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牢狱之灾终于快到头了，离开监狱前夕，我不仅没有鸟儿出笼的兴奋，反而产生种由衷的恐惧。三年来，我慢慢适应了这个群体，其实堕落并不见得是道德的沦丧。我曾经碰上过家境非常优越的小伙子，他告诉我，自己的父母都是教授，可他从小就想做个坏人，好人都是缺心眼儿，坏人多有意思啊，想怎么着就怎么着，想干嘛就干嘛，有乐儿！那时我竟下意识的点点头。现在的我已逐渐远离仇恨，甚至觉得自己罪有应得了。然而最关心的还是自己将来的出路，出去！出去又能怎么样？这年头变化快，几年时间没准骡子都会生育了，徐光信里提到的很多玩意儿咱都没听说过，自己将来凭什么在社会上立足呢？芸芸众生还能接纳这个刑满释放人员吗？再怎么说我也是社会上的另类。真有点后悔，读了那么多屁书，人不见长进，做事倒畏手畏脚。
出狱那天，我再三叮嘱家里人不要来接，不希望看到他们在监狱门口翘首而望悲恨交集的样子。狱中一切应用之物，我全留给同室的狱友了，不想再和这里的任何东西有瓜葛，监狱不是谁都进得去出得来的，最好是忘掉。
来到监狱大门口，耳边是朔风刮过铁丝网的“飕飕”声，灰白色的天空格外刺眼，我再也忍不住，泪水簌簌而下。难过，难过的是自己到现在还不知道是怎么进来的，也可能永远都弄不明白了。狱警平时对我很有点好感，他拍拍我后背：“行了，出去好好做人，忘了这地方。”
一个人在监狱门口足足立了十分钟，天空无垠，大地无边，田野广茂，马路宽阔，视野再不被四角天空的层层铁丝网禁锢了，我不习惯却贪婪的享受着这一切。从监狱到车站不过半里路，我愣慢悠悠的磨蹭了半个多小时，才三年，外面的事物就都那么新鲜、诱人，连烤羊肉串的小摊我都会新奇地围着转上好几圈。没人注意自己，可我却注意着每一个人，这是正常人的世界，和谐而平静，在监狱里有太多的怪诞，太多的惊奇，而一旦来到常人的世界，每件事我都得琢磨怎么应付。
公共汽车过去好几辆，售票员挺奇怪的瞧着自己，好心的甚至还等了自己一会儿，我不敢上去，与那么多人挤在一处的感觉已经很陌生了，一方面在监狱里犯人之间都有段戒备距离，超越这个距离就可能会有人头破血流；另一方面，和别人挨得太近，我害怕被别人看出咱是刚从监狱里出来的。直到第六辆车开来，我才鼓起勇气挤上去，心，居然“突、突、突”地蹦。
风从车窗吹进来，我不禁打了几个冷战。车上的人不多，空着不少位子，可我却一直在窗边傻站着。窗外依然是冬天，发青的残雪把树枝压的弯曲着身子，路面湿滑，肮脏的积雪象灰色的粗沙，被车轮撵成一条一条的冰棱儿。没几个骑车的。三年前的现在我正蜷卧在马桶边，痴痴地呆瞪着两只眼，狗一样地面对着黑白的世界，满脑子只有刘萍那根骨头没完没了的在眼前舞着。走来走去一脸阴笑的犯人们，溅我一裤子尿不说还踩得我的腿肚子转着筋似的疼。而今天我方路又自由地在天地间行走了，那帮曾踩我、尿我、骂我的家伙们，有的死了，有的还在监狱里熬，有的不知所踪。今天的我已在回家的路上，呼吸着残冬清凉的空气，沐浴着阳光，触摸着风。
刘萍怎么样了？想起刘萍，我浑身不自在，心象被烙铁煎着，那种刻骨的疼痛，在胸口某处却又找不准地方。自己铭心而爱的女人为什么出卖自己？如今她算来得有三十岁了吧，是否还是少校的老婆？是否还管理着金矿？是否依然妩媚如花？我们很可能一辈子不能再见了，而自己无论是恨是爱都将永远念着她，正如基督山伯爵诅咒着昔日的情人却又对情人之子网开一面。我觉着自己终于快成人了。
我出狱后的第二天晚上，徐光和于仁便设宴为自己接风，席间大家深感沧桑变换，世事无情。“我要早认识你两年，没准就进不去了。”我又想起当年于仁的预言，不禁佩服得五体投地。
“哈哈”于仁放下酒杯，端着肩膀笑起来。“我呀，是瞧你当年纵欲过度的脸色推测瞎蒙的，还以为我真能看出来哪！”
“原来我们俩都让你骗了？不行，罚酒罚酒！”刚才徐光还唏嘘不已，现在又兴奋起来。这小子在日本鬼子手下混了两年多，一天到晚，系条蓝脖套也不怕下楼时剐在钉子上吊死。“听说没有？玉玲去年结婚了。”盯着于仁把酒灌下去，徐光又转向我。
“我哪儿知道去？跟谁呀？”我非常坦然，本来跟自己就没关系。
“听说是你们单位的。”
“姓什么？”
“不知道。”
“肯定是牌桌上搓到一起的，她这人！”我清楚玉玲就那么点追求。
“再不好好混？你连牌桌都上不了。”徐光解着气地损我。
“这回出来有什么打算？”还是于仁给面子。
“哎！不知道，明天我想回单位一趟，看看再说。”我本来不打算回去，可单位终归没开除自己，关系、档案还在工程公司呢。
“你们单位还能要你吗？”徐光问。
“操！谁知道哇？少提烦心事，喝！哥们儿好几年没敢喝酒了。”我连干两杯酒。
“听我妈说，你这几年混得不错。”
“外企嘛，收入还行，就是给鬼子当催巴儿，心理不平衡。”
“怎么？”昨天老妈把徐光夸得跟朵花似的，他不会真也一肚子苦水吧？
“鬼子不拿人当人，每天都跟训狗似的。外人瞧我们人五人六的，一进公司就是孙子。”徐光指指于仁。“他还行，民营企业当主管，老板都得买他的帐。”
“民营？”我头一次听到这个词。
“个体。”于仁的脸上毫无表情。“是个涂料公司，就是在各地的企业跑。”
“你不是想当个诗人吗？”我听徐光说这小子文采颇佳，还发表过不少东西呢。
于仁透过玻璃杯瞄了我几眼。“记性挺好！前些年撒泡尿就能淹死六个诗人。”他忽然严肃地坐直身子：“都想当艺术家？现在的家长们豁了命似的把孩子往艺术幼儿园里送，有几个成得了气候？要是全当艺术家了，我们伟大祖国的工业、农业、科技的现代化靠什么发展？哥们儿痛改前非，也是给孩子们留一个艺术家的名额。”
我们瞧着于仁胡说八道，差点找个痰盂吐出来。
“怎么了？”于仁问。
“想吐。”徐光实话实说。
“人家这是有幽默感。”我笑着纠正。“做买卖比写诗容易多了吧？”
“那得看你是不是那块料了。”于仁笑嘻嘻地看着我。“告诉你，生意场里的人比监狱里的人还坏。”
我嘴里“嘁”了一声。“不可能，你也没进去过，监狱里的家伙坏得都没边儿。弄死个人，三年警察愣找不着是谁干的，同性恋吆喝着满世界找屁眼儿。他们要是作践个人，能把你的胃翻出来晾着。”
“他们是披着狼皮的狼，生意场上的人是披着羊皮的狼。他们要是抛坏，卖了你，您还得帮人家数钱哪，兜里全他妈揣把刀，抽冷子就片你的肉。”于仁说来很不在意，眼睛却从没看过我和徐光。
我若有所思地点点头，又想起刘萍了，她不就是在生意场上滚了半年多就把自己不知不觉地卖到监狱里去了吗？正说着话，我突然听见身边有电话响。进来时我看到饭馆的电话离我们的桌子挺远的，可这铃声似乎就在耳边。我停杯不饮，四下张望，却看见于仁从口袋里掏出个寻呼机大小的玩意儿，翻开盖儿就说起话来。我象个乡巴佬似的伸长了舌头瞅，没进监狱的时候咱也见过大哥大，那时的大哥大抡起来能砸死人，于仁这小玩意儿只怕连耗子都砸不死。那时我问过刘萍为什么不买个大哥大玩玩儿，刘萍说一万多块不值。看来于仁几年的买卖没白做。
“让我玩玩儿。”于仁打完电话。我一把就给抢过来。
“挺好玩儿吧？”徐光嘿嘿笑着。“你就给北京人现眼吧你！再呆两年，前门楼子朝哪开你都得忘了。”
“没见过就是没见过，怎么着？”我不爱理他。“哎！小哥大多少钱？”
“嘿！他还真能编！”徐光哈哈大笑。“小哥大！现在叫手机。”
“也没多少钱，俩月工资吧。用不了半年你也能弄一个。”于仁说。“待会儿我们请你去迪厅。”
“迪厅？”我不明所以地摸着下巴，怎么才三年的工夫，中国话就全变了。
“就是跳迪斯科的舞厅。”于仁赶紧解释。
“三年！我他妈要给关十年可怎么办？”我双手合十。“真庆幸！十年后，没准你们都拿手走道了，我还得现学。”
“你丫才拿手走道呢？”徐光给气乐了。
“要不算了吧，蹦迪太累。”于仁向徐光使个眼色。“听说当了三年兵，看见母牛都得追半年。人家都快憋死了。”
“开什么玩笑？少拿我开心。”
“找一个？”徐光了解自己，他不象是拿我找乐。
“北京也有这地方？”我不怎么信，伟大祖国的首都也会象几年前的广元一样？人民民主****难道就****我啦？我忒倒霉了！
“川帮北上，东北娘子军南下，满街都是。”徐光夸张地向外指了指。“是歌厅就有小姐，是小姐就能出台。”
“出台？”难道是出台什么文件允许这种事了？
“就是带出去干那事。”于仁快成翻译了。
“‘饮食男女，人之大欲莫焉！’北京人民也一样。”
“安全吗？”
“惊弓的乌鸦！”于仁给我也倒一杯酒。“壮壮胆儿，没事。严一阵儿，松一阵儿，现在没什么政治活动，警察也懒得管。”
“他们丫自己还想玩儿呢。”徐光挺不屑。
“北京堕落了！”我站起来。“走！咱也开开眼。”
从歌厅出来后，难过得直想哭。三年来每次想起这事，我都心潮澎湃，脚心都痒痒。可今天该动真格的了咱的小弟弟却坚决不抬头。小姐着急上火，就差揍我了。最终小费是节约了不少，我却傻眼没招了。才三年怎么就成了废人？听说这种病最难治。
路上徐光他们依然有说有笑。哥俩儿为了给我腾地方，一直躲在大厅里唱卡拉OK，根本不知道包间里的情形。嗨！哥们儿是想让我开开心，可自己不争气却窝了心。实际上刚才我也不是没有那个意思，可每到关键时刻便回想起监狱里那帮红着眼的同性恋们苍白变形的面孔。无奈的阴影总在眼前转，硬觉着小姐是人妖，自然没心思给她们创收。完事了我也不好意思跟徐光他们说这件事。太丢人！也许过段时间就好。
凭心说几年来我没少读书。古今中外、文史哲地见书就摸，学富五车不敢说，一车肯定有。当时我自以为分出了是非、美丑、善恶、黑白，甚至连介乎于绝对之间的模糊观念，也大致能说出一二。刘萍现在要是遇到自己肯定会吃惊非小，小姐的鄙夷自然不会放在心上，没两天就忘了，有什么？大不了让她背后骂两句‘傻×’。用不了几分钟她没准就会欢天喜地躺在个老东西怀里哼哼了。我能在人家印象里能停留十分钟就算不错，而她心急火燎、百般呵护地劝我去医院，也不过是想在收小费时，我的手能少哆嗦两下。
我和徐光、于仁分手后想马上回家。路上我越想越窝囊，医院咱是打死也不会再去了，小时候那一次还不够？我相信自己会好的，正如相信自己能干番事业一样。
回到家，刚进门老妈便神情严肃地把我叫过去，老爸和两个姐姐在客厅里凛然危坐。那个晚上，我们的家庭会议开到后半夜几点都给忘了。如果说监狱里是火的洗礼，客厅里则是泪的控诉。我很奇怪，要是前几年自己犯了这么大罪过，在父母姐姐们面前早该抱头痛哭、泗涕横流了。而现在，我只是静静地听偶尔点点头却不知道他们在说什么。人一旦成熟，也许都会变得冷漠，正如人一旦死去，烧不烧都得变成灰一样。
第二天，我在老妈的一再催促下，赶往工程公司。刚进公司大院就迎面瞧见周胖子捧着肚子走过来。
“方路！？”周胖子摩挲摩挲眼睛，高叫着扑过来。他想搂住我的脖子，够了两下没够着。“****！我还以为你小子出来得跟条死鱼似的，干巴了呢。还他妈挺精神！哪天出来的？”
“前天。”我赶紧把周胖子拉到一边。“咱们公司现在谁当家？”
“没活儿，我们都他妈闲半年了。”
“咱们铁路公司会没活儿？”
周胖子“嘿”了一声。“风头变喽，你早跟不上形势了。”他晃晃脑袋，脸上的肉直颤悠，这兔崽子更胖了。“现在国营单位这德行的太多。施工企业本来就不好干，狼多肉少呗。人家******农民施工队，找活能拿二十个点来做回扣。咱们国营企业那帮头头掐死他们也不敢哪。”
“那我的事还有戏吗？”
“什么事？”周胖子没理解。
“工作的事呗！”
周胖子想了想。“好象没开除你吧？这种事明篡儿的人心里都有数，不就是恶心点儿吗。应该没什么问题吧？”他越说越心虚，眼睛直往别处看。
“现在谁管事儿？”
“队长。他升副经理啦，还是常务的。”
“才熬成姨太太？”
周胖子笑得眉飞色舞。“姨太太还不如丫鬟哪，当丫鬟还能偷点香油往家里拐，姨太太连豆油都没了。效益好的时候轮不上他，现在给个副经理来收拾烂摊子。操！咱们单位没戏了。你找找他，也许能成。”
我走进副经理办公室时，队长眯着眼睛，端详了好一阵儿才认出我。“方路吧？”
“是我。对不住您，当年给您添了不少麻烦。听说您还到看守所看过我？”当时我不能见人，这事是刚才周胖子告诉我的。
“唉！”队长叹着气把我让到沙发上坐下。“你的事我一想起来就窝心。教训哪！教训。你太年轻！当时我说什么你也听不进去。受罪了吧？”
我笑笑，其实现在我也不知道当时自己是对是错，如果再来一次，谁又能保证我不往套里钻？“队长，我的事在公司没给您添麻烦吧？”从监狱出来后，我发现自己谈吐的技巧越来越高。
“也没什么。”队长做到我身边。“公司本来是准备开除你的，川北工号的所有同志都为你说了不少好话，关系总算保下来了。要是各方面都正常，我说句话你就能回来上班。可现在——”队长看着我，指甲不住地挠鼻子。
“您是说公司效益不好？”我的心开始下沉了。回来几天到处地能听到‘下岗’这个词。
“是啊！”队长给我点上一支烟。“现在我接了个烂摊子，没法弄。到处都是下岗的，公司已经开始裁人了，这个时候你的问题还真是不好安排。这样吧，小方，先找个地方干着，我给你留个位置，一旦公司将来景气了，我再请你回来。”队长站起来把我送到门口。
“那——，那我等您消息。”我明白没戏了，福无双至，祸不单行。
“好，好。”队长拍拍我的后背。“这回出来千万得多长几个心眼儿，女人全他妈不是好东西。”
周胖子刚才告诉我，队长走的是一般领导的老路，升官就离婚。从他刚才这番话听来似乎另有隐情。也许老婆跟人跑了？我心中奇怪，后来竟有点同病相怜的伤感。真滑稽，直到走出公司我依然感到可笑。刚出公司大门我就乐不起来了，唉！这个地方跟自己没多大关系了，好人都安排不下，咱这个刑满释放人员肯定没戏。将来——
前方，玉玲和司机小张并排走过来。
我本来看到，司机小张发现自己时虽然尴尬却仍然想跟我打声招呼，倒是玉玲伸手狠拽了他衣角几下。就这样，两个人目不斜视，就跟碰上根电线杆子似的从我面前走过去。玉玲还特意挽起小张的胳膊，脸上洋溢的满足感让她的鼻孔都快成三角的了。我挺无聊地站了一会儿，队长说工号的同事为我说好话，肯定不包括玉玲。几年来，她没做个小草人，写上方路两个红字，天天晚上拿针扎就算对得起我。今天我依然能感觉到她那种爱恨交集的心情，于是断定，玉玲今天晚上肯定睡不着。有本书上说，男女之间只有爱和恨，而爱和恨又是非常容易转化的。如果说一个女子深恨着某位男士的话，莫如说她对这男子的感觉极特殊，一旦环境激变，女人深植于心底的感情就会死灰复燃。而男人就不同了，他们一旦爱上某种东西自然会千方百计地去寻求，不爱就只说明他一直没有兴趣。
“你进去后，没两个月他就当工号助理了。”中午周胖子请我喝酒，席间谈起小张和玉玲的事。“他******太阴，可现在就这种人吃香。玉玲怎么嫁给他了？”周胖子很为玉玲可惜。
我淡淡一笑，其实他们俩倒是一对儿，玉玲财迷，小张官迷。“得了，少谈人家。公司效益不好，你有什么打算？”
“我他妈早就不想干了，什么****地方？”周胖子向服务员招手，小服务员赶紧捧着瓶二锅头跑过来。“一年到头十个月不着家，累个贼死。你不是不知道哇。工地都在深山老林，那是人去的地方吗？鸟他妈都不敢做窝，咱们跟野人似的熬日子，挣不着仨瓜俩枣也就算了，现在怎么着？撺掇大家伙下岗！什么东西？他们都搂足了是不是？”他越骂越生气，不知不觉酒只剩半瓶了。
“你年纪轻轻的，又有技术，还怕下岗？”
“对！等我四五十岁啦，干不动了，再让他们哄下来是不是？虽然哥们儿大本学历吧——”
“我怎么就没听说您是大本学历？”我打断他，周胖子要是大本，我都够研究生了。
“小看人是不是？绝对大本！”他本想拔拔胸脯，却只挺了挺肚子。“国家队出身全是大本。体育学院发的。”
“狗屁！”
“是没他妈什么用。”周胖子也乐了。“虽然咱没什么文化，可咱也知道红军长征还明白是去抗日呢。在工程公司有什么出路？”
“那你想去哪儿？”
“现在跑业务挺能挣钱，还不受管制，反正都是全国各地转悠呗，留在这儿不也一样吗？”周胖子探着脑袋，身子几乎趴在桌面上。“我最近正找地方呢，你也帮我看看。”
“我他妈还不知道以后怎么混呢？”几口闷酒下肚，我跟长了虱子似的，浑身刺痒。
“还记得我在四川跟你说的话吗？你呀，天生是吃软饭的料，找个款姐一傍，下半辈子吃喝不愁。不过得先弄明白是不是军婚。”他朝天哈了一声。
我作势要拿酒杯拽他。“俗啦？你就没点新鲜的？”
“往脑袋上拽，咱这脑袋可练过。”周胖子伸着肉蛋似的头，毫不在乎。
“对了。你不是当过运动员吗，好好学学做教练不是也挺能挣吗？”我好象听说这小子以前还是全国亚军呢。
“歇了吧你，运动队我是再也不进去了。”周胖子听到这个话题就一肚子不高兴。
“神经过敏！”
“咱们在四川接触的时间不长，就没怎么深聊过。”他仰着头，似乎在追忆。“我这人就是嘴上缺德，人可不坏。嘴还是在运动队里练出来的，幸亏出来得早，再呆几年连人都学坏了。”
“少自己往脸上贴金。我在监狱三年也没学坏。”我觉着他喝高了。
“我们队里那帮孙子比号儿里的坏多了。”
“你就跟我扯吧你？”我苦笑不得。于仁说生意场上的人比监狱的人坏，周胖子说运动队的人更坏。如此说来我还算是好人了，比我好的人是不是都去美国啦？
“你以为呢？”周胖子毫不示弱。“我跟你说件事你就明白了。哥们儿当年在运动队里就是混子，是拿过一次全运会亚军，绝对是蒙的。本事没学着，可坏事却见得多了。那年我们在柳州参加全国锦标赛，我没进八强就给刷下去了，摔到决赛，我们队参赛的那主儿硬是找不着。当然这种比赛从来没几个观众，我们就满体育馆地找。你猜，最后我们是在哪儿把他找到的。”
“哪儿？”
“女厕所。”
“丫在女厕所里干嘛呢？”我的兴趣还真让他勾起来了。
“我到现在也不知道他用什么招儿，把宾馆的的女服务员弄来看比赛，还在女厕所里把人家给干了。”
“让上厕所的看见怎么办？”
“狗屁比赛哪有人看？参加比赛的又都是男的。”
“女的不告？”
“告个蛋！临走还让他给签名呢。”
“真他妈恶心！什么事？是人干的吗？”我在饭桌上差点吐出来。我又想起监狱里那帮同性恋，如果说监狱里的家伙不是人，运动队的也的确差不多。
“那年我才十六。”周胖子叹口气。“运动队的都这操性，你傍款姐又有什么想不开的？”
几天后，徐光打来电话，他告诉我，于仁供职的涂料公司正在招人，问我有没有兴趣。
死囚说：下雨打孩子，闲着也是闲着。我无事可干，又有于仁这条内线，自然求之不得。当天下午，我就来到涂料公司面试。为了不给于仁找麻烦，在老板面前我没提认识于仁的事，而公司老板似乎对我的气质和形象也很满意。
老板是已经发福的中年人，秃顶没毛，脑壳倍儿亮。在我的印象里有钱人应该都是秃顶的。“小方，你还年轻嘛，没干过这行没关系，跑咱们这种业务关键是勤快，手勤、眼勤、腿勤、脑袋勤就没问题。我们公司有个小于，跟你的岁数差不多吧。一年能做三、四百万的业务，收入非常可观，有机会向他好好学习学习，取取经嘛。”老板说话慢条斯理，手里一直握着件古铜色的雕塑品，根本看不清那是什么。“得，一个月的试工期，试工期间工资八百，提成另算。记住，一定得通过试工期。”
我点头哈腰地从老板办公室里退出来，就看见于仁坐在大厅里等自己。
“徐光告诉我，你要来。”
我点点头。
“通过啦？”
“明天上班。”我兴奋地给了他一拳。
“别太美，这种企业不养闲人。”于仁把我送出来。“开始一段时间，肯定特累，而且光会傻干也不行，得多长几个心眼，还得把公司里的关系理顺搞明白喽，不理他们没关系，千万不能得罪人。”
“私企也这德行？”
“中国人就讲关系。”
我在为人处世上还是有一套的，不到一个星期的工夫，咱就把公司里里外外的情况摸了个底掉。老板的公司是挂名集体企业，当然实际上就是私营。私营也好，民营也好，让人一听就知道是个体户，老板们便想方设法地把企业搞成集体的。公司的生产基地在远郊，城里的只不过是总部。实际上只有财务和经营两个部门。经营部的经理姓梅，是老板的小舅子，狗屁本事没有，就会端着茶杯，专门找有小姐的办公室瞎扯淡。有几个业务员也是通过关系进来的，一个个獐头鼠目，抽个机会就玩牌。于仁是个例外，他是个挂名主管，平时不用上班。梅经理话里话外地瞧不上他，可于仁业绩突出，逢事老板都得让他三分，梅经理自然不敢当面得罪。财务部只有三个人，老会计是退休反聘的，老板娘挂名会计，实际上就是监工，干活儿的就是个小出纳，每天出出进进就数她累。
没用多少日子我便摸着门道了，联系这种业务必须得先跑设计院，大的工程信息都在设计院，如果关系搞得好，又肯出血的话，设计院还会在图纸上把你公司的产品写上去。
北京的设计院非常多，我通过各种途径钻进了五、六家设计院。有空就跑到人家办公室闲聊胡扯套近乎。咱嘴甜，再加上隔几天便找个理由请工程师们吃一顿，慢慢地也算混熟了。一个周末，我又跑到一家工程设计院，本想请他们吃饭，正好赶上人家大扫除，咱二话没说便捋胳膊挽袖子跟着擦桌子、拖地、搬家具，最后弄得灰头土脸，回家时老妈还以为我跟人家打架了呢。
周一才上班，就有人来电话找我，正是周末我帮着扫除的设计院，有位张工约自己下午去一趟，隐隐约约我觉着好事来了。
“小方来了。坐。”下午接待我的正是张工，他是设计院水工室主任，上海人，说话哼哼唧唧。“你刚开始干这行吧？”
“是、是。”屁股还没坐稳，我就赶紧欠起身大点其头。“才开始，没什么经验，需要您多照应。”
“人倒是挺实在的，为人实在点好哇。”张工哈哈一笑。“现在天津有项工程，项目不大。我准备将你们公司的产品设计上去，先试试。”
“哎呦！那我得怎么谢您呀？！”我几乎不会笑了，眼前直闪光。
“你也别谢我。设计室的同事都觉着你这人实在，不会骗我们，才准备与你合作。”张工忽然很恼火地站起来。“现在有些人品质太坏，事先说得挺好听，完了事连人影都找不着。”
“什么事？”我没听懂他说的是怎么回事。
“设计院的规矩你真不懂？”张工冲我呲了呲牙，表情扭捏，象猪八戒啃手指头。
“不知道哇！”
“是，是这样。我们设计院哪，出图之前，象咱们这样的合作单位必须得签个协议。如果工程选用了你们的材料，我们室收取百分之五的咨询费。”张工越说越自然，最后一点腼腆劲儿都没了。“全国的设计院都是这样，我们算收得少的。”
我从设计院出来，不禁想把街上的所有人都指着鼻子骂一顿。又上当了！在我的心目里高级知识分子都应该是蒋筑英之类的高尚人物，在监狱时咱所以苦读诗书就因为多少有些对知识分子的迷信。看来古人、今人合伙把咱给骗了。现实里的这些孙子也不过是些满脑子人民币的钱罐子。其实早该明白，刘萍学历不也挺高吗？知识并不能使人们高尚，高尚的是进监狱前的方路。原来我来设计院时，对他们毕恭毕敬，而他们也道貌岸然，说起话来不着边际，实际上不过如此。他们从甲方那里赚取设计费，从设计院领取国家公务员的工资，又向我们这些产品生产企业索取技术咨询费。‘天下妙语佛说尽，世间名山寺占绝。’怪不得咱小时候就听说知识越多越反动。秦始皇焚书坑儒，******反右****，没错！于仁也说得对，让人能看出来的坏蛋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满嘴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的家伙。
再怎么感慨，也不能抑制心情的亢奋，跑回公司，我迫不及待地向老板汇报。
“天津的工程不好干，你仔细说说，我听听能干不能干。”看样子老板没兴趣。
我把天津工程的事一五一十地原封告之，老板苦笑一下，拿出份协议书。“天津的事回头再说，你先把设计院的协议签了。”
老板拿协议的时候终于把手里古铜色的东西放下了，我惊奇地发现立在桌上的特象只古香古色的烟灰缸，造型奇特，活脱脱一个三条腿的大肚子鱼。鱼的眼珠是红色的，还长着几条奇形怪状的须子，鱼背是空的。
我眼睛盯着烟灰缸，嘴里却不得不接老板的话；“公司知道和设计院签协议的事？”
“全一样。”老板又把那东西握在手心里了。
“您看，我什么时候去天津？”
“不着急，天津的事不好办，你没什么经验，先跑跑设计院吧。”老板从抽屉里又拿出个烟灰缸，让我把烟灰弹进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