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耀成命运好，遇上了陈青蔓，又通过陈青蔓遇上了她的丈夫。陈青蔓的丈夫是个伯乐。他是姜耀成一生发展的关键人物。他慧眼识英才，为姜耀成找到了一份好工作，并破格重用，大力提拔，领着他走进了一个宏大光辉的事业，开启了他人生史上的辉煌时代。
那么，陈青蔓的丈夫是谁呢？他为姜耀成找的工作是什么呢？姜耀成从事这个工作以后，为什么能够开启自己人生的辉煌时代呢？说起这些事情，我们就不能不多花一点笔墨，缕述一下中国经济史上的一件大事了。
中国经济史上的这件大事，就是米谷（即大米和稻谷）贸易。
中国的粮食贸易由来已久。而在粮食贸易中，米谷贸易的历史尤其显赫。它是粮食贸易中地位最重要，发展最迅速，对国计民生和社会发展影响也最大的一部分。米谷贸易发展迅速，长盛不衰，在中国经济史上有着辉煌的一页。它极大地促进了经济的发展，推动了社会文明的进步，具有极其深远的意义。而在中国的粮食贸易中，尤其是明清以来的米谷贸易中，湖南又占有特殊重要的地位。当时，湖南与江西、四川同为中国三大粮仓。其米谷远销江浙、京畿甚至全国各地，以致社会上“湖广熟，天下足”的谚语广为流传。乾隆皇帝甚至说得更明白，他干脆把这一谚语改成了“湖南熟，天下足”（事见《乾隆东华续录》卷二。其中记载说：乾隆二年十一月癸未，“湖南巡抚高其倬奏报收成分数，得旨：语云，湖南熟，天下足。朕惟有额手称庆耳。”）由此可见，湖南当时的米谷出产是何等兴盛，其对国计民生的影响是何等巨大！
湖南水土、气候宜产稻米，这是自古皆然的。但她作为天下闻名的粮仓，以生产稻米而享誉大江南北，却并非自古皆然。史料证明，明代以前，甚至明代中后期以前，湖南的农业生产和商品经济发展水平是相当落后的。当时，在全国各省区中，她的地位几乎微不足道。湖南经济的勃兴和粮仓地位的形成完全是明清以来的事。那么，湖南为什么会在明清时代一跃而成为天下粮仓呢？
对历史稍加分析就不难发现，湖南在明清时代一跃而成为天下粮仓，主要有三个特定的原因，那就是外省移民入湘、洞庭湖区开垦、占城稻等优良稻种的引进和不断改良。
外省移民入湘，是明清时期一个非常令人瞩目的重大经济现象。关于这一经济现象，曾做过明政府文渊阁大学士的丘濬在《江右民迁荆湖议》一文中有过十分精辟的分析和论述。他说：“荆湖之地，田多而人少。江右之地，田少而人多。江右之人，大半侨寓于荆湖，盖江右之地力所出，不足以给其人，必资荆湖之粟以为养也。”（引自《皇朝经世文编》卷七十二）这一段文字中的“荆湖”即指湖南，“江右”即指江西。由此可见，外省人之所以大量移居湖南，根源全在于土地问题，即外省“田少而人多”，而湖南“田多而人少”。他们正是看中了湖南“田多而人少”这一有利条件，因而携家带口，来到湖南开垦土地，谋求生存发展之路。当时，外省移民的规模是相当可观的，人数之多，速度之快，史所罕见。如果查一查地方志就不难发现，今日湖南人的祖先至少百分之七十以上是外省移民，这些移民的绝大部分是在明清时期移居湖南的，而且这些移民的相当大部分是来自江西。这一情况，在上面所引丘濬的文章中，我们已经看到了。此外，其他许多历史资料中也都有明确记载。例如：光绪《湘阴县图志》所列湘阴县233族大姓中，外省移民187族，其中江西籍就有142族。道光《宝庆府志》所列宝庆府420族大姓中，外省移民296族，其中江西籍就有168族。另外，《浏阳县志》、《沅陵县志》也都记载说：浏阳县“十户有九，皆江西之客民也”；沅陵县“皆江右来者”。外省移民大举涌入，就为加速湖南开发，发展农业生产，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还应进一步指出的是，湖南向称偏远，开发较晚，当时本地人在思想、文化、观念和生产技术等方面，是远远落后于江西、安徽、江苏、浙江、湖北等省的。因此，外省移民涌入所带来的劳动力，不是一般的普通的劳动力，而是具有较高素质的劳动力。他们不仅为湖南带来了劳动的双手，而且还为湖南带来了许许多多先进的知识、文化、思想、观念和生产技术，从而为湖南的全方位发展和勃兴带来了千载难逢的良机。
洞庭湖区的开垦，始于明代，盛于清代。这一情况的出现，是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它与外省移民有关，与政府劝垦有关，也与洞庭湖区本身的消长变化有关。宋元以来，特别是明清时期，由于上游自然植被被破坏，注入洞庭湖的长江、湘江、资水等河流泥沙含量日益增多，从而导致湖面不断缩小，沿湖荒地和湖中沙洲大量涌现。这就为大规模开垦提供了有利条件。正是在这一情况下，当地居民和外地移民开始大规模进入洞庭湖区围湖造田，而政府也开始有意识地进行劝垦，于是很快掀起了一个长达数百年的湖区开垦热潮。湖区的开垦对于自然生态的保护是不利的，但它对于湖南耕地面积的增加却又起了极其重大的作用。据史料统计，康熙24年，湖南民田额138924顷，到乾隆18年就增长到312287顷98亩，68年内增长了一倍多。新增耕地中，湖田占多少呢？康熙24年后，湘阴县新垦湖田145888亩。如果沿湖州县均以湘阴县为标准来估算，则当时湖南新垦湖田当不下1500000亩。这一数字还没有包括众多私围，即私人开垦的湖田。土地是农业生产中最重要的生产资料，更何况这些新开垦出来的土地还是土质极其肥沃，灌溉十分便利，而且特别适宜于水稻种植的湖田呢！毫无疑问，洞庭湖区开垦对于湖南粮食生产的发展而言是功不可没的。
占城稻等优良稻种的引进和改良，是中国水稻栽培史上的一次重大革命。这一重大革命，始于北宋。历史记载说，宋真宗曾派人从安南（今越南）引进占城稻。占城稻有耐旱、早熟两大优点，所以它一经引进后，很快便导致了中国水稻栽培的划时代的革命性进步。由于耐旱，许多灌溉不便的旱地也可以种植了。由于早熟，可以赶在夏季洪水到来之前收割完毕，因而许多易受水灾的低田洼地也都可以种植了。无疑，这就有利于绝对地扩大和增加耕地面积。同时，由于早熟，还可以发展双季稻种植及间种油菜、小麦、红薯等其他作物，变一年一收为一年两收或一年多收。无疑，这又有利于相对地扩大和增加耕地面积。耕地面积的绝对扩大和相对增加，特别是双季稻的发展，显然都有利于提高生产效率，特别是有利于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占城稻很有可能是在宋元之际由江西传入湖南的。虽然它传入湖南比较晚，但它在传入湖南前，却已在江苏、浙江、福建、江西、安徽等地经过了上百年的种植和改良，其耐旱、早熟的性状和优点更加突出。所以，这一优良稻种传入湖南后，很快便发展起来，迅速普及了三湘大地，从而导致了湖南农业生产的全面革新和进步。
外省移民带来了充足的劳动力和先进的生产技术，洞庭湖区开垦提供了丰富的土地资源，优良稻种的引进促进了生产效率的大幅提升，这三者有机结合，相辅相成，便为湖南粮食生产的蓬勃发展，粮仓地位的迅速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无论是“湖广熟，天下足”，还是“湖南熟，天下足”，这些谚语的中心或重点都是后三个字，即“天下足”。而要做到“天下足”，则不仅要有丰富的粮食产量，而且还要有发达的粮食贸易。倘若没有发达的粮食贸易，粮食的产量再大，也是达不到“天下足”的，因为它根本运销不到“天下”去，从而“天下”的人们也根本无法享用到它。
那么，湖南的农业生产在明清时期飞速发展起来后，其每年大量生产的米谷是怎样实现“天下足”的呢？谈到这一问题，我们就不能不涉及“米市”这一特定的概念了。
所谓米市，就是专门买卖米谷或以买卖米谷为主的粮食交易市场。这种专门市场，明清及近代时期发展最快，长江流域各省最多，且规模不一，大小不等，形式各样。小型米市多出现在县城和乡镇，一般以米谷的直接购销为主。大型米市多出现在大中型城市，一般以米谷的中转贸易为主。明清及近代时期全国最有名的大型米市，主要有汉口、苏州、芜湖、无锡、九江、南昌、重庆、安庆、湘潭、衡阳和长沙。这其中，汉口、苏州的米市兴起最早，是鸦片战争前规模最大、影响最为深远的米市。鸦片战争以后，芜湖、九江、无锡、长沙的米市迅速兴盛起来，一跃而成为闻名天下的四大米市，其规模和影响又逐渐压倒了汉口、苏州。但无论是早先兴盛的汉口米市和苏州米市，还是后来繁荣的芜湖、长沙等四大米市，无一例外都处在长江边上。这一事实，不仅说明长江流域各省在米谷贸易中担当了主要角色，而且还说明长江本身在米谷贸易中也有着非同一般的地位。确实，在明清以来的米谷贸易中，长江这一天然水道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它是米谷贸易的主要运输通道。当时，湖南、四川、江西这全国三大主要粮仓的米谷，几乎都是通过长江这一主要运输通道从西往东运抵江浙，再由江浙运销北方和全国许多省区的。
明清以来，随着米谷贸易的迅速发展，湖南自然也兴起了众多的米市。以小型米市而言，全省各州县几乎都有，洞庭湖周边各县更是随处可见。至于大型米市，前已提及，主要有长沙、衡阳、湘潭三市。这其中，长沙由于有着全省政治、文化、经济中心的独特地位，加之又地近湘江水道，濒临洞庭湖区，位于米谷盛产地区的中心地带，人烟辐辏，交通发达，货源充足，购销两便，故米谷贸易的规模和影响尤为突出。
长沙的米谷贸易出现很早，宋元时期，甚至早在宋元以前，史书上就有过记载。不过，那时候长沙的米谷贸易规模还不大，没有形成足以影响全国的米市。长沙形成有一定规模的米市，开始对全国的米谷贸易产生影响，还是明清以来的事情。到了晚清时期，湖南的米谷贸易出现了从衡阳、湘潭等地向长沙集中的明显趋势，以致长沙米市迅速繁荣壮大，终于发展成了名震天下的全国四大米市之一。当时，长沙的米谷贸易规模相当可观，街上米行栉比鳞次，江边米谷堆积如山，河里运米的船只成群结队，米市上讨价还价之声此起彼伏，人群中为买卖米谷而昼夜辛苦奔忙的商人万头攒动，整个米谷贸易的场面气势如虹，热闹非凡。米谷贸易差不多成了当时长沙的第一大产业，对长沙乃至整个湖南经济的发展都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和影响。米谷贸易的勃兴，促进了湖南商品经济的发展，导致了湖南在各个领域的全方位繁荣兴盛，改变了湖南落后的形象，同时也演绎出了一幕幕惊心动魄的历史场面，催生出了一代又一代叱咤风云、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
长沙众多经营米谷贸易的商行中，陈记福湘米行的名头无疑是响当当的。然而，福湘米行虽然冠名“陈记”，老板却并不姓陈，而是姓张，大名叫做颂臣。这张颂臣可不是一般人物，说起他和陈记福湘米行的来历，长沙城里的老人们无不津津乐道，赞不绝口。
张颂臣是湘北人，祖居卧蚕山西麓山下的杨家塘。那里离石板塘不远，大约只有三十多里路。他父亲参加过湘军，曾随左宗棠出征陕甘，虽然只赶上了一个尾巴，未能来得及立功受奖，封官晋爵，但却练就了一身惊人的武艺。他母亲隋氏出身大户人家，知书识字，为人善良贤惠，是相夫教子、当家理事的一把好手。张颂臣上无兄、姐，下无弟、妹，一个人独受父母宠爱，白天跟着父亲习武健身，夜晚跟着母亲读书识字，无忧无虑，倒也过了几年好日子。但天有不测风云，光绪十二年，他刚满十二岁的时候，父母先后得病身亡。父母死了，家也就败落了，他成了衣食无着的孤儿。好在他还有个叔父，见他可怜，便收养了他。叔父对他倒还不错，婶婶和几个堂兄却横竖看他不来，动不动就冷眼相对，恶语相加。这样将就着过了三四年，没料想叔父又一病不起了。叔叔死后，他就更惨了。婶婶动不动就给他脸色看，堂兄们随时随地就借题发挥，指桑骂槐，几个嫂子则更是常常莫名其妙地朝他身上甩闲话，啐唾沫，泼脏水。家里人把他当外人看，当贼防，就连吃饭也不例外。有时候，他在家里，家里人就不张罗做饭，即便饭菜做好了，也不往桌上端。只要他一出门，家里人就立马张罗做饭吃饭。等到他回来时，灶上、锅里早已干干净净，饭菜一点都不剩了。一日三餐都难有保障，这日子还能过下去吗？他有时也想搬出去另住，但能搬到哪里去呢？靠得住的亲人一个都没有了，拿得动的财产全都被叔父家变卖花光了，父母留下的房子也全都被几个堂兄占住了。他真的是孤身一人，分文没有，无家可归了。
张颂臣的叔父是个剃头匠，在世时曾教过他剃头的手艺。叔父死前，把那个放着全套剃头家伙的小木箱子传给了他，也把剃头的事业传给了他。从此，他成了一个小剃头匠，那个小木箱子也就成了他唯一可以自由支配使用的财产。他天天拎着那个小木箱子走东家，串西家，给人剃头、修脸、刮胡子、掏耳朵，赚几个可怜巴巴的小钱。当然，就是这几个可怜巴巴的小钱，他也是不能自我支配的，到家就必须全部掏出来交给婶母。否则，他就不仅进不了屋门，而且要挨全家人的一顿臭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