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那个“避难所”已经是晚上七点过了。让我感到惊讶的是,一切室内改造竟然已悉数完成:崭新的木制天花板散发出浓厚的杉木味道;客厅的窗户上挂上了一帘米黄色的百叶窗;某一间卧室的防护网也被拆掉了,只剩下光秃秃的一层玻璃窗。于蓝的这种办事效率是值得自豪的,并且让人不经意地感慨,要是那些政府机关单位有这样的高的工作效率的话,劳苦大众就不必成天抱怨了。
“这么晚才回来?希望你还带回来一两个动听的故事。”这是她迎接我的第一句话,不知是对我版式效率的责备还是对自己劳动成果的沾沾自喜。
“没有什么故事,只是路上交通不好,耽误了些时候。”我把一捆绳子随手扔在地上,回答道。
“但愿你今晚在睡梦中能长出一只长鼻子来,可怜的孩子,一个人眼睛常常会成为谎言的忠实叛徒。还有,你不应该把这堆东西扔在地板上,发泄般地。这不是绅士所为。”她拾起东西,放到厨房的一个旮旯里,“当然,你有权力隐瞒一些微不足道的事情,前提是它不会对我们有所妨碍。”
我没有继续说话,只是把买来的报纸递给和摄像头放在桌上。她拿过报纸,又吩咐道:“把设备安装在门缝里,这是你接下来要做的事。”
我依然没有说话,随即照做了,下午的事确实没法再提。
在这一天剩下的光阴里,没有什么值得叙述的了。除了晚上做的那几个乱七八糟的有关中学时代的梦以外。在梦境里,扎着马尾辫的沈湘云向我借一枚硬币,我掏便了全身口袋也没掏出一分钱来,最后却莫名其妙地在书包里发现一个金币,毫不犹豫地递给了她,她立即含笑从我梦境中消失了。
第二天一大早,于蓝拨通了报社的招商广告电话,买下一块价钱不菲的广告版面,目的是通过它与索飞取得联系,因为于蓝的手机号不能再用,此时通过电话联系也是九死一生,要知道,索飞很大程度上已经被警察监控起来了。
广告的内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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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的便是等待,于蓝依旧继续着她的平面制图师的工作,埋头于那些复杂的建筑结构图。而我被她派去附近福田寺3号的市射击训练馆练习射击功课。
和索飞联系上是在两天后的一个早上。他发来电子邮件说:
你好于蓝,没有什么重大的情况发生,他们只是了解了一下我的身份和职业,我照你的说了。他们进屋里看了看,没发现什么疑点,就离开了。你们现在何处,处境是否安全,那个地方你们暂时不能再回去了,因为整座大楼都可能被他们监视起来了。
看到这段文字,我无法相信自己的眼睛,我问:“他们既然都已经找到那里了,为什么只是看看就走了?这简直无法让人相信!会不会他已经把我们出卖了?”
“你错了,他们并不能确定你是否在那扇门内。手机信号跟踪定位系统只能确定平面里的水平位置,没有高度数据。所以他们只能探测到信号源就在哪一栋楼里,而无法知道在哪一层。于是才对整座住宅楼进行逐户搜查,相信一定能捉到这个瓮中之鳖,结果却令他们失望了。这些菜鸟们此时此刻,一定还在暗中守株待兔。”
“你当时就知道这种情况对不对?”听到这番解释,我才消除了内心的疑云。
“不知道,就算知道,也不能去下那个赌注。总而言之,不管是哪种情况,我们的离开都是不用犹豫的。只是这样一来,索飞就能安然无恙了。”她脸上的肌肉松弛开来,像刚被熨斗碾过的一块柔布,光滑得有些亮堂,嘴角轻微上扬。她端起电脑旁的那杯热气腾腾的咖啡一饮而尽,那得意的神情像极了一个打了胜仗的将军。
然而我却还是有些担忧,“你认为这个人很可靠吗?”
“一个团队的人如果相互不信任,那么只能一事无成。你要知道,我敢把他留下,就能确保他不会出卖我们。否则,我宁愿让他永远没有机会当叛徒。
但愿我的担忧是多余的,虽然我不能确信这个人值不值得信任,但至少于蓝是值得信任的,即使她数次欺骗了我,但也一直在维护我的生命安全。
当天下午,我们三人就在一个隐秘的地点会面了。方式和第一次基本相同,在一个封闭的房间里,我们继续讨论着那个尚未结束的话题。
于蓝首先发挥了带头作用,她率先说道:“在讨论开始之前,我简单废话几句。这是个比人民代表大会还集思广益的活动,我们想到什么就说什么,不要有任何顾虑,不管你的点子有多么荒唐和滑稽,都请大胆地说出来。有时候,正是那些最荒诞的想法成了最终攻下问题堡垒的重磅炸弹。“她停顿了一下,又继续说道:“上次由于那些不礼貌客人的打搅,我们不得不中止了讨论。现在,接着上次那个话题:如何在他们的人里面发展出一个内线。聪明的博士提到了利用心理战术,上次时间有点仓促,没能听到下文。现在,可爱的博士先生,该是谈谈你想法的时候了。
索飞用他那象征性的手势搓了搓下巴,不紧不慢地说道:“其实很简单,就是让他心甘情愿地帮我们做事,让他打消心中的顾虑,发现良知,从本质上意识到自己是在作恶,从而产生罪恶感。然后,他通过帮助我们对抗这个计划,就可以消除罪恶感。这应该是那个人很愿意去做的。”
“我反对!”我大声说道:“你怎么就能确信他心里会因自己的行为而感到罪恶呢?有的人很有良知,像何教授那样,做了一两件错事就有了罪恶感;而有的人本性丑恶,就算做了一千件坏事也不会有丝毫的愧疚感。更何况,他又不是基督徒,即便他们之中有这样的人,我们也不知道是谁,更不可能再花时间去找。如果找到了,又是个贪生怕死的胆小鬼,也是白干一场。既要有良知,又要有胆量,还要与这个集团有着密切的联系,在一堆陌生人里去找到这样一个人,恐怕比王子选亲还困难。我们可没那么多时间去像狗仔队一样忙碌。”
待我说完,索飞想要辩解,却被于蓝插了话:“他说得很对,这个方法极不可靠。不单说时间不够目标不明,就可靠性而言,就算有这么一个人乐意做我们的眼线,能保证他以后不会动摇吗?主动权捏在他的手里,说不定哪天就经不起利诱和威逼把我们像卖白痴一样卖了。这后果比吞了鱼刺还造好,你得时刻担心它会不会刺穿你的肠胃和内脏。”说道这里,她“啪”地一声点燃一支烟,一阵吞云吐雾后,又继续说道:“利用一个人,最大的错误就是给了他主动权。让我们重新回到这个问题上来,把这个目标称作B,我们想要得到B的辅助,不外乎有两种方式:一是他主动;二是他被动。主动的是合作,被动的是胁迫。如果是合作,那双方都应有利益所图,然而我们无法承诺能给他获得什么样的利益,因此条件不足,这条路走不通。除此之外,我们就只有让B被动的接受了,我们要掌握主动权,让他不得不为我们效劳,这,才是最可靠的方式,也不需要话费时间去物色人选,基本上任何人都是可以担任的。”
“你是说要抓到他的把柄,以此来绑架他?”我问。
“悟性不低,对,就是绑架!”她坚定地回答。
索飞摸了摸下巴:“那要是这个无把柄可抓呢?”
“那就制造把柄,与其花费时间去找,不如制造一条绳子。”她把烟蒂用手捏灭,显得心狠手辣。
“那要制造一个什么样的把柄呢?”我又问。
“什么把柄最致命?”她反问我说。
“命案,直接能威胁生命的命案,像我一样面对着死神的威胁和名誉扫地的危险。”突然,我觉得越说越不着边际了,于是圆口道:“就当我没说。一个科学家怎么可能去杀人呢?”
此话一出,于蓝觉得不妥,她问索飞:“博士,你学识渊博,关于这样一个家伙,有没有可能成为一个杀人犯?”
“理论上可以,实际上也可行。我们可以做到他去杀谁他就杀谁。”
“哈哈,这玩笑也开得太大了。他又不是机器人,指示他干什么他就干什么。我不相信这个法子可行。”我就像是听到了什么天方夜谭一样,心里“咯噔”一下,惊讶万分。
“我相信!”于蓝斩钉截铁地说,“博士,怎么做到?”
此时的他并没有立即回答,而是挥笔在纸上画了两个字:心理。见我们还是一脸疑惑的表情,又添上两个字:诱导。
心理诱导?此刻他给我的感觉像是个买狗皮膏药的,仿佛什么疑难杂症都可以用这两个字的药来解决。两次讨论,他就两次用到了这两个字。
“我在北京大学除了修道分子生物学的博士学位,还修了一个心理学的硕士学位。在心理学的范畴里,一个人在某些情绪十分强烈的情况下会失控,去做一些意想不到的事情。只要我们诱导他进入这种情绪失控的状态,他就极有可能去做意见平时怎么也不敢做或是无法做到的事情,甚至是杀一个人。”
于蓝豁然开朗,她略为赞许地说道:“如果这真的可行,那将是一个浩大的工程。无论如何也得试试。这件事就交给你去做,我和他都可以作为你的副手听你指令。还有别的要求吗?”
“具体方案还要制定,首先需要找到一个目标。”
“怎么找?”我问。
“从那段录音里,这也是目前我们唯一可用的材料。本质上来说不是找,只是比较一下那个人更适合这个角色而已。需要听一遍录音。”
于是,那段四十几分钟的录音又被放了几遍,从好奇到听腻,我的耳膜已经被那些乱七八糟的讲话摧残得不像样了。
待录音放完以后,依照索飞的意见,选定了那个发言的历史学家为目标。原因是他的语音声线较高,情感丰富,而且激情澎湃,不像其他科学家那样生硬和呆板。索飞由此推断此人是偏感性的人,自控力相对较差,因而他的情绪很容易被情绪影响。
说实话,我对他这样的主观臆断的结果并不信任,直到后来才不得不相信他的推断就是事实,并由衷地对这个长相奇怪的小子产生了一丝敬佩。
任务很快就被分配下来,我负责用我的黑客本领弄到这个人的信息,包括相片,人物背景,家庭成员以及住址。名字方面我们只知道他的姓氏,姓查,是于蓝从记忆里翻出来的。她负责去那些人的指挥部附近踩点,顺便了解一下对方的动态。索飞则负责回去等候消息,准备下一步的行动。
就这样,一个谋杀事件开始酝酿了。唯一值得好奇的是,杀人者并非谋杀者。不过最重要的不是这件事的性质有多么卑劣,而在于它被执行的过程的不可思议,正在疯狂地挑逗着你的好奇心。
我虽然参加了这次行动,但还是十分不情愿的,因为如果成功了,它会再一次加深我内心深处的罪恶感。最后,在我的要求下,我们三人达成一致意见:被杀的那个倒霉鬼,即便不是个恶棍,也应当是个混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