着猪的去向。
那是一头有三百多斤重的黑白色粗尾巴大公猪。屯里人看到它都会说我娘是个难得的好媳妇。它被喂到了松猪的季节，不必再交给放猪人。早上照常放它自己出去，到了喧闹的黄昏，炊烟里的暮色已随着牛马归圈的哞哞声、狗的吠叫声和猪的喘气声涌入屯子，别人家的猪都回来了，唯独没有它的影子。那些年，我娘每年养两头猪，一头卖了换钱，一头留给自己家。这头猪本来准备过年前杀掉的。
全屯人晚饭后都来到我家。大家的一致看法是：它可能跑山上去了，或者被人赶走了。他们安慰我的父母，十里八村的地方，一定能找到。
我父母就去问我太奶。太奶姓刘，从邻近的拉拉冈子屯嫁过来的。笃信佛教的她会掐指算卦。她再三肯定地说丢不了，并强调说猪往东南方向去了。她是个瘦高的老人，终日独坐在一间漆黑的屋子里。她疼爱她的孙子和孙媳妇，对父母极好。我小时候一个人去看她，那尊供在立柜上的佛像曾让我感到不安。多年以后，在一个疏于家人照料的雪夜，八十岁上的她推开寒风阴冷的屋门去外面上厕所，再回身就找不到回屋的路。她大声喊叫，邻居听得恍惚，就没有出来。太奶就冻死在了那户人家准备盖房的地基里。后来，那家人一直过着穷日子，多少年后也没有翻过身来。
第二天，我娘跟屯里的三个女人结伴进山找猪。那时我弟弟还在吃奶，同去的女人也有吃奶孩子，另外两个还是没出嫁的大姑娘。她们从白天找到夜晚也没有找到。深秋的黑夜，山里伸手不见五指，铺天盖地的大风带来的降温冻得四人全身发抖。她们在林间迷了路，加上之前又饥又渴地走了大半夜，不免吓得心惊肉跳，到了凌晨还在找路。直到一个女人擦了擦难以置信的眼睛，她看见前面出现了一座村落。她们走到场院，一户人家正在看管白天晾晒的粮食。经过三言两语的交谈，这户人家和老屯的住户还有些亲戚关系。那家人很热心，听说这件事后马上就把她们领回家，并煮了一大锅苞米馇子粥给她们吃。四人来不及说客气话，几口就把这些粥吃完了。随后那家男人打着手电筒就把她们送回了老屯。这件事从此成了她们一生中共同的记忆。多年后在街里偶尔碰面，提起当年事，对面人也会唏嘘不已。
与此同时，一度怀疑猪贩子来过的父亲翻山越岭去往山那边舒兰县城的肉铺里寻找，两手空空而归。
三天后，祥顺号陷入了人心的漩涡。谁家这几天来了客人，又在这几天杀了猪，都无一例外地遭到猜疑。丢猪的事让纯朴的村落人心叵测。我年轻的父母为此深感内疚，他们不愿看到这种局面。然而就在他俩打算就此放弃时，猪找到了。
那个偷猪的人，串门路过祥顺号，顺道把它一路赶了回去。到家后，媳妇责怪他，令他羞愧不安，后又听说在找猪，因害怕就把它松开了。我家一个远房亲戚觉得这头花猪可能是我家丢的那头，就把它赶到附近敬老院的猪圈里，并通过我奶告知了父母。父母事后知道了偷猪人的名字，却没有再追究这件事。但令他俩惊讶的是，那个敬老院就在我太奶口中所说的东南方向。
在一个晴朗的冬日，我家宰杀了这头失而复得的猪。帮忙找猪的人们被父母挨家请来。男人们脱鞋上炕，围着炕桌盘腿坐下，边吃猪肉，边喝散装高度白酒。酒过三巡，他们谈论明天，不免说道，******，人一辈子就是那么回事。女人们每次都要等到男人们吃完才能上桌，她们交换家长里短，在别人的隐秘和苦难中感受满足和庆幸：
“一切都是命，认命吧！”
屋内弥漫喧哗的热气，炕上烧得通红的火盆使人心灵安详。屋外一片肃杀，雪地上的阳光照出无数没有体温的灵魂，使人双眼疼痛。外屋门不时被推开又被关上，人们穿梭其间的身影充满前世的记忆。那扇难以关严的房门正从缝隙中发出吱吱呀呀的叹息声，被北风中嚎叫的时光席卷而去。
哈拉巴
说起猪肉，我想起了哈拉巴。满语里的“哈拉巴”，就是猪、牛、羊等动物的肩胛骨。有一道东北菜，就叫蒜泥哈拉巴。
我小时候，街里时常会有一个无依无靠、孤苦伶仃的中年汉子出没于人群中行乞。乡里人都管他叫周傻子。他浑身脏兮兮，头发蓬乱，大夏天也是一身破旧窟窿眼的棉袄棉裤。大冬天则不见人迹。与今日城市里伸手就要钱，或拿个音箱麦克风唱悲歌，或跪在一张白纸黑字、一地写满粉笔字的地砖前要饭的乞丐不同，他乞讨的方式很特别。他打哈拉巴。
打哈拉巴，应该就是随身携带一块骨头，边敲打，边说着类似数来宝的一套诙谐幽默的嗑。周傻子没有这块骨头，只有打自己的肩胛骨。打哈拉巴时，他的嘴里也吆喝，但人们听不清是什么。人群中间，只见他脱光上身，嘴里噗噗地往手上吐几口唾沫，就开始用力挥动着左右的手掌，击打两侧的肩胛骨。声音响亮，清脆，噼噼啪啪炸个不停。皮肤很快就变得通红，就像拔完火罐后留在皮肤上的印记。直到人们满意地说，行了。他才住手。人们也就给他一些钱。拿了钱，他分开人群，就走远了。他是往街东头的一个空房子里去了。
好几次，我看见他奋力地拍打自己，觉得于心不忍。可是人们都饶有兴趣地看着，乐呵着，我也就装出一副品鉴的表情，生怕人们看出我恻隐不安的心事。回到家，父亲和弟弟学他的样子，拍打起了自己的哈拉巴。父亲对我俩说，你看周傻子多可怜啊，可人家活得快乐。长大后，我常想到父亲这句话，也就觉得周傻子不傻，傻的是我们这些旁观的人。周傻子有了点钱，就会吃肉喝酒，一点都不亏待自己，哪像那些视财如命的乡下人。可是后来，有次人们起了恶意的嘲弄，见到周傻子，就问他，能****吗？吃了地上这泡屎，给你二十块钱。周傻子就吃了。周傻子****这件事，我是听说的。周傻子到底傻不傻呢？我也糊涂了。
再后来，周傻子老了，没有力气打哈拉巴了，打也没人看了。他大概没有结过婚，身边没有子女，他把要饭的钱全部都给了他姐姐家的一个孩子。但他总往外跑，不着家，他的外甥也就没法管了。有人让他找政府，国家可以当五保户养活他。他去乡里和县里找过，可是政府以他没有户口的原因拒绝了他。二十多年后的一天，他死了。他是被车碰倒在路边的。车跑了，没找到车主。没有人打算把他送往医院，他就孤零零一个人带着一身剧烈的伤痛离开了这个苦难和快乐并存的世界。打哈拉巴，作为早期丐帮和二人转艺人的一种绝活，自此也就从乡间消失了。
跳大神
闷声吃过晚饭，娘三两下就把炕桌收拾干净。我此时抬头看了下屋外，天上没有大膘月亮，也没有星光闪烁。外面深不可测，阒然无声，已是一片天地不分鸟树皆无的漆黑，好似有口大黑锅倒扣下来。我心里暗自嘀咕，天真黑呀！体内便有股凄凉渐渐覆盖下来，同时似有某种物质慢慢沉陷，令我心头备受压抑。
娘在黑暗中左右摸索，点亮了一根蜡，然后整间屋子开始随着这团黯淡的烛光抖动、摇晃起来。烛影幢幢之中，我变得倦意浓重。娘铺好被褥，我就脱下衣服，钻进安全温暖的被窝。
娘下了地，站在里屋门口，转身叮嘱我等会她在外屋叫魂儿的时候，我不能随便动，要不然就白叫了。我说嗯哪。娘的脚步声随后在外屋窸窸窣窣地响起。她拿着饭勺敲打着门框，边敲边喊着我的名字说，回来吧，回来吧！娘的尾音拉得很长，很久，喊到我睡着以后，她才推开家门，一路走到屋外的旷黑里去了。
之前的白天里，一条疯狗冲我狂吠，我受到它的追逐和惊吓，以致神情恍惚，萎靡不振。回家后，娘说，摸摸毛吓不着，摸摸耳吓一会儿。娘边说边抚摸我的头发和耳朵。娘说没事，别害怕，叫两天魂儿就好了。我就信了。而过了两三个夜晚，我确实恢复了精气神。通过这条古老的心灵路途后，我又变回成一个蔫淘的孩子。
这种“叫魂”的风俗流行于大江南北。只是具体方式不同。东北的叫魂是闯关东的汉人带过来的。他们认为儿童若受到惊吓，魂不附体，就需要叫魂压惊，使其魂魄归来。
但后来我的病还是越来越重，在那些黑苦年月的夜半时分，娘经常搂着我在炕上痛哭，就像黑夜一直会黑下去不会再有天亮一样地哭。哭过后，娘认为这跟我受到自然界变幻莫测的惊吓有关，于是去寻求当地有名的大神来为我跳大神。我的父亲不同意她这样做。他坚持一次次把我带到乡卫生院去找大夫看病，打针，回家再继续熬中药，吃西药。而我也不喜跳大神中那种任人处置的忐忑感觉。奈何民间力量太过强大，所以我剔过“歪桃”，带过长命锁的“大钱儿”，也先后被跳过几次大神。
跳大神与地球北部众多民族普遍信奉的原始古老的萨满教，与汉人民间的迷信，都有些关系。萨满被认为是人与神的媒介。作为祈神、祭礼、祛邪和治病的一种仪式的萨满舞，应是萨满祭祀的一部分。到后来，萨满舞的本来面目被人遗忘，取而代之的是不伦不类的跳大神。这其中不乏游走四方的骗子。所谓大神，也被赋予了萨满的能力。大神“旋转”的时候，一般有个“二神”在旁边耍鼓。我见过的大神却往往只有一个女人在表演。那时我躺在炕上，一动不动，地下的神婆拿着铃铛在摇，拿着手鼓在敲，头发晃动不止，口内喃喃有词，估计是在跟屋顶风云之上南来北往的群魔众神对着话，在为着我的疾病去留而讨价还价。二人转中有《大神调》：
日落西山黑了天，家家户户上了锁闩。大路断了行车辆，小路断了行人难。喜鹊老鹄奔大树，家雀蒲哥奔了房檐。十家上了九家锁，只有一家门没关。扬鞭打鼓请神仙，脚踩着地来头顶着天。身穿衲袍手拎着鞭，老君炉走一番……
突然间大神一个激灵，眼神放光，声音变大，动作也变成了一个被魔鬼神仙附身的人。请神成功后，她开始模仿各路神灵以鸟兽姿态跳舞。边上看热闹的乡人这时全都屏气凝神地看着她，看着这个大神最后喷到我脸上一口酒。一切就都结束了。娘也就放心了。人们散去之后，娘会按照乡下的行情，给大神一定的金钱和物质报酬。
大神是娘从她娘家屯找来的。我还认了那个屯头的一棵树当了干妈。小时候，我大了一些，就对娘说，跳大神是迷信，骗钱的，我不去。娘这时就会求我去，说是为了我的病，一定得去。求到最后，娘的话音里就有了埋怨和痛心。我见不得娘伤心，就同意去了。后来我的病果真奇迹般地好了。娘一直认为是这个大神的功劳。大神在世的最后几年，每逢年节，娘都拎着四盒礼去看她。
陶赖昭火车站
一九八四年秋末，家里割完地，父亲就带着全家坐火车去省城长春旅游，顺便也为了给我看病。那些年没有从榆树县直达省城的火车，来回都要在陶赖昭火车站倒车。满语里的陶赖昭就是“兔子岗”的意思。十九世纪末，沙俄野心膨胀，为控制远东在中国境内修建中东铁路。这条铁路以哈尔滨为中心，西自满洲里，东达绥芬河，南至大连。陶赖昭火车站就是其中至关重要的一站。
我们从乡下来到县城，先是在亲戚家歇脚。到了半夜，父亲轻声把我叫醒。他拎起所有行李，母亲背上熟睡的弟弟，我走在前面，外面又黑又冷，我们深一脚浅一脚地在凌厉的秋风里穿过空荡无人的街道，就像走入一条无法确认安全的河流。深夜的事物野性十足，昏黄的路灯沉浸在黑暗荒凉的夜色中，投出虚弱无力的微光。大风持续席卷的嚎叫、附近工厂里机器转动的轰鸣和我忧愁的心跳声混杂在一起，在我心间泛起一阵凄凉的气氛。天空弥漫一片古老的肃然。我们顶着风低头默默朝火车站走去。
辽阔无边的秋夜，榆树县火车站犹如被冰冷海水包围的一座小岛。候车室里空旷的时光被炫目的灯光洗得发白，清冷的空气中飘散着面包柔软的香气和水果寂静的甜味，旅客们全都表情木然地在等车。在时间的裂隙中生存，人们只能学会等待和苦熬。后来父亲就起身去给我买回来一个面包。从那以后，面包那美妙醉人的味道将让我在日后的岁月里反复回想起那个时刻。
上车的时间来到了。我带着一颗颤抖不安的心跟父母随同人流上了火车。六岁的我第一次看见火车，全身不禁筛糠般战栗起来。有种让我感到自卑的惊喜进入他的血液，轰的一声直往上涌，给了我头部重重的一击。然而天生敏感而紧张的性格又使我不得不故作沉默。因为这种备受压抑的激动，我心中发出了痛苦的呻吟声。我在靠窗的座位上坐下来以后，就在一种异常诡异的安静里等着火车开动。
拥有史前巨虫般庞大躯壳的火车让我想到了大爷家裱糊在里屋门上的几页彩图：火山爆发后暗红色的岩浆四处流淌，恐龙在史前的平原上漫步，奇形怪状的海底生物展示着它们浓烈的色彩，天上璀璨的星河发出夺人魂魄的银光，远古化石的骨骼被复原了肉身和皮毛，似乎还有呼吸。那几年，我长久地在幽暗的光线里凝视着这几幅色彩隆重的图，就那么看着，想着，便觉得生命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在火车站，一列列雄浑而沉郁的火车让我想起了这些只在我梦里出现过的事物。那些图是从姑姑的小学自然课本撕下来的扉页。那几年，我总是在温暖的幽暗里长久地凝视着门上那一幕幕瑰丽而诡谲的场景，陷入忘我的沉思。我对内心深处的自己说，你一定要记住这个时刻，总有一天你会在记忆里再次感受到此时光阴的温度。那一刻我触摸到了生命流浪的源头和终点。仿佛浩瀚无边的世界尽头，它们在我孤独和朴素的乡村生活中被我反复梦见。我为此幸福得头皮发麻。
随后，我看见了更多的转动鲜红色巨轮、冒出白色蒸汽的火车进了站。它们穿过漫长的旅途如期抵达。那些一节节闪耀傲慢光泽的金属怪兽发出长长的呜鸣，随后库库库库地在因刹车产生的钝响中喘着粗气停下来。又不断有列车在来自宇宙深处的某种意志驱使下咆哮离去。人们的命运仿佛暂时在此交汇的水流，然而又各不相干，出了站就迅速消失于茫茫人海之中。
火车忽然开动了。我的体内升起一种奇异的感觉，火车正被一种神奇的力量拖拽而走。但马上我就发现原来是旁边的火车开了。这种错觉感一旦进入我的生命，就像一个崭新的零件安在了一台它将伴随终生的机器上。而等到火车果真开了，一种没有经历过的体验再次令我头晕目眩。为了避免自己的灵魂有脱离身体的危险，我不得不紧闭双眼用力强迫自己内心。不容分说，那列面容冷峻的火车载着我进入了新的时间。
火车驶进凌晨的陶赖昭时我已趴在座椅中间的椅子上睡了许久，中间还被冻醒过几次。在咣当、咣当的钢铁冰冷的声音之间，没有暖气的车厢里涌入一片坚硬的寂静。听天由命的人们因离开家乡而变得格外脆弱。他们在梦中做梦。在人群中失去安全感的我感到有种陌生而巨大的悲伤袭来。仅仅持续了一段时间，我的兴奋就被火车轰隆的声响彻底摧毁。一眨眼，潮水般席卷过来的困倦再次将我吞没。
父亲把我叫醒。我梦游一般穿过嘈杂的声响和拥挤的人群下了车。四周的事物在我眼中呈现出一片混沌的状态。但那冷暗的灯光、心怀叵测的人群、悲凉的火车和杂乱不堪的八十年代建筑正胁迫我从梦中清醒过来。
我困乏不堪的身体在寒冷的秋风中冻得发抖。如同一个因为前生罪孽深重所以来世遭受流放的人，一种难以容忍的苦寒袭上我的心头。我很想回家，可我只是一个还未认字的六岁男孩，父母才是我命运的指路人。在我俩长大成人之前，父母将带我和弟弟依次辨认人间的道路穿过人间的秩序。换过火车后，我坐下来马上又昏睡过去。小贩们在窗外兜售商品，发出令人恍惚的吆喝声。然而那列冷静而理性的火车按照必定的目标朝着省城驶去，把这些虚无得令人怀疑的事物通通抛往时间的身后。
后来，回家的过程自然少不了又是一番折腾。从省城回到县城，仍要到陶赖昭倒车，到了县城后再坐客车回街里，最后再坐自行车或马车回到祥顺号的家。我得到彻底的休息后全然忘记了旅途的艰辛，又开始因为脑海中缥缈的远方发呆。
那些年，我一天天加重的抑郁迹象已经让我的父母手足无措。父亲在白天里叹气，母亲在夜里抱着我哭。从那以后，每年秋天父亲都会带我从客车站抵达火车站，随火车穿山洞过桥梁跋山涉水，去城里的医院一次次地检查我的脑电波到底出了什么故障。我俩去榆树，去双城，去海林，去公主岭，去五常。小城里充塞着工厂、商店、卖磁带的音像店和车流的喧哗。街边传出的邓丽君和迟志强的歌声一遍遍地提醒我那是二十世纪的八十年代。到了晚上，吵嚷退去后的空寂的气氛又让我哀伤而沉醉。我瘦弱而单薄的身体艰难地承受着漫长的旅途。每次回家后，我的心会从旅途的焦虑转为故乡的清静，就像卸下一个因为背叛故乡而受到的良心谴责。我的生命也才能再次变得勇气十足。父亲就这样带我走在寻医访药的路上，直到后来在一个小县城的药店里命中注定般买到了最终将我治愈的药。
那些年母亲担心我活不长，就叮嘱父亲在带我看病之余去多看几眼外面的世界。于是在去吉林市看病时，除了顺道去看当炮兵的三叔，父亲还带我去了北山公园。而为了哄我开心，在黑龙江某个县城的火车站，他对着一个老人的面一边打着手势一边叽里呱啦地说起了不是外语的语言，把对方嘲弄得一头雾水。父亲是我眼中的英雄。为了抄近道上火车，他数次带我绕过规则俯身钻过火车下面神秘的铁轨。但有一次在候车大厅里排队买票，父亲叫我去捡一只别人掉在地上的钢笔，腼腆而自卑的我却死活不肯。父亲埋怨我，我也对父亲的指责感到生气。每次出站时，因为没给我买半价票，他就背起我来逃票。我紧张极了，内心不愿意父亲这样去做。出了火车站，为了锻炼我的胆量，父亲总会悄悄躲起来。我站在令人恐惧的人流中不知何去何从。往往在我快要哭出声的时候，他就会立刻出现。他不理解我的性格为何不像他。他告诉我在这种情况下应该去找警察。我对他满含愤怒，却又摆脱不了一个男孩对于父亲的依赖。
那是我第一次感受到人群里可能存在的危险。有意的或无意的伤害谁都摆脱不了。走出祥顺号，去街里，去县城，去省城，去更多陌生的地方，都曾让我一度无法承受突如其来的焦虑。而这个问题我直到三十年后才彻底弄明白。我不能忍受人们建立起来的所有虚伪的形式。
两年后的一九八六年，仍是在农闲的秋天，父亲舍弃了火车，带我抄近道抵达五常县坐客车去了哈尔滨。这座城市也就是姥姥口中的“哈拉滨”。有种说法认为它是满语“哈拉”和汉语“滨”的合写，意为“河滨”。十九世纪末俄国以哈尔滨为中心开始修建中东铁路，大量的俄国人来到此地。适逢乱世，更有为数众多的犹太人来此避难。到了二十世纪初，当人们从破败不堪的南土、中原和华北来到东北的哈尔滨，常常会误以为自己来到了欧洲的某座城市。
在那辆饱受颠簸之苦的客车上，我看见了两个膀大腰圆的苏联人。此地人习惯把他们称作大胡子、大鼻子或老毛子。那是我第一次见到外国人。客车在暮色四合里悄然驶入城市。途经一所内部注满浑白灯光的学校时，我在为我的自由之身感到侥幸和快意的同时沮丧不已。当天晚上，父亲和我睡在了站前的一个小旅店。第二天，因进城而局促不安的我和父亲走在一条遍布俄罗斯风格建筑的大街上。就在那里，坐落在九月阳光里的索菲亚大教堂浑身将在我卑微的心里发出浓墨重彩的回响。随后父亲又带我走进黑龙江省新华书店，散发着幽静书香的场所让我的灵魂有了安宁而温暖的归宿感。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我很小就狂热地爱上了看书，可在那之前我从来没见过整个四五层高的楼里尽然全是书。我体内的水分顿时激动得沸腾起来，在我脑中形成爆炸般的粉末。父亲给我买了一本小人书后，就带我走出了书店。我俩一路去了松花江边的码头坐船登上太阳岛。在岛上的游乐园里，我再次因为对生命的宠爱感觉受之有愧而忧郁得像个罪人。之后，我俩经过偌大的服装市场、大门紧闭的舞厅、建筑工地上的武斗又去了火车站。在骗子、流浪汉、强盗、杀人犯、乞丐、农人和市民等形形色色人物出没的火车上，我看见有人设下不易察觉的骗局。转天，在一个县城的老中医那里，父亲考虑过把我留下来接受漫长的针灸疗程，但一想到耽误上学就打消了这个念头。那次的旅途辗转有一周之久，父亲才和我又坐火车倒客车回到家乡。
坐火车的岁月漫长而落寞。那一列列在光影之间存在的绿皮铁罐火车，不断抛弃过去通向未来。那时，我凝视窗外向后一路幻化的风景，双脚脱离大地随车飞驰的感觉源源不断地进入我的体内，这种感觉将作为灵魂的经验成为永恒的东西。凄凉的黑夜，东北平原上零零散散的灯火往往会令我泛起思乡之情。然而，我不离开家乡，又怎能知道原来这样自己的心会离家乡更近。远行其实意味着对生命的美和自由的确认，是一种对生命本源的追寻。
下雨或下雪的日子，我会出神地坐在车厢巨大喧嚣之中的深深的寂静里面，永无止境的寂静，万丈深渊的寂静，我看着窗外的雨水，或是漫天大雪，在这种重重危机之下的寂静里享受着生命的喜悦。
火车站最为拥挤的入口和出口最令我陷入彷徨和感伤之中。我回到老家后就对姥姥说，火车站有上面写着“进站口”和“出站口”的两块牌子，找到它们，你就会坐火车了。姥姥那时还没坐过火车。我小时候想过长大后把她带到城里旅游，指给她看一眼人潮汹涌的火车站，再告诉她进站口和出站口在哪里。只是在我学业还未完成之际姥姥就离开了人世。从此那两个在记忆的夜里格外醒目的闪烁红光的词语，就成为我宿命中通往另一时空的神秘通道。
有一年，父亲带我走出榆树火车站凄风苦雨的出站口，去了附近的一家狗肉馆。东北的饭店大都有狗肉出售。朝族人吃狗肉的传统无疑影响了此地的汉族人。我在那里第一次喝到狗肉汤。那是一碗又香又辣的狗肉汤。时至今日，我的胃里仍存有它暖人肺腑的记忆。如果没有那碗汤，我感觉自己会被冻死。
回到家后，我走出家门去往后面的土道，跟来看我的小伙伴们说话。我问他们去过陶赖昭吗？那里是倒车的地方。去外地都要在那里倒车。
多年以后，我沿着与先人闯关东相反的道路坐火车进了山海关。那次告别证实了我童年时强烈的预感：无论身处何方，都会感觉来过这里。灵魂的先验早已说明了一切，我是在重复经历某些事情。命运产生无力感告诉我，人无法改变命运。但我不会因此沮丧。我顺其自然，自觉地活着，追寻生命多维的自由。哪怕我在人群中注定将遭受伤害。我必须经受这些才会明白自己在生命中究竟想得到什么。
那列极具偶然性的火车开进那个发呆的男孩的命运之中。当年我可以在两列火车错车时数清火车的节数。没过多少年，电力全面取代煤炭，速度快如电光火石的高铁出现在更多新铺的铁轨上。火车上的汹涌人潮的和八十年代的人烟稀少形成鲜明的时代对比。每每错车之时，我的眼前一片幻灭，自此再也找不回来那种鲜艳得如同火山岩浆流淌的，缓慢而笨拙得令人忧郁的美。
2013年11月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