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一种错误认识
文化批判中有这样一种错误的认识：西方文化是海洋文化，海洋文化是重视商业的文化。中华文化是黄土文化，黄土文化是重视农业、轻视商业的文化。
产生这种错误认识的原因在于没有弄清中华文化的源和流。源头的中华文化是既重视农业又重视商业的文化，西汉以后的文化，是重视农业、轻视商业的文化。
源头的中华文化即中华元文化有一个发展问题，同时也有一个变质问题。两个文化两本账，不能混在一起算，这是文化研究者应该注意的基本常识。
二、神农氏创造的市场
中华大地上第一个交易市场是神农氏创建的。神农氏是《周易·系辞下》所记载的五大圣人之一。这里记载了他的两大功绩：一是发明了促进农业生产的先进工具——耒耜，二是建立了交易市场。
“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周易·系辞下》）
从时间上看，神农氏所建立的这个市场大概是人类历史上最早的交易市场。从规模上看，这是个容量非常大的市场，市场里面容纳了两个“天下”——天下之民与天下之货。从性质上看，这里的贸易是自由贸易，“交易而退，各得其所”；欺行霸市的行为、指令性的计划在这里并不存在。“日中为市”，一切交易都在阳光下进行，黑幕下的交易是不允许的。进入市场不需要任何形式的行贿受贿，凡是可以上市的货物都可以上市，不需要烦琐的申请与批文。
神农氏是黄帝之前的圣贤人物。之所以称神农氏，因为其重视农业。神农氏重视农业，是人所共知的事。神农氏尝百草，也是人所共知的事。然而，神农氏创建第一个交易市场的事，却是很多文化研究者应该知道却不知道的事。
三、重商的文化
打开一部部早期的经典，部部都有商业贸易的记载。
周武王革命成功后向箕子请教治国之道，箕子向武王讲了九条大法即洪范九畴，其中第三条为“农用八政”。“八政”食为首，由此产生出了“民以食为天”的格言。食之后就是货。《汉书·食货志》对“货”做出了商业贸易的注释：“布帛可衣，及金刀龟贝所以分财布利通有无者也。”商的重要性在“八政”里仅次于食。
《尚书·酒诰》中有鼓励农民在农闲的时候经商的政论：“肇牵车牛，远服贾用。”贾者，商也，贸易也。年轻人在农事完毕之后，可以牵牛赶车到外地去从事贸易。赚到钱好好孝顺赡养父母，自己也可以办丰盛的膳食，祭祀之日还可以饮酒。《尚书》有多处鼓励贸易、鼓励商品流通的政论。
《诗经·氓》中记载了一位做布丝生意的坏小伙儿，不好好做生意，却去挑逗人家小姑娘：“氓之蚩蚩，抱布贸丝，匪来贸丝，来即我谋。”《诗经》之中有贸易。
《逸周书·文酌》记载了文王治国的政治主张，其中三次提到商业商人之“商”：要使商贾交易货物，要为流通货物提供便利，要解决商人资本短缺问题。重商为文王行政的“五宝”之一。解决商人资本短缺问题为文王“七信”之一。一部《逸周书》，有十几处关心商业贸易的论述。在《程典》一文中，还明确指出官员不能经商：“士大夫不杂于工商。”由此看来，中华民族祖先在周代已经知道了官员经商的危害性。
《周礼·地官》中有十种管理市场的官职：有管理摊位与度量衡的；有管理交易契约的；有管理成交情况的；有管理税收的；有巡查市场，防止暴力捣乱的；有拘捕在市场上犯罪的……值得注意的是“泉府”一职，其责任是收购那些卖不出的货物，然后卖给不时之需之人。《周礼·冬官》开篇指出，国有六职：王公、士大夫、百工、商旅、农夫、妇功。国有六职，商居其一。商旅与王公、士大夫并列为伍。《周礼》重商，重到了如此程度。
《春秋榖梁传·成公元年》中记载了关于“士商农工”的划分：古者有四民：有士民，有商民，有农民，有工民。单单从位置排列上看，“士商农工”之中，士排第一、商排第二。“士商农工”四大阶层，只是分工不同，没有高低贵贱之分。注意，这里所记载的是“古者有四民”，古到什么时候，古到“成公”之前。成公之前的中华民族已经知道了商业与商人的重要性。这里的商，位于农工之前这里的排列顺序不涉地位高低的价值判断。
《管子》一书中有这样一个论断：“士农工商四民者，国之石民也。”管仲作为治世之能臣，其清楚地知道“士农商工”四大阶层对于国家的重要性，所以他认为“士农商工”都是国家稳固的基石。《管子》里的土农工商的排列顺序揭示的是分工不同。同样不涉及地位高低的价值判断。
《论语·子罕篇》中记载了一段关于“卖美玉”的对话。子贡问孔子这样一个问题：“手中有美玉，是把它收藏起来呢，还是把它卖掉呢？”孔子毫不犹豫地回答说：“卖掉它！卖掉它！有个识货的人就卖掉它。”——“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贾者也。”这里的对话，有两重意思：言外之意与言内之意。言外之义是用学问去求官，言内之义是做买卖。“沽”等同于现代汉语中的“卖”，“贾”等同于现代汉语中的“商人”。求官之道，用买卖之道来表达，孔夫子也是赞成经商的。
《孟子·公孙丑上》中对商业、商人提出两项轻税政策：一、市，廛而不征；二、关，讥而不征。前者的意思是，在市场上为商人的货物提供场地而不征税。后者的意思是，关卡上只是稽查而不征税。孟子推行仁政，轻税薄赋是仁政的一项重要内容。轻税薄赋，不单单是对农民而言的，也包括商人在内。孟子还主张，如果市场上货物一时滞销，政府应该依法征购，不能让货物长久积压，这样，天下的商人就会愿意到这里经商。
《荀子·王制》篇中由天理论人理，论及“农士工商”时，论出了“一也”的道理。荀子曰：“君臣父子兄弟夫妇，始则终，终则始，与天地同理，与万世同久，夫是之谓大本。故……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一也，农农士士工工商商一也。”荀子论“农士工商”，有“一”之论，没有“本末”之论。
在重商的文化氛围中，政治家可以弃政从商，大儒也可以亦儒亦商，前者有范蠡（陶朱公）为证，后者有子贡为证。民间传说的姜子牙既贩过猪又贩过羊，从事过小本买卖。
四、文化的变质
轻商抑商是文化的变质而不是中华文化的本源。第一个从理论上贬低商人的是韩非子，在中国历史上，是他第一个把商人骂为蠹虫。在这里，有必要说明这样一个事实：秦始皇喜欢韩非子的理论，但并没有接受其贬低商人的主张。《史记·货殖列传》中记载了一个巴国寡妇清，因经营丹砂而富甲一方。秦始皇曾用宾客的礼节接见过她，而且还为她修筑一个“怀清台”。
从政治上、政策上轻商抑商是西汉的晁错，他为汉文帝写了一篇陈述政见的奏疏，名为《论贵粟疏》。篇中把战争造成饥饿的责任，推在了商人身上。晁错把货物流通以及商业利润看成了罪恶，“商贾大者积贮倍息，小者坐列贩卖，操其奇赢，日游都市，乘上之急，所卖必倍”。晁错根本没有把商业流通看成是一种劳动，认为商人“男不耕耘，女不蚕织”，却“衣必文采，食必粱肉”，完全否定了商人在货物流通中的辛苦劳动及积极作用。这篇文章文笔流畅，但是把道理讲歪了，晁错抑商的主张，在西汉以后的两千多年里一直被当政者所推崇。两千年来的皇帝大都主张“独尊儒术”，但是没有哪个皇帝知道晁错所学所主的是申不害之术，而申不害恰恰是属于法家。
汉《傅子·检商贾篇》居然出现这样一个谬论：商业是不可废除的行业，但商人却是贱人。《傅子》曰：“夫商贾者，所以冲盈虚而权天地之利，通有无而一四海之财，其人可甚贱，而其业不可废。”《傅子》在《百子全书》中是以儒家的身份出现的，这真是令人费解。有《周易》在，有《尚书》在，有《周礼》在，也有《逸周书》在，还有孔孟的典籍在，真正的儒家以及儒家推崇的经典里有商人“甚贱”的说法吗？神农氏开创市场为圣人，为什么后继之人为贱人呢？与儒家的理论相悖却又要挂儒家的旗号，这是汉朝以后学术界的一大特色。
更令人不可思议的是，两千年来的文章一大堆，居然少有为“商”正名的文章，以至于国人不了解中华大地上曾经有过重商的元文化，这是否可以证明西汉以后这个民族的文化水准已经完全下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