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夏接连掠边，神宗甚为震怒。旧耻未雪，又添新恨，实在按捺不住，意欲兴师问罪。朝臣议论不一，有主战者，有主和者。尤出意外者，司马光却一反常态，力主兴师问罪，平添上伐夏决心。辅臣曾公亮、陈升之、韩绛亦知今上年轻气盛，久欲雪先朝屡战屡败之耻，然又知国计艰难，军威不振，未必稳操胜券，但难能挡定今上。枢密使吕公弼素来息事宁人，虽主和，但无辞以动今上。王安石以为国之积弊不革，积弱之势未转，诚非用兵之时，且制夏非独兵戎相见一途，况改易更革方始，战衅一起，势必延误新法之推行。此时，司马光反常态主兴师，倒引起他深思。但是，今上意在兴师，他也难当面顶挡，只好转弯道：“廷臣主战主和各有说辞，亟宜聆听边臣对和战之见，即使用兵，亦须同彼等商议战策才是，故臣建言急召沿边诸臣诣京，令各陈攻守之策。”神宗依奏。
走马承受李宪受命诏告陕西沿边诸将诣京议事。宪率二轻骑，快马加鞭，不消十日到达京兆府。永兴军奉旨，不敢怠慢，急遣飞骑，知照泾原、环庆、延诸路边将抄近路径直诣京；并令李宪疾驰秦州，知照韩缜、王韶。这日，李宪驰至秦州，恰逢王韶从通远军来州述职。
王韶听旨后对韩缜道：“前次韶献平戎策，蒙上采纳。今联络诸蕃已大有进展，正欲向朝廷述职。今番诣京，正其时也。”
原来，王韶献平戎策后回到秦州后，急趋渭源说董毡道：“夏人比年攻青唐。倘克之，必□兵南下，大掠秦渭之间。君部在诸蕃中虽能粗立，若夏人蚕食诸小部后，君能独保乎？”董毡道：“我何尝不知夏人虎狼之心，但势单力薄，怎可以卵击石？”韶道：“诚如君所言。韶有一策，联合诸蕃以抗暴夏，如何？”董毡道：“善则善矣，然诸部各据一方，不相隶属，且彼此猜忌，孰能统之？”韶道：“确氏子孙，惟君尚能粗立，部族较大，倘能因势诱导，晓以利害，联诸部抗夏自保，或可有为。君若有意，朝廷助你成此大业。”董毡尚有犹豫。韶继道：
“君与韶交非一日，并伴君诣京面圣，何曾有诳君之处？”董毡道：“使君信人也，交往之汉官，无如使君善待我族者，岂有疑君之心。我犹豫者，无计以施也。”韶道：“韶已计之。俞龙珂在青唐最大，夏人久欲羁属，因此连年以兵相胁。韶前去说俞龙珂，晓以利害，促其与君合盟抗夏。若盟成，木征、欺巴温诸小部，处君与俞龙珂两大部之间，然后招抚之，彼等势必附顺；若有不从者，以兵临之，恩威并用。君以为如何？”董毡道：“好计谋，但不知俞龙珂是否动心。”韶道：“韶相机去青唐游说，君拭目以待。”
王韶回到通远军，与诸将计议，皆愿率精锐轻骑前往，若说不成，以兵胁之。韶道：“兴师动众，反惹俞龙珂见疑与青唐诸部惊扰，不若以巡边为名，率数骑即可，如此又不使夏人警觉。”次日，王韶仅率二骑间道西行，不消数日，直抵俞龙珂帐。俞龙珂惊慌万状，急忙出迎，致歉道：“不知汉使驾临，有失远迎，实在怠慢，还望恕罪。”韶道：
“恕我冒昧，不打招呼，鲁莽直登宝帐，君不见疑耶？”俞龙珂笑道：
“使君单骑走蕃部，不疑有险，我何疑焉？”说后两人哈哈大笑，相挽进入帐内。俞龙珂献哈达，王献以砖茶馈赠。俞道：“使君下临青唐，不知有何见教？”韶道：“青唐濒倾覆之灾，君尚不知耶？”俞道：
“然天朝边州已不堪夏人之扰，信乎？使君此来为青唐计，抑为天朝计？”韶道：“君应知夏人攻青唐，志在囊括，对我边州不过侵扰而已。夏人并吞青唐之力有余，亡中国尚无此肚量。君问韶为青唐计为天朝计，韶为天朝臣，岂可不为天朝计，但不妨亦为青唐计。夏人若强攻青唐，君能自保乎？夏人一时尚不并力攻青唐者，亦慑于天朝抄其后耳！君附天朝则存，拒天朝则亡，何去何从，君自思之。”俞起立拜道：“恕适才戏言，我岂能不知此中利害。我久欲附天朝，奈无人通引。今使君不计险阻，下临我部，此天助我也，望有以教我。”王韶遂将说董毡一番语言，又说与俞龙珂。俞大喜道：诚能联合各部共抗夏人，此吐蕃之大幸也。韶道：“君诚能附宋，亦天朝之幸也。韶即奏请皇上加封。”遂解佩剑赠俞道：“此剑为今上所赐，转送与君，以示敬意。”是夜，韶留宿帐中，与俞夜谈甚欢。次日诸豪皆来谒韶。
俞龙珂遂率所属十二万口内附。王韶又奔各部游说，合纵抗夏之势力初成。
永兴军路之延、环庆、泾原、秦凤及河东路之麟府诸将次第抵京。这日，神宗朝会，与文臣武将集议和战之事，开言道：“朕即位以来，谅祚肆虐，幸天不彼，少壮殒命。原以为秉常尚幼，西事当平静一时。孰知其母梁氏专政，狡黠成性，年来接二连三侵扰边州，掳掠我子女、牲畜、财物。庆历以来，对夏屡战屡败，天朝蒙耻。日今旧耻未雪，又蒙新耻，朕何以堪！迩来朝廷开议和战之策，有主战者，有主和者，朕犹豫待决。今召边臣诣京共商攻守之策，卿等各坦诚直言，朕虚怀以待。”参知政事王安石开言道：“和战两议，各有说辞，已为朝廷诸公熟知。而司马学士此次一反常态，力主兴师问罪夏人，令安石不解。元年，上召学士对延和殿，学士言谅祚称臣奉贡，不当诱其叛臣，取绥州以滋边事；后又附文彦博等之议，罪种谔构衅，以为其屈在我，主归还绥州于夏人。此次夏人以不归还绥州为名，侵扰边州，学士反主兴师问罪。想学士必有新说，愿闻其故。”司马光笑道：“相公深谙经义，岂不记孟子‘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之语。前番边臣以一城之利，诱降彼将，夺其绥州，非仁义之举。为一不毛之地，兵戎相见，陷君于不仁不义，非忠君利国养民也，故力主归还绥州以和。今番朝廷许以纳二寨还其绥州，而夏人背盟，贪得无厌，攻我边州，是其背义，其屈在彼。若不兴师问罪，彼必笑我怯懦，使天朝蒙耻，非人臣所以事君也，故主兴师问罪。光前后主张均不背乎忠君利国养民之旨，恪守仁义之说。相公有何不解？”语毕，洋洋得意傲视安石一眼。不待安石分说，知清涧城种谔听到此处，按捺不住，奏道：
“陛下，司马学士说到前番罪臣取绥州之事，可否容臣分辩几句？”神宗心知种谔取绥州有功，曾遭错处；自己当时为息事宁人，屈就文彦博、司马光及枢密诸臣之议，违心错处种谔，事后每感不安，因此，今日准其在朝堂上吐口冤气也好，遂道：“种卿说来。”种谔道：“听司马学士仁义之论，方知当年罪我之由。谔一武夫，亦知天朝素以仁义待外国及臣服之蕃属。自南平江汉，西取巴蜀，北伐太原，臣服吴越后，与我争雄者惟辽、夏而已。澶渊誓盟后，我与辽约以兄弟之邦和平相处，边界虽时有纠葛，然双方以大局为重，互忍互让，多年来未动干戈，且庆吊往来不断。夏则不同。自元昊立国，雄踞西北，虎视眈眈，伺机扩张，其对辽非无野心，然力不从心，且慑于辽盛，不敢东向，遂欺我懦弱，屡犯边州，掠子女、牲畜、财物，以济其困，以广其土。夏与辽不同，辽以守疆保土为足，夏则以掠土扩疆为志，虎狼之性，沿边妇孺皆知。元昊当国以来，同我有三川口之战、好水川之战、麟府之战、定川之战，均是夏人构衅。谅祚子承父业，屡犯边州。日今梁氏专政，本性未变，继续扩张。是我构衅，对夏人不仁不义，抑是夏人侵略成性，寻衅生事？史实昭然，黑白分明。同夏人讲仁义，无异与虎谋皮。司马学士对制虎狼之敌者，反罪以构衅，以为理屈；对夏人略土反而以为有理，应予退让妥协，并美其名曰此忠君利国养民之旨也。对此，谔实不敢领教。”绥州安抚使郭逵继道：“说起城绥州之事，允臣陈述一二。适才司马学士说绥州是不毛之地。前番城绥州之争，学士与文相及枢密诸公均认为一城之存废无关紧要，不应为此滋事，开启边衅。逵以为其实不然。自种世衡城清涧、种谔城绥州后，延一路已扭转夏我之间攻守之势。三川口之役，夏人一举兵临延州城下，致我应对失措，遂有三川口之败。后，范仲淹公领延，修城堡，练士卒，通斥候，采用积极防御措置，稳住了阵脚。然夏人牧马绥、银，直逼延安之势未减。自我城清涧、绥州后，右固延安之势，左致河东之粟，夏人威胁延之势顿改，相反，我可直指银夏，威胁夏土。此夏人力阻我城清涧、绥州之故也。由此可知清涧、绥州非不毛之地，亦非可有可无存弃无关紧要。种氏父子城清涧取绥州之功，岂可抹杀？怎可罪种谔滋事启衅！种谔受错处后，以大局为重，不怨上，不诿下，一身承罪，忠义凛然！奢言忠君利国养民泛论仁义者，岂能与之相比哉！”神宗听后动情，说道：“信哉！种、郭两卿之言，城清涧、绥州，诚有功国家。适才两卿陈辞，为国之心沛乎其间，却不夹杂个人恩怨。有将如此，朕无忧西人矣！”逵、谔跪拜道：“谢皇上嘉勉，臣等愿肝脑□地，以报朝廷。”上复询郭逵道：“今番兴师问罪夏人，可乎？”逵道：“当今延一路仍应遵循仲淹公积极防御之策，以固延安，若兴兵伐夏，尚需时日准备。”上遍询环庆、泾原、麟府各路，皆与逵议同。知秦州韩缜道：“秦凤一路北接夏国，西与吐蕃诸部相连，我与夏人向来争相招抚诸蕃。诸蕃附夏，则秦州危矣；若附我，则夏人腹背受制。此中情况，知通远军王韶知之甚详，可否由其奏说？”
上道：“朕正欲知诸蕃近况，王卿说来。”王韶道：“前次韶上平戎策，以为欲取西夏，当先复河、湟，则夏人腹背受制。蒙上采纳后，韶年来联络诸蕃，事已大有进展。渭源之董毡与青唐之俞龙珂两大部落均愿附天朝，并愿联合，力制诸小部落共同抗夏。诸小部落中木征、欺巴温二部若顺从，则事谐矣！惟此事尚需时日，顺乎自然，不可急取，急则生变。以此观之，当前不宜出师。”韩绛奏道：“王韶之策乃制夏之要略也。此策若成，则夏有腹背受敌之忧，对我有肘腋之助，使夏人不敢□力攻我，若彼倾巢出动，诸蕃可乘虚直捣其腹心。当前除秦州修好诸蕃外，尚需着力改革兵旅，整饬边防，筹办军需，待诸事就绪后，方可出师伐夏。”上询枢密使吕公弼之见，公弼应道：“韩副使言之有理，公弼附议。”上询中书诸辅臣，王安石奏道：“陛下方图大略，力挽积贫积弱之势，振兴国家。西夏猖獗，乃缘我积弱招致也，我对夏屡战屡败，乃积弱之恶果也。故制夏必须改易更革，扭转积贫积弱之势。日今变法伊始，顿兴干戈，不仅延误革改大计，亦无必胜之把握。日今兴师非其时也。”神宗听到此处，慨然道：“然则任夏戎狂狷，无视中国乎！”司马光趁机道：“绥州至重，前次为一地之得失，而必兵戎相见。日今夏人背盟，且屡犯边州，无视天朝，辱在社稷，如不兴师问罪，不知执政诸公何以对君父乎？”同知枢密院陈升之道：“兴师问罪，倒是痛快，然今日兵精乎、器锐乎、粮备乎，时势利乎？此数者不可不计也。出师必以仁义，然仅以仁义可保胜耶？”韩绛道：“庆历年间，元昊略土，攻我延州，我兵败三川口，折大将刘平、石元孙及部卒万余人。继之元昊又亲率十万之众犯我泾原。朝廷命韩琦、范仲淹二公分司泾原、延。韩公失察形势，主□兵击敌，致有好水之惨败，折大将多人，丧师万余。范公采用积极防御之策，夏人无机可乘，不敢冒犯延州。韩公抗敌泾原，仁义之师也，然出师未能取胜。范公积极防御，亦可制夏，故制夏非兴师一途。”安石道：“环顾今日之势，中书以为不因夏之扰边而动摇变法大计。对夏既不可贸然用兵，亦不可因循苟安。当今制夏之要：一遗使问罪。如不谢罪，断绝岁赐，禁边民与夏私市，以财货困之；二从王韶策，招抚诸蕃，合纵抗夏，使其腹背受制；三督令沿边各州整饬防务，勤练卒伍，修补城堡，通斥候，察敌情，不可懈怠；四从根本计，请陛下诏令沿边各要地先行置将，革去禁军轮戍之法，并在禁军中精择青壮实边，使将有常兵，兵有常将，并诏沿边编保甲，行兵民合一，巩固地方治安，严防夏人骚扰；出内帑籴粮，以备军需，设兵器司，制备军械。此数者，不仅今日防边之需，亦来日伐夏之备也。以上建言，请陛下熟思。”上问：“枢密院有何奏说？”公弼答道：“中书诸公谋虑周到，请陛下决断。”上询公亮，答道：“安石所奏乃中书集议，臣以为可行。”上道：“朕原拟兴师问罪夏人，听众卿议论，知朕性急，想得不周到。朕从中书之奏，就由二府会商实施。边臣辛苦，此次到京，请二府代朕赐宴，多加礼遇。”退朝出来，司马光谓吕公弼道：“安石颇有心计，唆使一二武夫教训于光。”公弼道：“君实不必多心。公弼原亦主弁绥，听彼等说辞，确实有理。”光默然，苦笑告别。
对夏策略已定，安石决心继续推进改革。自刘述等遭贬，朝廷变法与反变法之争，层面上似乎平静些：富弼居家不出，屡乞致仕；范纯仁罢谏院，谋放外；司马光感到力单，只得暂且缄口；其他如苏轼兄弟等虽持有异议，但人微言轻，难掀波澜。安石欲趁此良机，进而推行青苗法。这日，他与同领条例司陈升之、条例司检详文字吕惠卿、苏辙、程颢、条例官章、检正中书五房公事曾布等集议行青苗法事。
安石道：“青苗法源于李参在陕西实行之青苗钱，即令民自度粟麦之赢，先贷以钱，俟谷熟还官，号青苗钱。行之数年，廪有余粮。此法非惟待凶年之患，而民受贷，则兼并之家不得乘新陈不接以邀倍息。愚知鄞县，仿而行之，以常平仓储为本，贷谷与民，行之亦有效。贷钱、贷谷虽异，其法一也。”苏辙道：“以钱贷民，使出息二分，本以救民，非为利也。然出纳之际，吏缘为奸，法不能禁。钱入民手，虽良民不免妄用，及其纳钱，虽富民不免逾限，恐鞭笞必用，州县之事不胜烦矣。”吕惠卿道：“子由所虑者，或许有之。行青苗法可能发生吏缘为奸之事，推行其他政令何尝不有吏缘为奸之事。要在廉政，岂可因噎废食。”章道：“所虑民得钱妄用或逾限不还，亦许有之。然就大体而言，良民当自会勤俭持家，富民亦不至个个冒法耍刁。即使有之，州县自管，正是职责所在，不能曰烦。设官本为理民事，为图清静，政事尽可罢之，岂为政之道也。”曾布道：“李参在陕行之有效，王公行之鄞县，民皆称颂。贷谷与民，以济青黄不接，既杜高利贷乘机盘剥，又使农人适时以赴农事，并可使常平储粮以陈易新，减少仓耗，于国于民两利。以为此法不可行者，恐惟兼并之家耳！”苏辙听后，面红耳赤，抢白道：“是何言哉！辙家虽稍有田亩，当不至为一己之私而作斯言。为避嫌，请王、陈两公将辙调出条例司。”正在僵持之际，京东路转运使王广渊求见，陈升之道：“来得好，倒要听听路司有何见教。请其进来。”王广渊坐定后，安石将争论之事略述一遍，问广渊之见。广渊道：“正为此而来。京东路今夏歉收，河北一带农人缴过地租，所余无几，衣食与农事难以为继。兼并之家乘急邀利。为此，广渊此来乞朝廷允留本道钱五十万，贷之与民，待秋后归还本利。不意诸公正研讨此事。青苗法符合下情，望早行之。”安石道：“子由所虑，亦有道理，若著为令，当尽可趋利避害。鉴于广渊所请，可先允京东路试行，如何？”升之及他人均点头，苏辙不好再说。欲知青苗法可行否，请看下回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