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贞枝
星期一早上，一走进教室，我就发现一个座位空了。我很纳闷，因为在正常情况下，谁要请假都会事先打电话的。我立刻拨通了这个叫刘白雪的同学家里的电话，没人接。我又拨了一次，仍然没人接。这时，走廊的另一头急急走来一个中年妇女，那相貌，一看就知道是刘白雪的妈妈。
刘白雪的妈妈一看见我，额头上的皱纹更深了。她焦急地说：“老师，刘白雪来念书了吗？”我说：“没有，正给你打电话呢！”她呆了一会儿，而后很是气愤地说：“昨天晚上十点钟，有一个男的打电话到我家找刘白雪，我故意说不在。不一会儿，刘白雪趁我不注意就溜走了，直到现在还没回来。”听说这个情况，我很吃惊。我叫她立刻去找人，同时发动全班同学一起留意，有情况及时跟我联系。但是什么原因我没跟同学们说，只说刘白雪去玩，还没回来。
三天过去了，刘白雪还是没来上课。我打了几次电话，她妈妈总说正在找人。虽说孩子是在家中被叫走的，但作为她的老师，我还是十分担心。这个孩子给人印象比较内向，上课很少举手发言，但学习成绩还可以。班上有两个和她比较要好的女同学。经过询问，她们也不知道刘白雪的去向，只知道她近来和几个社会青年经常来往，特别是一个叫“12”的人。了解到这些，我的心就更沉重了。
星期四下午，有个同学跟我说，他在体育馆的旱冰场见到刘白雪了。我听了立刻赶到旱冰场。还好，人还在，正在高声谈笑。但是整个人的外貌全变了：头发拉直了，额前的刘海剪成了高低不平的样子，眉毛修过了，细长细长的，跟她出走前简直判若两人。若不是她的同伴拉了拉她，她还没有发现我。见到我，刘白雪马上又恢复了在学校里的那种温顺，低垂着头，从头发的缝隙中拿眼瞅我。我说：“去学校吧！”她点点头，拿起外套就走。
回到学校，我通知了家长。刘白雪的妈妈一见到女儿就想打，我拦住了她。我仔细地询问了她这几天的情况。原来，那天晚上打电话的男孩子叫她一起去过生日。她知道妈妈不同意，就偷偷溜了。过完生日，一个刚认识几天的“干姐”把她带去旅馆过夜。第二天，“干姐”就带她去做了头发，美了容，给了她20元钱（事后证实是180元），还叫刘白雪不要念书了。第三天，“干姐”去了厦门，刘白雪就拿着钱上了网吧，晚上也在网吧过夜。我问她：“你为什么会跟这些人在一起？”她回答：“无聊嘛！”我又问：“那为何不和自己的同学一起玩？”她耸耸肩膀：“太幼稚！”“你的干姐为何对你那么好啊，不是才认识几天吗？”刘白雪低下头，不吭声，用力咬着嘴唇，不知在想什么。
做了一个下午的思想工作，刘白雪答应不逃学了，还主动写了保证书。下个星期一，她照常来学校。星期三，她还积极参加了早会课的“读书读报”活动。这在以往很少有，我很高兴，以为上个星期“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的思想工作成功了。然而星期五，座位又空了，打电话，家里没人接，一直打，还是没人接。我又拨了刘白雪给的她的“干姐”的电话，电话已暂停使用了。
星期六下午，在两个学生的带领下，在一个山脚下我找到了刘白雪的家。她的妈妈正苦着脸蹲坐在草棚门前的土堆上。“老师，又是三天没回家了，我和她爸已经找遍了全部的地下网吧、发廊，就是不见人影啊！”说完，她“呜呜”地哭了起来。
直到今天，刘白雪的座位还是空着。她去了哪里，在干什么我不知道，就是她的父母也无从得知。但我知道，她一定在过着她认为的很快活的生活，因为那是她所向往的。就在我教的这个班将要毕业的时候，她给一个同学寄来了一封信，信很短，有一句话是给我的：告诉老师，我现在很开心！其实，不读书的感觉真好，也没有作业，没人管。
做了14年的班主任，这样的事情却是第一次见到。然而我知道，这不会是最后一次。我们这些孩子的心，已经离老师、父母越来越远了。他们有了心事，要找的第一个人不是父母，更不是老师，却是随便一个刚认识几天的什么人；他们有了困难，要找的第一个人不是父母，不是老师，却是他们心目中认为可以信赖的人。只因他们讨厌了管制，听腻了说教；因他们的生活充满了太多的训斥，太多的指责。他们需要真心的交流，渴望朋友式的沟通，需要心与心的真诚碰撞。作为老师，我们给过他们如此的机会吗？作为家长，我们给过他们足够的耐心吗？
昨天，我们六（1）班组织了一次中队活动，作为对小学生活的告别。最后，全班同学在一块横幅上签名留念。我叫班长把刘白雪的名字也签上了。后来，名字被很多学生都发现了，但是他们什么都没说，好像刘白雪从来都没有离开过这个班集体一样。是的，刘白雪本来就是这个大集体中的一员。如有可能，我真想对她说：“孩子，回来吧，真正能给你快乐的地方是学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