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春天，北伐军进驻上海；3月，进军徐州，冯玉祥兵出潼关；5月中旬，河南山东告急，北京为之大震，谣言四起，传言北伐军来了教授们难逃一死，大学者叶德辉在长沙不是照样被杀掉了吗？面对此情此景，王国维忧心如焚，惊恐异常。5月30日，溥仪之侍臣金梁从天津至北京去看望王国维时，明显感到王国维局促不安；王国维似乎非常悲观，感到什么事情既经无法做下去了，复担忧天津之溥仪小朝廷，王国维尝极力劝其左右侍从恳请皇上迅速搬迁，以防不测，但那些侍从居然置之不理，王氏又气又急，几乎要哭出来。金粱好言安慰，说话间忽然提颐和园，王国维喟然长叹：“今日干净土，只有此一泓湾水矣!”金梁回忆说，此时之王氏既决心投湖自尽矣。这时离王国维自杀仅有三天。不过，王氏弃世之决心可能早已下定。死前十天，王氏拿出头一年秋天定稿的《观堂集林》补编目录，尝对门人赵万里说：“这是我近年来精心写出来的，幸好现在定稿了。日后刊印补编的时候，皆可依次编入。你有空的时候，要为我次第作副录。”赵万里后来才想到，这可能是王国维打定了死的主意。
王国维虽然为时局烦躁不宁，但对弟子有求必应。弟子谢国桢在毕业前夕的6月1日，请恩师王国维在其两只折扇上题字留念。一只扇是谢国桢本人的，另一只扇是著青的。王国维欣然应允，当即为之书写前人七律相赠。有教职员向其求索墨宝者，亦慨然而应。王国维为北伐军将抵北京，恐其受辱，而悲观苦闷，为著青扇面上所题之两首诗为：
生灭原知色即空，眼看倾国付东风。惊回绮梦憎啼鸟，入情丝奈纲虫。雨里罗衾寒不寐，春阑金缕曲方终。返生香岂人间有，除奏通明问碧翁。流水前溪去不留，余香骀荡碧池头，燕衔鱼喽能相厚，泥污苔遮各有由。委蜕大难求净土，伤心最是近高楼。庇根枝叶由来重，长夏阴成且少休。
为谢国桢扇面上题的两首诗为：
万古离怀增物色，几生愁绪溺风光。废城沃土肥春草，野渡空舡荡夕阳。倚道向人多脉脉，为情困酒易伥伥。宦途弃掷须甘兮，回避红尘是所长。无奈离肠易九回，强摅怀抱立高台。中华地向城边尽，外国云从岛上来。四叙有花长见雨，一冬无雪独闻雷。日宫紫色生冠冕，试望扶桑倦眼开。（袁英光、刘寅生《王国维年谱长编》第520页）
时任清华国学研究院办公室的周光午亦向其求索墨宝，王国维即以谢国桢扇上之第一首诗书中堂一幅相赠。
通过以上扇面题诗，可以看出王国维之诗，既经脱出一般时事之界限，而沉入整个人生宇宙之大悲悯中。时事虽是诗兴之发端，但仅是抒写之缘由；故比起当时一般诗人之诗意境界要深远宏大得多，而且名句迭出，如“生灭原知色即空，眼看倾国付东风”，复如“委蜕大难求净土，伤心最是近高楼”。此处的“求净土”，与前引金梁看望王国维时，王国维尝谓“今日干净土，唯此一湾水耳”一脉相袭，说明心态一致，弃世之心既定。据门人谢国桢1978年撰文追忆先师王国维时说，王氏为他扇面题写的是唐季韩偓所作之七言律诗二首。头一首题目是《即目》，亦作《即日》，第二首题目是《登南神光寺塔院》。王氏当时写此诗是据《玉山樵人集》，《四部丛刊》初编影印上海涵芬楼藏旧钞本。同时王氏为门人赵万里所写之扇面，即径题为“玉山樵人诗”。并谓：“樵人诗出于义山，神味相似，而风骨转遒。”复从王氏写玉山樵人“回避红尘是所长”之诗句。即可看出王国维自沉之志，早已决矣。（谢国桢《瓜蒂庵小品》，北京出版社1998年版，第62页）“今日干净土，唯此一湾水耳”，复见于陈寅恪那首曾被广为传诵的《挽王静安先生》云：“赢得大清干净水，年年呜咽说灵均。”（《陈寅恪诗集附唐诗存》，清华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9页）很可能在王国维投湖之前与陈寅恪先生“闲谈”中，亦说过同样意思的话。
6月1日这一天，清华国学研究院放暑假，师生们在工字厅开话别会。姚名达记得当日之情景：“吾叙至此，吾怀欲裂，吾笔欲坠，吾不知若何而可赎罪于万一也。……学年将满，众咸知同居之不可久也，则思大会师生，以叙别情，而促名达奔走其事。……餐前聚坐，谈笑不拘形迹。有与众谈蒙古史料者，则静安先生是也。布席凡四，欢声沸腾。唯先生之席，寂然无声，不知先生之有所感而不乐欤？抑是席同学适皆不善辞令欤？然众方畅谈别情，不遑顾也。肴设将罄。任公先生忽起立致辞，历述同学成绩之优越，而谓‘吾院苟继续努力，志成国学重镇无疑’。众皆谛听，静安先生亦点头不语。既散席，与众作别如平时，无异态。呜呼，孰知先生以此时死别诸生，而斯会竟若促先生之死也。别后有顷，名达与同学朱广福、冯国瑞同游朗润园，归途过两院，朱君忽问王师家何在？吾竟未一窥其状。余谓盍往访乎？既至，书室闻然无人，呼侍者电问南院，在陈先生家否？则日：在，即至矣。俟之，果至。恳恳切切，博问而精答，相竟一小时，晚餐已列，起身告辞，先生犹至庭中，亦向例也。呜呼，此后先生不处复送客庭中矣。”姚名达写道：“吾院师生，屡有宴会，先生无不与。而最堪永远纪念者，莫如1927年6月1日师生叙别会。”（袁英光、刘寅生《王国维年谱长编》第520-521页）到了晚上，复有谢国桢等学生到王国维家中拜访，问起阴阳五行说之起源，复论及某位日本人研究干支得失。谈到时局之时，王氏神色黯然，似有避乱移居之想法。其实在白天研究院举行的宴会上，弟子卫聚贤尝劝先生前往山西长治去避难。因长治系卫聚贤之家乡，可能要方便一点。但王国维却说：“没有书，怎么办？”可见，王氏欲移居避乱之想法一直存在，但死志基本抱定。送走了学生谢国桢等，王氏复回至书房批阅试卷。批完后，写好《遗书》，放在怀中。其忠诚学业（包括教育事业），可谓至死不变!当晚，熟睡如常。
六、湖水如镜映千秋
1927年6月2日。这一天，王国维像平常一样起床，八点钟到学校公事室处理常务。据研究院公事室侯厚培先生对当日学生刘节等说：“先生今早八时即到校，命院中听差往其私第取诸君成绩稿本，且共谈下学期招生事甚久，言下，欲借洋二元，予即与以五元钞票一，即出办公室。至下午二时许，其家中遣人问先生何以未归，予即询之听差，据云：先生上午命雇洋车一辆，不知何往，车为校中挂号第三十五。于是予即至校门口问车夫辈：三十五车何往？皆云：赴颐和园，迄今未返。”（袁英光、刘寅生《王国维年谱长编》第524页）王国维来到颐和园排云殿之鱼藻轩。他坐在石船上久久地望着湖水；复掏出烟点燃，吸了很久。鱼藻轩顶上“镒可徵”这四个字跃入王氏眼帘，此四字当正中王氏心意———天下只有这一湾湖水清澈如镜矣，恰似一面“明镜”，可以照射吾心之净。王国维一头栽了下去。
恰值此时，离王国维投湖处约四丈，有清洁工（一说巡警）闻落水声，迅即赶来，跳入水中抡救。救上岸，则已气绝，前后仅一二分钟。
王氏三子王贞明致其二兄王高明的信，述父自杀经过时说到：“见有人投水，即刻亦跳入水，即救上岸。但虽未喝水，然已无气。入水中至多一分钟，亦未喝水，因年岁关系，故无救。”（《文学周报》第五卷笫一、二期）门人刘节记述王氏自沉始末时说，车夫在门口等至下午三时。看门人奇怪，问：为何不走？车夫答：先生入园，让我等他。看门人便问起先生模样年龄住址等，一听回答，知道便是跳水的那位，即将车夫领进园中查看。然后让车夫快速回清华研究院报告情况。此时家里既派人来园，已是晚上了。警察不许人随便入园，至第二天下午才允许入园。揭开芦席一看，面目已浮肿泛紫，四肢拳曲，匍匐在地，惨不忍睹。湖水虽浅，底皆淤泥，王氏入水时必头先触底，以致口鼻俱为泥沙所塞。至下午四时，检察人员带着检验人员赶到，略作查问，便开始检验，赶到的部分学生和老师在一旁审视；检察人员从口袋中翻出一份遗书，封面上写着“送西院十八号王贞明先生收”，纸已湿透，唯字完好。
遗书内容如下：
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我死后，当草草棺敛，即行槁于清华茔地，汝等不能南归，亦可暂于城内居住。汝兄亦不必奔丧，因道路不通，渠又不曾出故也。书籍可托陈、吴二先生处理，家人自有人料理，必不至不能南归。我虽无财产分文遗汝等，然苟谨慎勤俭，亦必不至饿死也。五月初二日，父字。（袁英光、刘寅生《王国维年谱长编》第522页）
王国维可能考虑到因为长子潜明已逝，二子高明不在北平，乃以遗书给三子贞明。遗书中谓“道不通”，反映了当时南北对峙、社会混乱之状态；“书籍可托陈、吴”，指陈寅恪与吴宓；遗书背面之地址，“西院十八号”是其居处，在清华之“近春园”内，显然是为着避免查找遗体认领者之周折。
王国维逝世之当天，其姨甥、清华研究院助教赵万里给在天津的罗振玉拍了电报：“师于今晨在颐和园自沉，乞代奏。”罗氏甚为悲痛，即于6月4日派其子赴京吊丧，据在清华研究院办公室工作王氏三子贞明，给其执事于上海邮务局的二哥高明的信中透露，罗氏本拟亲自来京，因家人“恐彼来有所感或有他变，故不肯放他来京”。（袁英光、刘寅生《王国维年谱长编》第526页）6月7日，罗振玉据情“上奏”溥仪，并代递了一封“遗折”，以求加谥及赏赐。后人称此为”伪折”。“折”中说：‘臣王国维跪奏，为报国有心，回天无力，敬陈将死之言，仰祈圣鉴事。窃臣猥以凡劣，遇蒙圣恩。经甲子奇变，不能建一谋、画一策，以纾皇上之忧危，虚生至今，可耻可丑!……而自揣才力庸愚，断不能有所匡佐；而二十年来，士气消沉，历更事变，竟无一死之人，臣所深痛，一洒此耻，此则臣之所能，谨于本日自湛清池。伏愿我皇上思辛亥、丁巳、甲子之耻，潜心圣学，力戒宴安……请奋乾断，去危即安。并愿行在诸臣，以宋明南渡为殷鉴，破彼此之见，弃小嫌而尊大义，一德同心，以拱宸极，则臣虽死之日，犹生之年。迫切上陈，伏乞圣鉴，谨奏。宣统十九年五月初三日。”（见《罗振玉王国维往来书信》第688页）溥仪读了此折，深为感动。溥仪说：“这其实是罗振玉做出的文章，而我在不知不觉中，成了这篇文章的合作者。过程是这样：罗振玉给张园送来了一份密封的所谓王国维的‘遗折’，我看了这篇充满了孤臣孽子情调的临终忠谏的文字，大为感动，和师傅们商议了一下，发了一道‘上谕’说，王国维‘孤忠耿耿，深堪恻悯……加恩谥忠悫，派贝子溥价即日前往奠缀，赏给陀罗经被并洋二千元……’罗振玉于是一面广邀中日名流、学者，在日租界日本花园里为‘忠悫公’设灵公祭，宣传王国维的‘晚节’和‘恩遇之隆，为振古所未有’，一面更在一篇祭文里宣称他相信自己将和死者‘九泉榴见，谅亦匪遥。’其实那个表现着‘孤忠耿耿’的遗折，却是假的，它的编造者正是在和死者‘九泉相见’的罗振玉。”（溥仪《我的前半生》1964年版第202页）从此，王国维亦即有了忠悫公之名。其实，溥仪当时亦未能看出“遗折”是假的，罗氏死后，溥仪才得知遗折纯系罗氏造假。但罗氏为何要搞这个伪折呢？或许有政治上和派系斗争方面之考虑，但从私人关系上，罗氏恐怕亦欲与王氏重修旧好，人虽死了，但愿望还得靠行动去实现。从遗折看，似乎与王氏想法较为贴近。王罗二氏经常互为代写东西，当然主要是王代罗写；这一次是特例，而事情发生在王氏死后，恐怕主要目的还是欲以此来取悦王家妻儿。据《老残游记》作者刘鹗之孙（罗振玉之外孙）刘蕙孙回忆说：“1929年我在旅顺，雪堂先生对我说起他和静安的友谊，最后说：‘他最后觉得对我不起，欲以一死报知已。我也觉得那件事不免粗暴，对他不起。但死者不能复生，只好为他弄个谥法。遗折是我替他做的。”（《王国维学术研究论集》第三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
七、国际学界同声哭
王国维之丧事举行得十分隆重，于6月16日在北平下斜街全浙会官举办了悼祭，凡收得哀挽诗联几百幅。许多诗联皆将王氏比作屈子。可见殉清一说并非罗氏一人所造。如吴宓挽联有云：“离宫犹是前朝，主辱臣忧，汩罗异代沉屈子；浩劫正逢此日，人亡国瘁，海宇同声哭郑君。”（《吴密与陈寅恪》，清华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43页）陈寅恪则有“越甲未应公独耻，湘累宁与俗同尘”句。（《陈寅恪诗集附唐诗存》清华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9页）王国维之友人狩野直喜和内藤虎次郎等于6月23日在日本京都袋中庵诵经追悼。神田喜一郎致悼词，并出刊纪念册，题名者六十余人，庶几囊括了当时日本汉学界全部名流。日本《艺文杂志》为此推出悼念王静安先生专号。8月14日，家人遵死者遗命，将其安葬于清华园东二里西柳村七间房之原。清华校长曹云祥为首数十人相送。9月20日，清华国学研究院开学，梁启超手持鲜花，率领部分师生至王氏墓前拜奠，并发表著名的《墓前演说》，声泪俱下。梁任公盛赞王国维的治学精神与治学方法，评述了他的学术成就。梁任公说：“近两年来，王先生在我们研究院和我们朝夕相处，令我们领受莫大的感化，渐渐成为一种学风。这种学风，若再扩充下去，可以成功中国学界的重镇。他年过五十而毫不衰疲，自杀的前一天，还讨论学问，若加以十年，在学问上一定还有多量的发明和建设，尤其对于研究院不知尚有若干奇伟的造就和贡献。”“最痛心的，我们第三年开学之日，我竟在王先生墓前和诸位同学谈话!这不仅我们悲苦，就是全世界的学者亦当觉得受了大损失。在院的旧同学亲受过王先生二年教授，感化最深。新同学虽有些未见过王先生，而履故居司想见声，读遗书可领受精神，大家善用他的为学方法，分循他的为学路径，加以清晰的自觉，继续的努力，既可以自成所学，也不负他二年来的辛苦和对我们的期望。”（《清华国学研究院史话》第167页）至于王氏自杀之原因，梁任公认为那是因为三种矛盾性格糅合在一起所造成。首先是因为王氏有冷静之头脑，故对时事看得较清楚；其次是脾气随和，故遇事不取激烈之反抗；再次是感情浓厚，故常常发生莫名之悲愤，积日既久，只有自杀一途。
总之，王国维之死，在海内外引起巨大之反响。在国际学界，无论认识或不认识他，皆悲恸哀悼，认为王氏之死不仅仅是中国学界之大损失，而且亦是国际学界之一大损失。诸多报刊发表悼念专号或祭悼诗文，有的学术团体设灵堂纪念，或捐赠恤金。法国巴黎大学教授伯希和走告巴黎东方学家，发起向王国维家属捐赠薪俸之活动。德国汉堡大学汉学教授颜复礼代表德国政府，聘王氏为东方学术研究会名誉会员，聘书不在途中，忽接讣告，复改拍唁电。
在王国维自沉一周年前后的1928年，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国学论丛》和吴宓主编的天津《大公报·文学副刊》、《学衡》杂志等刊物，皆刊行了“王静安先生纪念专号”。梁启超在《国学论丛》的纪念专号《序》中说：“海宁王先生之殁，海内学者同声恸哭，乃至欧洲、日本诸学术团体，相率会祭表敬悼，出版界为专号纪念亦既数四。我清华研究院为先生晚年精力所集注，同学受先生教益最深切，所保存先生遗稿亦较多。既裒校专书，将锓诸木，更采其短篇为世所未觏者，先付排印，附以同人各记所睹闻之先生嘉言懿行，及对于先生学术思想有所论赞者，凡若干篇，为本论丛纪念号，志哀思焉。”吴宓在天津《大公报·文学副刊》王国维逝世周年纪念前言中，对王氏一生及学术活动予以了高度评价。此处不引。（参见《清华国学研究院史话》）两年后的1929年6月，国立清华大学研究院师生，于王国维逝世两周年祭日，在清华园内集资建造了一块纪念碑，永为纪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