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垂史册的《永乐大典》棣君临天下之后，尊儒纳士，编纂了举世闻名的《永乐大典》，足以令成祖傲视古今。
三千文士修大典。永乐元年（1403）七月，朱棣下诏编纂一部类书。他雄心勃勃，想要永乐大典将中国古代典籍尽量收集齐全，特命大才子解缙负责，要求“毋厌浩繁”，尽量收罗。第二年十一月，解缙将编纂好的图书进呈天子。朱棣很高兴，赐名《文献大成》，赏赐解缙等 147 位有功人员。
然而不久，朱棣发现这与他的要求相差很大，主要是还有许多典籍未能收录。
于是朱棣决定重新编修，并任命靖难功臣姚广孝以及刑部侍郎刘季篪（chi）和解缙总其事，前后参与者近 3000 人，可谓人才荟萃、人文盛事。朱棣对这件事非常重视，命在文渊阁开馆修书，由光禄寺供给朝夕膳食。他看到文渊阁中的书籍尚不完备，命礼部选派通晓典籍的官吏四出购求典籍，“书籍不可较价值，唯其所欲与之，庶奇书可得”。正是在朱棣的关注和支持下，3 年之间，大典得以编纂完成。
永乐五年（1407）十一月，大功告成，姚广孝等人将《永乐大典》进呈朱棣。
《永乐大典》是中国古代最为成熟、最为杰出的“百科全书”。全书目录六十卷，正文二万二千八百七十七卷，装成一万一千零九十五册，汇集古代图书七八千种，共约三亿七千万字。包括经、史、子、集、释藏、道经、戏剧、平话、工技、农艺等，搜集极为宏富。
《永乐大典》“用韵以统字，用字以系事”，以《洪武正韵》为序，每字下先注字音、释义，再列该字楷、篆、草各体，最后分类汇辑各书中与该字有关的天文、地理、人事、名物以及诗词典故、杂艺等各项记载。例如天文志载“天”字下，地理志载“地”字下，它如日、月、星、风、云、霜、露等各随字收载。凡单字注解、引文之书名、作者，皆用红字写出，非常醒目。成段、整篇或全书采
录文献则一字不改，甚为完整。与之相较，清乾隆帝之编纂《四库史全书》删削窜改古籍，则不可同日而语。宋元以来的佚文秘典所在多有，如《旧五代史》、《续资治通鉴长编》等。清人从中辑出佚书五百种，收入《四库》仅三百八十八种，四千九百二十六卷，列入“存目”者又百余部。
《永乐大典》装帧考究，全书采用上等白宣纸，印有朱丝栏，统一使用端正的楷书抄写，古色古香。原书高 50.02 公分、宽 29.8 公分，黄绢硬面、包背装。
名物器什、山川地形，都以白描手法绘制图形，形态逼真，精致典雅。
自《永乐大典》成书之日起，它巨大的文化价值一直被世人重视，它不仅收罗宏富，堪称空前，而且从编纂体例看，《永乐大典》凡所抄原书，均直录原文，或整段移录，甚至整部书移录，不曾擅减片语。这一做法，极大的保存了所抄文献的完整性。而且既有事目，又按韵检索，改变了类书单纯分类、不易检索的弊端，是对传统类书编撰方法的一个突破。所抄原书的书名、作者标示也非常醒目，便于查考。
《永乐大典》正文为两万二千八百七十七卷，凡例目录六十卷，装订为一万一千零九十五册。永乐朝《永乐大典》只有一部正本，存放在南京的文渊阁，后于永乐十九年（1421）运到北京，深藏在故宫内的文楼（即文昭阁）里。
朱棣曾经打算将《永乐大典》付印，只是在当时的条件下，实在是艰难之至，不得已放弃了。嘉靖四十一年（1562），皇宫三大殿失火，幸运的是由于抢救及时，《永乐大典》竟然奇迹般的幸免于难。有了这样的教训，世宗意识到光有一部正本太危险了，遂命 108 个书生抄写大典。这些人每日人抄 3 页，历时 6 年之久，才抄成一部副本，藏于皇史宬。
只可惜正本在明末不知去向，多半是毁于兵火。副本到了乾隆时期只有 9000余册，少了近 3000 册。后来被儒臣们私自盗去了不少，剩下的在清末时不是被烧了就是被掠往国外，至今偶尔会在一些拍卖会上发现《永乐大典》的踪影。据估计，存世的《永乐大典》约 800 册，只是原来的 3%左右。建国以后，中华书局曾将《永乐大典》存世残本予以影印出版。
1912 年第一批《永乐大典》入藏到现在，中国国家图书馆已拥有 221 册，超过全球藏量的半数，居各处收藏的首位。这些珍藏是由许多重视文化遗产、支持文化事业的有识之士捐赠私藏汇聚而成，其中有周叔弢先生、赵元方先生捐赠
的私家珍藏各 1 册，商务印书馆所属东方图书馆收藏的 21 册，北京大学移送的6 册，以及由苏联及东欧国家送回的 67 册。抗日战争期间，为躲避日军战火，国家图书馆馆藏 60 册《永乐大典》由上海运往美国保存，后被运至台湾。
《永乐大典》今虽不全，但因为是类书，各门类相对独立，现存于世的各个分册，其史料价值并未受影响。尽可能完整地影印出版《永乐大典》是学界的夙愿。除零星影印外，上世纪 60 至 80 年代中期海峡两岸的出版机构中华书局和世界书局几度影印出版《永乐大典》残卷，但是由于当时技术的限制，以上版本都有不少遗憾之处，例如采用缩印方式，难以保存原书的全部信息，根据缩微胶卷或影本复制，使文字漫漶不清。
决议迁都三年修得北京城朱元璋虽然有过犹豫，但最终以南京（当时称应天）为京师。朱棣则长期生活在北平，视北平为龙兴之地。即位之初，他仍以南京为京师，但对北平感情很深，因此永乐元年（1403）正月，礼部尚书李至刚建议将北平升为陪都，朱棣非常高兴，改北平为北京，称行在。
朱棣刚刚用武力夺得皇位，担心人心不稳，并没有立即提出迁都，而是逐步逐项解决迁都的明清北京内城中轴线示意图外围问题。永乐元年，设置了北京留守行后军都督府、北京行部、北京国子监等衙门，为向北京运粮重开海运，迁徙他处富民到北京。因为海运风险较大，朱棣又于永乐二年下令疏通运河。永乐四年（1406），他下诏修建北京宫殿，从四川、湖广、江西、浙江、山西等地采集木材。不过这次并没有提出迁都，而是以准备北巡的名义。
真正表明朱棣迁都决心的是在永乐七年（1409）。这一年，朱棣巡幸北京。
这次巡幸，朱棣在自己身边设置了行在六部、都察院，与南京各自形成一套系统。
另一件事更可以彰显他的心迹，即为徐皇后在北京选建陵寝。徐皇后于永乐五年（1407）病逝。对于这位与他同甘共苦营建紫禁城、患难与共的徐皇后，朱棣并没有把她安葬在南京，而是在北京昌平为她建造陵寝，也就是后来他也下葬的长陵。细细品味，就会发现朱棣已经决计要回到他兴起的地方。
经过十几年的经营，北京的经济得到了繁荣，疏通的运河保证了粮食的运输，北京周边的军事防御力量也得到了加强等，这些前期措施使得迁都北京水到渠成。永乐十四年（1416）十一月，朱棣公布了迁都的想法，自然得到了朝臣的一致拥护。永乐十五年（1417）开始大规模营建北京，至十八年基本完工，前后用
了三年多的时间，永乐十九年（1421）正式迁都北京。
然而事情并非一帆风顺。永乐十九年四月初八日，北京新宫中的奉天、谨身、华盖三大殿遭雷击起火，化为灰烬。朱棣以为是上天示警，下诏求直言反省。其实许多大臣家在南方，本来就不愿意迁都，因此借此事交相上疏反对迁都。朱棣很不满，甚至杀死了言辞激烈的萧仪。反对迁都的大臣不再敢指责皇帝，转而攻击那些拥护迁都的大臣。双方争辩激烈，朱棣命他们于午门外跪着辩论。户部尚书夏原吉为稳定局面，主动将责任承担下来，才逐渐缓和了矛盾，迁都之议平息下来。
地球表面最伟大的文化工程中国首都北京是一座历史悠久、闻名世界的古老城市。从地理位置上看，北京西拥太行、北枕燕山、东濒渤海、南望华北大平原，整个地势西北高、东南低，河流纵横，具有得天独厚的地理形势，历来是我国中原地区和东北、西北地区交通联系的要冲。
于是，古人盛赞她是负山带海、虎踞龙盘的“天府”、“神京”！不仅如此，北京还是地球表面一项最伟大的文化工程，是世界文明史上一个最壮丽的文化奇观。几千年大规模的城市建设，北京形成了自己独有的都城特点。从皇宫到皇城，又从皇城到都城，层层逐次向外延伸，并以中轴线上突出的建筑群为中心，周围布以巍峨壮观的城墙、四通八达的街巷和数以万什的四合院民居，组成一个相互辉映的整体平面布局，形成了古都北京最大的特色。
对北京的总体布局和街道建设，早在几百年前的元代，意大利威尼斯青年探险家马可？波罗就不无赞叹地描述说：大都“街道甚直，此端可见彼端，盖其布置，使此门可由街道远望彼门。城中有壮丽的宫殿，复有美丽邸舍甚多。各大街两旁，皆有种种商店屋舍。每方足以建筑大屋，连同庭院园圃而有余 7.方地周围皆是美丽道路，行人由斯往来。金城地面规划有如棋盘，其美善之极，未可宣言。”
我国现代著名建筑家梁思成先生也由衷地说：“北京是在全盘的处理上，完整地表现出伟大中华民族建筑的传统手法和都市计划方面的智慧与气魄。这整个体形环境增强了后人对于伟大的祖先的敬仰，对于中华民族文化的骄傲，对于祖国的热爱。”北京的城墙与城门“城”，可称为城市，又可称为城墙，这是因为古代中国几乎不存在没有城墙的城市。将居民点围绕起来的城墙是一座城市最基本的组成部分。北京，作为中国古都，城墙历来都是统治者们注意的中心。
北京现在可以考知的古城墙是金中都的城墙。金代统治者仿照北宋汴梁城的布局，集中了 120 万劳力花 3 年时间对辽城旧址进行了扩建，城墙周长 37 里，东至今琉璃厂西口，西至广安门外土城遗址，南至右安门外 1 公里，北至宣内顺城街路北。可惜的是，金中都遭到元代统治者的破坏，元代在中都之北新筑了大都城，周长 30 公里、城基厚 21.6 米、顶部厚 16.7 米，这就成了今天北京城的雏形。元大都城墙现在仍然可见，这就是“元大都土城遗址公园”。
明代初年，徐达攻占大都后便着手改建城他。北面拆大部北垣，南缩 2.5 公里另筑新城，南垣则向南推展 1 公里，东、西城垣均在元土城基础上包砖砌成，城周长 20 公里。到明代中叶，统治者计划在古城墙外扩建一层“套城”。首先兴建的是南城墙，但工程进行到一半时，因财力不足，只好在东西角楼处封口，这样，北京城墙格局就成了凸字形，城墙也有了“内城”和“外城”之分。金代和元代城墙均以土筑成，元代还在城门之外加修瓮城，目的是加强城门守军的防护能力。其上筑有高大的箭楼，上设排射孔，守城兵将出击时可在瓮城内集结，然后启门出击，如现在俗你的“前门”就是正阳门的瓮城。明代扩建城墙时，建筑者们在土城之外包以大块青砖，从而保证了城墙的稳固。
明代，北京城门基本上形成了现在的格局。城分紫禁城、皇城、内城和外城数重。紫禁城有四门，南为午门、北为神武门、东为东华门、西为西华门；皇城有七门，最南为大明门、大明门内为正门（即承天门，清代又改为天安门）、门前为广场、广场东北为长安左门（俗称东三座门）、西北为长安右门（俗称西三座门）、正东为东安门，北为北安门；内城共九门，即正阳门（原丽正门）、崇文门（原文明门）、朝阳门（原齐化门）、东直门、安定门、德胜门、西直门、阜成门（原平则门）、宣武门（原顺承门）；外城共有七门，即东便门、广渠门、左安门、永定门、右安门、广安门、西便门。俗语“内九外七”指的就是北京内城和外城的城门数量。
封建礼制对进出城门有严格的规定，如正阳门为京城正门，因而只能走皇辇宫车；崇文门设鱼、酒纳税之所，故走酒车；朝阳门为南米漕运入京之门；东直门为木材入京之门；安定门走粪车；德胜门为出兵必走之门；西直门走水车，因为皇帝御用之水取自玉泉山；阜成门为西山煤炭入城之门；宣武门在清代走囚车。
入门有入门税，凡是男子负重、骑牲口、推车入门者一律上税。明代每年所收税
金达 10 万两之巨。1930 年底取消入门税之后，城门站岗人员则向进城人员任意勒索。北京中轴线到过北京的人，可能会对北京的许多地名感兴趣：有东直门，又有西直门；有东四，又有西四；有东单，又有西单；有东便门，又有西便门；有左安门，又有右安门？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北京城有一条著名的中轴线，南面起自己被拆除的永定门中心点，向北经过正阳门、天安门、午门、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乾清宫、坤宁宫、神武门、景山最高点万春亭、寿皇殿、鼓楼，直抵钟楼的中心点，全长近 8 公里。这条中轴线串连着四重城，即外城、内城、皇城和紫禁城。北京城以这条中轴线为中心，形成了东西对称的格局，因而在地名上也就表现了出来。
北京比较明确的中轴线起于金代，一条御道贯穿外城的丰宜门、皇城的宣阳门和宫城的应天门，但御道上并无著名的建筑。元代，中轴线正式形成，位置在今旧鼓楼大街的中心线及其向南的延伸线，越过太液他东岸的宫城中央，直抵外城正中丽正门。到了明代，统治者将北京中轴线向东移动了 150 米，最终形成了现在这样的格局，目的是为突出皇宫，不与西苑太液池连在一起，避开琼华岛和西海子众多的楼台亭阁，中间有相应的空间，更使宫殿显得凝重富丽，唯此独尊，因此，北京中轴线其实并不完全在城市中心线上，如正阳门与崇文门之间的距离就比与宣武门之间的距离近 200 多米。
建立中轴线，目的是为强调封建帝王的中心地位，正如中国之所以命名为中国，意为“世界中央之国”一样。城市总体布局就以中轴线为中心，左面为太庙，右面为社稷坛；前面是朝廷，后面为市场，即“左祖右社”、“前朝后市”，北京因此在城市布局上成为世界上最辉煌的城市之一。
为体现封建王朝在国家的中心地位，北京许多著名的建筑都处在中轴线的位置上。如正阳门、天安门、帝王所居之地紫禁城、全城报时中心钟鼓楼等。这些建筑既是古都北京的象征，又是中国文明的象征，在世界文明史上占有很高的地位。因此，凡来北京旅游的人，没有一个不来这里参观游览的。新中国成立以后，又陆续扩建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毛主席纪念堂等等。
辉煌的古典建筑紫禁城在我国首都北京，有一座辉煌壮丽的古建筑群，“故宫”。它始建于明代永乐四年（公元 1406 年）。全部宫殿和庭院共占地七十二万多平方米，合一千零八十七市亩。从总的布局来说，分前后两大部分，俗称外朝
和内廷。前部主要宫殿，以太和、中和、保和三大殿为中心，以文华殿、武英殿为两翼，这部分宫殿是封建皇帝行使专制政权的主要场所。后部以乾清宫、坤宁宫和东西六宫组成，是封建皇帝和后妃居住的区域，在清代也作皇帝进行日常统治活动的地方。前后两部宫殿，按中国建筑以四根柱子当中的空间为一间计算，全部宫殿共约九千多间。宫殿群的外围，用十米高的紫禁城和五十二米宽的护城河环绕起来。
整个故宫，在建筑布置上，用形体变化、高低起伏的手法，组合成一个整体。
在功能上符合封建社会的等级制度。紫禁城的正门叫“午门”，正中是九间面宽的大殿，在左右伸出两阙城墙上，建有联檐通脊的楼阁，四隅各有高大的角亭，辅翼着正殿。这组城上的建筑，形势巍峨壮丽，是故宫宫殿群中第一高峰。在午门以内，有广阔的大庭院，当中有弧形的内金水河横亘东西，北面就是外朝宫殿大门——太和门，左右各有朝房廊庑。金水河上有五座桥梁，装有白色汉白玉栏杆，随河宛转，形似玉带，这种布局，给人以极大的吸引力。登上太和门，在三万多平方米开阔的庭院中，一座大殿堂——太和殿出现在眼前。太和殿和中和殿、保和殿前后排列在一个八米高的工字形基台上，太和在前，中和居中，保和在后。
这就是外朝的三大殿。基台三层重叠，每层周围都用汉白玉雕刻的各种构件垒砌，造型优美。在两万五千平方米的台面上有透雕栏板 1414 块，雕刻云龙翔凤的望柱 1460 个，龙头 1138 个。用这样多的汉白玉装饰的三台，造型玲珑秀丽，重叠起伏，像是白玉砌的山峦。这是我国建筑上具有独特风格的装饰艺术。而这种装饰在结构功能上，又是两万五千平方米台面的排水管道。在栏板地袱石下，刻有小洞口；在望柱下伸出的龙头唇间，也刻出小洞口。每到雨季，三台雨水逐层由各小洞口下泄，水由龙头流出，大雨如白练，小雨如冰柱，千龙喷水，蔚为大观。
这是科学而又艺术的设计。
太和殿高 35.05 米，用 72 根大木柱支承梁架构成四大坡的屋面。我国古代建筑屋面呈现坡度，这跟建筑技术有关。这种构架习惯上称抬梁式。先在柱础上立木柱，在柱上架大梁，又在梁上立小矮柱（瓜柱），然后再架上一层比较短的梁。在最上层立脊瓜柱，在两组构架之间，横搭檩枋。在檩上铺木椽，椽上铺木板（望板），板上苫灰背瓦。由于梁架逐层加高，而小梁逐层缩短，就构成具有坡度的屋面。太和殿的四大坡顶就是这样构成的。
太和殿殿座南北纵深 37.20 米，东西横广 63.96 米。由南北纵深计算，木柱是 6 根为一组；东西横阔计算，是 12 根为一组。殿内支承梁架的柱子名金柱，高 14.4 米，柱径 1.06 六米，都是整块巨材。以每四柱的空间作为一间计算，太和殿是由 55 间组成的大殿堂。殿里的“天花”、“藻井”，殿外檐下的“斗栱”，都加彩绘，富丽堂皇。像太和殿这样出檐深远的大殿堂，各组斗栱可以重叠挑出多层，术语叫做几跴。檐下斗栱，在建筑上具有两重作用：主要在结构上起到支撑作用，支托屋檐重量通过斗栱过渡到立柱上；另外，由于在檐下重叠挑出，并加彩绘，远望如重峦叠翠，具有装饰作用。
太和殿是故宫中最大的木结构建筑，它是封建皇帝向全国发布号令和举行大典礼的场所，建筑形体要求庄严雄伟，富丽堂皇。这个建筑是达到了所要求的效果的。
中国建筑的屋顶形式是丰富多彩的，在故宫建筑中，不同形式的屋顶就有十种以上。以三大殿为例，屋顶各不相同。太和殿是五脊四坡大殿，从东到西有一条长脊，前后各有斜行垂脊两条，这样就构成五脊四坡的屋面，建筑术语上叫庑殿式。中和殿高 27 米，是屋顶有四条垂脊的亭子形的方殿。四脊顶端聚成尖状，上安铜胎鎏金球形的宝顶，建筑术语上叫四角攒尖式。保和殿高 29 米，是屋顶有九条脊的殿堂。屋顶正中有一条正脊，前后各有二条垂脊，在各条垂脊下部再斜出一条岔脊，连同正脊、垂脊、岔脊共九条，建筑术语上叫歇山式。这三座大殿是故宫中的主要建筑，它们高矮造型不同，屋顶形式也不同，显得丰富多样而不呆板。
故宫建筑屋顶满铺各色琉璃瓦件。主要殿座以黄色为主。绿色用于皇子居住区的建筑。其他蓝、紫、黑、翠以及孔雀绿、宝石蓝等五色缤纷的琉璃，多用在花园或琉璃壁上。太和殿屋顶当中正脊的两端各有琉璃吻兽，稳重有力地吞住大脊。一部分瓦件塑造出龙凤、狮子、海马等立体动物形象，象征吉祥和威严。
在三大殿之后，有一片广场，正北是内廷宫殿的大门——乾清门，左右有琉璃照壁，门前金狮金缸相对排列。门里是后三宫。乾清宫是封建皇帝的寝宫。坤宁宫在后，是皇后的寝宫。在两宫之间夹立着一座方殿，名叫交泰殿，是内廷的小礼堂。清代的“宝玺”（印章）也收藏在这里。在后三宫东西庑，还有为皇帝存储冠、袍、带、履的端凝殿，放置图书翰墨的懋勤殿。南庑有皇子读书的上书
房，有翰林学士承值的南书房，以及管理宫廷日常生活的处所。此外还有左右对称的日精门、月华门、龙光门、凤彩门、基化门、端则门、隆福门、景和门，通妃子居住的东西六宫。这种左右对称的平面布局，也是中国古代建筑的特征之一。
故宫前部宫殿，当时建筑造型要求宏伟壮丽，庭院明朗开阔，象征封建政权至高无上。后部内廷却要求庭院深邃，建筑紧凑，因此东西六宫都自成一体，各有宫门宫墙，相对排列，秩序井然；内廷之后是宫后苑。后苑里有岁寒不凋的苍松翠柏，有秀石叠砌的玲珑假山，楼、阁、亭、榭掩映其间，幽美而恬静。
故宫的房屋故宫的房屋究竟有多少间？社会上普遍流传的说法是 9999 间半。为什么出现半间，而不凑个整数建成一万间呢？原来，传说天上玉帝所居的天宫共有房屋一万间，皇帝虽然贵为天子，但也不能越天宫之制，超过天宫房屋的数量。可是皇帝又是“天之子”，与平民百姓自然不同，所居房屋亦不能太少，于是，只好造屋 9999 间半，比天宫仅少半间，半间指的是今文华殿后文渊阁西侧的楼梯间。
这种说法其实不足以信，因为故宫是明、清两代的皇宫，自明永乐时初建到清末，变化极大，其间经历了明代的不断扩建、明末战火的毁坏，以及清代的修复和增建。如文渊阁就是乾隆年间为存贮“四库全书”而建造的。明制与清制不同，因此不可能有相同间数的房屋。此外，“半间”之说也没有根据，半间其实仍是一整间，只不过面积较小，仅有一个作为上下登楼用的楼梯。文渊阁是藏我国第一部《四库全书》的处所，为取“天一生水，地六成之”，以水克火之意，文渊阁一反紫禁城房屋多以奇数为间的惯例，采用了不讲对称的偶数——6 间。
但又为了布局上的美观，西头一间建造得格外小，似乎是半间房。
1972 年，为弄清故宫的房屋究竟有多少间的问题，古建专家们对故宫进行了全面的调查，并按照现在通行的标准，“四柱为间”，进行统计，其结果是：故宫共有房屋 8707 间。
故宫三大殿故宫“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俗称三大殿，是北京中轴线上的主要建筑，也是紫禁城中最高大的建筑。
太和殿就是人们俗称的“金銮殿”，面阔 11 间、进深 5 间，殿内共有 72 根楠木柱，重檐四阿庑殿顶，彩画双尤合玺大点金，是封建社会最尊贵的形式。大殿通高 37.44 米，是我国现存最大的木结构建筑物。太和殿内有 6 根蟠龙金漆柱，
中设楠木金漆雕龙宝座。民国袁世凯曾将宝座搬走，换上西式高背大椅，1964年宝座才回归原位。宝座左右有对称的宝象、角端、仙鹤、香筒等，都是铜胎嵌丝珐琅制品。象驼宝瓶，内盛五谷，象征太平五谷丰登；角端是我国古代传说中的一种神兽，可日行万里，通晓四方语言，只有明君，它才捧书而至，护驾身旁。
殿顶正中为穹隆圆顶，称藻井，镇压火灾之意，井内巨龙蟠卧，口衔宝珠，叫轩辕镜，相传是中国远古时黄帝所造，以示自己是正统皇帝。镜下正对宝座。但现在并不是这样，据说袁世凯害怕大圆球掉下将他砸死，故将宝座后移。
太和殿是皇帝登基之地，明、清两代有 24 位皇帝在此宣读即位诏书。每年元旦、冬至、万寿（皇帝生日）三大节及册立皇后、派将出征、金殿传肿时，皇帝都要在这里举行仪式接受百官朝贺。1909 年末代皇帝溥仪在太和殿登基时年仅 3 岁，其父载沣将他抱扶在宝座上。大典进行时，热闹庄严的场面吓得小皇帝哭闹不止，载沣随口劝道：“不要哭，一会儿就完了。”事后，人人都说此话不吉。
说也巧，溥仪只做了三年皇帝，清朝就灭亡了。1920 年，民国政府在太和殿举行过一次文官考试，礼节隆重，俨然皇帝殿试。国文题目“上无道揆下无法守论”，官员们被弄得晕头转向。
太和殿露台上东设日暑，象征授时；西设嘉量，是全国标准量器。殿前有广场，占地 3 万多平方米，是宫内最大的广场。中间是用巨石铺就的御道，左右是磨砖对缝的海墁地砖，东西各有 100 余块仪仗墩石。御道两旁放置铜制品级山，每行自正、从一品至正、从九品共 18 级，东西各两行，文东武西。举行典礼时，大臣根据身份跪于品级山旁。
中和殿在太和殿之后，汗广各 5 间，每面均长 24.15 米，是一座单檐四角攒尖鎏金主顶的方形殿字。皇帝在举行大典之前先到中和殿暂坐，受官员行礼后再去太和殿。每逢坛庙祭祀，皇帝要在中和殿读祭文。二月去先农坛演耕的前一天，要在这里验看种子、农具和祝文。清代每修玉牒（家谱），皇帝都要在此举行视看仪式。中和殿内陈列两座八人抬肩舆，每逢太和殿大典，皇帝都要乘肩舆从乾清门至中和殿。肩舆共分 4 种：礼舆、步舆、轻步舆和便舆，便舆又分暖舆和凉舆，皇帝平日出入均乘便舆。保和殿在中和殿之后，广 9 间，深 5 间，重檐九脊歇山顶。明代册立皇后、太子时，大臣上表，皇帝在此殿受贺。清代每年正月初一和十五在这里宴请新疆及蒙古王公大臣。公主下嫁时皇帝亦在此宴请三品以上
大员，定例宴席 70 桌、全羊 63 只、酒 20 瓶。保和殿后有一块巨大的雕石，以整块艾叶青石雕成，长 16.57 米、宽 3.07 米、厚 1.7 米、重 200 多吨，产自北京西南房山县。三大殿是故宫前部的中心，后面东西横向的广场是朝廷与内廷的分界地带。
三宫六院故宫三大殿后为内廷，是帝后生活和居住的地方。内廷门户众多，但以中轴线上象征“天地乾坤”的乾清宫、交泰殿、坤宁宫为中心，两侧配以象征日月的日精门和月华门、象征十二星辰的东西六宫，以及象征众星的数组建筑，成为众星捧月之势，即人们俗称的“三宫六院”。
内廷正门为乾清门，清朝皇帝有时在此听政，称“御门听政”。康熙听政最勤，曾在这里决定平定三藩之乱、收复台湾、抵御沙俄侵略等重大国事。乾清门之东为上书房，是清代皇子皇孙读书之处。乾清门之西为南书房，清代著名的“康熙除鳌拜”事件就发生在这里。乾清门内是后三宫，即乾清宫、交泰殿、坤宁宫。
乾清宫是皇帝的寝宫和日常生活的场所，有暖阁 9 间，每间设床 3 张，共27 张。皇帝可随意入寝，目的是防止被人暗害。明朝著名的“王寅宫变”和三大奇案中的“红九案”、“移宫案”都发生在这里。嘉靖二十一年（公元 1542 年）十月二十一日卯时，宫女杨金英等 10 多人想将嘉靖勒死，可是慌乱中未将绳结系为死扣，谋杀失败。杨金英等人被凌迟处死。嘉靖皇帝从此搬到西苑万寿宫居住，20 多年后才重回乾清宫。到了清代，雍正皇帝移居西宫养心殿，乾清宫便成了举行内廷典礼、引见官员的地方。每年元旦、灯节、端午、中秋、冬至和万寿等节日，都要在这里举行内朝礼和赐皇族家宴。光绪年间，皇帝曾在此接见过英、法、美、日、俄、奥、葡等国使节。此外，乾清官还是皇帝死后停灵的地方。
交泰殿在乾清宫之北，每年冬至、元旦、中秋节，皇后在此接受皇贵妃、贵妃、妃嫔、公主、福晋、命妇的祝贺，行六肃、三跪、三叩礼，而后再由皇子行礼。每年三月皇后去先蚕坛行亲蚕仪式前，都要在这里阅视亲蚕工具。殿内存玉玺 25 块，用宝玺时需由内阁请示皇帝，准后方可使用。殿内东侧陈设“计时器铜壶滴漏”，西侧是清乾隆年间制造的大自鸣钟。
坤宁宫建于明永乐年间，清代按满族风俗予以重建，格局依照沈阳清故宫清宁宫的样式。明代设有秋千，清明时节妃嫔们游戏于此。坤宁宫原为明、清两朝皇后的寝官，后雍正迁居后，皇后也由坤宁宫迁往体顺堂，改建后的坤宁宫西间
是祭神之地，每天有郊祭、夕祭，又有春秋大祭，每年杀猪 1300 多口。殿内长桌为宰牲所用，大锅为煮肉所设，西边的布偶人和画像为所祭之神，壁上布袋为“子孙袋”，其他如铜铃、布幔之类，为祭祀时萨满歌舞所用。宫前右侧神竿为祖宗竿子，祭天时悬肉于天竿上，竿下跳神。大祭时，皇帝、皇后及王公大臣都要参加，并吃祭肉，名为分福。坤宁宫东暖阁是皇帝大婚时的洞房，阁内设有龙凤喜床。按婚制，皇帝婚后只能在喜床上住两夜，第三天皇帝回养心殿，皇后随居体顺堂。皇帝大婚耗资巨大，如 1872 年同治大婚就耗银 1100 万两。
出坤宁门，就是面积 12000 多平方米的御花园。它以主体建筑钦安殿为中心，左右对称，前后呼应，分布着 10 余座亭台楼阁、曲廊水榭，其间点缀着苍松翠柏、奇花异石，成为一座宫廷式的花园。钦安殿是中轴线上唯一的宗教建筑，内供玄武大帝。殿内有青龙缸一口，传说是宋代岳飞与其母所乘以避洪水之缸。殿前有连理树，已有 400 多年历史，是纯真爱情的象征。御花园东北有堆秀山，每年 9 月 9 日重阳节，皇帝都要携带后妃登山，眺望宫内外景色。
出御花园贞顺门就是紫禁城的后门神武门，对面景山，是紫禁城的天然屏障，它与紫禁城前面的金水河遥相呼应，构成中国建筑前面有水、后面有山的传统格局。
乾清门西面为内右门，进去是养心殿和西六宫。乾清宫东面为内左门，进去是斋宫和东六宫。这些建筑大部分都是清朝皇帝和后妃们居住及日常生活的地方。清朝规定皇后 1 人，皇贵妃 1 人，贵妃 2 人，妃 4 人，嫔 6 人，其他贵人、常在、答应等无定额，她们分居在东西六宫之内。这就是民间所说的“七十二嫔妃”、“粉黛三千”的后宫院。养心殿之“养心”二字，是借用孟子“存其心养其性以事天”一语，中设主座，是皇帝召见大臣之地。西暖阁最西一间名“三希堂”，因藏王羲之《块雪时晴帖》、王献之《中秋帖》、王绚《伯远帖》而得名。东暖阁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垂帘听政”之处。咸丰十一年（公元 1861 年），慈禧发动“辛酉政变”，自称“圣母皇太后”，与皇后钮钻禄氏慈安宣布垂帘听政，并改称年号为“同治”，意为两太后共同治理国家。垂帘听政时，小皇帝坐在前面的宝座上，两太后坐在后面宝座上，两座中间挂一纱帘，太后在帘后决定一切，小皇帝实为傀儡。垂帘听政历同治、光绪两朝，达 48 年之久。养心殿后东边 5 间为体顺堂，是皇后住养心殿时的寝宫，西边 5 间叫燕喜堂，是妃嫔陪伴皇帝的临时住所。养
心殿南院是御膳房，皇帝要进膳时，御前大监高呼“传膳”，待膳者忙将御膳传到养心殿东暖阁。
西六宫是永寿宫、诩坤宫、储秀宫、太极殿、长春宫、咸福宫。其中，明阉魏忠贤曾在永寿宫蹴鞠（踢球）。慈禧住储秀宫时，在殿前体和殿用膳，每餐主食 50 多种，菜多种，用肉 250 公斤，鸡鸭 100 余只，由 450 人伺候。储秀宫也是末代皇帝溥仪之“皇后”婉容的居处。
斋宫为清雍正年间所建，大祀时在这里致斋。原来戒斋需去天坛斋宫，雍正改在宫内斋宿，称“内斋”。东六宫为景仁宫、承乾宫、钟粹宫、延禧宫、永和宫、景阳宫。其中，景仁宫为光绪帝的珍妃寝宫。珍妃因支持光绪新政被打入冷宫，1900 年慈禧外逃时，命太监将她推入贞顺门内的一口井内，时年 25 岁。这口井后来被命名为“珍妃井”。
外东路与外西路。
紫禁城的东侧，有一组宏伟的宫殿建筑群，俗称外东路，是清代乾隆皇帝下令修建的。原来，乾隆 25 岁即位时曾经说过：如果自己能坐位 60 年，就将皇位“内禅”给嘉庆，并另修宫殿居住。他不愿自己在位的年限超过祖父康熙在位的61 年。乾隆三十七年（公元 1772 年），宫殿动工，这就是现在的外东路。果不其然，乾隆坐了 60 年皇位，于是传位于嘉庆，但作为太上皇，他并没有放弃政权，也并未到外东宫来居住。
外东路的主要建筑包括皇极殿、宁寿宫、养性殿、乐寿堂、颐和轩、畅音阁、景福宫、乾隆花园等等。其中养性殿、乐寿堂、颐和轩现在开辟为珍宝馆，展出清宫的各种奇珍异宝。如乾隆为存放其生母头发而制的金发塔，高 4.6 尺、底 2.2尺见方，共用黄金 3440 两；大禹治水玉山子，高 224 厘米、宽 96 厘米、重达 5吨，从运输到制作花费了近 20 年时间，稀世珍宝象牙席，长 216 厘米、宽 139厘米，制作时需精选象牙，经特别处理后做成厚 0.1 厘米、宽 0.3 厘米的牙条，再用匀称的牙条编织成有图案的凉席，耗费惊人。畅音阁内有一座高 20.71 米的三层大戏台，有活动的天花板和地板，台底有水井和水池，可演鬼怪戏，上下有机关，能引真永上台。慈禧每年都在此传戏。外东路最有名的还是乾隆花园。乾隆 4 次下江南，饱览了江南的名园佳景之后，回北京修造此园。园内亭台楼阁富丽精巧、曲径回廊玲珑剔透、古树奇花争妍、湖石假山斗奇、彩画雕刻精美、布
局格调清雅，既具宫廷气派，又融汇了江南庭院特色，别有一番趣味。
外西路在西六宫之西，是太皇太后、皇太后、太妃、太嫔等居住的地方。主要建筑有慈宁宫、寿康宫、寿安宫、英华殿、西花园、雨花阁、慈宁花园等等。
其中西花园曾为清宫收藏珍宝最多的地方，究竟有多少珍宝，没有人清楚，只知道 1923 年 6 月 26 日这里失火，清廷公布了一篇缩小了若干倍的账目，烧毁金佛2665 尊，字画 1157 件，古玩 435 件，古书数万册。火后之垃圾由城内一家金店以 50 万元的价格买下来，从中拣出 17000 多两熔化的金块。余下的灰烬装成若干麻袋分送内务府的大小官员，有人从中提制出两座直径约一尺的黄金“坛城”，垃圾清理完，溥仪将这里改成了网球场。
上述这些宫殿建筑，都在紫禁城围绕之内。紫禁城有四个门，正门名午门，东门名东华门，西门名西华门，北门名神武门。在紫禁城四隅还各有角楼一座，角楼高 27.5 米，面对紫禁城北门，有高耸的景山，是用土、石筑成，满山松柏成林。山分五峰，每峰各建一亭，巍峨矗立。在整体布局上，景山可说是故宫建筑群的屏障。
故宫是几百年前劳动人民的创造，是劳动人民智慧和血汗的结晶。在当时社会生产条件下，能建造这样宏伟高大的建筑群，充分反映了中国古代劳动人民的高度智慧和创造才能。
明长陵和永乐大钟现在，北京的“十三陵”已成为重要的旅游景观。其中，只有定陵已被发掘，地宫可供游览，其余的 12 个陵墓还都保持原状。在十三陵中，长陵是明成祖的陵墓，对葬于十三陵的其他皇帝来说，明成祖是始祖，所以他的陵墓最高大壮丽。
永乐五年（1407）七月，明成祖的皇后徐皇后病死，但没有立即安葬。明成祖一直有迁都北京的念头，便命礼部找精通风水的人，在北京郊区寻找陵地。礼部尚书赵瓤找来风水先生廖均卿等人，经过仔细勘查，选择昌平县东的黄土山为陵地。明成祖对选择陵地一事十分重视，亲自前往察看，感到这里气势不凡，遂决定作为朱明皇室的新陵地，并改黄土山为天寿山。
永乐七年（1409）五月八日，明成祖命武安侯郑亨前往祭告天隽山山川，破土动工，并命武仪伯王通具体掌营建事。于是，就开始了大规模营建长陵的工程。
这项工程主要有两部分：地宫和陵园。关于长陵地宫的情况，人们至今无所
知，只有等日后考古工作者发掘以后，才能看到它的真面目。但人们今天可以看到定陵地宫的情况，参观者无不为其工程浩大而惊奇。葬在定陵的万历皇帝是明成祖的后世子孙，他的陵寝绝不会比明成祖的规模大。由定陵地宫的规模可以想象，当时建造长陵地宫一定花费了巨量的钱财。
长陵的地宫修建了 4 年时间，随后便将徐皇后安葬于此。地面上的长陵陵园仍在继续建造，一直到永乐十四年（1416）三月，“长陵殿成”，地上建筑基本完工。今天人们所看到的长陵陵园是经后来数次重修而成的，但也大体保持了最初的格局。陵园由陵门、祾恩门、祓恩殿、明楼和宝城组成，排列于南北纵轴线上。
这组建筑群是我国现存的最大的木结构建筑群之一。仅此一点也可以看出当时的工程是多么浩大。
今天，在北京西郊的大钟寺保存着一口巨大的铜钟——永乐大钟。这是我国的一件国宝，吸引着国内外人士不断前去观赏。大钟寺原名觉生寺，建于清代雍正年间，遂将永乐大钟由西郊的万寿寺移放在此处。永乐十八年（1420），在明成祖正式颁诏迁都北京的同时，下令铸造了这口巨大的铜钟。这口铜钟高 6.75米，钟口直径 3.3 米，重达 4.6 万多公斤。大钟上铸有御制佛经和其他重要的佛经 7 部，汉文咒语 100 多项，全由楷书写成，至今清晰可辨。但大钟上到底铸有多少字，以前人们从来没有数清过，只知道大约有 23 万多字。1988 年初，大钟寺的几位文物工作者经过一个多月的苦战，终于揭开了铭文数字之谜。经精确计数后得知，永乐大钟上共铸有汉文佛教铭文 225939 字，梵文佛教铭文 4245 字，总共 230184 字，是世界上铭文最多的大钟。
永乐大钟还有良好的声学特性。经有关专家鉴定，在没有障碍物的情况下，钟声可达四五十里之遥，为举世所罕见。由于永乐大钟铸造的年代久远，钟上铭文最多，铸造精美，结构科学，所以号称为世界“钟王”。
关于明成祖铸造这口大钟的用意，后人多有猜测。清代的乾隆皇帝认为，明成祖诛杀建文旧臣过于惨毒，铸这口布满佛教经文的大钟是为了忏悔。他在《觉生寺大钟歌》中写道：朝谍弗善野战龙，金川门开烈焰红。
都城百尺燕飞入，齐黄群榜为奸凶。
瓜蔓连抄何惨毒，龙江左右京观封。
谨严难逃南史笔，忏悔讵赖佛氏钟。
欲藉撞杵散喷气，安知天道怜孤忠。
榆木川边想遗恨，凫氏徒添公案重。
应该说，乾隆皇帝的这种看法是有某种代表性的。
永乐年间还有一些颇大的工程，难以缕述。仅从以上的一些工程也可以看出，如果没有强大的国力做后盾，这是难以想象的，这同时也使人想到，当时人民群众的劳役负担是何等沉重。
重建中轴线钟楼和鼓楼钟楼和鼓楼位于北京中轴线的北部终点，是一前一后的两座高耸的建筑物。
鼓楼始建于元至元九年，（公元 1273 年），原名齐政楼，取金、木、水、火、土、日、月七政之意。地处元大都的中心，但元末明初毁于战火。明代永乐十八年（公元 1420 年）在旧址东面重建，这就是现在人们所见到的鼓楼。鼓楼是老北京的报时中心，因此台基高达 4 米，台上横列 5 间重檐的木构殿楼，楼高达46.7 米。红墙朱栏、雕梁画栋、兽脊飞檐，在阳光映照下显得雄伟壮丽。从楼后侧一小门登 69 级台阶，直上楼顶。这里原存有宋代遗物铜刻漏、漏壶和饶，但明末清初即已遗失。原置有象征 24 节气的大鼓 24 面，现仅存一面。鼓高 2.22米、直径 1.40 米，需整张牛皮才能蒙成。上有刀痕一处，是八国联军直攻北京后，日军以刺刀刺破的，因为更鼓巨大，无法劫走。为揭露日本侵略军的罪行，1911 年在鼓楼举办展览，并称鼓楼为“明耻楼”，提醒人们不要忘记这奇耻大辱。
在鼓楼外廊极目远眺，古城景色尽收眼底：南为景山、北海，殿宇重重、白塔巍巍；西为后海、什刹海，碧波荡漾、绿柳成荫；北为钟楼，岿然耸立、琉璃耀目；东为国子监、雍和宫，红墙黄瓦、庙宇森森。观之令人悦目怡情，心驰神往。
钟楼在鼓楼北面，相距约 100 米，是一座直立耸起、灰墙绿瓦的建筑。楼通高 47.9 米，从东北角一小门登 75 级台阶而上。楼上悬挂着一口铸有“永乐年、月、吉日制”印记的特大铜钟，高 5.55 米、直径 3.4 米、厚 120-245 毫米、重约63 吨，可称中国古钟之最。
鼓楼和钟楼，一红一灰，和谐美妙。
鼓楼与钟楼是北京古代的报时中心。
钟鼓楼是如何报时的呢？这要从中国古代计时方式说起。按习惯，古人将一夜划分为五更，每更等于一个时辰，即相当于现在的两个小时。19 时称为定更，
又称起更；21 时称为二更；23 时称为三更，俗语“三更半夜”或说“子夜”指的就是这个时辰；1 时称为四更；3 时称为五更；5 时称为亮更，也就是天亮的意思。为了解准确时间，钟鼓楼最早备有 4 个铜漏壶，分别叫：天地、平水、万分、收水。漏壶正中安装了 1 个名“饶”的铜乐器，以机械操纵，时到每刻击饶报点。后来又改用辰香计时，即以香燃烧的时间来确定时间。
钟鼓楼专司更筹，每到定更就先击鼓，后撞钟，提醒人们进入睡眠。从二更到五更，就只撞钟不击鼓，以免影响人们休息。到了亮更，则先击鼓后撞钟，表示起床时间已到。击鼓之法，先快击 18 响，再慢击 18 响，俗称“紧 18、慢 18”，快慢相间共击 6 次，总计 108 响。撞钟方法与击鼓方法相同。之所以将钟鼓声定为 108 响，是由于古人以 108 响代表一年的缘故。钟鼓声宏厚有力，北京城及近郊区 40 里以外都能清晰地听到。
鼓楼击鼓定更，钟楼撞钟报时，在没有钟表计时的古代，钟鼓声对老北京人的起居劳作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因此人们常说“暮鼓晨钟”。
尊崇儒学广开科举纳士明成祖自幼就接受儒家教育，无论称帝前还有称帝后，他都保持着一副尊儒的面孔。当靖难之役还在激烈进行的时候，他率师经过曲阜、邹县等地，戒谕部下，不得骚扰孔孟之乡。这种做法对于获得民众的支持是很有用的。
明代宫廷的宦官大都信佛，生前为阉人，求来生能得个正果。明成祖对这种“严于事佛而简干事其先”颇为感慨，认为这是“教化不明之过……世人于佛老竭力崇奉，而于奉先之礼简略者，盖溺于祸福之说，而昧其本也。率而正之，正当自朕始耳”。看来，明成祖要躬身力行，大力提倡儒家学说。
永乐四年（1406）三月一日，明成祖亲自前往太学。他对礼部官员说：“孔子，帝王之师。帝王为生民之主，孔子立生民之道。三纲五常之理，治天下之大经、大法，皆孔子明之，以教万世……今当躬诣太学，释奠先师，以称朕崇儒重道之意。”明成祖尊崇儒学的思想在这里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明成祖让礼部官员议祭孔之礼，礼部尚书郑赐按照宋制，“服靴袍再拜”。明成祖认为此礼太轻，“必服皮弁，行四拜礼”。祭拜孔子过后，明成祖让祭酒、司业、博士、助教四人依次讲授儒家经典，明成祖亲自恭恭敬敬地坐在那里听讲，诸大臣和太学生们都洗耳恭听。祭酒等人讲过之后，明成祖还像一般的学生那样，不断提一些经义
中的问题。这一天，外国的一些贡使也到了现场。他这种尊崇儒学的举动不仅对全国起了示范作用，而且还影响到国外。
正因如此，内阁学士胡广虔诚地对明成祖说：“陛下待儒臣，进退之际恩礼俱至，儒道光荣多矣！”明成祖听了很得意，说道：朕用祭道治天下，安得不礼儒者？致远必重良马，粒食必重良农，亦各资其用耳。
明成祖“用儒道治天下”，儒家学说自然“光荣多矣”。
按照礼部的奏请，还为明成祖到太学祭孔视学立了一块碑，明成祖亲制碑文，以纪其事。碑文中说：朕唯帝王之兴，必首举学校之政，以崇道德，弘教化，正人心，成天下之才，致天下之治……世之极其尊崇之礼者，非于孔子有所增益，特以著明其道之至大，天下不可一日而无也。
明成祖认为，一世之振兴，“必首举学校之政”，这种近 600 年前的见解，在今天看来也是那样亲切。如果抛开所学内容不谈，仅就重视学校教育这一点来看，这又是何等正确，何等有先见之明！正是在朱元璋和明成祖父子的倡导下，明代各级学校普遍建立，印刷书籍还享受免税优待，使学校教育的发展超过了以往任何朝代。
非议儒家学说的人则要受到惩处。永乐二年（1404）七月，饶州人朱季友上书，对儒家圣贤多有不恭。明成祖说，对这类的人若不加惩治，将“有误后学”，遂遣人将朱季友押还乡里，杖一百，将他所著的文字全部搜出烧毁，并不许他“称儒讲学”。
很明显，明成祖之所以极力尊崇儒学，其目的在于巩固封建统治秩序。这在他的《御制重修孔庙碑文》中说得很清楚：“孔子参天地，赞化育，明王道，正彝伦，使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夫夫、妇妇，各得以尽其分。”儒家学说的确就有这样的功能，这就难怪儒学在中国封建时代昌盛不衰了。
明成祖也像唐太宗那样，非常重视开科取士，以招揽天下有才能的人。永乐元年（1403），天下粗安，明成祖即下令在全国各地举乡试，第二年进行会试。
在会试时，礼部尚书李至刚奏请选士数日。明成祖问洪武时选士多少，李至刚答道，各科不同，多的时候达 470 余人，少的时候只 30 人。明成祖说：“朕初即位，取士姑准其多者。”于是，这年一次就录取新进士 472 人。经廷试，一甲 3 名为翰林修撰、编修，二甲 51 人俱为翰林院庶吉士。庶吉士乃明太祖朱元璋所设，
但不专属翰林院。自永乐初开始，庶吉士就成了翰林院专官，实际上意味着身份的提高。第二年，明成祖命解缙等人在新进士中选“才资英敏者”就学文渊阁，进行特殊培养，以备日后大用。解缙等挑选了曾綮等 28 人，号称“二十八宿”
身为庶吉士的周忱“自陈年少愿学”，明成祖“嘉其有志”，便答应了他的请求。
这样，在“二十八宿”之外又多了一个周忱，于是周忱就被称为“挨宿”。周忱后来成为著名的清官能臣，为苏州一带的百姓一直所称颂。
这科的状元是曾綮。明成祖在他的卷子上批道：“贯通经史，识达天下，有讲习之学，有忠爱之诚。擢魁天下，昭我文明。”在廷试时，明成祖还亲自赐予他宝带。此人好酒，有一次因酒醉遗下火种，竟失火烧毁数家民房。明成祖知道后也未予治罪。还有一次，蒙古使臣号称善饮，明成祖命找伴饮的人，得一武将。
明成祖还担心不敌，命廷推，曾綮毛遂自荐。三人一直饮了一天酒，蒙古使臣已烂醉如泥，武将也已醉倒，只有曾綮尚毫无醉意。明成祖很高兴，笑着说：“无论文字，此酒量，岂非大明状元耶！”明代出现了许多狂放的士人，后世传为佳话，曾綮也有这样的色彩。
永乐年间，会试每 3 年举行一次，从未间断，只是录取数目不像这次多。例如永乐四年（1406）会试，取 219 人，较这次减少了一半多。但在科举时代，录219 人也算是较多的。洪武十八（1385）年曾录取过 472 人，那是因为科举已被停了 15 年。而明成祖时第一次开科即达此数，其盛况如同开国，这对消弭士大夫的敌视情绪是很有用的。
明成祖用人并不限于科举一途，而兼用方伎杂流，对一般文士，只要知道确有才能，便往往破格提用。例如，建文四年（1402），这时他称帝才半年，得知江西普通儒士轩伯昂为“怀抱才德之士”，便破格任他为山东布政司左参议。明成祖在称帝前就用了一些方伎之士，例如姚广孝、袁忠彻、金忠等。称帝后仍是如此，例如御医赵友同，本是方伎杂流，但很有文学才能，明成祖便用他为《永乐大典》副总裁，后又参与编修诸“大全”。他还懂水利，曾随夏原吉治水江南。
对于反对自己的文人，明成祖残酷地进行屠戮；对于不反对自己的文人，明成祖则又表现得特别宽容。例如，元末的翰林学士李征臣以倔强闻名，朱元璋曾征他为官，他拒不与新朝合作，致使其家属全部被杀光，他自己也被谪戍到宁夏。
明成祖派人把他接到京师，要他做官。他说，自己在洪武时就不受官，今天义不
可再受。明成祖问他想到哪里去，他说还愿回戍所。明成祖对他这种倔强的回答毫不在意，下令免去他的戍籍，让他回故里。李征臣听到后凄苦万分，因为家人在洪武时都已被杀，他已无家可归。按照他的誉愿，明成祖让他到故友家馆中执教去了。
洪堪是洪武时进士，因为太年轻，明太祖让他同去，等 25 岁时再来京听用。
这时的皇帝已是明成祖，但还是照常使用了他。
明成祖对会试落第的举人也很优容，他让翰林院择其较优者，送入国子监（即太学）继续研读，以俟下科再试，并给予教谕的俸禄。所以《明史。选举志》载：
“举人入监，始于永乐中。”永乐时会试有“副榜”，这些人就是入国子监继续读书的落第举人。
任用贤才浚通大运河隋代开凿的京杭大运河到永乐年间，才真正畅通无阻。
几乎完全承担起南粮北运的任务。因此，明成祖浚通大运河，这不仅在运河史上，而且在整个中国历史上都是一个重大事件。
由水路运粮称之为漕。漕运在中国起源甚早。秦始皇即曾将山东粮运往北边做军粮。汉、唐时都曾将东南粮食经黄河、渭水等水道运往京师。北宋建都汴京（今开封），东南和西北的粮食大都从水道运入。元代的军粮、官俸和宫廷耗费大都仰赖于江南，故再次大力开凿运河，使大运河南北贯通，但运输量仍然很有限，不得不照旧依靠海运。元末时，新开凿的会通河已废而不用。
明代的大运河仍是元代的河道，全长 3000 余里。其中，由瓜州至准安的一段称南河，由清河至徐州的黄河运道为中河（当时的黄河不是像今天的水道那样流入渤海，而是夺淮流入黄海，由山东至天津的一段为北河。会通河由济宁至临清，是大运河北段的主体。元代开凿这段河道时，岸狭水浅，不任重载，所以沿运河输往大都的粮食每年不过 30 万石，远远满足不了京师的需要，所以不得不主要依靠海运。明朝初年，辽东、北平的粮饷也主要由海运供应。洪武二十四年（1391），黄河于原武决口会通河遂基本淤塞。明成祖即位后，国家的政治和军事重心转移到北京，需要由南方运送大量的粮饷。永乐初年仍用河海兼运，但是，河运和海运都很艰难：海运险远多亡失，而河运则由江、淮达阳如发山西、河南。
丁夫，陆鞔百七十里入卫河，历八递运所，民苦其劳。这里所说的“卫河”，又称御河，即永济渠，原为隋炀帝时所开，由临清至天津入海。
当时，每年需要运往北京的漕粮约四五百万石，数额巨大。南方是全国的经济重心，全国 2/3 的漕粮来自江南各省。为了把江南财赋集中到北京，陆运、海运和河运三途并用。在古代，由陆运长途转输十分困难，劳民伤财，且常有车夫逃亡的事发生，难于管理。海运风险大，还是以河运最适宜。但因河道不能贯通，所以不得不水陆兼运。永乐初年，掌管户部的能臣郁新向明成祖建议，因南段运河多浅滩，建议使用载粮 300 石的浅船，由淮河、沙河先运到陈州颍溪口趺坡下，再用载 200 石的浅船运到趺坡上，接着用大船运入黄河道。到八柳树等处后，“令河南车夫陆运入卫河，转输北京。”明成祖采纳了他的建议。但由此可以看出，当时将漕粮由南方运往北京是多么繁琐和艰难。
永乐元年（1403），明成祖命陈碹为总兵官，总督海运，每年运粮 49 万石济北京和辽东。在海上大规模运粮，风大浪急，常有沉船的事发生。再加上当时有倭寇不时在海上骚扰，这就更增加了海运的困难。陈碹在督海运期间，就曾数次与倭寇遭遇。因此，为了保证京师的供应，把京师和南方经济中心有力地连接起来，浚通大运河就提上了日程。
永乐九年（14 儿）二月，明成祖命工部尚书宋礼掌浚通会通河一事，这是接受了济宁州同知潘叔正的建议。他曾上书明成祖：“旧会通河四百五十余里，淤者乃三之一，浚之便。糟于是，“发山东及徐州、应天、镇江民三十万，蠲租一百一十万石有奇”，开始了浚通会通河的工程。
会通河开凿于元朝初年。原来，由济宁至张秋的一段称济州河，由张秋到临清的一段称会通河。后来，由济宁至临清的整段运河通称为会通河。这段河道靠汶、沂、泗、洗诸水济运。元代治理会通河的关键工程是“遏汶入洗”，即于宁阳的埋城屯筑坝，称作“斗门”，也就是闸门。于是，汶水在这里便一分为二，一部分南流为洗水，注入会通河；一部分西流，入大清河，由东阿而北，到利津入海。济宁的天井闸将洗水分成南北两股，北注临清，南注徐、邳。元代遏汶济运的指导思想是正确的，但地势没有选择好。由天井闸往北注的水所经地区的中间地势高，以汶上南旺一带为最高点。南旺南边和北边的地势都渐渐变低。因此，冬春两季水量少的时候，南旺一带经常浅阻，使漕运无法进行。这也正是元代河运的运输量一直不大的主要原因。洪武二十四年（1391）黄河决口后，会通河淤塞 150 余里，会通河于是不再通航。
永乐九年（1411）二月，宋礼带领 30 万民工开始了治理会通河的工程。宋礼首先疏浚了淤塞地段，并针对原来“岸狭水浅，不负重载”的情况，对全河普遍拓宽，对原来的河床又加深 3 尺。但这并不是问题的关键，关键是要解决南旺一段浅阻的问题。为此，宋礼进行了广泛的调查，寻求良策。这时，汶上老人白英向他献上了“南旺导汶，的建议：“南旺地耸，盍分水？于南旺导汶，趋之毋令南注沈，北倾坎。其南 90 里使流于天井，其北百八十里使流于张秋，楼船可济也。”白英的建议是长期实践经验的总结，宋礼采纳了他的建议。于是，宋礼就封闭了元代所修的埕城坝的斗门，切断汶水入洗的通路，另在东平州的戴村修筑了横亘 5 里的长坝，使汶水沿新开的 90 里新河尽入会通河。水流至南旺后，中分为二道，十之六往北流，经临清入卫河；十之四往南流，接徐、沛入淮河。
因南旺地势高，故有“水脊”之称，可以南北皆注。这时又出现一个问题，即随季节性变化而引起漕河水位大幅度升降，会影响漕运。为解决这一问题，宋礼又在南旺的南北两方向上相势筑闸，以及时蓄水和泄水。水少时，闭闸蓄水以保漕运；水多时，开闸放水以利行舟。由南旺水脊到临清，地势下降 90 尺，设闸 17处；由南旺水脊到南边的沽头（鱼台县南），地势下降 116 尺，设闸 21 处，以解决从南旺到徐州的“七十二浅”问题。
这个工程完工后，会通河的面貌大为改观。“从徐州至临清几九百里，过浅船约万艘，载约四百石，粮约四百万石，若涉虚然。”由于运河的漕运能力大为提高，所以明成祖于永乐十三年（1415）完全罢除了海运。浚通会通河的工程于八月竣工，历时约半年。朱礼“论功第一，受上赏”。
汶、泗诸水是会通河的水源，但夏秋水量大，春冬水量小，如不设法调节，也不能保证漕运的通畅。当时，运河沿岸有些低洼地，有季节性存水。例如今天山东的南四湖，那时还是个季节湖。因此，当地老百姓还时而垦种湖中的土地。
宋礼向明成祖建议，把这些洼地收归国有，专门用来储水保运。于是，宋礼就沿运河设置了四大“水柜”，即今天所习称的水库，水柜修有闸门和堤坝。夏秋水量大时，将运河水放入湖中储存起来；春冬水量小时，则开闸泄湖水入运河。这样，就有效地调节和控制了运河水量，从根本上解决了河水浅阻问题。自永乐以后，明清两代的会通河一直保持畅通，这与水桓的作用是分不开的。
在治理运河的同时，如不解决黄河决口泛滥的问题，会通河仍有随时被黄河
水冲淤的危险。
永乐年间对大运河各段进行治理，先后有数十万民工参与了这项工程，贡献了他们的智慧和力量，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从此以后，南北大运河才真正畅通无阻，而且能经常保持一定的水位和安全。于是，通过这条大运河，就把作为政治中心的北京和作为经济中心的江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南方的粮食沿着大运河络绎不绝地运往北方，解决了当时国家急迫的漕运问题。漕船由长江北岸的瓜州可直达通州，使漕运的运输量越来越大，“初运二百万石，浸至五百万石，国用以饶。”因此，大运河几乎成了明王朝的生命线，受到明王朝高度的重视和严密的保护。
同时，大运河的畅通有力地促进了南北经济文化交流，在政治上加强了全国的巩固和统一。随着商品经济的日益发展，在运河沿岸陆续兴起了一些繁荣的工商业城镇，像济宁、临清，明中期以后成为全国著名的工商业城市，一些学者从这些城市的发展中找到不少有关资本主义萌芽的材料。大运河一直是我国南北交通的大动脉，对繁荣全国的经济、巩固国家的统一、丰富人民的生活，都发挥了巨大的无法替代的作用。明代治理大运河首先是劳动人民的巨大贡献，但和明成祖的作用也是分不开的。
谴郑和大规模下西洋据《明实录》载：永乐三年（1405）六月己卯（十五日，公历七月十一日），遣中官郑和等赍敕往谕西洋诸国，并赐诸国王金织文绮、彩绢各有差。
《明史。郑和传》则说得比较详细：“永乐三年六月，命（郑）和及其侪王景弘等通使西洋。将士卒二万七千八百余人，多赍金币。造大舶，修四十四丈、广十八丈者六十二。自苏州刘家河泛海至福建，复自福建五虎门扬帆……”也就是说，这就拉开了郑和大规模出使的序幕。
明成祖选择郑和来统率这支庞大的船队，是经过慎重考虑的，也是很得当的。
郑和是云南昆阳人，原姓马，所以有的书就称他为“马三保”。他们家世奉伊斯兰教，其祖父和父亲都曾去天方朝圣，因而被称为“哈只”，意即巡礼人。
洪武十五年（1382），明军攻灭了云南的梁王政权，郑和被俘入宫，阉割为宦官，后被朱元璋拨给燕王朱棣听用。郑和在明成祖身边长大，在靖难之役中亲临战阵，“多立奇功”，深受明成祖的赏识和信任。明成祖即位后，命他为内官监太监，
并赐姓为“郑”，从此以后便改名为“郑和”。由这种经历可以看出，郑和是深受明成祖信任的人。
明成祖对郑和的才能也很了解，知道他堪此重任。据记载，“郑和自幼有材智”，“才负经纬，文通孔孟”。有的史书上说，矗（郑）和有智略，知兵习战，帝（明成祖）甚倚信之。”《明书。郑和传》则说他“丰躯伟貌，博辨机敏”。从这些记载可以看出，郑和身材高大，仪表堂堂，既通文墨，又知兵习战，是具有这种统帅才能的。
明成祖选中郑和，还有信仰上的原因。郑和出生于伊斯兰世家，他本人也是圊教徒。郑和在第五次下西洋时，曾亲自到泉州回教先贤墓行香。在南洋一带，有许多国家和地区的人民信奉伊斯兰教，阿拉伯诸国更是伊斯兰教的世界。由信仰相同的郑和出使这些国家和地区，自然是很适宜的。
另外，郑和还信奉佛教，是个佛教徒。明代宦官“最信因果，好佛者众，其坟必僧寺也”。郑和也自不能例外。在姚广孝题记《佛说摩利支天经》中说：“今菩萨戒弟子郑和，法名佛善，施财命工刊印流通……”郑和施财刊印佛经，还有个“佛善”的法名，足证郑和是个佛教徒无疑。这对郑和出使也是个有利条件，因为众所周知，在东南亚和南亚一带佛教有很大的势力。
明成祖在用郑和出使前，曾问术士袁忠彻，看用郑和是否适当。袁忠彻也极力称赞郑和，进一步坚定了明成祖的决心。袁忠彻曾记载此事说：“永乐初，欲通东南夷。上（明成祖）问以三保（郑和）领兵如何……对曰：‘三保姿貌才智，内侍中无与比者。臣察其气色，诚可任。’遂令统督以往，所至畏服焉。”明成祖虽然是个雄才大略的帝王，但也不可否认他有迷信心理。他在发动靖难之役时就征求过袁忠彻的意见，对他颇为信任。这种以长相气色来判断人的术家之言，在今天看来似为荒诞不经，但剥去其迷信色彩，也有其合理的成分。例如，郑和身体好，有才智，可担此重任。事实表明，这都是很对的。尤其是充任使臣，更需要仪表堂堂。
为了郑和能顺利出使，明成祖十分关心建造海船。永乐二年（1404），明成祖即命福建建造 5 艘海舶，以备下西洋之用。永乐五年（1407），明成祖又命改造海运船 249 艘。据《明史。郑和传》记载，这些船只很大，长 44 丈，宽 18 丈，可乘千余人。当时，大概只有中国才能建造出这么大的船只。这些大船是郑和安
全远航的可靠保证。
明成祖还为郑和组织起人才齐全的出使队伍。郑和这支队伍有 27800 人，除军士外，还有各种行政和后勤人员，像医官、文书、通事（翻译）、火长（船长），凡所需人员，可说是应有尽有。
那么，明成祖到底为什么这样兴师动众，这样一而再、再而三地命郑和大规模出使呢？这样一个重大历史事件，应该说是由多种因素促成的。除了前边所说的有踪迹建文帝的用意之外，至少还有以下两方面的原因。
第一，明成祖朱棣通过靖难之役夺得皇位后，急需收拾民心。从传统上来看，明成祖夺取皇位属于“篡逆”，有悖于封建正统观念，其合法性受到广泛的攻击和怀疑。方孝儒宁被杀“十族”也不为他起草登极诏就是明证。因此，明成祖在大肆诛杀建文旧臣后，迫切需要提高个人声望。在封建专制时代，封建帝王为提高个人声望是不惜任何代价的。明成祖派郑和出使，“颁正朔”，广施赏赉，以使“太宗文皇帝德泽洋溢天下，施及蛮夷。舟车所至，人力所通，莫不尊亲，执圭捧帛而来朝，梯山航海而进贡。”这种“万邦臣服”、“祯祥毕集”的盛况，可以大大地提高皇帝的声望，树立自己“代天行命”的天子形象。这对明成祖收拾民心是大有益处的，也是十分必要的。
第二，在明一代，始终存在着所谓“北虏南倭”的压力。这种压力深刻地影响了明王朝的内外政策。在明初，南边的倭患尚不甚严重，主要威胁是北边的蒙元残余势力。蒙元势力虽北走沙漠，但仍保留有一支相当强的军事力量。明太祖朱元璋虽屡次造将北征，但始终未能根本解决问题。明成祖当燕王时，即与蒙元势力进行过多次交锋，对这种威胁有着十分清楚的认识。他即位不久就长驻北京，摆出与蒙元战斗的姿态。纵观明成祖一生，除靖难之役外，他的军事生涯差不多都是和蒙元势力周旋。他曾亲自五征漠北，反击蒙元势力的侵扰。北边的这种形势，使明成祖迫切需要一个安定的南方。通过郑和下西洋，发展和南边诸国的友好关系，正是为了贯彻他的这种战略意图。于是，永乐年间就呈现出这样的局面：
在北边是进行一次又一次的大规模远征，在南边则是郑和的一次又一次的大规模远航。明成祖用兵于北疆，施德于南方，正是一种威德并举的战略。郑和果不辱使命，在“下西洋”的过程中“施恩布德”，使双方的友好关系建立和增强起来。
终永乐一世，除安南外，南方基本没发生什么战争。明成祖晚年，“威德遐被，
四方宾服，受朝命而入贡者殆三十国。”这大部分的功劳应归于郑和的出使。
郑和船队有二三万军士，除了可以“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以外，对南洋一带的海寇还可以就地剿捕。例如剽掠商旅的旧港头目陈祖义即被郑和擒获杀掉。这就进一步保证了南方的安宁。
明成祖是一代英主，汉唐是他心目中的盛世。在他看来，“万邦无不归顺者，圣人之统也。”正如汉有“张骞凿空”一样，他派郑和数使西洋，正是为了实现他“帝王居中，抚驭万国”的雄心。他命郑和“往东南诸国，赏赐宣谕”，借以达到“敦睦邦交”的目的。
另外，明成祖派郑和下西洋，可能还有牵制帖木儿帝国的用意。这一点虽没有直接材料可以证明，但从当时的历史背景上看，并不是毫无根据。从时间上看，帖木儿子永乐二年（1404）举兵东进，准备来攻打明帝国，郑和于永乐三年（1405）出使，时间相合。从出使的行程来看，郑和前三次下西洋都是以印度南端为终点站，而没有继续西使。当时帖木儿帝国一度攻占了印度北部，郑和到印度南部牵制它，也是合乎情理的。再者，从牵制帖木儿帝国这个角度来考虑，郑和率领近3 万人的军士出使也就不奇怪了。
总之，明成祖派郑和大规模出使，这是由多种因素促成的。
波澜壮阔的大规模远航从永乐三年（1405）开始，郑和在永乐年间连续 6次大规模出使。郑和的船队一般都是从苏州刘家港出发，先到福建五虎门，由五虎门南下占城（今越南南部），再由占城到满刺加（今马来亚）、爪哇等，穿过马六甲海峡继续往西行驶。当时的船只都是帆船，需借助风力，所以郑和出使时都是在冬季或早春，以便借助于东北季风。郑和回国时都是在夏季，以便借助于西南季风。郑和前三次出使的终点站都是印度半岛南端的古里（今印度卡利卡特）。
自第四次以后，才越过印度半岛南端，到达波斯湾沿岸，并与阿拉伯半岛诸国和非洲东岸的一些国家发生了交往。起初，郑和船队是沿海岸线航行，后来，郑和的船队便由印度半岛南端横渡印度洋，直达红海口和非洲东岸诸国。今将郑和 6次出使的时间和所经国家和地区列表于下。
郑和出使时间和所经主要国家、地区一览表序次出国时间回国时间所经主要国家、地区永乐三年冬永乐五年九月占城、暹罗、苏门答刺、旧港、满刺（1405年冬）（1407 年 10 月）加、锡兰、古里二永乐五年冬永乐七年夏占城、爪哇、
满刺加、暹罗、浮泥、锡 1407 年冬（1409 年夏末）兰、加异勒、柯枝、古里三永乐七年九月永乐九年六月占城、爪哇、暹罗、满刺加、苏门答（1409 年 10 月）（1411 年 7 月）刺、阿鲁、锡兰、柯枝、古里、溜山、阿拨把丹、小葛兰、甘把里四永乐十一年冬永乐十三年七月占城、爪哇、满刺加、锡兰、柯枝、古（1413年冬）（1415 年 8 月）里、阿鲁、彭亨、急兰丹、忽鲁谟斯、溜山、木骨都束、卜喇哇五永乐十五年冬永乐十七年七月占城、爪哇、满刺加、锡兰、柯枝、（1417年冬）（1419 年 8 月）；古里、阿鲁、彭亨、急兰丹、忽鲁漠斯、溜山、木骨都束、麻林六永乐十九年冬永乐二十年八月占城、暹罗、满刺加、榜葛刺、锡兰、（1421 年冬）（1422 年 9 月）古里、阿丹、祖法儿、刺撒、溜山、柯枝、木骨都柬、卜喇哇郑和每到一地，首先是开读明成祖对各国王和当地头目的诏谕，以宣扬中国皇帝皇恩浩荡，邀其到中国朝贡。《郑和家谱。敕海外诸番》条载有这种诏谕的原文：皇帝敕谕四方海外诸番王及头目人等；朕奉天命君主天下，一体上帝之心，施恩布德。凡覆载之内，日月所照，霜露所濡之处，其人民老少，皆欲使之遂其生业，不致失所。今遣郑和赍敕普谕朕意。尔等祗顺天道，恪守朕言，循理安分，勿得违越。不可欺寡，不可凌弱，庶几共享太平之福。若有摅诚来朝，成锡皆赏。故兹敕谕，悉使闻知。
开读诏谕后，接着对国王进行一番赏赐，赐物主要是金银和文绮、彩绢等物，且赐及王妃和大臣。诸国君长自然也要有一番奉献。这些官方活动结束后，再与当地进行一些货物交易，换回一些宫廷需用之物。
郑和在海外也使用过两次武力。一次是在旧港（即三佛齐，今苏门答腊岛上的巨港），当地头目陈祖义“剽掠商旅”，甚至打算邀劫郑和的船队，郑和将他擒获带回中国。另一次是在锡兰（今斯里兰卡），其国王亚烈苦奈儿“发兵劫（郑）和舟”，郑和将他擒获，也带回国内。明成祖对这两个人的处置方法截然不同。
陈祖义是个海寇，本来就是个中国人，明成祖断然将其杀掉。亚烈苦奈儿是锡兰国王，明成祖对他“赦不诛，释归国”。明成祖对锡兰国王的这种宽宏，显然有利于发展双方的友好关系。事实也证明，明成祖这样做效果良好。从此以后，锡兰使者不断到中国朝贡，那里再也没发生过邀劫郑和船队的事，双方建立起十分友好的关系。
明成祖还让郑和在海外排解邻国纠纷。郑和第二次出使时，明成祖特意让郑
和赍敕去暹罗，要暹罗与占城、满刺加等邻国搞好睦邻关系，不可恃强凌弱。原来，占城的贡使回国时，因遇大风而漂至彭亨（今马来西亚彭亨），被暹罗扣留。
明成祖赐给满刺加和苏门答刺的印诰也被暹罗强行抢去，两个国家都来向明成祖控告暹罗强横无理。郑和到暹罗开读了明成祖给国王的敕谕：占城、苏门答刺、满刺加与尔俱受朝命，安能逞威拘其贡使，夺其诰印！天有显道，福善祸淫，安南黎贼可为鉴戒。其即返占城使者，还苏门答刺、满刺加印诰。自今奉法循理，保境睦邻，庶永享太平之福。
暹罗马上遣使来中国，“贡方物，谢前罪”，遣还占城贡使，送还满刺加和苏门答刺的印诰，使这一带恢复了和平和安宁。像这种为邻国排解纠纷的事，明成祖还让郑和干过多次。
郑和还不时代表明成祖对当地国王进行册封。例如，永乐三年（1405）明成祖封古里的土酋沙米的喜为国王，永乐五年（1407）郑和“赍诏敕，赐其国王诰命、银印，给赐、升赏各头目品级、冠带”。这些代表国王身份的诰命、银印，由郑和亲手赐予国王。为了纪念这件盛事，郑和还在古里立碑勒铭，上书：其国去中国十万余里，民物咸若，熙睥同风。刻石于兹，永示万世。
这里所说“十万余里”，是极言其远的意思，并非确指。所谓“民物成若，熙睥同风”，是说这里的人民安居乐业，世道昌明，和中国很相类。
永乐年间，郑和除了 6 次大规模出使以外，还有一次小规模出使，时间是永乐二十二年（1424）春天，任务是册封施进卿之子袭旧港宣慰使之职。原来，郑和在第一次下西洋时，因得到旧港另一个头目施进卿的协助，所以顺利地将海盗头目陈祖义捕获。明成祖遂“设旧港宣慰使司，命（施）进卿为宣慰使，赐印诰、冠带、文绮纱罗”。宣慰使司是明王朝在边远少数民族地区设置的地方行政机构。
旧港在今苏门答腊岛东南端的巨港一带，中国封建王朝只有明成祖在这里设置过这类机构。永乐二十二年（1424）春天，施进卿之子济孙遣使来见明成祖，谓其父施进卿已死，请让他袭宣慰使之职，并说原赐旧印已毁于火，请另给新印。明成祖遂“命济孙袭宣慰使，赐纱帽……银印，令中官郑和赍往给之。”郑和这次出使的任务很简单，只是去旧港册封济孙承袭父职，并赐予银印等物。这次出使不在通常所说的“七次下西洋”之内，大概是因为这次行程不远，根本没进入印度洋。郑和这次出使还没回到国内，明成祖就已死在北征回师的路上。
随郑和大规模连续出使，许多国家和地区纷纷遣使来中国，贡献奇珍异宝、珍禽异兽，其盛况为历朝所不曾见。一些大臣写诗作赋，歌舞升平，明成祖对这种情景自然也是满心高兴。尤其是一些国家随郑和来中国贡献麒麟，更使满朝大臣欢欣鼓舞，认为这是难得一见的瑞兆。画家沈度还特地为麒麟作画并题诗，成《榜葛刺进麒麟图》，现在原物及摹本尚存，藏于中国历史博物馆。著名的文臣杨士奇也作诗歌颂这件事：天香神引玉炉薰，日照龙墀彩仗分。
阊阖九重通御气，蓬莱五色护祥云。
班朕文武齐鹓鹭，庆合华夷致风麟。
圣主临轩万年寿，敬陈明德赞尧勋。
郑和出使几乎和永乐一朝相始终，由于耗费巨大，不断遭到一些大臣的反对。
像杨士奇、杨荣、夏原吉这些著名大臣，都从不同角度劝阻过这件事。永乐十九年（1421）初，明成祖刚迁都到北京，三大殿即遭了火灾。明成祖下诏求直言，这时一些大臣便借机力陈下西洋之弊，话也说得更直接了。例如，翰林院侍读李时勉和侍讲邹辑便上书说：“连年四方蛮夷朝贡之使相望于道，实罢（疲）中国。
宜明诏海外诸国，近者三年，远者五年一来朝贡，庶几官民两便。”明成祖遂下令，“往诸番国宝船及迤西、迤北等处买马等项，暂行停止。”这只是在那种特定的情况下，认为有大灾异，又有那么多人反对，明成祖才“暂行停止”了下西洋。
但是，到这年冬天，明成祖又命郑和进行了第六次大规模出使。正是由于明成祖力排众议，大力支持，才使郑和完成了波澜壮阔的大规模远航。
世界航海史上空前的壮举郑和下西洋无疑是世界航海史上空前的壮举，这突出地表现在它的规模大、时间早、技术先进。它比西方“地理大发现”时期的哥伦布、麦哲伦、达？伽马等人的航海要早半个多世纪。在当时，这种大规模的远航只能发生在中国，也只有像明成祖这样气魄浩大的帝王才能组织起这样的远航。
郑和下西洋的成就是巨大的，这首先表现在亚非友好关系的进一步加强上。
人们看到，受郑和下西洋的推动，亚非国家来华使节往来不断，其频繁程度为中国数千年封建社会所仅见。洪武末年，只有周围少数几个国家来中国“朝贡”，这种冷落景象在建文时没有什么改变。郑和第一次下西洋于永乐五年（1407）回国，“是年，琉球、中山、安南、暹罗、日本、别失八里、阿鲁、撒马尔罕、苏
门答剌、满刺加，小葛兰入贡。”其中，除少数几个国家外，大都与郑和出使有关。许多国家的使节就是搭乘郑和的船只来中国的。例如，永乐十七年（1419）郑和第五次下西洋回国时，就带回了 17 个国家和地区的贡使。永乐二十一年（1423）郑和第六次下西洋回国，第二年来中国朝贡的共“十六国，遣使千二百入贡方物至京”。这种盛况在中外关系史上即不说绝后，至少是空前的。
据统计，洪武年间自洪武二年（1369）二月起始有贡使来华，到朱元璋死的29 年间，共有来华使节 183 次。在永乐年间，自永乐元年（1403）二月至明成祖死的 21 年间，共有来华使节 318 次。洪武年间平均每年 6 次多一点，永乐年间则平均每年 15 次多。这种情况不能不使明成祖“威制万邦”的虚荣心得到极大的满足。这正像《明史。成祖本纪》的赞语所说，到明成祖晚年，“威德遐被，四方宾服，受朝命而入贡者殆三十国。幅陨之广，远近汉、唐。成功骏烈，卓乎盛矣！”郑和的船队庞大，在出访诸国时有主船队，有分船队，所以一次能访问许多国家。在连续多次远航中，开辟了亚非国家之间纵横交错的交通网，所绘制的《郑和航海图》流传至今，极大地方便了亚非国家间的往来和交流。尤其引人注意的是，从第四次下西洋开始，郑和的船队由印度南端经溜山（今马尔代夫），横渡印度洋，直达红海口，访问非洲东岸诸国，从而打通了一条亚非国家间友好交往的新通道。也就是在第四次下西洋时，郑和亲自到了伊斯兰教圣地麦加，当时称作天方。这无疑是中国和阿拉伯世界关系史上的一件盛事。
在郑和所到诸国，留下了许多纪念郑和的文物和古迹。例如，在爪哇岛上有三宝垅、三宝洞、三宝公庙等，在泰国有三宝寺，在锡兰等地还留有郑和所立的石碑。这些都是中国和亚非国家传统友谊的历史见证。
郑和下西洋还有力地促进了亚非国家间的经济文化交流。郑和在海外对当地国王进行赏赐，这都是代表明成祖进行的，赏赐丰厚，物品精美。除此之外，郑和还在当地进行了一些交易活动。这种交易都是在公平友好的气氛中进行的，用中国的传统手工业品换回当地的一些土特产。有的国家担心郑和的船队不再来，便要求留下郑和船队中的几个人作为人质。受郑和下西洋的影响，各国贡使纷纷来华，除通过朝贡和赏赉所进行的交换外，他们也在中国与民间进行了一些交易活动。这样，不仅中国较高的文明对当地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而且中国也从国外学到了一些先进的东西。例如，郑和就从海外带回了一些烧制玻璃的技术工人。
受郑和下西洋的带动，在一定程度上使海禁变得较为松弛。沿海人民“往往私造海舟，假朝廷千办为名，擅自下番”。其他国家的一些商人也冒充贡使，来中国进行商品交换活动。在这期间，中国人前往南洋一带定居的越来越多，他们都起到了先进文明和技术传播者的作用。
这些巨大的成就和郑和的名字联系在一起，自然也和明成祖的名字联系在一起。
应该承认，明成祖一而再、再而三地命郑和大规模出使，主要出自政治目的，而不是经济目的，因而人力、物力、财力上的耗费是十分惊人的。那么多的人，那么多的船只，船只又那么大，所带的赏赐和交易物品又那么多，从船只的建造到人员、物品的组织和集中，都是牵动全国的大事。
郑和在海外对当地国王赏赐，也与明成祖在国内对贡使赏赐一样，都是遵循“厚往薄来”的原则。郑和从内库提取丝绸动辄几十万匹，向景德镇派造瓷器一次即达数十万件。为显示天朝富强，以达到“以重利诱诸番”的目的，赏赐都极力从丰。由于郑和一行航海劳苦，明成祖除对他们“宴劳”外，还按级逐人赏赐。
仅永乐九年（1411）六月一次即赐钞“凡二十万锭”，另外还有彩币、绢布之赐，且赏赐恩及家属。同时，郑和在海外也不惜以巨资采办一些宫廷奢侈用品。这正如《瀛涯胜览。纪行诗》所写：“归到京华觐紫宸，龙墀献纳皆奇珍。”据明人王士性记载：“国初，府库充溢，三宝郑太监下西洋，赍银七百余万，费十载，尚剩百余万归。”永乐十年（1412），明成祖用这百余万两白银去修建南京大报恩寺。
由此可以看出，仅在永乐十年（1412）以前的三次下西洋中，郑和的船队就花费了 600 万两左右的白银。这在当时是一笔巨大的开支。这正如《明史。郑和传》
中所说：“虽所取无名宝物不可胜计，而中国耗费亦不资。”正因如此，不少大臣一再反对郑和下西洋。这也正是郑和航海事业不能长期为继的重要原因之一。但是，相对于郑和下西洋的巨大成就而言，这毕竟是次要的。由明成祖推动的郑和下西洋是个重大历史性事件，贡献卓著，将永远彪炳史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