促成宗社党真正走到前台的，还是在孙中山于南京宣布民国成立这件事。新王朝的建立对岌岌可危的大清来说的确不是件好事。不仅南方吃紧，前线的段祺瑞等北洋将领也在袁世凯的授意下来电“痛陈厉害”，劝清室退位。说是劝说，实际上逼迫意味更加明显。众位王公亲贵意识到时局紧迫，良弼等人在得知袁世凯所做的事情之后异常愤怒，在有形无形中，而有一种结合，一时间，重担落在他们身上。良弼等人也的确做出响应，对内煽动主要由满族官兵组成的禁卫军，对外勾连陕甘总督长庚和署理陕西巡抚升允，反对革命，抗拒“逼宫”的袁世凯。这年月电话电报早就部署，比早先的八百里加急要快的多，短短三天时间他们纠集几十人大闹庆王府，围攻******奕劻，以示愤慨，良弼表现得最为激烈。
******并没有表示什么，对他来说，或许一切已经不重要了，此时，正处在危机中，良弼、铁良、溥伟、善耆等亲贵正式打出“君主立宪维持会”的旗号，成立宗社党。
为了扩大扶清的力量，良弼极力拉拢冯国璋等“感念”清朝旧恩的北洋系将领，四处纠结满族军人，不停地召集会议，发表议论。他常以在北京发动军队暴动为恐吓手段，威胁清廷主张共和的一派以及袁世凯一帮人。但是袁世凯会怕这些么？
当袁世凯以内阁全体辞职要挟清廷接受退位条件时，宗社党主张批准袁内阁辞职，另组皇族战时内阁，由在亲贵中“素以知兵名”的良弼任总司令，准备孤注一掷与革命军决战。彼时，良弼的禁卫军协统一职虽已被冯国璋接替，但在禁卫军中仍广有人脉，铁良更是久历行武，在军中的影响颇大，因此宗社党声势不小。他们的出现，像一针吗啡，让垂死的大清又焕发回光返照的精神头儿。
事实上，良弼、铁良等人和袁世凯的斗法由来已久。在他们看来，袁世凯是个比革命党更可恨的“心腹之患”。早在光绪三十二年时，清朝设贵胄学堂，专门培养八旗子弟，以俾将来控制军权。这时许多留日士官生陆续回国，被派往北洋新军担任下级军官。良弼就企图借助士官生的力量排挤北洋军阀。当时，良弼曾周旋于亲贵之间，时常游说亲贵说，“我们训练军队必须打破北洋武备势力，应当找士官作班底，才能敌得过袁世凯。”是年秋，清廷宣布预备立宪，首先从改革官制入手，铁良就削减地方督抚权力问题与袁世凯发生了激烈争论。良弼的态度更为激进，主张将袁世凯杀掉，只因忌惮北洋军官不便弹压而作罢。
光绪三十四年，光绪帝和慈禧相继驾崩，溥仪即位，载沣当国，立即对袁世凯下手。袁世凯被开缺回籍。善耆对袁世凯仍很警惕，秘密派人监视他的动向。这时日本人川岛浪速是善耆的警察顾问，亦即是他的心腹之人。川岛手下曾秘密侦探袁世凯的行动，随时都有密报呈送京城。
面对袁世凯的逼宫，宗社党以君主立宪维持会的名义，发布激烈宣言，攻击袁世凯，同时散发《北京旗汉军民函》，说袁世凯得饷已近千万，“仍不开战，是何居心”？他们还打算以更激烈手段对付袁世凯，派人给袁送去了一份信，信中说：“欲将我朝天下断送于汉人，我辈决不容忍，愿与阁下同归于尽。”
在袁世凯和宗社党人的斗争中，后者尽管激烈且动静很大，但毕竟不是袁世凯的对手，在袁世凯眼中，这点儿动作简直就是小孩子过家家而已。袁世凯想了想，得给这几个不知好歹的人一点儿教训，同时为防止宗社党捣乱，早一步下手。袁世凯一通电话，便把良弼“踢上层楼”，调良弼为上级有名无实的军咨使。同时内调心腹冯国璋代替良弼，总统禁卫军。时间到了南北议和的最关键时刻，特别是当看到报上披露袁世凯将以满清退位换取自己的民国最高职务时，宗社党恨袁世凯到了极点，双方到了剑拔弩张的地步。袁世凯也让这些亲贵死硬派搞得陷入深深的困境。这时，年仅二十四岁岁的四川籍革命党人彭家珍的一枚炸弹，帮了袁世凯的大忙。腊月初八这天，新春将近，风雨飘摇的帝都也年味渐起。这一日，清廷照例给百官赏赐腊八粥。铁狮子胡同的陆军部署衙里，一干宗室勋亲也相聚受赏。食客当然意不在粥，他们只是以此为名，会商时局。
议毕，天色已晚，与会者各自散去。良弼乘马车，向西赶奔西四大红罗厂胡同，若干侍卫随同。行了一程，府邸已在眼前，马车正待停住，只见府门口一人快步迎了上来。此人一身戎装，递上名帖，上书“奉天讲堂监督崇恭”，这“崇恭”说有事要见马车中的良大人。
听到“崇恭”的名字，良弼急忙下车，端详来者，却不似印象中的崇恭，他转身欲走，已然迟了，假称“崇恭”的刺客彭家珍掏出炸弹，猛力掷来。刺客志在必得，炸弹药量填得格外足，轰然一声，浓烟过后，良弼左脚已断，遍体焦黑，昏然仆地，刺客则头碎脑裂死了。后来良弼在医院中呻吟两日，最终不治。临死前告人：“我辈军人，死何足惜，吾见政府不可为，故组织宗社党以图危局，今我死，清室亦亡，刺我者真知我者也。”
话说完，便双目一翻死了。
良弼之死，最大的受益者是袁世凯。所以有人认为，刺杀行动是革命党和袁大公子袁克定一起策划的。良弼被刺，到底是完全出自革命党，还是有袁世凯插手，至今尚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但据说，良弼之伤，即使按当时的医疗条件，尚不至死，但袁世凯的亲信赵秉钧收买了给良弼治病的郎中，进一药酒，服后就不行了。甚至有另一种说法，刺客彭家珍的父亲一直都由袁世凯供养着，每月从袁世凯那领取大洋一千元。
良弼的临终遗言虽透出他一贯的自负，却不失为灼见，果然他的死轰动京城，吵嚷一时的宗社党人人自危，如鸟兽散。
两天后，有人急匆匆来给溥伟报信，说，“顷得密信，赵秉钧等密请袁世凯将诸皇族尽驱入宫，以兵守禁城，俟共和告成再说，又有派遣军队，护卫各府，名曰保护，实监其出入之谋。”彼时，溥伟、善耆等人感到自身安全受到威胁，遂决定逃离北京。拒绝在清帝“退位诏书”上签字的善耆带领全家愤然离京北上。四天后，在其挚友、日本浪人川岛浪速的安排下，抵达旅顺的日本租借地。此后，善耆担当起复辟大清的急先锋。
日本政府这时对袁世凯政权不满，利用宗社党积极培植反袁势力。早先善耆全力组织“勤王军”时，就开始配合日本策动的“满蒙独立运动”。当善耆准备起事时，他将购买的大批军火伪装成农具运往内蒙古。途中，军火被吴俊升截获，四十七辆大车全部被收缴。第一次“满蒙独立运动”就这样胎死腹中。
与此同时，溥伟在青岛卖掉自己珍藏的书画古董珍品，同时积极联络前邮传部侍郎于式枚、前京师大学堂监督刘廷琛等，图谋复辟，一度被遗老们视为希望所在。当时，前清署两江总督张勋驻兵兖州，表面赞成共和，实则眷恋清朝，让山东宗社党人颇受鼓舞。
民国二年，济南城内出现大批告示，称现在革命党人虽举大奸臣袁世凯为大总统，创立共和政府，实为中国数千年来未曾见过的政体，还说袁世凯已有称帝野心，呼吁诛戮叛贼袁世凯，讨伐抱革命思想的朝野官民，复兴大清。告示出现后，驻山东陆军下达紧急命令，宣布戒严。《民立报》自北京特电，谓日前山东济南城出现一伪示，末署张勋、溥伟之名，并盖恭亲王印。昨袁总统询问溥伦，谓确系恭王真印。由此可见，济南的戒严，确与溥伟等宗社党人活动有关。除接受德国方面的庇护外，溥伟还积极寻求日本支持。五月底溥伟接受日本帝国主义分子宗方小太郎访问。
宗方说：“王拟于何时举事？”
溥伟答：“愈速愈妙！”
宗方又道：“目前袁世凯之势力不可轻视。若轻易发难举事，将会立刻遭到镇压，以致一败不能复起。请隐忍数年，在此培植势力，待袁失势之时机。”
溥伟恳切的说：“时机不会自来……”
宗方说：“袁世凯并非称帝之人，只是欲以大总统之名，行皇帝之实权。”
溥伟答：“并非如此。袁世凯是名实俱取，不达目的，是不会罢手的……”（
第二天，溥伟又托人会见宗方，说，在北京附近有价值二百万两的土地，希望以此为抵押，通过宗方向日本借银，用以在济南、汉口、广东、南京等地设立机关。据称，溥伟相信三年必可恢复社稷。
民国三年，世界上出现了一件大事，德意志帝国、奥匈帝国、奥斯曼帝国、保加利亚王国所属的同盟国阵营与大英帝国、法兰西第三共和国、俄罗斯帝国、意大利王国和美利坚合众国所属协约国阵营开战，战火迅速波及全世界。战争中日军占领青岛，在日本支持下，溥伟在青岛重建解散的宗社党，在辽东一带招纳土匪，和善耆一起组织“勤王军”。
后来袁世凯称帝，普天之下都在反对，身在旅顺的善耆认为复辟的时机成熟了，便开始紧锣密鼓地活动。他计划，由辽宁千山的部队点起讨袁烽火，与巴布扎布的蒙古军队合力拿下北京，建立一个“包括内外蒙古、满洲三省和华北为一体”的大王国，然后请溥仪即位。为了计划成功，善耆动用了全部家财，把自己所有的农田、森林、金矿、牧场、煤矿都抵押了出去，向日本财阀借款一百万日元，用这笔经费，招募了大量土匪，进行军事训练，磨刀霍霍，踌躇满志。其中不乏与大岭山有关联的山头儿，当初他们也来找过李铭九，但是李铭九见到这几个还留着长辫子的“说客”之后就没有要谈的意思了，在很坑了他们一笔进门钱之后将他们打发走了。或许，善耆到死也不知道大岭山的李铭九跟张大河曾经是北洋新军中人。
却说在刺杀张作霖失败之后，溥伟在青岛受到升允自东京送来的密函，信中叙述升允在日本联络上层力量支持复辟活动。见此信，溥伟和善耆加快了复辟步伐，并预谋六月中旬在辽南一带再次举事。不过，善耆屡次做事不成再加上日本政府改变了对华政策，善耆的日子更加不好过，不出几个月，日本政府强行插手要将宗社党军队和蒙古骑兵解散，善耆虽然进行了争取但还是已经没有多少资本的他自然没办法改变日本政府的决定。
善耆的宗社党军队以及蒙古骑兵尚未解散，但是已经不远了。张作霖自然要下手对付他们，然而此时的善耆正在为以后的日子犯愁呢，何况他聚集的这帮人也没什么有本事的，想要避过张作霖的搜查几乎不可能。
却说，侯黑秀才怎么就能查到善耆等人的行踪呢？这便是秀才在奉天这几年构建的偌大的关系网所起的作用。善耆之所以在奉天，说白了还是因为这里是爱新觉罗起家的地方，偌大的奉天有数不尽的八旗子弟，如果能够发动他们，那么对付袁世凯就是小菜一碟。因此，善耆在奉天广泛活动，其中就曾经跟侯黑秀才讨论过。当时侯黑秀才在奉天势力不小，影响颇大，善耆知道如果能够把侯黑秀才拉拢过来，那么便能够借助他的力量网罗更多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