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的作品的新版本即将发表之前，需要对已经熟悉的读者说点什么，来增进我们之间的理解呢？也许什么也不用说。我们彼此之间已经很了解。我自愿做读者的向导，介绍了野外的某些事情和户内的一些事情。依我看来，读者已经接受了我，并且大致上对我的满意程度超过了我自己的预期。对此，我非常感激，还要多说些什么呢？然而，既然我站在我的立场上开始说了，那我就用闲聊的方式，再说上一会儿。
自我的第一本书《延龄草》出版至今，已经过去了将近二十五年了。从这本书写就之后，我在世上又活了许多岁月。紧接着是其它集子陆续出版，而且连续不断。当被问及共有多少本书的时候，我不得不停下来数一数。我想，一个大家庭的母亲用不着把孩子们都数一数再告诉旁人总共有多少个孩子吧。她眼前会浮现出所有孩子的面孔。据说，某个原始部落不会计算超过五以上的数字，可是却拥有众多的家禽和畜群，每个本族人都知道是否他所有的牲畜都回来了，他不是通过计算，而是记住了每一头牲畜的特征。
原始部落的人每天与自己的畜群在一起；母亲心里无时无刻地爱着自己的孩子；但是当某个人的著作从他那里发布，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再也不会回来了，就像水果离开树枝一样。而坐下来谈论某个人的著作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就像一个父亲在谈论离开家园去闯荡世界的儿子一样。作者与书的关系与一个父亲与孩子的关系相比，更为直接和个人化，归根结底，有更多的个人意愿和选择的因素。书是不会变的，并且不管它的运气如何，它自始至终都保持着原著的样子。儿子是血缘进化延续的结果，一个人对这样或那样的特征所负的责任通常很小。但是，一个人的作品却是作者内心真正想法的表述，或明智或愚蠢都取决于他自己的意愿。因此，如果我回避谈论我的这些智力之子的优点或者缺点，或者沉湎于关于他们的值得信任的评论，我相信读者会原谅我的。
我无法把我的书当成 “著作”来看，因为创作它们花费的劳作是如此之少。一切都是在娱乐中完成的。我去垂钓、宿营或泛舟，结果就是新的文学素材。当我闲暇或睡觉的时候，我的谷物已经长成。这本书的写作，只是我在野地或森林里度假的再现，甚至更好的回味。直到将它付诸笔端，它似乎才打动了我，并成为我的一部分。
我的一个现已步入老年的朋友，他在俄亥俄州北部森林里度过了青年时代，写了很多书，他说：“直到我背井离乡，才萌发起写书的念头，而那也只是为了让昔日的生活重现于眼前。”写书或许能够治愈或缓解一种思乡之苦。这也许就是最大的乐趣，我本人的情况大致如此。我的处女作《延龄草》，就是我在华盛顿做政府职员的时候写的，它使我能够重温青年时代与鸟儿为伴的情景与岁月。当时，我坐在铁墙前面的一张桌子旁写我的书。我是贮有数百万钞票的金库保管员，在漫长的闲暇岁月，我借助于笔来消磨时光。我的心灵如何从我面前的铁墙上反射回来，从关于鸟儿、夏天的田地和森林的记忆中寻求安慰啊！《冬日阳光》中的很多章节也是在同一张桌子上写出来的。书中提到的阳光要比纽约或新英格兰更加灿烂。
自从一八七三年我离开华盛顿之后，我的书桌前不再是铁墙，我拥有一扇超大的窗户，可以俯瞰哈德逊河和远处森林茂密的高地，而且，我用葡萄园换掉了金库。也许前者比后者更能激起我旺盛的灵感，葡萄树用它的蔓缠绕着我、簇拥着我，布满葡萄架的果实，要比金库中的美钞更让我愉快。
唯一使我想起我面前铁墙的时候是在冬天，所有的景色都被冰雪覆盖，而且我发现正是在这个季节，我的心灵可以最为温柔地沉湎于我所喜爱的主题。冬天驱使人回归自我，检验着他自娱自乐的能力。
我的这类书是否会令人对大自然产生错觉，并且令读者对于他们通常在森林中的散步或露营，产生过高的期望呢？我有几次会偶然这么想过。只有当与我的读者一起分享我在散步中获得的乐趣时，我才意识到这欢乐有多么巨大。写作的热情给我们带来了色彩和滋味。我们千万不能忽略对艺术的幻想。如果我的读者认为他并没有从自然中得到我所得到的，那么我要提醒他，只有他能像我那样自己去解释自然，并对它抛撒词语的魅力，才能明白他从自然中的所得。文学不是在森林中自然野生的。每位艺术家所做的不仅是复制自然，他的叙述所呈现的绝不仅仅是原初的经历。
许多人认为蜜蜂是从花朵上采蜜，但事实上不是这样：蜂蜜其实是蜜蜂的成果，它实际上是蜜蜂加上花儿的花蜜形成的。蜜蜂从花中得到的是甘露，并通过蜜蜂自身固有的一种过程，将自己的特性赋予它，缩减水的含量并加入微量的甲酸。正是她自己的这一小滴，才产生美味的蜂蜜。因此，蜜蜂是真正的诗人和真正的艺术家的典范，她的成果经常能反映出她所处的环境，同时也能反映出她环境里某些不为人知的东西。我们品尝着三叶草、百里香、菩提树和漆树蜜，同时我们也品尝着某些根本不存在于这些花中的东西。
从事文学的自然主义者并不随意对待事实，事实是他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事实越多越新鲜越好。离开它们我什么也不能做，但是我必须给予它们我自己的风味。我必须给它们加入一种能够提升和强化它们的品质。
解释自然并非是想改良自然，而是要挖掘她的精华，与她进行情感上的交流，理解她，并以精神的色彩重现她。
如果我把路上看到的所有的鸟都加以命名，描述其颜色和习性等等，并提供大量关于这种鸟的事实和细节，很难说我的读者会感兴趣。但是如果我把鸟儿与人类的生活以及我自己的生活联系起来，展示出它对于我来说意味着什么，在风景和季节里它又是什么，那么我给予读者的就是一个活生生的鸟儿，而不是一个贴着标签的标本。
约翰·巴勒斯一八九五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