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提出的“众恶之，必察焉；众好之，必察焉”的主张，既抓住了人们认识并判断事物的错误所在，又恰到好处地点明了正确认识、判断事物的途径和方法，它是我们为人处世不可忽视的重要策略。历史上大量正反事例，也反复印证了它的必要性。一个人在世上做人，要“不疑人，也不受人欺”，哪一方面有了偏失，都会带来危害。
周公曾辅助周武王灭殷建立周朝，不幸，武王灭殷后，就病重不起。在武王生病期间，周公十分担忧，便写了一篇祷文，请求上天让自己代武王而死。史官把周公的祈祷记在典册上，放进用金绳索捆的匣子里，珍藏起来。武王逝世后，武王的儿子成王继位，因年纪小，不能管理国家大事，就由周公代理。这时，周公的哥哥管叔鲜、弟弟蔡叔度等人，对周公代管政事大为不满，一方面到处散布流言，说周公要篡夺王位；另一方面组织力量联络已归降周朝的纣王儿子武庚，策划叛乱，还在国内大肆散布谗言说周公想谋害成王，篡夺王位。周公为避开锋芒，只好避居东都。周成王对这些传言，将信将疑。一方面，他看到周公不但在武王执政时期表现出忠心耿耿，尤其在自己年幼即位时，他代管朝政，处理政事井井有条，对自己、对母后也是毕恭毕敬，当自己长成能亲政时，毫不犹豫地把政权交给自己，由此看来，流言不可信。可是不相信吧，又觉得周公是先朝元老，自己年轻力量单薄、根基不牢，流言也决非空穴来风，一时拿不定主意。不过他并未贸然对周公采取非礼的行动。不久成王发现了周公所写的祷文，才深切地了解到周公对周王朝的忠诚，很受感动，于是派人接回周公，帮助治理国家，并派他率领部队平定了武庚、管叔和蔡叔的叛乱。
如果说周成王没有听信谗言，是有幸于周公事先有一篇祷文，让周成王有了消除谣言的“证据”，那么魏文侯凭着自己的贤明，不动摇自己对将军乐羊的信任的事迹，则更令人称道。
魏文侯派乐羊为帅，领兵伐中山国，而乐羊的儿子乐舒恰恰在中山国做官。乐羊因故连续三次延缓攻城日期，此时魏国一些本来就对乐羊得宠而妒恨在心的大小官员们，听到这个消息纷纷上书告乐羊的黑状，说乐羊不但念及私情，不进攻中山国贻误了战机，而且有与中山国合谋反叛魏国的意图，大肆攻击乐羊。魏文侯凭着对乐羊的了解和信任，硬是不为之所动，把这些告状信统统锁进一个箧子里，并不时派人到前线慰劳乐羊和他的部队。
三月期限已到，中山国仍不肯投降，乐羊马上亲自督战攻城。中山王无计可施，只好把乐舒给杀了，用他的肉煮了一罐汤，让人送给乐羊，企图使乐羊为之心惊胆颤，动摇攻城的信心。乐羊接过汤来，毅然食之，并对来者说：回去转告你的国王，我军中炊具很多，马上就要轮到他了！随即全线发起攻击，一下子就占领全城，中山王走投无路，自杀身亡。
乐羊凯旋回朝，魏文侯出城远迎，并设宴于宫内为其庆功洗尘。宴毕，魏文侯命人取来两个密封的箧子送给乐羊。乐羊以为是因立功所赏的金银财宝，殊不知回家一看，全是一些告他围城不攻企图谋反的书信状纸。乐羊大为吃惊和感慨，心想：朝中有如此之多的人造谣诽谤我，要不是君主信任我，不为谗言所动，我恐怕早变成刀下鬼了。从此，乐羊对魏文侯更加感激涕零，忠心效劳。
试想，魏文侯如果自己没有主见，相信群臣的传言，临阵撤换乐羊，甚至问罪，能够很快取得战争胜利吗？当然，对于众人的意见、社会的传言，信还是不信，都不能盲目，既不要盲目相信，也不要盲目不信。正确的态度、重要的途径是必须“察”之。察传言所讲事物的原委、内情，察自己对传言所指对象的了解深度、广度和正确度，尤其要察散布传言者的动机、目的，有了这几“察”，才能尽量不做出错误的举动。
“人云亦云”、“随大流”，是人性的弱点之一。一般来说，人们很容易对某种信息和心理状态不由自主地产生无意识的盲从，这种盲从不是通过承受有组织的蓄意压力，接受某种信息或行为模式表现出来，而是通过传播某种情感状态并且无意识地进行心理调节而表现出来的。无组织的人群往往成为这种效应的加速器，如果置身其中，即使有主见的人也容易受其感染而失去辨别能力；正因为常人都容易犯“人云亦云”的毛病，结果很可能导致错误的认识。所以，亲自去细致地观察某种人或事，得出符合实际的正确结论，在人们的处世决断中是很有必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