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研究的问题是想知道：本性随着文化的发展是否没有深刻改变。
——诺瓦利斯·沃尔克
一、在无人地带上：灵长类动物的人化或狩猎化
还原历史的理论是最古老最大胆的理论。二三十个被研究过的群体是我们对灵长类社会认识的全部基础。如果人们再增加几副头骨和骨架化石，一千吨石块混着骨头和一百多处探索到的遗址，我们就能编出一本材料丰富的全套清册，来说一说我们目击到的一次重大事件和人类生命的诞生。这个事件曾发生于一个不确定的时空地带，我们可以从容不迫地对它进行推测；根据各种可能，好几个物种曾在那里有过类似遭遇。我们人类种族也穿过了既短暂又无限的空间，将自己与其他生灵分离开来，但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我们人类同它们都有着诸多共同的东西。
人们以怎样的方式才能描绘出那时还活着的一大部分类人猿特有的运动呢？这个运动又怎样将类人猿同它形成的不可见的分界线——动物世界分离开来的？是气候及动植物的变化迫使我们一部分人类祖先离开富饶的栖息地和森林的庇护，来到相对寒冷的草原地带，这似乎是首要因素。久而久之，我们的这部分祖先不得不同他们的同属决裂，自己单独保留和发展各种生存能力。自然淘汰的过程以通常的手段推动遗传变化和生态适应，一步步走到这种境地，无论在大脑功能、技能还是智能方面。
有这样一种官能，当这种官能充分成熟时，亚人类便多少具有了人的特征，富有特色的一整套器官终于形成。科学家们耐心地努力，尽量确定起决定作用的那个器官，它曾独一无二地标志着向新的等级过渡。科学家们曾不断地提出大脑的容量数据，以此说明直立行走、发展语言、发展制造工具的能力的时间。首先显示这些能力的物种确实是人类。从此，人类在制造工具的同时，迅速远离动物界，文化因素极大地丰富了生理因素。按这种看法，灵长类的人化在动物生命内部同某一器官或者某一特征形成了契合，这个器官或这个特征显示了某一生物学补偿范畴的凝聚，这个范畴在已经存在的属于人的范围内产生了叠合。这样我们就知道在怎样的程度上，一个可变的数量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这使我们不再随便认为：这是一个动物，那是一个类人猿。经过连续不断的修正，进化工作有如画家作画一样，通过多次草拟，才勾勒出人物的轮廓，然后，再经过一步一步修改生物特征，最后才可以确认他们属于人类。从“猿—人”到“人—猿”，再从“人—猿”到“人—人”，试验的次数之多，几乎到了无法分辨的程度。从某一开端，某一地段，某一时刻出发，按照人类学家引用恺撒的话说，卢比孔河终被越过，我们人类种族获得了进化的成功。
尽管恢复的原状十分精细，细节十分丰富，但这个结论屡屡受挫，它似乎掩盖了一些基本现象。难道是因为一种连续性的影响才使一种随意的选择支配着一个必要进程的描述？很显然，我们在认真思考当中努力抽出这个选择作为论据的差别特征，只是一种可能。或者是因为理论知道的某一方面或由于某一方面朝着人类进步是一种超越，而不是在某一方面和由于某一方面，这种进步是一种开始？我们从达尔文那里继承的人，就是怎样去理解我们人类种族是猴子的后裔。这个任务一旦完成，我们就没有必要再去了解人的“上升”是怎样发生的（如果“上升”和“进化”具有一种含义）：出自于像南方强壮古猿的所有种族并没有达到向人类进化。
灵长类人化概念的真实性失去了它部分的严密性而变得复杂起来。参考个体器官的属性，将其局限于生物学范畴的人化内涵，作为一切技术和文化变化的先决条件，便意味着生物学范畴的独立演变。超过类人猿水平的大脑皮层的增长，可能先于直立行走和制造工具；同样，直立行走的能力可能先于跑动能力。地质和古生物档案资料表明，不久以前曾发生了人们期待的一系列反向运动。的确，就功能观点来看，躯干和大脑组织，以及身体各部，总是我们所特有的技术和文化结构的决定因素。然而从历史的观点来看，却是这些结构培养了大脑和身体内部。这即是因果互变之说。
另一方面，各种群居现象同生物学秩序的互相干扰，是后者具有受到忽视或一直无人知晓的方面。这些群居现象受到无一例外的公认，被认为是人——这个例外生灵的创造者，幽闭于遗传机制微不足道的替身之中。这些遗传机制唯一的结果就是具有一个良好的适应效率。当器官的列车需要扳到另一条道岔上时，遗传机制的使命受分段方式预计，就只限于体现最初的推动力。他们将一个差别原理引进整体发展的可能性，既没有受到考验，也没有被排除。面对连锁因果关系的颠倒，面对技术和社会证据，在没有受到承认的灵长类人化现象的大肆泛滥之前，正规的方法过去可能是，现在仍是态度和最初的概念前提并成为重新讨论的对象。为了缓和对现实图景的各种修改所引起的冲突，有人建议不再去讨论态度和最初的概念前提，而是按照自然淘汰法则，提出一个微妙的这种混合解释。技术和社会证据因人类学的种种辩解，在这里搁浅，于是真正的反思也就被推迟了。
然而，每次人们以为抓住了某一特征时，又不得不马上回避。这个特征刚刚被选定、被界定、被推荐为唯一的，一个细致的反思就提出，它的特性并不稳定而且太过平常。人们按照这种方式而放弃了有区别的解剖标准：直立（尽管这种直立并不稳定）、大脑容量、手。有人认为语言能力或制造工具的能力已经使人非常高级。这时就产生了一种观点：语言虽然极为重要，但仍是一种不肯定的标志。根据已经通过的规范，这种语言可能被人类特有的动机所判断，或者以交际所不可缺少的符号系统，在灵长类动物中得到传播。对动物行为共同深入的观察，古生物学及物种学的一些证据，都披露了多种现存的或消失的种群具有使用工具的本领。英国科学家奥克利建议，放弃将人类建立在如此不完备的一个区别特征之上的想法。可是，为什么我们去选择一个特征来表明动物界向人类过渡的呢？既然这种过渡应该也能够按照物种并以多种方式发生，那么任何东西都不能阻挡我们去想象，它们的群体机构和它们同环境的关系在这里加重了另一个特征的砝码；在这里有了直立，在那里有了语言，等等。宗旨，我们既没有充分的理由使它们变得奇特，也没有理由使它们互相排斥，否则确信的一个真理会遭到置疑，也不管这个真理怎样，都需要再来一次修正，相信人类的一种基因自始至终在各方面都是独一无二的。
这些技术上的或脑力上的剖析说明一种倾向，旨在事后回顾人类所提出的看法，并缩小答案间的纷纭——有一些答案是真实的，另一些则是纯粹的臆想，但前者和后者都大大过时了。而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将有机界的普遍性放在历史特殊性之上。似乎因争论占了起源特征的上风，于是有人掌握了基本决断的钥匙，从此这个决断再没有被提出重新确定。重要的似乎是要辨认出资料的同一，而不是它们的产生过程。似乎从某一特性出发，能说出在某一空间方面，什么是人，有人就确定人无所不在，无处不在。在这一点上，我们遵循的是智慧本身，是一个鼓励我们通过高级去了解低级的准则，通过人的解剖去弄清对猴子的剖析。人们可能不会承认，这种规则值得一用。
然而，在起源方面，科学的外表之下包容着一个富有价值的、非常紧密的内核，通过高级了解低级就变成了只有了解了低级才能了解高级。有语言，有大脑的人是白种人，文明的白种人，这里五千年前不被人所知的体力劳动者和脑力劳动分工的结果，是人文主义和宗教传统极力用来维持的“聪明人”和“人类”之差距的结果。定位工具和技术人，使本杰明。富兰克林在机械世纪之初概括的观点延续了很短一段时间，人们不知道这种界说是这个观点向手工业者作最后的道别，还是向工程师的才能表示的第一次感激。然而，我们人类种族的出现，不可能还有其他原因，而只能是一次革命：“迈出的第一步就相当于第一次工业革命；因为这第一步所涉及的不仅仅是人类发明了工具制造，而且这个制造还传了下去，并作为工业传统长期流传。”自从每一个亚人类围着石头，集中精力从事灵巧的活动，人们就会想象到石头碎片，它们在给工具磨光，就像每一个现代工人和他的机器结合在一起一样。由此就产生了一种失调，对历史环境中的有效功能只是相对从属的遮蔽，赋予了一种不相称的关注。关于这些不协调的东西，人们开始产生了偏见。“在本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一位人类学家写道：“史前学历史学家们将他们的研究局限于石器工具方面；新发现的东半球史前史蕴含的事实，终于在技术方式方面按照石器的赐予，得到了独特的表述。其他活动没有研究，只看了工具制造就倾向于将其列为不值得太受尊重的次要领域。这些现象在过去之所以很受青睐，是因为对选择的人为现象进行了解释。但显然，对人为现象进行技术性很强的研究结果，为我们人类行为的智慧，在研究整体的进化方面只能提供有限的帮助。”
如若改变所提问题的方向，和原来遵循的方向相反，那么事情的真相就水落石出了。所有特征或同人化有关的能力，是互相依存的，在进化上是有联系的，而实际上也是漫长的。它们是由一个单独发展元组成的一个个链环：两足行走有利于手的特长的发展；人类的手带着模仿及增生的烙印，大脑皮层容量的增长带来了清晰语言的出现，又成了发明工具和技术的动因。也就有了基因的同时发生与重复。跑动的双足，采集果实或徒手抓捕食物，是同时代的行为；它们先于双足行走，先于用手使用工具来猎杀大型猎物和建造捕兽的陷阱以及住所。
倘若我们不知道直立行走，器官分化预想在怎样确切的阶段，那么谈论直立行走或者谈论高级低级器官的分化，并将单独事件标成绝对的开始，这几乎没有意义；我们注重的，是整体之外的一些因素，一种独立于有可能存在的相互作用的连续。器官和技术诸能力的同时表现及进化的严密，让人在另一方面依稀看到有一个行动系统。这个单位能够激发这些能力和进化，为它们定向，并迫使它们服从周围环境。为了生存，为了在其他种群自我保存，人类这种动物改造了树木和石头，积累了智慧，与同属进行成功的交际。
超越一切之上的是，可以说人类动物将自己的身体当成了原材料和主要工具，这个身体给了它动作，协调节奏以及感知模式等诸多本领。社会合作伴随着生理解剖学的专业化，方便了触觉、视觉及听觉等感觉器官的组合。如果人们想要找个表达模式的话，那么这个模式信手拈来，那就是：人是人的制造者。这种表述在意义上是真实的，具体的，因为作为自己的产品，自己的对象，人对自己看得见摸得着。很有可能在被视为过渡的时期里，按照马赛尔。莫斯的观点，基本技术就是躯体的技术、个体和群体的躯体的技术。我断定，肯定会有细心的研究去证实，从无文字社会到今天，这些技术与使用工具技术相比所占的重要位置。
可以说“人是人的制造者”这句话，我们就又一次囿于一句包罗万象的格言的诱惑。只有压缩内容，才能使之信服它所包含的一小部分真理。倘若人们将这句话重新严格置于它曾经有效的时间里，这句话也并不完全无效。于是，人类在让自己适应狩猎任务的同时，也就使自己变成了人。换句话说，人们在确定的范围里，曾尽量获得能力和方法，尽量同周围一部分同类进行接触。这种活动使人类在遗传方面，社交方面以及描述方面受到了彻底的改变。人们感到有必要在他们之间组成一个新的统一体，并且有必要同物质世界组成新的统一体。这个新的统一体是自然形成的，有益于推动各种功能的发展，如生殖、繁衍，并利用和更新资源。这个新的统一体对一切组成成分都不可缺少，它有确定的历史存在性，它超过使用工具的范畴，并涉及到各种神话、典礼仪式，以及个体之间情感和智慧的交流。说它是自然形成的统一体，因为它重新涵盖了既是捕食者又是狩猎者的人类，并延伸到好几个共生种群——南方强壮的类人猿与“智人”（homohabilis）或相继的“直立人”（homoactus）与“现代人”（homosapiens）。新统一的这个稳固导致人类和灵长类动物形成对立并与之分离；它是因为灵长类动物形成对立并与之分离；它是因为灵长类离不开植物界并依赖植物界，即并非它们就是灵长类。
在数百万年的过程中，人类自身形成了一个群体，分布于各地并因为具有狩猎的特长而得到承认。出于需要和发展，其他方面也有了提高。这种确认的效果就是人们延长梯级，扩大框架，并借助于这些对历史进行想象。我们习惯于将自己局限于一个短暂的时空，局限于紧靠自己眼前的经历。这样，我们对长久的历史，只设想了不到十分之一，并用这不到十分之一的时间去推断和印证其余的十分之九。做这样的反向推算并非没有教益，因为想象到如此漫长的历程被人遗忘，竟然使我们现在的直立对于它们立刻变得怪异起来，那岂不是近乎荒唐？
所涉及到的是狩猎和我们排除与其亲缘关系的动物界，因为非驯化的动物界令我们反感；可是最初的亚人类不一定是从动物界分离开来的，而且也不需要分离开来。反之，它们要干的大事就是要扩大和丰富同动物界的联系，在动物界中牢固地安身立命。就像我们识破化学反应和核裂变的奥秘一样，了解野牛、马和公鸡的秘密，对它们同样至关重要。当它们放弃森林迁徙到草原时，它们并没有离开地理上的栖息地，就像许多类人猿一样，它们只是去了能够引诱它们的那个世界。它们非但凌驾于动物世界之上，而且对动物界产生了影响，创造了自己有别于动物界的明显关系。最终，人类在互不关心的状况下与共居的各类种群（也就像现在的狒狒仍然和狮子、羚羊一起共居）就变成了由同一环境组成的积极的伙伴，共居一处必须保护资源，并能供其利用。
倘若人类达到了他们的目的，我们知道，那不是从外部给它们带来的动力，或给一个缺少创造性的种群强加一个动力。最初的成功也不能概括为这个种群比成为它的猎物或侵略者的各类种群更高大、更聪明或更善于言语。仅仅是它的努力在一个已经开始的运动内部得以施展。从总体运动分离开来，在此运动中，历史的雏形渗透于进化之中，并赋予它过去从没有过的恰到好处的共感。
在这种形势下，我们知道，如同所有高等种群一样，人类这个种群不仅通过其生物遗传特性，而且也由于它的生物社会组织有能力对环境施加一种压力。机体和生态系统这两个进化发展的术语开始形成，并能对付由本种群成员职务的分配，以及它们集体关系产生的各种力量和煽动。缺口被几个类人猿打开了，这个突破口反映了群体行为在自然周期中的新的作用。在这种环境里，将最初活动形式衔接起来的各个亚人类群体，从原始环境中进行提炼，再结合进一系列的捕猎现象中：融入其身，进入其脑，建立现今生活模式，于是它们追随着这个突破口直到最后。就这样，它们不仅获得了明显有别于其他动物的一些技能，它们尤其获得了其他东西。
这段时机所完成进化的意义，不在于在一个现存的过程内部成功地完成生物学分离，而在于这个过程的巨大变化；这个意义也不在于器官特征的特有内涵之中，而在于肯定其基因存在的原理之中。就活性物质基本水平来看，如果器官组织还不服从选择规则和适应规则，那么就我们现在具有的水平来看器官组织也只是附带地服从这些规则。进化中发生的一切显然要从属于进化本身发生的一切。人类的分支便使一门生物学伴随着一场奇特的运动，在自然界中同时出现了。
现象的重要性在于它足以调动起我们的全部注意力。它启发两种行为。第一种就是用组织的定向的整体分析，去取代解剖的技术的或是天赋智力的特征分析，比如打猎；用研究人类的普遍方法，在时间和空间中去替代特殊形式中的特殊研究。
“有人曾经讲了一个打猎的故事。这个故事提出一个令人百思不解的含混的问题，损害了诸多有关工具重要性的通常讨论——或者我还要补充一下——有关语言和思维的通常讨论，问题的核心是要知道，工具的使用是否可以说是工具利用了某些人，还是人类使用了某件工具。”第二种行为就是越过为我们人类种群在生物范围内保留位置的唯一关注地的论界域，去追求定义及差别的细节。满足于一知半解，服从于类型学的思想，最后还是认为，丝毫不认识的东西才是已知的，那就是生殖的原动力。它是特有的，我们不要怀疑它，它能将自己要成为人的角色从大部分种群分离出来。通过体现原动力的东西，即灵长类的狩猎化，而不是灵长类的人化，是狩猎者变成人，而不是人变成狩猎者，这就是我认为的原动力是我调查的中心。总之，了解我们自己，将我们自身重新置于一个塑造我们的大自然中，而不是我们塑造的大自然之中，也许很有必要。
二、群体资源以及对环境的种种压力
1.两种稳定状态的原始描述
研究的出发点必须要对人类群体和最初人类群体之间的关系，以及他们的环境进行描写。为此目的，很有必要确定一个理想环境的特征，这个理想环境要依赖两种平衡和和谐状态，才能偶尔实现，或者暂时实现。
第一种状态推定，鉴于被开发的资源数量和群体组织已经建立，在必需履行生产和群体职能的个体数量和能够履行此职能的个体数量之间，有一个准确的对应。一个群组为五十人或五百人，具有确定的等级制度和职能资源的分配方式，以保持相同的分布率和相同的规模，尽力更新自己。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群组或是通过出生，或是通过征纳能够确保继续的个体，来寻找同类。在最简单的情况下，比如打猎、人口的密度或群居人口同被占地域之间的量比，就是该群体人口潜能的直接指数。在某一数量或者某一密度周围来回变化，是常有的事。各个群体都在努力维持人口和物质因素的常量，为保证它们的机构及自然基础的满意覆盖而发挥作用。因迁徙和受到稀有资源的诱惑，它们的差别缩小；当缺少资源或新的生存本领时，某一个出生的居民就被剥夺生存权；当资源过剩时，也就出现人口的增加。
第二种平衡状态反映一个种群或一个群体拥有的各种能力的对应。带着物质力量，在它的成员之间分配周围已经分化的资源，致使无论在前者成员还是后者成员中，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质量上，相互都没有任何对等物。这种对应能确保同客观世界的稳定交流，确保各种行为的陈述，或确保用和它们有关的有生命或无生命的物质制造的工具得以实施。人口的平衡从食物财富或其他经济资源的角度，得到合乎情理的考虑，这些资源能使一个群体在某一生态位中生存下去。
然而，资源的丰富或稀少不是制约繁殖的唯一因素。这种看法对所有动物似乎普遍正确，而且以老鼠为例已经得到了证实。一个试验表明，创造一个物质丰富的环境，向一群啮齿类动物提供过剩的食物，这时人们发现，这群小动物并没有用尽环境提供的资源并且繁衍不止。反之，人们发现，因为它们必须要有活动的空间，必须拥有演绎行为的活动场地，结果它们的繁殖力就迅速地达到了顶峰。还要补充的是，不该忽视的某一可行性因素是：识别这些资源的能力，选择这些资源的能力，生产这些资源的能力（这后一个术语是指人类），同领域组织有关系的各种活动，群体成员抗击敌人或掠食者的防卫，或共同开发一个新地域的互相帮助等等。剩余或缺少的程度互相紧密依存。所以人们发现，总的提出均衡问题，同时既不提及机构或群体，也不提及环境和资源，那是远远不够的。建立关系首先涉及的就是各种可能行为的属性，和向这些行为展开的结构。结论是必须广泛而精确的确定出超出寻常的资源。
首先我们要确认，这个资源的组成要有物质方面的内容（水、各种植物、化学物质等等）一方面要有开拓资源的本领（直立行走，交际灵活，联合举行活动和模仿的技能等），而另一方面，要具有一系列上述行为的体系。其次，从这些体系在集体努力中所占分量和位置的观点来看，某些资源起主要作用，是集体体力和智力活动赖以展开的组成核心；另一些资源是临时偶然用之或是补充成分，因为只有当环境出现可能或允许利用，这时人们才借助这些资源而偶然用之或附属用之。生命的流程通常展开时，人们对这些资源是不会关注的，也不会为它们奉献持久的努力。至于群体或种群的本领，它的行为的施展，以及因对主要资源进行专门调节所保持的程度等问题，这方面的平衡都关系到群体的规模。
这样一来，倘若一个种群的生存依赖于草科植物或特殊果实的采集，那么唯一的行为体系、神经机能的表现或有步骤有意识地授予和传递的唯一的知识，便都同食物和采集有关。所占地域范围、夜间或白天的活动节奏，都集中于如此定期强化的被传递的知识周围。由此经常发生一个种群生活在被界定的地区，在这里行使属于自己的职责，同时都不知道还存在另一部分植物和动物；这部分动植物对于一个种群或一个不同的群体来说，是充满生命力的现实。而在前一种类看来，却是不存在的现实，是虚无。由此还发生生态和技术潜能处于无开发状态；本可以将此潜能付诸实施的能力并没有受到维护，本来有能力致力于开发的个体欠缺了，或者说在这个方向上没有得到推动。既然人类能单独再现成功让人接受有机和无机属性，那么在人工建立起来的自然环境中出现种群数量泛滥的可能是存在的，并总是因措施不当而令人不快。超出这个环境的一切东西，似乎都是对自然的惩罚，对于整体的生存是一种威胁。
群体及物质基础的平衡状态，机体的脑力与体力属性同构成群体环境内部力量的对应所要求的交流，很少达标（起码有关某些类人猿和人类是如此）。在或大或小的波动中，人们只看到缓和的不平衡状态。这些不平衡，尤其是后一种，是怎样产生的呢？当出现必须要缩小时，起码要减小到和我们有关系的历史水平，这些不平衡状态会导致怎样的后果呢？在一个已知环境内考虑到确定的规模，和被承认及改进的物质能力，其中有一种因素就是形成人口泛滥的原因，属于多余的个体数量。
在所有生物群体或生物类别中，它们的成员都要繁殖。而整个群体就有可能经常将其规模保持于一个预定的水平，于是在这两者之间会产生一个差距。这个差距来自这样一个事实，即繁殖的方式、生育的节奏或更新的速度，乃至平均寿命的长短等，都会在某一时刻同某一群体组织，建立资源方面的相当的数量关系和相对的质量关系。随着时间的进展，“生产力”可能增加，同时也就可能引起高度繁殖。由于可变原因之作用，加之同另一种群的互相，以及地理或地质上的限制等等，除了深刻的变化之外，这种生产力的极限很快就能达到。在刀耕火种的粗放型农业中，如果人们想获得某一块肥沃的土地以进行有效的耕作，就必须尊重已耕土地的面积和可耕土地面积之间的关系。最初农业人口分布，当已耕种的土地无节制地增产时，土壤就会贫瘠，或因受杂草干扰而逐步退化。同样，完善的狩猎技术，在好几种野生动物中也迅速消失了（比如北美野马）。这使一部分人类群体失去使用技术的可能，或被迫改弦更张。
鼓励个体繁殖的倾向，在已知的环境内导致的对生活必需品的要求，有时候因环境肥沃的衰败，这种倾向成为过剩人口的原因。但这不是唯一原因，不过或许是最明显的原因。由于生殖方式、生殖数量的变化，同影响资源的过程相比，是一个很缓慢的过程，在其总体内不打破群体结构，此过程有时不能实现，因此这个原因就更加持久。在它发展过程中，这种情况就产生附加阻力。在这缝隙之间，过剩个体群可能成为群体和繁殖体系固有的稳定部分，起码是过去本可能接受的很难缩小比率的部分。
随着这些过剩个体存在，也就有了补充的资源和本领。每一个群体，尤其是人，在实施一种专门活动时，会超过已知条件，超出熟悉的边界；每一个群体都构想一些富有特色的手段，去发现一些过去在它们的范围内就存在的物质优势。这些物质优势或是作为独立成分，或是作为这个群体自己活动的消耗，或其他种群活动的消耗。这种创造活动的可能令人鼓舞或令人气馁，或遇到有利或不利的情况，但它永远不会完全停止或消失。因此，人类种群以偶然或试验的方式，将一个并不完全属于自己的另一环境的要素占为己有。理论家们将传播种群和它们追求新的生存手段中的促进作用，归因于资源的稀少和竞争。但我看来，我认为这个促进作用是因为潜在的丰富资源允许种群，或者说人类能走进可利用的边缘地区，进入没有被占据，没有被足够开发，或者尚未有效开发的生态地域之中。在以后的某一阶段，对立将作为对同一资源共同存在共同竞争的结果，而不作为其原因爆发出来。
人口过剩和补充的次要资源的长期碰撞，为前者确保一个活动领域，能稳定后者的存在，并使后者变得不那么偶然。占领地盘、灵巧手段，以及患病的物质因素等，周期循环现实自身的极限，展现自身的形成。在它周围，一个明显的并非主要的周期，证明它的效用，促使某一个群体依附其上，并拓展之。种类及其周围旧的统一体因新的统一体而产生问题，各种失衡的分歧只有在一场彻底的“革命”产生失衡条件的运动结果时，才能找到解决办法。在人类进化中，掠食能显示某一次竞争，并带着我们熟悉的反响，体现一场运动的开始。
2.多余雄性和受森林威胁的小世界
面对有助于发现人类觅食基因的每一个历史现象，我们可能会怀疑，但是，现存的活生生的灵长类的生活，仍然是我们过去可能发生过的最好演示。它们的流浪生活，尤其是雄性的流浪生活引人注目。体型高大的猴子、黑猩猩、猩猩按照它们分配的线路，不断朝着食物可以支配的地带移动。两个到五个个体成帮结伙，成为所属群体的尖兵或先锋，快速穿过广阔的森林。一旦发现果实丰盈的树木，人们会发现它们快速地击掌发出声音，以宣告侦察的成功，并指示食物资源的所在位置。迁徙，开发一个地区的这种本性是不可抑制的。雌性尤其处于母性任务的需要，比较留恋某一地区，留恋陈规旧习。
雄性的流浪生活在群体关系的稳定性中也有所限制。某一个体一旦被归入某一群体，它就以这种身份立刻被群体接受。倘若它要主动进入某一陌生群体，它必须要进行一场战斗，而且很可能被打败。某一集体成员暂时分开后的团聚，就是亲切问候致意的时候，这在黑猩猩当中有所发现。幼仔或青少年同移居的成年雄性一起参加丰富多彩的活动，然后又回到同它们母亲组成的核心对中。群体生活对每一个成员都是必需的，因为群体生活为寻找食物、梳理毛发、清理虱子提供方便，并能保证及时得到信息通报去保护个体，对付其他掠食动物。这种交流体制的弹性运作，在大猴子身上非常明显。这种弹性关系适合这样的群体，即雄性成员被带到食物丰富地区，或更容易受到侵略的危险地区，给雌性成员留下一块地盘——在此领域内，生命安全和食物来源都有最大的保障。这样，群体也从中受益。
性别之间的不均衡还有另一种原因，那就是为植物资源而竞争，或是个体繁殖责任的不同。在灵长类联合群体中，人们注意到雄性的孤独生活，或者在森林中聚集成为附属组群，和包括数个这类组群的清一色的雄性群体。这类群体，我已经做过详细描述，原则上它不繁殖，是可使用资源的多余成员，并且形成由此产生的不平衡问题。这种群队生活在大集体正常交流之外，当然也被排除于生殖之外。它的构成机制和独立机制，具有正常群体运作的性质。我们发现这种运作通过群体等级，真实或象征性的拒绝或顺从的各种行为，以及允许大集体的每个下属等级的空间界定而明确表现出来。除了两种少有的特例之外，年轻的成年雄性自动被排挤到群体四周，生活在头领的威胁之中。下属成年雄性有着类似的命运：被禁止接近雌性个体，不许分享共同食物资源，只能生活在有限的狭窄地区。
周边地区化对于整个群体，标志着排斥活动和创造出多余个体的活动。因为只有这样，核心群体才能独自具有最大限度的繁衍和生存下去的可能。有关的个体成员在生命的某一阶段，或在整个生命阶段中，被迫迁到条件最差的地区，也就是最缺乏食物的地区。这期间，群体或空间的主要资源是共享的。繁殖对获得的群体享受，对它们来说在互相帮助的意义上，是有限的。外部世界的威胁沉重地压着它们；像所有被迫离开习惯地区的动物一样，它们具有更大的危险，可能遇到掠食者的捕杀。寻求生存手段和替代的满足，成为它们经常性的任务。当生活必需品短缺突然降临的时候，寻求生存和替代的满足就更加艰难。
社会群体的这种分裂，伴随着双重压力。繁殖生物的次群体会被强迫要求加入互相作用、互相来往的通常周期活动之中。专门的地位和行为，共有资源的分配，将每一个成员联系于一定范围之中，确保它的正常发展，汲取该范围的全部能量，界定出它的活动范围的边界。为培养一小部分年轻雄性进入等级阶层，长者们施予了极大的关注，也不管出于什么动机，它们没有被赶到周边地区。这一切对留在群体核心层的年轻雄性，都有助于他们的心理塑造。从本质上说，雌性要受到制约，以便它们非常依恋主要的生活方式。和成年雄性组成夫妻的雌性，甚至感受到各种稳定性的影响，雄性则随时准备接受这些影响并继续实施之。位于所有同类关注的中心，受到同类义务关照和监督，受到同辈和下属一致的拥护，成为对于生存不可缺少的经验和知识的承载者，这些雄性被限制在传统的模式之中，它们的行为特征就是要受到不断的保护和照料。
然而，非繁殖性的“多余的”个体组成的次群体，则要经受不能加入主要活动的压力，否则，就要离开大集体的基本食物资源区，起码只是暂时利用这些资源。处于掩盖他们地位的不利形势下，组成次群体的个体就借助种种手段，比如寻求受宠、象征性地接受顺从，或者以少有的耐心发动直接攻击等等。然而，它们没有办法成功地实现这些伎俩，因为它们一下子习得的本领，会抑制或疏忽有关的能力。动物生态学家有时曾注意过对生活在群体中心的动物的行为自由，侵略性和敏捷性，同周边动物沉默胆怯的性格和受拘束的外表，进行分开比较。倘若后者不能回到群体以避免受奴役的局面，它们唯一的出路，就是加强探索环境，与服从相同需要的同属动物一起创造某种可能的生存。它们在行为方式上占优势的最微小程度的专门化，从这种角度看，都是一种有利因素。因为和年轻的个体成员普遍有关，所以它们的探索能力不可忽视。
对恒河猴所进行的研究，在这方面已有结论。当环境适合，或者当条件改变，人们曾多次记录了具有创造性行为的出现，以及后来这种行为的传播。在它们有运输任务需要时，有人观察到它们的行动以及短距离的游泳。这些行为表现出乎意料，而后频繁进行，最后它们成为熟练的老手。食用番薯之前先洗净，更是日本灵长类的惊人创造。总体说来，新食物的发现都归功于年轻的个体。它们似乎素来不太回避不熟悉的物体，这就导致它们主动接近，用嘴去感受物体，然后不时使用它们。成年动物由于经常投身群体关系网络，关注它们日常生活空间和计划中的惯例，于是对新的物质无动于衷，因为它们不想为自己或为整个群体招来危险。
各种革新的传递要经历一场相对有规律的周期。一个年轻的个体成员以玩耍的名义创造一个新的行为，然后便在所有年轻个体之中开始传播。通过核心夫妻的渠道，这个新动作被所有母亲所接受。在此之后，才出现在其他成年雄性当中。行为或行为目标的改变，会有限地影响着集体中心的个体，并随着年轻成员的成熟、老化而普及开来。就像运动或使用食物习惯一样，年轻成员群体互相作用的方式，曾发生过或许还有可能在一个群体中，通过一个条例似的渠道传布开来。探索和利用潜在的资源，群体为此目的而组织起来。这些新的方法得到设想，和某个传统结合起来，并逐步改变，地理和气候环境并不会受到彻底破坏，所以不会和任何东西发生对立。这样，就像排除机制同时也和物质世界交流周期改变潜力的创造机制一样，一切都会在联合群体内发生。
人们应该猜测到，第一种影响会对环境中某一已知地形产生有限的适应，导致停留在那里的欲望；第二种影响会久而久之地激发离开那里的愿望，同时会引起改变同构成需要的因素之间的关系的可能。这两种影响的力量，当然取决于种种情况：当植物食品充足时，雌性和雄性间数量之比合理，整体化就占主导地位，雄性之间的潜在冲突就减少。反之，接近主要资源变得艰难，繁殖不能稳定，那么整个群体即使不是全部，起码是大部分变成多余，这时就必须迁徙，无法找到新的解决办法，它们面对的就是死亡。
长期观察获得的真实情况是一种第三状态，它显露了群体之中的一种分化。这种分化明确规定，种群中的一部分个体应该致力于探索才能生存，应该同其他种族开展竞争；而另一部分则注定要繁衍，要维系于这个种族固有的条件之中。人们通常将灵长类和人类的可塑性归因于生理和智力的属性。我以为，只有在一个群体组织内寻求到既能使大部分成员扎根于确定的生活空间，又能迫使其他成员走出这个空间的活力中的存在理由，人们才能更加接近真实情况。当然，这种活力要在某一生物学范围内才表现出可操作性。在这个范围中，死亡对于群体减少成员以面对资源短缺，保证群体永存，不是唯一答案，个体成员联合的持久延续，才足以使累积的各种能力得到传布和保存。
即使我们没有办法完全证明，但也有全部理由推断：那些多余成员，现在具体地说，就是成帮成群的单身年轻成员。它们曾经是一个决定性因素，促使作为亚人类产生的根源，但必须放弃它们习惯在树上的生活。的确，气候的动荡影响了植物的平衡，缩小了动物群体食物和繁殖正常需要的区域，也就加速了上述情况的剧变。而这些群体也许早就准备去寻找食物丰富的草地，那里覆盖着新型的植物，以取代习惯的植物。这些草地或许为许多哺乳动物提供了适应的种种可能，其中包括曾住在某个森林而此时有意离开的灵长类动物。
东半球欧亚非大陆和西半球美洲大陆有所不同，对于前者，动物来到地面安家的尝试是毋庸置疑的。非洲狭鼻猿、非洲红毛猴、非洲绿毛长尾猴、恒河猴都成功了。亚人类的祖先也成功了。然后它们开始向生长着少量树木的大草原，即百岁以上的乔木森林和开阔草地之间的中间地带迁徙。尤其在远离住地之时，成为猎物的可能性明显增加。但是，由数只雄性组成的群体，能较有准备地对付这种危险，它们不得不进行合作以便生存。况且，我们应该想象到，它们已经成为掠食者了，其中部分已成为肉食动物。这种现象在灵长类中今天仍偶有表现。几百万年以前，即在它们的环境被人类改变之前，这种现象可能更加明显。大部分猿类都在鸟巢中掠取鸟蛋和雏鸟。雄性狒狒时常捕食的动物，通常都是刚出生不久的幼羚。黑猩猩同样掠食某些较年幼的猴类。不管怎样，和寻找替代丰富植物的灵长类相反，是丰富的动物资源，首先是小动物资源，吸引了它们。当气候和植被的变化部分地剥夺了哺乳动物的资源，这时突然来到它们中间的各种骚扰便创造了某个空间，较为大胆的动物乘虚而入将其占领。
生态环境的变动没有产生因果作用，也没有将高级动物置于对抗某种完全不同的局面之中。这种变动只不过是加剧了超繁殖现象，加剧了类人猿同人或类人猿群体内部的紧张局势，导致它们加强探索能生存在临近地区的各种可能。在这方面能作出努力者，能经受努力的失败者，换句话说，也就是最优秀的预适应者，就是最有才能者，就是拥有潜力巨大而能力出众的种群。它们都有习惯由在新区域共同冒险协调配合的个体分子组成。我们已经观察到这种情况，考虑到它们的年龄及周边环境，我们正在准备接近从来没有接触过的目标，以便发现一种新的行为。
在以往断断续续的捕食中，它们已经获得了经验。在原始亚人类过渡时期，一种长期意外的补充资源，开始变成不断使用的常规资源了。反之，植物资源的不足，被迫将这些资源让给这个种群繁殖部分，这不仅解放了先前的非繁殖雄性，使它们更自由地从猎物中取得肉食并养成吃肉的习惯，也有助于它们施展本领和相应的进攻能力。“这种变化，”约翰。克鲁克写道，“更适合完全由雄性组成的群体的发展（比如大家知道的黑猩猩和埃塞俄比亚狮尾猩猩），让它们自己变成狩猎者群体，并且在夜间袭击动物的时候，已经放弃的扎营地点的团体中变成猎手”。事实上，人们几乎看不到可能从群体或生物学角度更好地指定或鼓动其他成员，去一些陌生环境同那里的种群建立关系，并利用它们普及的资源。将附带食物变成必需食物，是留给“多余成员”撞开生活大门的唯一办法。
三、动物的食物采集
猿人世界，甚至初期的亚人类世界，是一个混居世界。这个种群已经知道自己能够直立，有了悬吊枝头的习惯，它们不论在草原还是在森林都能自由地运动。白天，一帮帮年轻的雄性猿人在平原和森林边沿荆棘区域来回穿行。到了晚上，它们又回到树上，在树干高处，群体集中睡觉，一声不响。每一个成员都感到栖息于树上可以避免夜间大型猎食动物的袭击。植物仍是食物的重要来源，个体成员经常采集植物，这在群体雄性部分成员中占有重要地位。
正面捕食和从背后捕食几乎并不吻合。正面捕食象征着一种特殊的额外的活动，靠捕食小动物得以实现：追击之后抓住猎物并将其杀死。至于“背后捕食”，只涉及到肉食动物的猎物，顺着其他食肉动物的足迹以便利用它们的猎物的残余部分。就这两方面来说，都必须学会对动物进行跟踪尾随，或是为了窥视，或是为了追捕，以更好地了解它们的特点及居住区域的地形。
迁移覆盖着较为广大的地区，且比较频繁。猿人及亚人类的移动与灵长类有所不同。走得又快又远是基本而不可缺少的能力。但是，为找到大量的水果和猎物而对区域进行探索，在个体组织及群体方面，都涉及到多样化和广泛化。付出全力显得更加重要，因为草原上的植物贫瘠，稀疏的树木不能提供更多的庇护，必须行走很长的距离才能达到目的，又要在日落前返回。此外还必须搬运食物，并找出伪装的办法，比如用石块或树木掩盖起来。但说实话，能够完成伪装和搬运的情况是很少的。一个孤立的个体不可能完成这些任务，这可能意味着会成为猛兽的猎物。它所拥有的力量和工具，比如棍棒和石块之类，在猫科动物对它们疯狂及进攻时，是不起任何作用的，唯一有效的工具，就是和集体其他成员团结成帮。而防卫和搜索则需要互通情况，需要发出信号；大规模的集合要远离大型食肉动物。群体的协调，尤其是雄性的协调，具有技术性的意义。
捕食活动及其延伸发展变成习惯，并被广为传播之后，如同人们所概括的，产生了三个系列任务：
第1.隐蔽地长距离奔跑；第2.探索地域情况；第3.发现猎物或大型食肉动物杀死的残骸；第4.再及时回到出发地；第5.抓住动物；第6.将它们拖出巢穴并杀死；第7.死亡之后将其转移；第8.向与之配合的所有个体成员示意作战地点、敌人数量；第9.以及自己的动作和意图。
为完成这些任务，从食肉食品补充资源中获得好处，高级灵长类动物拥有行为和本领的补充办法。在下一章中，我将再次谈到伪装行为将是非人类的灵长类动物熟悉的本领。当需要直立姿势行走时，它们身体直立。在低级成员的活动和高级成员的活动当中，既不是例外情况，也不存在差别。长臂猿用两腿行走自如。黑猩猩、大猩猩以这种姿势走动也没有任何困难。身体重量自然地落在与双脚垂直的中心轴上。被俘虏的猩猩有时支撑着后腿直立起来，但实施双足行走却不能自如。至于非洲狭鼻猿，它们坚持用四条腿爬行，但在它们身上，各种功能的专门化已经开始显露出来，富有石块的开阔地成为它们偏爱的住地。总而言之，在它们手和脚之间，人们发现有相当大的区别，足可以说这种区别已经记载在很久源的种类中了。而且人们观察到简单的交际方法正在使用：大猩猩在胸部击打，黑猩猩则有节奏地敲击地面或树干。在混居地一起安家落户，有规则地进行共同掠食，导致这些能力的正常运用，结果也就导致具有谱系特征的生理解剖学上的种种变化。
监视共有的地域，是要求直立行走普及的活动。人及类人猿应能迅速区别出掠食者和猎物。它们生活在树上的祖先，眼睛已经变大，置于前额并且赋予它立体视像。器官和视觉这种发育进化的必然结果，就是鼻腔部位的退化。能使生活在地面的动物嗅到敌人或猎物的嗅觉器官，就变得不太有效——视觉器官弥补了不足。无论是关系到履行侦察或是扩大视野，直立都是必不可少的。我们在类人猿身上看到明显的双足行走，就是由于种种有利的新的突变所致。搬运各种重物增加和促进了突变的机会，加强了有关神经肌肉等所有器官。
在日本，对一个小岛上的恒河猴进行的研究为这方面的理论提供了佐证。这项研究表明，这些猴子双足行走的能力，是在食谱改变时发展起来的。1952年至1962年期间，这些恒河猴发明了洗涮植物块茎。这个发明迫使它们离开丛林，来到开阔空地，经常光顾它们所居住的岛屿周边的沙滩。在那里有小麦作为食物，给它们提供生存的可能。它们当中的几只，发明了一种采集麦粒的技术，将与沙子混在一起的麦粒分开。洗涮植物块根、淘选麦粒，引导猴子将块茎或麦粒抓在手里带到水边。于是人们发现它们支着两条后腿立了起来。有人观察到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它们都保持了类似的姿势。在规定期间的后期，有71%的集体成员都知道走进海里，采集贝壳动物和各种海洋食物。在类似的条件中，数百万年前，原始亚人类可能已达到同一结果，并且在必须维持的某种环境中，将这个结果一代一代地遗传下来。
然而，捕食者不仅仅需要监视或搬运，故奔跑能力对于它们是生死攸关的。它们双足行走与其说与走路紧密相关，倒不如说与跑步紧密相关；与其说与长途行动紧密相关，倒不如说与快速行动紧密相关。亚人类的骨盆化石证实了这个推断，它们完全属于双足类动物。类人猿、亚人类和现代人的骨盆比较表明，前者的上半部分比后两者较为狭长。类人猿骨盆的特点具有大部分四足纲的共有特征。借助于下身而便利行走的既短又宽的坐骨，为人类所特有。这个坐骨能使大腿一直支撑垂直轴的后部。此外，小而适中的臀肌同臀关节连在一起，在行走中每跨出一大步时，都对骨盆起着稳定的作用。在早期的亚人类身上，骨盆坐骨的体积接近于类人猿骨盆坐骨的体积，臀肌的演变不足以使它们能发挥稳定作用，允许大腿正常的延伸。这就使它们行动时只能快速小跑，臀部和膝盖轻微的弯曲。其结果是耗费力气，致使这种活动无法持续很长时间，这不允许它们一下子奔跑很长距离。
静态关注周围形势时候的直立姿势，与进攻防卫及搬运行为密切相连的活力所需要的双足远行，这二者并不是孤立的现象。它们带来三次形态的改变，使为与从前实践等同功能的各器官形成个性化产生了可能。尤其是上肢的功能后来变成了我们的胳膊和手。发生角斗，折断树枝，运送尸体或石块所要求的力量和灵巧，是灵长类握执力不足的双手所不能做到的。在捕食活动的范围内，它们的双手是有分工的，但还达不到专业化的程度。作为直立躯干的解剖部分，双手是分离的；但要作为人类的器官，它们还没有特殊化。手和脚进化的不对称非常明显。对南方古猿的骨骼进行的检测表明，无论是足骨还是手骨，和现代人的骨骼非常相似。手骨表明，生活在地面的种群捕食靠手臂生存，它们手臂强壮，骨骼密集的躯体呈现出突出的弧形脊背。
另一些迹象使我们能得出类似的结论。有充分理由有利于手的专门化和增加大脑重量二者之间的平行发展，影响牙齿的饮食习惯的变化、直立行走和脸形的改变，重塑了脑颅。大脑体积和亚猿类处于同一水平，和身体重量保持相同的比例。但是，下颚有了发展，脑颅比类人猿的脑颅较高；枕环面、下枕外隆凸底，以及枕骨前移，都看得出和人类有着相同的特征。当然，由于不能研究我们永远不可企及的皮层神经生理结构，只能根据数量指数猜测为435～680立方厘米——这个接近于灵长类的数字一直颇受争议。
手的分工在悄悄进行。最初亚人类的大脑，如果谈不上脑颅的变化，并不意味着没有经历和身体其他各部分的深层变化。然而，人类动物在成为属于它的条件中，注定要创造一种比灵长类更恰当的交流体系。猴子最擅长的模仿和观察面部表情，在黑暗中是无法开展的。为传播和接收中等距离讯息的视觉运用，属于一种可疑效果。声音信号的听觉译码失去精确性，因为这些标识被淹没于能同时发音的各类动物的噪声之中。再加之需要模仿动物的喊叫，以便吸引或避开动物。总之，要在它们之间进行沟通，就更加困难了。
个体成员主动性的配合需要借助于特殊的声音，或许需要动作和伴随有节奏的手势。猴子身上的发声示意起着重大作用。它们指挥着重大作用。它们指挥着群体运动，调节帮群之间的地域差距，在集体内表示等级地位等等。在一个相似的物质基础上，最初的亚人类处于不可能并用视觉和触觉系统阶段，但它们拥有一个改造后的机构和环境，沿着声音交流的道路，能够走得很远，再通过一项关键性的发明，有能够改变道路，这就是语言。在两种南方古猿中，皮层的面积与语言能力的特性发生了矛盾。我们对皮层盘绕的状况、对神经中心的神经元的数量及它们之间的联结，或细胞专业化的程度，都一无所知，在这样的情况下，很难估计体积容量所带来的障碍。
但是好在我们可以回想一下现代人类的幼年的情况。他们将近两岁时开始说话，大脑的容积为650立方厘米。而两三百万年前，有着等同体积的大脑，人们为什么就不能说话呢？双足行走、手的运用多样化，已经能使过去只用于撕咬的嘴能示意自己的行为方式：威胁、喊叫、模仿声音等等。它们在自己面前找到一块自由的空间，以供自己发展和不断完善。身体连带运动和发声系统的构成，就要求对感觉和运动器官的改变产生连续性的调整。发声器官的专门化附着在解剖生理的总体上，对产生声音因素的本能，对传播和接受指令、信息或取得信号的发音组织，肯定产生了影响。如果语言能力曾无可怀疑地存在过，对发明符合出现这种语言性质作出了有利的说明。
众所周知，语言有两种功能：一是交际功能，即是工具功能，尤其具有和具体行为及示意信号相联系的功能；另一种是对从社交界获得的信息进行编码的功能，以便对它们进行记忆储存能力的重新使用。以同时和交替的方式，借助于口头的和非口头征象核心的交际功能，可能是首次在预先存在的象征性系统的基础上，发生了变化并分离开来。词汇嵌进一条发生链，又融合稳定了发声族；这些发生族又类似产生了其他发生族。这些词汇对对象及同类的行为发生作用，同时为次群体或一些动物确定地点和时间，再通过其特点将次群体或动物从周围“噪声”中分离开来，最后逐步占领没有词汇的同类的领域。
用英国哲学家约翰。兰肖。奥斯汀的话来说，这些亚人类的语言使用的是“随行语言”。说就是做，就是切实安排群体关系，安排同环境和居住于此环境的种群的交往，具有个体对周围力量的强大功能，最终在寂静中创造意义。表层微薄的分量逼得我们去接受编码功能，这种功能还要按照类人猿的方法来完成。它不影响语言，也不受语言影响。交流体系和各种智能构筑，与近乎现代灵长类的某一群体组织所需相符合。这是一种活动。在人类和任何一种动物平等基础上，人能感受这种活动，当然人既是掠获物，也是掠食者。
身体直立、双足行走、手的分工、随行语言、伪装的大众化、杂食动物，都认可人类生物的存在。强壮的南方古猿和非洲古猿（其中包括利基发现的“智人”），符合早期的两个种类。在这个时期，器官和技术的革新已经发生。它们统统都产生了能力和行为的推广，而这些能力和行为在过去和现在的灵长类动物和类人猿身上均非常普遍，从稀少变得经常，从零星偶发性变成系统性。捕食动物的残骸，注定会走向死亡或被拖垮，因为此时进入了依靠水果、核桃、叶芽、嫩苗、块茎、爬行动物、甲壳类动物、昆虫、蛋类，直到小型哺乳动物，甚至包括狒狒在内的人类生存系统。在史前遗址中发现的羚羊和长颈鹿的残骸可能来自狮子的掠食——证明这些尸体在发现前就已被撕咬过。主要资源加上用本领获得的偶然资源和非偶然性食品作补充就补足了资源的不足。高级动物在靠工具手段和智力掠食中，遗传的改变表现着这种习惯的综合运动，但分散时凭智力掠食则只占次要地位。
但是，即使这些自然关系的术语、机构、环境发生改变进化，这个关系本身仍然如此。的确，这种关系的行为辐射扩展延伸，这种关系所特有的交换方式从一个物体传到另一个物体——从植物传到动物，从一个地区传到另一个地区——从森林传到草原。然而，我们现在仍停留在收集和采摘占主导的环境之中。无论从具体上讲还是从隐喻的角度讲，掠食动物活动是获取动物，尤其是获取小动物和动物残余的一种方式；而采集则是对植物的掠食。按照捕食活动或捕食对象，这两种采集形式或说掠食形式的组合，都致力于实现良好的生态平衡，对环境的相对独立。人们愈是较少程度地开发每一个动植物种群，让它们自由并重新组合，人们就能和它们建立较为稳定的关系。此外，当某种动植物种群由于人类随便干预而变得稀少，这时，人们可能转而共同保护，或者让这种情况存在下去。另一方面，人类种群如同它在某些条件下能够生存一样，也有机会繁衍下去。因为在这些条件下，环境因素是按照变化而不是僵化比例组合的。所以南方古猿能在热带和亚热带的大部分地区迅速蔓延开来，到处创立它们自己的生活方式。
与此同时，最初的分化得以巩固。其中的推动力是由多余的个体给予的，这种群体出现在灵长类世界中，被剥夺了群体的大部分特权，维系在联合群体的运行之中。留下一部又开除一部分年轻的和下属雄性的群体等级和分布制度，迫使它们多样变化接触领域和食物，超出组成特有的小生态的范围，对那里发生兴趣。物种形成的迁徙和迁徙的群体性，结果是根据动物等级范围，对那里发生兴趣。物种形成的迁徙和迁徙的群体性，其结果是根据动物等级范围，将它们从中分离开来。迫于生活，它们不得不平庸地重新拾起供它们支配的东西。也就是说，对于整个整体，这是次要因素，而不具有生命攸关的适应性价值。所以，在没有丝毫阻力的线路上推动掠食，也就成了唯一备用解决办法的推动因，对于非繁殖雄性来说这时也才有可能生存下去。这种对掠食的推动，能将生物群体的分化转变成各种活动的分工。
从此，人们迁徙的地带就位于大草原之中。大草原提供空间，在那里，哺乳类生物量就像掠食者和食尸者一样，能够找到有利于活动的场地。早期亚人类和灵长类一样，曾和其他动物种群共同生存，共同争夺分享公有环境的资源。亚人类将这类地带变成资源，然后再为这个环境增加一片补充地盘，将其分化之后据为己有。在进化过程中，外部世界各种多变情况决定各群体及其组织多样化的发展方向。正是有了人类种族的分支，人口统计学和社会群体的组成人为外部世界赋予了新的形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