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12月3日）
中央决定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史》，这是高瞻远瞩、有远见的战略决策。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冶金发展史，我非常赞成。要写好这50年的事情也不容易，需要进行大量的调查、挖掘工作。譬如，有同志提到的朱德同志在钢铁会议上的讲话，这大概算是海内孤本了。类似这样的资料要大力挖掘，多找一些同志谈谈。当代中国史研究所的工作方法值得学习，他们研究新中国史就找了许多同志。我应约曾同他们谈新中国经济史前后共七次。从建国前夕东北工业讲起到三年“大跃进”、“文化大革命”对经济工作的破坏，及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改革开放，等等。这中间有一段是对共和国经济发展甚有影响的，同苏联商谈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一些细节。对于这段历史，当代中国史研究所很重视，谈话资料整理后，发表在他们编印的《当代中国史研究》1996年第1期上。对于这段历史，最近中央电视台拍摄科教兴国的电视片时，其中有一个专题叫《生产力的发展》涉及“一五”期间156项的形成，他们又找到我。因为参与过这段历史的人也愈来愈少了。我的意思是说，50年的时间虽不算长，可是散落在各处的好多史料不抓紧发掘就难以找到了。所以，挖掘、搜集确实是一个比较紧迫的任务。有好多史料，若不抓紧挖掘，当事人故去，史料也随之湮没了。成立中国国史学会冶金分会，抓紧时间干，编辑一部新中国冶金史料，我看是有希望的。《中国冶金史料》杂志的复刊，冶金部、有色总公司和黄金公司都应大力支持，这是抢救冶金史料的重点“阵地”。鹤寿同志说：“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把已过去的50年这一段宝贵的实践经验认真总结出来，不仅仅是激励了后人，就是对现在岗位上的人来说，也是总结经验，以利再战。总之，我们都要继续为新中国的冶金事业战斗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