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团几十号人马中，徐老师一直是为数极少的几个认真听袁导讲解的人之一。她不仅一字不漏地听，她还会时不时地纠正他讲解中的细小错误。她纠正他的时候，声音很轻，显然不是给他听的，甚至也不是给邻座的沁园听的——似乎仅仅只是一种自言自语的习惯。
挑错，这是教书先生的普遍职业病。沁园想。
可是当巴士接近布达佩斯城的时候，徐老师变得明显的心不在焉坐立不安起来。她显然没在听袁导的讲解，她的眼睛在不停地扫视着车窗两边的街道和建筑物，目光像蜻蜓的翅膀不停地扑扇，驻停片刻，又抽搐着离去，满是压抑得很紧的兴奋，和压抑不住的紧张。
“一个多世纪之后的一九五六年十月，另一把火，点燃了另一场革命。这一场革命里没有裴多菲——裴多菲早已经死了。也没有诗。但旅途也是从这里开始的，顺着裴多菲的脚印走出去。这场革命走得很远，很远，可还是没能走到头。五十年前的尘埃到现在才渐渐落定，那场革命如今只留下一个名字，那就是纳吉。”袁导说。
“纳吉，是谁？”小郭的女友一脸茫然地问。
袁导看了一眼沁园，两人会心一笑。袁导知道这个团里有一半以上的人不知道纳吉。纳吉可以是许多东西。纳吉可以是一部复杂的史书，一门深奥莫测的学科；纳吉也可以是一场浩大争论的开始，或者一次煽动性演讲的结尾。可是纳吉无论如何不是一个由许多年轻人组成的旅游团的合宜话题。
“纳吉，嗯，也就是一个，失败的英雄。”袁导沉吟了半晌，终于说。
“许文强。”有人刚刚看过新版的《上海滩》，大嚷了一声。众人哄的笑了起来。
“许文强是英雄，但不算失败。”一个小伙子说。
“没得到冯程程，就是最最彻底的失败。”一个年轻女孩反驳道。
众人又是一阵笑。
徐老师没笑。徐老师没笑，是因为徐老师根本就没在听。徐老师已经渐渐游离了人群。徐老师背对着人群，独自走到了广场中间，脚步惶然，目光也惶然，像是一场目标不定的找寻，更像是一次温柔湿润的抚摸。
这是自从巴黎出发以来最晴朗的一天。天空如同一匹扯得极紧的蓝布，从地的这头，一路蒙到地的那头，找不见一丝皱褶瑕疵。阳光白得让人几乎产生了夏天的错觉。没有风。地上的落叶，是在前一天的风里飘零的。枝头的叶子，正在明天的风到来之前苟且地享受着生命最后的辉煌。有一群鸽子从头顶飞过，翅膀在空中留下了一串凌乱的划痕，鸽哨声嘤嘤嗡嗡不绝于耳。
所有的记忆都不可靠，只有镜头，才能永久地，绝不走样地，把这个下午存留在记忆之中。
沁园第一次后悔没带照相机出来。
徐老师走热了，脱下身上的灰外套，塞进了随身的肩包里，包立刻鼓胀出了一坨肿瘤。撑得几乎要裂开口的肩包，趴在徐老师瘦骨嶙峋的背上，突然就叫她有了几分驼兽般的佝偻。
“我来，帮你背。”沁园走过去，对她说。
徐老师没听见，沁园就扯了一下她的肩包。
徐老师吃了一大惊，仿佛当街遇到了一个劫匪。她一把拽住了沁园，从沁园手中夺回了那半截从她肩上溜滑下来的背包带。
“啊，不，不，我自，自己来。”
沁园感到了隐隐的疼——那是徐老师的指甲在她的手腕上留下的掐痕。
“这里是有名的瓦茨街的街尾。从这里往回走，你们能看见整个东欧最著名的步行街。”袁导说。
“在这里你可以找到来自世界每一个角落的精品，当然，前提是你不在乎价格。我建议某些荷包并不十分饱实的年轻人，最好不要随便领你们的女伴逛这些店铺，因为进门的时候，你们还是亲密爱人，出门的时候，可能就该讨论分手之后的残局了。”袁导斜了一眼小郭，众人又是一阵大笑。
“其实，瓦茨街的繁华，并不是今天才开始的。就是在铁幕统治下的年代里，瓦茨街也是整个东欧的神往之地。它不是西方，却是离西方最近的一面镜子。连苏联的老大哥们，也会在每一个可能的假日里，带着家人来到瓦茨街，呼吸一下略微轻松清新的空气，在镜子里看一眼他们没有可能真正见识的西方世界。”
“不，不都是，这样的……”徐老师嚅嚅地说——依旧是自言自语。沁园看见徐老师的眼睛亮了一亮，她显然听见了袁导的话。
旅行团沿着瓦茨街打散了，开始了一个小时的自由活动。几天的相处，人群已经形成了只可意会的默契组合。这种不成文的松散组合，比任何一种有纲领宪章规范的组合，更为牢不可破。向来独来独往的沁园，这次决定跟徐老师走。作为新闻记者的那个沁园，在沉睡了几天之后突然醒来了，她隐隐看见了一段泛黄往事留下的蛛丝马迹。
“徐老师，我请你喝一杯咖啡——我刚刚换了好些福林币。”
“哦，等等吧。”徐老师没有拒绝，也没有答应，只是匆匆地赶路。徐老师走得很快，脚步在路面擦起一股轻尘，快得连沁园也开始感觉吃力。
“徐老师，你不是第一次，来匈牙利吧？”沁园问。
徐老师怔了一怔。
“你是作家吗？”她偏头看了一眼沁园，问道。
这回轮到沁园吃了一惊。
“你，你怎么知道的？”
“我不知道，我只是猜的——你眼睛很尖。”徐老师说。
沁园的心又落回了胸腔。
阳光开始偏斜，建筑物和树木在地面上投掷下大块大块的阴影。鸽子在光斑里绕着人脚来来回回地行走，眼里充满了可怜的企求。
这个时候，徐老师的背包里，要是有一片多余的面包就好了。沁园想。
“很久以前，来过。”徐老师说。
“十年，还是二十年？”沁园问。
徐老师轻轻地笑了一声。这一声笑非常短促、干涩，没有任何拖泥带水的延伸和牵连，更像是一声没有痰的干咳。
“五十五年，零三个月，零六天，以前。”她说。
五十五年零三个月零六天是个什么概念呢？那就是把她和儿子欢欢的生命铺陈开来，再焊接在一起，才勉强可以抵达的长度。沁园想。
“是旅游吗？”
话一出口，沁园就感到了自己的无知。五十五年前，旅游不是人们生活辞典里的一个常用词。不，它甚至不是一个生僻词。其实，那时它压根就不是一个词。
“我和我们学校的，我是指莫斯科大学的，同学，一起来布达佩斯的。不，我们不是来看瓦茨街的西方稀罕的，我们是来参加匈牙利劳动青年大联欢的。那晚，我们在这里看了歌舞剧《海鸥》。”徐老师指了指不远处的佩斯剧院，对沁园说。这是她对她说过的最长的话。
留学生，她是苏联留学生。原来，她是被那个旷世巨人称为“早上八九点钟的太阳”的那群人中的一个。
沁园心中有无数个问题，在前后拥挤着急切地等待着一个出口。可是她知道她不能心急。这个走在她身边的老女人是一管内涵丰硕却口子极细的牙膏，她只能慢慢地一点一点地挤，哪一下过重了，她就有可能把一管牙膏挤爆。
“你学的，是什么专业？”沁园问。
徐老师没有回话。牙膏的口子封住了，她的心已经不在沁园的话上。她的心在脚上——她在急急赶路，朝着佩斯剧院的方向。
日头又偏了几分，阳光把佩斯剧院切成了两半，一半在明里，一半在暗里。明里的那一半招摇地彰显着被岁月层层叠加上去的辉煌细节，而暗里的那一半只余下色彩和构架都已经走形了的模糊和灰涩。
徐老师沿着被阳光分割成的那条线朝剧院走去，最后的几步，几乎接近小跑了。可是，就在离剧院几步路的地方，她却突然慢了下来。
她仰脸看了一眼剧院门上张贴着的那几幅五颜六色的剧目广告，但是她的目光没有在上面驻留。她的目光沿着院墙心不在焉地扫了一圈，脚步就偏离了方向，摇摇晃晃地朝剧院后面走去。
剧院后巷是一个冷僻之处，游客的喧闹流到那里，已经成了一丝孱弱的尾声。剧院的后巷从来没想过招徕游人，剧院的后巷是一个卸下一切妆容的素颜女子。昨日的风把落叶推扫在角落里，每一脚踩上去都是惊心动魄的碎裂声。院墙边上有一排硕大的梧桐树，茂密的树荫遮天蔽日。种树秧子的人当时也许没有估算好成长空间，如今树和树枝桠和枝桠之间是一片无法理清的拥挤和凌乱。
从左数到右是七棵。从右数到左也是七棵。
徐老师仔仔细细地数着那一排梧桐，最后在中间那棵树前停下了步子。她的目光伸出一根一根柔软的舌头，一圈又一圈地舔舐着树身。树被忽略了很久，也许一年，也许十年，也许从它被下种的那天起。它有些不习惯这种突如其来的亲昵，它在她关注的目光下不知所措地低下了头。渐渐的，她的脸上显出了游移的神情——她开始怀疑越行越远的记忆。
“应该，应该就在这里啊。”她自言自语地说。
突然，她像想起了什么，把头抬得更高一些。一圈，又一圈，她的目光开始了新一轮的巡游。
“啊，在，在那儿！”
徐老师轻轻地叫了一声，举起右手指给沁园看，树枝分叉处用利器雕琢出来的一行字。这行字在刚刚雕琢出来的时候也许是工整的，可是树在成长的过程里厌倦了字的存在，把它们愤怒地撕扯成了凹凸不平歪歪扭扭的一团。如今它们如同一条条饱肥而肮脏的蛆，拥挤无序地匍匐在树的苍皮之上。
“我应该想到，树是会长高的，怪不得我找不到。”徐老师喃喃地说。
沁园仔细地看了几个来回，才隐隐看清了一串加号和几个等号，其余的，一个字也认不得。
“是俄文吗？”
徐老师点了点头。
“卡佳+德米特里=革命+理想+爱情=永恒。”
徐老师一字一字地念给沁园听。徐老师的声音是克制的——那是她一辈子养成的习惯。可是无法克制的，是她的声气。她的声气里有许多条细细的裂缝，每一条缝里，都渗漏着隐隐的激动。
“卡佳？”沁园疑疑惑惑地问。
“那是我的苏联名字。”
“那么，德米特里呢？”
这是沁园的下一个问题。可是沁园还来不及问，就发现徐老师的五官突然抽搐了起来，越抽越紧，紧成了一个乱线团。
“德米特里，五，五十五年了，字，还在……”
徐老师呻吟了一声，捂住胸口，身子渐渐地低矮了下去。她瘫坐在树根上，两眼紧闭，面色煞白。
“药，药，在包里……”她摊开手，对沁园说。
巴士在离开布达佩斯的时候又耽搁了半个小时——是等红衫女子。
红衫女子提着大包小包从瓦茨街购买的礼品，匆匆跑上车来，高跟鞋在台阶上卡住了，差点摔了一跤。
红衫女子显然走了很多路，额上闪着一层猪油似的汗光，衣裳背上有两大团汗迹。红衫女子在座位上坐下来，就动弹不得了——礼品袋把她前前后后地围困住了。
“哎，你，”红衫女子腾出一个手指，指了指袁导：“别光站着看，给帮个忙。没看过杜拜的导游吧？你进商店买东西，他跟在后头提。每一分小费，挣得都有道理。”
全车的人都替袁导不堪。沁园低了头，不敢看袁导。
谁知袁导哈哈一笑，走到红衫女子身边，说：“谢谢大姐把我当老公使唤——这才叫信任。”
众人哄的笑了。
得在这条路上走多少个来回，被人照脸打过多少记耳光，才能磨砺出这样的一副脸皮，和这样的一条舌头呢？沁园暗想。
“瓦茨街的东西，比香港要贵个一两成，可是款式新啊。你看这款Gucci包包，要流行到香港，起码是六个月以后的事呢。”
红衫女子转过身来，对后排的一对美国来的夫妻说。
那对夫妻没有搭茬。这个时候车里没有人会和红衫女子搭茬——人们还在为那丢失在她手里的半个小时耿耿于怀。
袁导给大大小小的礼品袋都找到了稳妥安身之地，才对红衫女子微微一笑：“大姐下回别尽买包了，也买只好表，看准时间。”
红衫女子哼了一声，说：“我知道我晚了半小时。可是你先前堵在路上，晚到了两小时，我说什么了吗？两下一减，你还欠我一个半小时呢。”
“你这个……”车里有个中年男人正要站起来说话，却被袁导用眼光狠狠地按捺住了。
袁导知道虽然旅程已经过去了一大半，但真正的转折点却在今天。确切地说，就在这一刻。在这之前旅途所经过的所有城市，基调是黯淡灰涩的，连地上的尘土，都带着太多往事的凝重，让人沾上一鞋底，就沉得抬不起腿，走不动路。故事很多，重复也很多，都是关于一种制度和另一种制度的碰撞，一个政党和另一个政党的血拼，一部史书对另一部史书的挑战。这个旅游团里居多是年轻人。年轻人对政见党派阶级的故事不感兴趣，他们更愿意以性别衣装和爱好来划分人群，搜寻能激活他们神经的故事。
巴士从布达佩斯开出去，就要跨越一条分界线。车后头是贫困战乱和巨变留下的斑驳疤痕。疤痕还嫩，轻轻一揭，就能渗出底下尚未凝固的血。踩在上面的人，还要格外小心翼翼。车前去的那个方向也有疤痕，不，应该说是印记——那是奢侈华丽和辉煌被时间冲洗过后留下的水迹。水迹虽然在岁月里渐渐干涸，却依旧有金粉在里边隐隐闪烁。车子开动了，袁导一下子就感觉到一股兴奋的潜流，在那伙年轻人中间涌动。他甚至听见了他们哔啵的心跳，在车轮碾转声的间隙里隐约响动——那是被压抑了数天的心，在急切地渴望着一帖解药、一种救赎。
这帖解药的名字叫维也纳。
袁导热切地迎合着年轻人的兴奋。他知道这帖解药的药引子，是一个女子——一个用微笑把维也纳和布达佩斯捏在她手中的神奇女子，一个被演绎过无数次却始终不能被穷尽的多面女人。
他开始在车里播放电影《茜茜公主》的录像带。
蓝天白云之下的波森霍芬山林和原野，闪光的湖泊，在林中自由穿行的野鹿，一个面带稚气的长发少女，在山林里跃马扬鞭，艳红的马装在林木间留下点点流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