扩大内需的基本要求是刺激百姓消费，而现在的问题是：中国国民为什么不消费？储蓄率为什么这么高？说到底还是因为没有钱。有钱谁不会用？所以，政府要设身处地为企业和个人着想，减轻企业和个人税赋，藏富于民。百姓手里有钱了才能消费，才能拉动经济增长。
2007年9月，时任中国人民银行顾问、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的樊纲认为，国内消费能力上不去、国民不愿意消费的原因不在于政策，而在于社会体制。高储蓄率并非来自居民个人，很大程度上是来自企业，特别是资源垄断型企业和国有大型企业，应该通过征税、分红等形式让全社会分享它们的高额盈利。
按照樊纲等人的测算，中国内地居民的消费意愿并不低，但是感觉很低，这是因为它对GDP的贡献度低。GDP增长的大部分好处被政府财政和垄断企业吃掉了，怎么还能指望老百姓有太多的贡献率？
中国从这次金融海啸中得到的一个教训是，不要总想着把钱放到国外去买东西升值，或者增加国库里所谓的可操纵现钞，一旦遇到金融海啸，这些东西都会急剧贬值。相反，政府通过减税让利于民，让企业和国民得到更多实惠，这才是更实在的。
所以，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阎学通开玩笑说，如果中国购买的8000亿美元美国国债都损失掉，一分钱也没有了，和原来根本就没有这8000亿美元没什么两样。可是如果把这些钱全部用来发给中国老百姓，每人发800美元，一下子就增加了全中国的内需。即使这8000亿美元没有造成损失，搁在那里至多也只是货币量的数字增长，对整个经济并没有产生什么实际作用。
他说，中国最大的特点是内需极差，老百姓很穷，你给他钱他就会去上街买东西。所以，政府不能仅仅考虑国库里存了多少钱，更重要的是提高国民生活水平，提高老百姓的购买力。
2008年11月18日，香港经济学家郎咸平在上海参加世界酒店投资峰会时认为，中国政府投入4万亿元人民币应对金融海啸，可以说非常及时，但是他建议在进行基础建设的同时，要主动投资那些能够藏富于民的行业，认为这样才能更有效地拉动内需。
他认为，这次金融海啸的影响并不是一两年就能消化掉的，所以在选择应对路径时不能只考虑投资水泥、钢铁等行业，不要过度关注GDP的增长，而要把重点放在让老百姓受益、与民生相关的行业上，营造良好投资环境，鼓励国民创业。创业者能够从中赚到钱，企业利润增长了，工人工资就能增加，家家都有钱上街购物，这比投入基础设施建设更能拉动内需，也更有利于构建和谐社会。
相反，有许多基础设施建设是一锤子买卖，投资后就完了，不闻不问，甚至还造成浪费，好听一点叫产能过剩。产能过剩了怎么办？只能用来出口创汇，哪怕利润再薄也要出口，否则就只能摆在那里看。一旦遇到金融海啸没有出口订单了，马上就造成闲置。2007年中国固定资产投资在GDP中所占比重高达55%以上，从实际效果看，20世纪90年代创造同样的GDP，其固定资产投资只要现在的1/3.
再说了，虽然基础设施投资能够增加GDP，可是从根本上说，GDP和老百姓的财富关系不大。与其把目光盯着GDP，不如放在追求企业利润上。利润上去了，工人的工资就增加了，国家税收也就提高了，就有条件去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就能真正实现国富民强。
要实现藏富于民，首先要考虑的是减免税收。以个人所得税为例，2008年上半年中国个人所得税总额2135亿元人民币，比上年同期增长27%，大大高于同期10.5%的GDP增长幅度。个人所得税增幅为什么要高于GDP增幅，谁也说不出个所以然。如果通过减免税收，把这部分个人所得税首先降下来，降下来的部分马上就会转化为消费。
2008年12月8日，中国政府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提出了一系列扩大居民收入、全面刺激国内消费的方案，其中包括调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大范围提高社会工资、建立对低收入阶层补贴的长效保障机制、提高住房货币补贴的标准等多个领域。尤其是明确提出要调整收入分配格局，逐步使劳动者报酬占GDP比例提升到45%左右。在与个人相关的服务业领域，推出了有利于服务业发展的税收减免、信贷优惠等政策，引导社会投资加大对公共服务领域投入力度，大幅度降低服务性消费成本，如电信资费、旅游景点门票费、停车场收费标准等。
另一个途径说得比较远，那就是国有企业的利润分配问题。
西方公司金融理论认为，个人拥有私营企业，该私营企业的利润由个人控制，私营企业利润和老板的个人收入两者之间没有本质区别。可是中国国有企业尤其是那些国家占绝对控股地位的能源、交通、电信等行业，由于其天然垄断地位，公司拥有极高的利润率，可是却没有特别的强制性分红政策，也没有直接与国家社会保障体系相挂钩，根本无法成为国家回报全体国民的一项福利政策。国民无法从中得到看得见的实惠，相反却为某些利益集团获取不正当利益提供了方便条件。
所以说，政府要做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那就是要把整个社会消费体系完善、充实起来。例如，国民过度储蓄的理由是担心将来有后顾之忧，如果政府把百姓的后顾之忧如养老保险、子女教育、医疗改革、住房制度各方面配套起来搞好了，自然而然就有钱投入消费了。
“金融海啸给我们的警告”
中国古代的政治思想是藏富于民。古代统治者一般都强调先有“民富”才有“国强”，而现在强调得更多的是“强国”“富民”。实际上，这把次序给颠倒了，民富则一定国强，国强不一定会民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