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河西长城
宁夏河西汉代长城史迹，从一些史料记载中，可以窥见其踪迹。《汉书·赵充国传》载：“窃见北边自敦煌至辽东万一千五百余里，乘塞列隧有吏卒数千人，虏数大众攻之而不能害。今留步士万人屯田，地势平易，多高山远望之便，部曲相保，为堑垒木椎（师古曰：谓为高楼以望敌也），校联不绝（师古曰：言营垒相次），便兵弩，饬斗具。烽火幸通，势及并力，以逸待劳，兵之利者也。”所谓“塞”“燧”“堑垒木樵”，即指汉代长城、烽燧。赵充国所见所述，指的就是位于黄河外侧汉武帝修筑的“自敦煌至辽东万一千五百余里”的长城。今宁夏为汉朝都城长安的西北门户，汉武帝所筑长城“自敦煌至辽东万一千五百余里”必经其境，自在其内，并为西汉西北名将赵充国亲眼所见，这是毫无疑问的。
《汉书·匈奴列传下》载：“竟宁元年（公元前33年），单于复入朝……单于自言，‘愿婿汉氏以自亲’。元帝以后宫良家子王墙字昭君赐单于。单于欢喜，上书愿保塞上谷以西至敦煌，传之无穷，请罢边备塞吏卒，以休天子人民。”上谷，战国燕置，秦治沮阳，汉因之，治在今河北怀来东南。单于说自“上谷以西至敦煌”皆有汉长城，并自告奋勇驻防自“上谷以西至敦煌”的汉长城。单于所说这一线存在的汉长城，亦必包括河套外侧今内蒙古阴山南麓、宁夏贺兰山东麓、中卫中宁北山一线的古长城。这道长城亦系当时人亲见亲历亲说，其存在是毋庸置疑的。对单于请求汉朝撤回驻防长城的汉朝吏卒一事，“郎中候应习边事，以为不可许”，提出了反对意见。候应说道：“臣闻北边塞至辽东，外有阴山，东西千余里……至孝武世，出师征伐，斥夺此地，攘之於幕北，建塞徼，起亭燧，筑外城，设屯戍以守之。”把单于与候应所说的西北地区汉长城的起、经、止地点衔接起来，这道汉长城的走线，就是从敦煌经阴山、上谷至辽东，与《汉书·赵充国传》所载：“窃见北边自敦煌至辽东万一千五百余里，乘塞列隧，有吏卒数千人”完全一致。今甘肃河西走廊张掖长城、武威长城、古浪县北境长城、景泰县北境长城、宁夏中卫、中宁北山长城、贺兰山长城、内蒙古阴山长城，均在“自敦煌至辽东万一千五百余里”的“乘塞列隧”内，其现存长城烽燧自当是汉武帝时代始建，是汉代长城烽燧遗迹、遗址。
附：汉长城史迹
《汉书·匈奴传上》：武帝即位，明和亲约束，厚遇关市，饶给之。匈奴自单于以下皆亲汉，往来长城下。
《汉书·匈奴传上》：汉使马邑人聂翁壹间阑出物与匈奴交易，阳为卖马邑城以诱单于。单于信之，而贪马邑财物，乃以十万骑入武州塞……单于既入汉塞，未至马邑百余里，见畜布野而无人牧者，怪之，乃攻亭。时雁门尉史行徼，见寇，保此亭（“师古”曰：汉律：近塞郡皆置尉，百里一人，士史，尉史各二人，巡行徼塞也。）单于得，欲刺之。尉史知汉谋，乃下，具告单于……自是后，匈奴绝和亲，攻当路塞，往往入盗于边，不可胜数。
《史记·匈奴列传》：汉使马邑下人聂翁壹奸阑出物与匈奴交，详为卖马邑城以诱单于。单于信之，而贪马邑财物，乃以十万骑入武州塞（“索隐”苏林云：在雁门也）。“注释”善阳，汉定襄地，有秦时马邑城，武周塞，后魏置桑乾郡，隋为善阳县。
《史记·卷二〇·建元以来候者年表》太史公曰：“匈奴绝和亲，攻当路塞。”
《汉书·卷六·武帝纪》：（汉武帝元光五年，公元前130年）夏……又发卒万人治雁门阻险。
《汉书·匈奴列传上》：自马邑军后五岁（元光六年，前129年）之秋，汉使四将各万骑击胡关市下。将军卫青出上谷，至龙城，得胡首虏七百人。公孙贺出云中，无所得。公孙敖出代郡，为胡所败七千。李广出雁门，为胡所败，匈奴生得广，广道亡归。汉囚敖、广，敖、广赎为庶人。其冬，匈奴数千人盗边，渔阳尤甚。汉使将军韩安国屯渔阳备胡。
《史记·匈奴列传》：自马邑军后五年（元光六年，公元前129年）之秋，汉使四将军各万骑击胡关市下。将军卫青出上谷，至茏城，得胡首虏七百人。公孙贺出云中，无所得。公孙敖出代郡，为胡所败七千余人。李广出雁门，为胡所败，而匈奴生得广，广后得亡归。汉囚敖、广，敖、广赎为庶人。其冬，匈奴数入盗边，渔阳尤甚。汉使将军韩安国屯渔阳备胡。
《史记·匈奴列传》：其明年（元朔元年，公元前128年）秋，匈奴二万骑入汉，杀辽西太守，略二千余人。胡又入，败渔阳太守军千余人……匈奴又入雁门，杀略千余人。於是汉使将军卫青将三万骑出雁门，李息出代郡，击胡。得首虏数千人。
《汉书·匈奴传上》：其明年（元朔元年，公元前128年）秋。匈奴二万骑入汉，杀辽西太守，略二千余人。又败渔阳太守军千余人，围将军安国……又入雁门，杀略千余人。於是汉使将军卫青将三万骑出雁门，李息出代郡，击胡。得首虏数千。
《史记·卷一一六·西南夷列传》：汉武帝元朔三年……及弘为御史大夫，是时（公元前126年）方筑朔方，以据河逐胡。
《汉书·卷六·武帝纪》：汉武帝元朔三年（公元前126年）秋，罢西南夷，城朔方城。令民大酺五日。
《汉书·匈奴列传上》：其后（元朔三年，公元前126年）冬……伊樨斜单于既立，其夏，匈奴数万骑入代郡，杀太守共友，略千余人。秋，又入雁门，杀略千余人。
《汉书·匈奴列传上》：其明年（元朔四年，公元前125年），又入代郡、定襄、上郡，各三万骑，杀略数千人。匈奴右贤王怨汉夺之河南地而筑朔方，数寇盗边，及入河南，侵扰朔方，杀略吏民甚众。“周按”朔方城始筑于元朔三年（公元前126年），位于黄河南岸的套内。
《汉书·匈奴传上》：其明年（元朔五年，公元前124年）春，汉遣卫青将六将军十余万人，出朔方、高阙……汉兵出塞六七百里……其秋，匈奴万骑入代郡，杀都尉朱央，略千余人。
《史记·匈奴列传》：其明年（元朔五年，公元前124年）春，汉以卫青为大将军，将六将军，十余万人，出朔方、高阙击胡。右贤王以为汉兵不能至，饮酒醉。汉兵出塞六七百里，夜围右贤王。右贤王大警，脱身逃走，诸精骑往往随后去。
《汉书·卷六·武帝纪》：汉武帝元朔五年（公元前124年）春……大将军卫青将六将军兵十余万人出朔方、高阙，获首虏万五千级。
《史记·卷一一一·卫将军骠骑列传》：其明年，元朔之五年（公元前124年）春，汉令车骑将军青将三万骑，出高阙；卫尉苏建为游击将军，左内史李沮为疆弩将军，太仆公孙贺为骑将军，代相李蔡为轻车将军，皆领属车骑将军，俱出朔方；大行李息、岸头侯张次公为将军，出右北平：咸击匈奴。匈奴右贤王当卫青等兵，以为汉兵不能至此，饮醉。汉兵夜至，围右贤王，右贤王惊，夜逃，独与其爱妾一人，壮骑数百驰，溃围北去。
《史记·卷一一一卫将军骠骑列传》：都尉韩说，从大将军出窳浑，至匈奴右贤王庭，为麾下搏战获王，以千三百户封说为龙頟侯。“集解”徐广曰：窳浑在朔方、音瘦。“索隐”服虔云：窳浑，塞名。汉书作寘浑，寘音田。
《史记·卷三〇·平准书》：（汉武帝元朔六年，公元前123年），其后汉将岁以数万骑出击胡，及车骑将军卫青取匈奴河南地（“正义”谓灵、夏三州地，取在元朔二年），筑朔方……又兴十万余人筑围朔方，转漕甚辽远，自山东咸被其劳，费数十百巨万，府库益虚。乃募民能入奴婢得以终身复，为郎增秩，乃入羊为郎，始于此。
《汉书·匈奴传上》：其明年（元朔六年，公元前123年），春，汉复遣大将军卫青将六将军十余万骑，仍再出定襄数百里击匈奴，得首虏前后万九千余级，而汉亦亡两将军三千余骑……（赵）信教单于益北绝幕以诱罢汉兵，徼极而取之，毋近塞，单于从之。
《史记·匈奴列传》：其明年（元朔六年，公元前123年）春，汉复遣大将军卫青将六将军，兵十余万骑，乃再出定襄数百里击匈奴。
《史记·匈奴列传》：其明年（元狩元年，公元前122年），胡骑万人入上谷，杀数百人。
《史记·卷一一八·淮南衡山列传》：淮南王患之，欲发，问吴被曰：汉庭治乱。伍被曰：天下治。王意不说，谓吴被曰：公何以言天下治也？被曰……广长榆，开朔方，匈奴折翅伤翼，失援不振。虽未及古太平之时，然犹为治也。“集解”如淳曰：广谓拓大之也。长榆，塞名，王恢所谓树榆为塞。
《汉书·匈奴传上》：其明年（元狩元年，公元前122年），胡数万骑入上谷，杀数百人。
《史记·匈奴列传》：其明年（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春。汉使骠骑将军去病将万骑出陇西，过焉支山千余里，击匈奴，得胡首虏、骑万八千余级，破得休屠王祭天金人。其夏，骠骑将军复与合骑候数万骑出陇西、北地二千里，击匈奴，过居延，攻祁连山，得胡首虏三万余人，裨小王以下七十余人。是时（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匈奴亦来入代郡、雁门，杀略数百人。汉使望侯及李将军广出右北平，击匈奴左贤王。
《汉书·匈奴传上》：汉武帝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其秋，单于怒昆邪王、休屠王居西方为汉所杀虏数万人，欲召诛之。昆邪、休屠王恐，谋降汉，汉使票（骠）骑将军迎之。昆邪王杀休屠王，并将其众降汉，凡四万余人，号十万。於是汉已得昆邪，则陇西、北地、河西益少胡寇。徙关东贫民处所夺匈奴河南地新秦中以实之，西（而）减北地以西戍卒半。
《史记·大宛列传》：其明年（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是岁，汉遣骠骑破匈奴西城数万人，至祁连山。其明年，浑邪王率其民降汉，而金城、河西、西并南山至盐泽空无匈奴，匈奴时有候者到，而希矣。其后二年（元狩四年），汉击走单于於幕北。
《汉书·卷六·武帝纪》：汉武帝元狩三（二）年（公元前121年）春三月，“遣骠骑将军霍去病，出陇西，至皋兰，斩首八千余级。”“师古”曰：皋兰，山名也。霍出病传云：“过焉支山千有余里，合短兵鏖皋兰下”，则此山也。
《汉书·卷六·武帝纪》：汉武帝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秋，匈奴昆邪王杀休屠王，并将其众合四万余人来降，置五属国以处之。以其地为武威、酒泉郡。
《史记·卷一一一·卫将军骠骑列传》：冠军候去病既侯三岁，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春，以冠军候去病为骠骑将军，将万骑出陇西，有功。天子曰：骠骑将军率戎士，逾乌盭，讨遫濮，涉狐奴，历五王国，辎重人众慑慴者弗取，冀获单于子。转战六日，过焉支山千有余里，合短兵（《汉书》“合短兵”下有“鏖皋兰下”四字。）杀折兰王，斩卢胡王，诛全甲，执浑邪王子及相国、都尉，首虏八千余级，收休屠祭天金人，益封去病二千户。“索隐”按：张晏云“佛徒祠金人也。屠音储，师古曰：今之佛像是也。”
《魏书·释老志》云：汉武元狩中，遣霍去病讨匈奴，至皋兰，过居延，斩首大获。昆邪王杀休屠王，将其众五万来降。获其金人，帝以为大神，列於甘泉宫。金人率长丈余，不祭祀，但烧香礼拜而已。此则佛、道流通之渐也。
“周按”焉支山的地理方位，据《汉书·武帝纪》《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载：汉武帝元狩二年，霍去病击匈奴浑邪王的出发地与至达地是“出陇西至皋兰”，其进军路线是从陇西出发，过焉支山，逾乌盭，涉狐奴，历五王国，至皋兰，最终战场是鏖战于皋兰山下。这次战事的行程是“转战六日，过焉支山千有余里”，而不是说从皋兰又西行“过焉支山千有余里”。如果是从皋兰又西行“过焉支山千有余里”，则此焉支山就考证到今兰州以西的祁连山去了。但是，祁连山的位置，据《前汉书·匈奴传》载：明年[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春，汉使骠骑将军去病将万骑出陇西，过焉支山千余里，击匈奴，得胡首虏、骑万八千余级，破得休屠王祭天金人……其夏，骠骑将军复与合骑候数万骑出陇西、北地二千里，击匈奴，过居延，攻祁连山，得胡首虏三万余人，裨小王以下七十余人。元狩二年春天的战事，即“武帝纪”所载“出陇西，至皋兰”“千余里”的出击，途中所经地名为“焉支山”、“乌盭”等，终点是“皋兰”。元狩二年夏天的战事，即《汉书·匈奴传》所载“出陇西、至北地”“二千里”的出击，途中所经地名为“居延”“祁连山”等，终点是“祁连山”。上述记载明确表明焉支山与祁连山不是同一个山名，也不在同一地理位置，两山东西相距千里之遥。祁连山在皋兰（今甘肃兰州）以西，东距陇西“二千里”，与今祁连山地理方位相合。焉支山在皋兰以东，西距皋兰“千有余里”，应在今甘肃陇西东境。据《吕氏春秋·当赏》载：“公子连去，入翟，从焉氏塞。”《史记·正义》说，“氏音支”，高诱注释说：“塞在安定，是焉氏即乌氏也。”所以，焉氏塞即焉支塞，焉支塞即乌氏塞，在今宁夏固原县城北15里处。焉支山即焉支塞（乌氏塞）所在之山，亦即今宁夏六盘山北垂。从今甘肃陇西出发，翻越今宁夏六盘山北垂，沿丝绸北道经今甘肃靖远县抵达今甘肃皋兰，其间距离也就是“千有余里”。以上道路里程与《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汉书·武帝纪·霍去病传》所载霍去病“出陇西”“过焉支山千有余里，合短兵鏖战皋兰下”相符。由此证明，焉支山即今宁夏六盘山北垂，而非河西走廊的祁连山。关于“乌盭”的地理方位。“乌盭”，师古曰：山名也。依《汉书·霍去病传》记载，乌盭山在焉支山之西，皋兰山之东，位于今甘肃陇西境内。从音韵上看，盭，《广韵》练结切，《集韵》力结切，音列，《韻會》郞計切，《正韻》力霽切，音麗。今甘肃靖远县有乌兰山，在今宁夏六盘山北垂，中卫香山之西南，与香山毗邻，均属陇西地区，此地尚遗存有古乌兰关，为古代兵家必争之地。从此渡过黄河可达皋兰县。乌盭山的“盭”字与乌兰山的“兰”字声母相同，韵母音近，乌盭山即乌兰山之音转。乌兰山所在的地理方位，与《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记载相符。所以，乌盭山即今甘肃靖远县的乌兰山。另外，从“获其金人，帝以为大神，列于甘泉宫。金人率长丈余，不祭祀，但烧香礼拜而已”的记载来看，佛教于西汉武帝时代即已传入中国中原地区，河西走廊、西域佛教流通则更早。所以，佛教传入中国应在西汉武帝时期，而非始于东汉明帝时期。
《史记·卷一一一·卫将军骠骑列传》：汉武帝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其秋，单于怒昆邪王居西方，数为汉所破亡数万人，以骠骑之兵也。单于怒，欲召诛浑邪王。浑邪王与休屠王等谋欲降汉，使人先遣使向边境要遮汉人，令报天子要边。是时大行李息将城河上，得浑邪王使，即驰传以闻。天子闻之，於是恐其以诈降而袭边，乃令骠骑将军将兵往迎之。骠骑既渡河，与浑邪王众相望。浑邪王裨将见汉军而多欲不降者，颇遁去。骠骑乃驰入，与浑邪王相见，斩其欲亡者八千人，遂独遣浑邪王乘传先诣行在所，尽将其众渡河，降者数万，号称十万……於是，天子嘉骠骑之功曰：“骠骑将军去病率师攻匈奴西域王浑邪，王及厥觽萌咸相礶，率以军粮接食，并将控弦万有余人，诛獟駻，获首虏八千余级，降异国之王三十二人，战士不离伤，十万之众咸怀集服，仍与之劳，爰及河塞，庶几无患，幸既永绥矣。以千七百户益封骠骑将军”。减陇西、北地、上郡戎卒之半，以宽天下之繇。居顷之，乃分徙降者边五郡故塞外（“正义”五郡，谓陇西、北地、上郡、朔方、云中。并是故塞外，又在北海西南），而皆在河南，因其故俗为属国。
《史记·匈奴列传》：其明年（元狩三年，公元前120年），匈奴入右北平、定襄，杀略汉千余人。
《汉书·匈奴传上》：明年（元狩三年，公元前120年）春，匈奴入右北平、定襄各数万骑，杀略千余人。
《史记·卷三〇·平准书》：其秋，浑邪王率数万之众来降，於是汉发车二万乘迎之。既至，受赏，赐及有功之士。是岁费凡百余巨万。初，先是往十余岁河决观，梁、楚之地固已数困，而缘河之郡堤塞河，辄决坏，费不可胜计……郑当时为渭漕渠回远，凿直渠自长安至华阴，作者数万人；朔方亦穿渠，作者数万人，各历二三期，功未就，费亦各巨万十数……其明年（元狩三年），山东被水菑，民多饥乏，于是天子遣使者虚郡国仓廥以振贫民犹不足，又募豪富人相贷假。尚不能相救，乃徙贫民于关以西，及充朔方以南新秦中，七十余万口，衣食皆仰给县官。“集解”服虔曰：新秦中，地名，在北方千里。如淳曰：长安以北，朔方以南。瓒曰：秦逐匈奴以收河南地，徙民以实之，谓之新秦。今以地空，故复徙民以实之。
《汉书·匈奴传上》：其（明）年（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春，汉谋以为“翕侯信为单于计，居幕北，以为汉兵不能至”……令大将军青、票（骠）骑将军去病中分军，大将军出定襄，票（骠）骑将军出代、咸约绝幕击匈奴。
《史记·匈奴列传》：汉骠骑将军之出代二千余里，与左贤王接战，汉兵得胡首虏凡七万余级。左贤王将皆遁走。骠骑封於狼居胥山，禅姑衍，临瀚海而还。是后匈奴远遁而幕南无王庭。汉渡河，自朔方以西至令居，往往通渠，置田官、吏卒五六万人，稍蚕食，地接匈奴以北。“集解”如淳曰：翰海，北海名。“正义”按：翰海自一大海名，群鸟解羽，伏乳於此，因名也。“集解”徐广曰：令居在金城。“索隐”地理志云：张掖令居县。
《后汉书卷一二〇·鸟桓鲜卑传》：及武帝遣骠骑将军霍去病击破匈奴左地，因徙乌桓於上谷、渔阳、右北平、辽东五郡塞外，为汉侦察匈奴动静。
《史记·卷一一一·卫将军骠骑列传》：最，骠骑将军去病，凡六出击匈奴，其四出以将军，斩捕虏首十一万余级，及浑邪王以众降数万。遂开河西、酒泉之地，西方益少胡寇。“正义”河谓陇右、兰州之西河也。谓凉、肃等州。《汉书》西域传云：骠骑将军击破匈奴右地，置酒泉郡，后分置武威、张掖、敦煌等郡。
《史记·卷一一一·卫将军骠骑列传》：将军路博德，平州人。以右北平太守从骠骑将军有功，为符离候（《汉书》）作“邳离候”）。骠骑死后，博德以卫尉为伏波将军，伐破南越，益封。其后坐法失侯，为疆弩都尉，屯居延，卒。
《史记·卷一三〇·太史公自序》：直曲塞，广河南，破祁连，通西国，靡北胡，作卫将军骠骑列传第五十一。
《汉书·卷一〇〇下·叙传》：长平（长平候卫青）桓桓，上将之元。薄伐猃允，恢我朔边……合围单于，北登阗颜……饮马翰海，封狼居山。西规大河，列郡祁连。
《汉书·匈奴传》：呼韩邪单于自请愿留居光禄塞下，有急，保汉受降城。汉遣长乐卫尉高昌侯董忠，车骑都尉韩昌将骑万六千，又发边郡士马以千数，送单于出朔方鸡鹿塞。“周按”光禄塞是西汉武帝时派遣光禄勋徐自为在五原郡外境修筑的1条长城，其遗迹分布在今内蒙古固阳县，乌拉特中旗、后旗境内。
《汉书·匈奴传上》：是后（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匈奴远遁，而幕南无王庭。汉度河，自朔方以西至令居，往往通渠，置田官、吏卒五六万人，稍蚕食，地接匈奴以北。
《汉书·匈奴传上》：汉使杨信於匈奴，是时汉……又北益广田，至眩雷为塞，而匈奴终不敢以为言。“注释”服虔曰：眩雷，地在乌孙北也。眩音州县之县。“周按”据殿本附考证说，臣召南按：“地理志，西河郡增山县有道，西出眩雷塞，北部都尉治”，则眩雷塞在西河郡之西北边，不得远在乌孙国（西域诸国之一）也。
《汉书·匈奴传下》：仲舒亲见四世之事，犹复欲守旧文，颇增其约，以为义动君子，利动贪人。如匈奴者，非可以仁义说也，独可说以厚利结之於天耳……胡马不窥於长城，而羽檄不行於中国，不亦便於天下乎……当孝武时，虽征伐克获，而士马物故亦略相当，虽开河南之野，建朔方之郡，亦弃造阳之北九百余里……“周按”汉朔方郡在河套内（河南之野）。
《后汉书·卷一一七·西羌传》：秦既兼天下，使蒙恬将兵略地，西逐诸戎，北却众狄，筑长城以界之，众羌不复南度……景帝时，研种留何率种人求守陇西塞，於是徙留何等於狄道、安故、至临洮、氐道、羌道县。及武帝征伐四夷，开地广境，北却匈奴，西逐诸羌，乃度河、湟，筑令居塞，初开河西，列置四郡，通道玉门，隔绝羌、胡，使南北不得交关，於是障塞亭燧出长城外数千里。时先零羌与封养牢姐种解仇结盟，与匈奴通，合兵十余万，共攻令居、安故，遂围抱罕。汉遣将军李息、郎中令徐自为将兵十万人击平之，始置护羌校尉持节统领焉。羌乃去湟中，依西海盐池左右。汉遂因山为塞，河西地空，稍徙人以实之。
《史记·卷一二〇·汲郑列传》：是时，汉方征匈奴，招怀四夷。黯务少事，乘上间，常言与胡和亲，无起兵……居无何，匈奴浑邪王率众来降，汉发车二万乘。县官无钱，从民贳马。民或匿马，马不具。上怒，欲斩长安令。黯曰：“长安令无罪，独斩黯，民乃肯出马。且匈奴畔其主而降汉，汉徐以县次传之，何至令天下骚动，罢弊中国而以事夷狄之人乎！”上默然。及浑邪至，贾人与市者，坐当死者五百馀人。黯请间，见高门，曰：夫匈奴攻当路塞，绝和亲，中国兴兵诛之，死伤者不可胜计，而费以巨万百数。
《史记·卷三〇·平准书》：汉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发三河以西骑击西羌。又数万人渡河筑令居。初置张掖、酒泉郡。而上郡、朔方、西河、河西开田官，斥塞卒、六十万人戍田之。中国缮道傀粮，远者三千，近者千余里，皆仰给大农。“索隐”韦昭云：令居，金城县。“周按”上郡、朔方、西河、河西的地理位置，《史记·平准书》是按其所在的地理方位自东向西排列地名顺序的。由上可知，“西河”在朔方之西，与“河西”毗邻。因此，汉代“西河”当指今宁夏境内自南向北流的黄河段。汉初所说的陇西塞，其始基即战国秦的陇西长城。秦昭王伐残义渠戎国后，将其修缮，与北地、上郡境内的长城连接，成为秦昭王“拒胡”长城的西段。依《汉书·西羌传》记载，汉景帝安置留何族的陇西郡县，就是秦昭王“拒胡”长城的西段所经的郡县。从留何一族的分布郡县，就可以看出秦昭王“拒胡”长城西段的走向：它西起秦临洮县（今甘肃省岷县洮河东岸），沿洮河东岸北上经秦安故县（今甘肃省临洮县南），抵达黄河东岸后继续沿河北上，再经黄河南岸的秦羌道县（今甘肃省兰州市西固县西北），沿黄河东岸而去。这就是秦时的傍洮、傍河长城，亦即汉时的陇西塞。这一线现存的古长城遗迹就是明证。关于秦昭王所筑的“拒胡”长城，现在通行的说法是：它西起今甘肃省岷县，沿洮河北上到今临洮县，然后再折向东南至渭源县境，再折向东北穿过定西、静宁进入宁夏南境，径固原县城北，再径甘肃镇原、环县，进入陕西的吴旗、静边、安塞，然后止于榆林南境，即秦上郡治所肤施县附近。其实，上述宁夏南境，陕西北境的长城遗迹，是西周朔方长城的遗迹，而非秦昭王所筑的“拒胡”长城遗迹。
《汉书·卷六·武帝纪》：汉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秋……又遣浮沮将军公孙贺出九原，匈河将军赵破奴出令居，皆二千余里，不见虏而还。乃分武威、酒泉地，置张掖、敦煌郡，徙民以实之。
《汉书·匈奴传上》：乌维立三年（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汉已灭两（南）越，遣故太仆公孙贺将万五千骑出九原二千余里，至浮苴井，从票侯赵破奴万余骑出令居数千里，至匈奴河水，皆不见匈奴一人而还。是时，天子巡边，亲至朔方，勒兵十八万骑，以见武节。
《史记·匈奴列传》是时（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天子巡边，至朔方，勒兵十八万骑以见武节，而使郭吉风告单于。
《史记·匈奴列传》：汉使杨信於匈奴，是时汉……又北益广田，至胘雷为塞，而匈奴终不敢言。“集解”骃按：汉书音义曰：胘雷，地名，在乌孙北。“周按”非也。乌孙国即春秋时的乌氏国，战国时称义渠国，为乌氏戎所建。秦昭王伐灭义渠戎国后，乌氏戎被迫西迁至今甘肃敦煌一带，后又被月氏击败，再西迁至巴尔喀什湖东南、伊犁河流域，称之为乌孙国，是汉代西域诸国之一。据《汉书·地理志》载，西河郡增山县有道，西出眩雷塞，北部都尉治。则眩雷塞在西河郡之西北边，不得远在乌孙国也。
《汉书·匈奴传上》是时（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天子巡边，亲至朔方，勒兵十八万骑以见武节，而使郭吉风告单于。
《史记·卷一二三·大宛列传》：骞身所至者……具为天子言之，曰：大宛在匈奴西南，在汉正西，去汉可万里……匈奴右方居盐泽以东，至陇西长城，南接羌，鬲汉道焉。
《汉书·卷九十六上·西域传》：自周衰，戎狄错居泾渭之北。及秦始皇攘却戎狄，筑长城，界中国，然西不过临洮。汉兴，至于孝武，事征四夷，广威德，而张骞始开西域之迹。其后票（骠）骑将军击破匈奴右地，降浑邪、休屠王，遂空其地，始筑令居以西，初置酒泉郡，后稍发徙民充实之，分置武威、张掖、敦煌，列四郡，据两关焉。“周按”令居塞。《汉书·西域传》说秦始皇筑长城“西不过临洮”。《史记·大宛列传》说匈奴右方“居盐泽以东，至陇西长城”。《汉书·西域传》说汉武帝派骠骑将军“击破匈奴右地，降浑邪、休屠王，遂空其地，始筑令居以西，初置酒泉郡”。由上可知，令居塞位于匈奴右地，东起陇西长城（陇西塞），西至酒泉郡。这道长城即是从今宁夏中卫黄河北岸长城西接甘肃河西走廊的汉武长城。正是这道长城，切断了西羌与匈奴的南北交互作用，保护了河西走廊丝绸古道的畅通。
《汉书·卷六·武帝纪》：汉武帝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冬十月，诏曰：南越、东瓯，咸伏其辜；西蛮、北夷，颇未辑睦。朕将巡边垂，择兵振旅，躬秉武节，置十二部将军，亲帅师焉。行自云阳，北历上郡、西河、五原，出长城，北登单于台，至朔方，临北河，勒兵十八万骑，旌旗径千余里，威震匈奴……还，祠黄帝于桥山，乃归甘泉……行自泰山，复东巡海上，至碣石，自辽西历北边九原，归于甘泉。“周按”从汉武帝巡边陲所历西河、五原、单于台、朔方、北河、九原、辽西、碣石看，他是沿着秦皇长城、汉武长城巡行的。汉武帝从西河、五原所出的长城，《汉书·地理志》载：朔方郡窳浑县“有道，西北出鸡鹿塞，屠申泽在东”。所以，这应是汉朔方郡窳浑县西北的鸡鹿塞。汉武帝北登的单于台，《新唐书·张仁愿传》载：始，朔方军与突厥以河为界，北崖有拂云祠，突厥每犯边，必先谒祠祷解，然后料兵度而南。时默啜悉兵西击突骑施，仁愿请乘虚取漠南地，于河北筑三受降城，绝虏南寇路。唐休璟以为“两汉以来皆北守河，今筑城虏腹中，终为所有”。仁愿固请，中宗从之。表留岁满兵以助功，咸阳兵二百人逃归，仁愿擒之，尽斩城下，军中股栗，役者尽力，六旬而三城就。以拂云为中城，南直朔方，西城南直灵武，东城南直榆林，三垒相距各四百余里，其北皆大碛也，斥地三百里而远。又于牛头朝那山北置烽候千八百所。自是突厥不敢逾山牧马，朔方益无寇，岁损费亿计，减镇兵数万。初建三城也，不置壅门、曲敌、战格。或曰：“边城无守备，可乎？”仁愿曰：“兵贵攻取，贱退守。寇至，当并力出拒，敢回望城者斩，何事守备，退忸其心哉！”《元和志》：单于台在今西受降城东北四十里，汉武帝北巡，登单于台，是也。所以，单于台应北距汉朔方郡窳浑县西北的鸡鹿塞不远。以今地言之，单于台当在今内蒙古磴口与抗锦后旗交界西北的长城外侧，西南至今宁夏平罗城东南700里，至灵武1000多里，与唐代西受降城位置相近，不会远到东受降城东北的呼和浩特市附近。
《汉书·张骞传》：（元封元年）天子遣从票侯破奴，将属国骑骑及郡兵兵数万以击胡，胡皆去。明年，击破姑师，虏楼兰王。酒泉列亭障至玉门矣。
《汉书·张骞传》：汉始筑令居（今甘肃永登）以西，初置酒泉郡，以通西北国。
《史记·卷一二三·大宛列传》：汉武帝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及得大宛汗血马，益壮，更名乌孙马曰“西极”，名大宛马曰“天马”云。而汉始筑令居以西，初置酒泉郡以通西北国……於是酒泉列亭鄣至玉门矣。“集解”徐广曰：令居，属金城。
《史记·大宛列传》：匈奴奇兵时时遮击使西国者。使者争遍言外国灾害，皆有城邑，兵弱易击。於是天子以故遣从骠侯破奴，将属国骑及郡兵数万，至匈河水，欲以击胡，胡皆去。其明年，击姑师，破奴与轻骑七百余先至，虏楼兰王，遂破姑师……王恢数使，为楼兰所苦，言天子，天子发兵令恢佐破奴击破之，封恢为浩侯。於是酒泉列亭障至玉门矣。
《史记·大宛列传》：敦煌置酒泉都尉；西至盐水，往往有亭。而仑头有田卒数百人，因置使者护田积粟，以给使外国者。
《汉书·西域传》：自贰师将军伐大宛之后，西域震惧，多遣使来贡献。汉使西域者益得职。于是自敦煌西至盐泽，往往起亭。而轮台、渠犁皆有田卒数百人，置使者校尉领护，以给使外国者。
主《汉书·卷九六·西域传》：初，武帝感张骞之言，甘心欲通大宛诸国，使者相望於道，一岁中多至十余辈……放是汉列亭障至玉门矣。
《汉书·卷六·武帝纪》：元封四年（公元前107年）冬十月，行幸雍，祠五畤。通回中道，遂北出萧关，历独鹿、鸣泽，自代而还，幸河东。“注释”如淳曰：萧关，匈奴传入朝那萧关，在安定朝那县也。服虔曰：独鹿，山名也；鸣泽，泽名也，皆在涿郡乃县北界也。“周按”汉武帝行幸雍，祠五畤，北出萧关，历独鹿、鸣泽，自代而还，为此，他专门“通回中道”。所谓“回中道”，应是秦始皇派蒙恬修筑的长安至九原的古道。关于长安至九原的古道，史载如下：《史记·秦始皇本纪》：始皇三十五年，除道，道九原，抵云阳、堑山堙谷，直通之。《史记·六国年表》：始皇三十五年，为直道，道九原，通甘泉。《史记·蒙恬列传》：始皇欲游天下，道九原，直抵甘泉。乃使蒙恬通道，自九原抵甘泉，堑山堙谷，千八百里。道未就……太史公曰：“吾适北边，自直道归，行观蒙恬所为秦筑长城亭障，堑山堙谷，通直道，固轻百姓力矣。”《史记·匈奴列传·正义》引《括地志》：秦故道在庆州华池县西四十五里子午山上，自九原至云阳千八百里。《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延安府古迹考》《府县志》合载：圣人道，从山岭修成大路，可并行二三辆车，遇险阻则转折蜿蜒，自西塞外来，经庆阳入鄜境，至西安嵯峨山而尽。不知何代为何而修。意始皇三十五年，使蒙恬除直道，由九原抵云阳，堑山堙谷千八百里，或即此也。《庆阳府山川考》引《府志》：圣人道，在（真宁）县东九十里，秦始皇开运粮道。《庆阳府古迹考》：圣人道，在（真宁）县东九十里，秦皇北筑长城，开运粮道。秦以天子为圣，故名。《庆阳府山川考》引《府志》：雕岭，在（真宁）县东五十里，上有秦筑驰道，今有巡司。梁启超曰：“始皇治驰道，其道线旧史不详载，徵诸巡狩所经而可知也。”始皇第一次出巡，巡陇西、北地，出鸡头山，过回中，则此路线当由长安循泾水旁西北，趋达甘肃固原以西也。《史记·孝武本纪》载：“其明年上郊雍，通回中道，巡之。春至鸣泽，从西河还。”“春至鸣泽，从西河还”，黄河在河套地区南北流向的河道有2处：最西的一段在宁夏、内蒙古境内，其西史称河西；最东的一段在山西、陕西境内，其东史称河东；两河段与北河弯曲之间史称河套。《汉书·地理志》：独鹿山，安定郡之都卢山。根据以上记载及对黄河流向的惯称，独鹿、鸣泽当在河套地区长安至九原的古道范围内，不会在“涿郡乃县北界也”。
《史记·匈奴列传》：乌维单于立十岁而死，子乌师庐立为单于。年少，号为兒单于。是岁，元封六年（公元前105年）也。自此之后，单于益西北，左方兵直云中，右方直酒泉、敦煌郡。“正义”《括地志》云：铁勒国，匈奴冒顿之後，在突厥国北。乐胜州经秦长城、太羹长路正北，经沙碛，十三日行至其国。“周按”云中、酒泉、敦煌为汉武长城所经。
《史记·匈奴列传》：是岁（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汉使贰师将军广利西伐大宛，而令因杅将军敖筑受降城。
《汉书·卷六·武帝纪》：太初二年（公元前103年）秋……遣浚稽将军赵破奴二万骑出朔方击匈奴，不还。“注释”应劭曰：浚嵇山在武威塞北，匈奴常以为障蔽。“周按”汉朔方郡治三封，领十县，辖境在今黄河河套西北部。赵破奴出朔方击匈奴，浚嵇山当在朔方塞北，不会远在武威塞北。今河套地区内蒙古桌子（资）山之得名，似源于西汉浚嵇山。
《史记·匈奴列传》（太初二年，公元前103年）汉使光禄徐自为出五原塞数百里，远者千余里，筑城障列亭至庐朐，而使游击将军韩说、长平侯卫伉屯其旁，使强弩都尉路博德筑居延泽上。
《汉书·卷六·武帝纪》：汉武帝太初三年（公元前102年）夏，四月……遣光禄勋徐自为筑五原塞外列城、西北至卢朐，游击将军韩说将兵屯之。强弩都尉路博德筑居延。秋，匈奴入定襄、云中，杀略数千人，行坏光禄诸亭障；又入张掖、酒泉，杀都尉。“注释”应劭曰：光禄勋徐自为所筑列城。今匈奴从此往坏败也。师古曰：汉制每塞要处别筑为城，置人镇守，谓之候城，此即障也。音之向反。“正义”障谓塞上要险之处，别筑城，罢吏上守之，以扞寇盗也。晋灼曰：地理志从五原固汤（阳）县北出石门障，即得所筑城。“周按”“障”即“断谷起障”，谓在沿边山脉通往内地的沟谷入口处垒砌长城，堵塞进出通道。这些堵塞通道的长城即谓之“障”。
《史记·卷一一一·卫将军骠骑列传》：将军韩说……以太初三年（公元前102年）为游击将军，屯於五原外列城。
《汉书·匈奴传上》：呴黎湖单于立（太初三年，公元前102年），汉使光禄徐自为出五原塞数百里，远者千里，筑城鄣列亭至庐朐，而使游击将军韩说，长平候卫伉（“师古”曰：即卫青子）屯其旁，使强弩都尉路博德筑居延泽上。
《史记·匈奴列传》：呴黎湖单于立（太初三年，公元前102年），汉使光禄徐自为出五原塞数百里，远者千余里，筑城障列亭至庐朐，而使游击将军韩说、长平候卫伉屯其旁，使疆弩都尉路博德筑居延泽上。“正义”五原塞，即五原郡榆林塞也。在胜州榆林县四十里也。地理志云：庐朐，五原郡稒阳县北出石门鄣，得光禄城，又西北得支就县，又西北得头曼城，又西北得牢城河，又西北得（宿）虏城。按：即筑城鄣列亭至庐朐也。《括地志》云：汉居延县故城在甘州张掖县东北千五百三十里，有汉遮虏鄣，强弩尉路博德之所筑。李陵败，与士众期至遮虏鄣，即此也。长老传云：鄣北百八十里，直居延之西北，是李陵战地也。“周按”《读史方舆纪要》引《通典》说：“既於张掖著居延塞，又於酒泉著遮虏障者。甘州之西，即肃州之东，寇之来路，亘乎两州之间，故障塞之设，亦亘两郡。李陵之军，自遮虏障北出，亦望遮虏障南入，可见寇路出入，无不由此也。居延塞即遮虏障。”《括地志》又说：“汉居延县故城在甘州张掖县东北千五百三十里，有汉遮虏鄣，强弩尉路博德之所筑。”同是唐人，对居延塞与遮虏障方位的说法完全相反，一说在河西走廊的极西，一说在河西走廊的极东。究其原因，应是故城与新城之别。依《括地志》，汉居延县故城既然在甘州张掖县东北1530里处，以今地度之，则汉居延故城当在今宁夏石嘴山附近。《嘉靖宁夏新志》“古迹”条载：省嵬城，河东废城，未详其始。“关隘”条载，贺兰山有“宿嵬口。”《史记·匈奴列传》载：有“朐衍之戎”，“集解”徐广说“朐音顼”，“索隐”说“朐”“郑氏音吁”，所以，“朐衍”与“居延”系一音之转，“居延”当属“朐衍”之同名同音异写。朐衍戎春秋战国时活动范围，“集解”“索隐”均说在“北地”，《括地志》说“盐州，古戎狄居之，即朐衍戎之地，秦北地郡也”。以上证明，朐衍戎的活动地区，春秋战国时期在宁夏河东地区。
这个地区，与《括地志》所说从光禄城向西北的五城中最西北端的“宿虏城”方位相当。“宿虏城”与“居延城”“朐衍戎”均属同音异写。所以，在朐衍戎的活动地区，出现了以“朐衍”命名的“居延城”“宿虏城”。而“居延城”“宿虏城”在今宁夏石嘴山河东地区的这个地理方位，与“正义”引《括地志》所说的“居延县故城”“宿虏城”的方位完全相同。在今宁夏石嘴山、贺兰山一带出现的历史地名“省嵬城”“宿嵬口”，其得名应与“朐衍”“居延”“宿虏”有历史源流关系，“居延”“宿虏”属“朐衍”的音讹异写。所以，汉“居延县故城”当在今宁夏石嘴山河东地区。此处是汉代长城所经地区。长老传说“鄣北百八十里，直居延之西北，是李陵战地也”，可见李陵战地北距汉代长城不远。李陵约定会合的“遮虏障”，应在今宁夏石嘴山地区贺兰山汉长城线上，李陵战地也应在该段长城外侧“百八十里”处。汉光禄勋徐自为在河套地区筑光禄城、开光禄渠的遗迹，也是对汉居延故城在今宁夏北部的明证。《新唐书》载：灵盐部有光禄渠，久废，（李）听始复，田以省转饷，即引渠溉塞下地千顷，后赖其饶。《读史方舆纪要》载：光禄渠，“在所（明代灵州手御千户所）东”，并引唐史为证：“灵盐部有光禄渠，久废。李听为夏绥银宥节度使，引渠溉塞下地千顷，以省转饷。志云：渠在灵州，本汉时导河溉田处也。”这说明，今宁夏灵武地区的汉渠，汉唐时期称“光禄渠”，即汉代光禄勋徐自为始开渠也。考《前汉书·李陵传·苏武传》，武帝天汉二年，李陵将其步卒五千人出居延，北行三十日，至浚稽山，与单于战，败降匈奴。陵败处去塞百余里。天汉四年，陵在匈奴使人刺杀李绪，大阏氏欲杀陵，单于匿之於北方。大阏氏死，乃还。单于壮陵，以女妻之，立为右校王。陵居外，有大事，乃入议。天汉元年，苏武出使匈奴，被徙北海，使牧羝。单于使陵至北海劝降。后元二年，陵复至北海上，语武：“闻武帝崩。”数年，匈奴与汉和亲，汉求武等。昭帝始元六年（公元前81年），武归汉，李陵置酒贺武诀别。陵起午歌曰：“径万里兮度沙幕，为君将兮奋匈奴。路穷绝兮矢刃摧，士众灭兮名已隤！老母已死难报恩！将安归！”陵泣下数行，因与武决。陵在匈奴20余年，至元平元年病死於匈奴。李陵所至之浚稽山，即今内蒙古乌海之桌子山。至于张掖的居延城、居延泽、居延塞的命名，应是朐衍戎西迁张掖后因其族名“朐衍”而来。
《史记·匈奴列传》：其秋（太初三年，公元前102年），匈奴大入定襄、云中，杀略数千人，败数二千石而去，行破坏光禄所筑城列亭鄣，又使右贤王入酒泉、张掖，略数千人。
《汉书·卷六·武帝纪》：太初三年（公元前102年）夏四月，遣光禄勋徐自为筑五原塞外列城，西北至卢朐，游击将军韩说将兵屯之。强弩都尉路博德筑居延。秋，匈奴入定襄、云中，杀略数千人，行坏光禄诸亭鄣。又入张掖、酒泉杀都尉。
《史记·卷一二三·大宛列传》：汉武帝太初四年（公元前101年），而汉发使十余辈至宛西诸外国求奇物，因风览以伐宛之威德。而敦煌置酒泉都尉；西至盐水，往往有亭。而侖头（轮台）有田卒数百人，因置使者护田积粟，以给使外国者。“周按”长城、亭、燧、屯田，保障了丝绸之路东、西方商贸团队的安全与供应。
《汉书·卷九六上·西域传序》汉武帝太初四年（公元前101年）自贰师将军伐大宛之后，西域震惧，多遣使来贡献；汉使西域者益得职。於是自敦煌西至盐泽，往往起亭。而轮台、渠犁皆有田卒数百人，置使者校尉领护，以给使外国者。“注释”师古曰：赏其勤劳，皆得拜职也。统领保护营田之事也。收其所种五谷以供之。
《史记·匈奴列传》：后二岁（天汉四年，公元前97年），复使贰师将军（李广利）将六万骑，步兵十万，出朔方……游击将军说将步骑三万人，出五原。因杅将军敷将万骑步兵三万人，出雁门。
《汉书·匈奴传上》：其明年（征和四年，公元前89年），单于遣使遗汉书云：南有大汉，北有强胡。胡者，天之骄子也，不为小礼以自烦。今欲与汉闿大关，取汉女为妻，岁给遗我蘖酒万石，稷米五千斛，杂缯万匹，它如故约，则边不相盗矣。
《史记·卷一一一·卫将军骠骑列传》：最：大将军青，凡七出击匈奴，斩捕首虏五万余级。一与单于战，收河南地，遂置朔方郡……
《史记·卷一一一·卫将军骠骑列传》：将军公孙敖，义渠人，以郎事武帝。武帝立十二岁，为骠骑将军出代，亡卒七千人，当斩，赎为庶人。后五岁，以校尉从大将军有功，封为合骑候。后一岁，以中将军从大将军再出定襄，无功。后二岁，以将军出北地，后骠骑期，当斩，赎为庶人。后二岁，以校尉从大将军，无功。后十四岁，以因杅将军筑受降城。七岁，复以因杅将军再出击匈奴，至余吾（“索隐”余音余，又音徐。案：水名，在朔方。）亡士卒多，下吏，当斩，诈死，亡居民间五六岁。后发觉，复糸。坐妻为巫蛊，族。
《汉书·卷七·昭帝纪》：始元六年（公元前81年）秋七月……以边塞阔远，取天水、陇西、张掖郡各二县置金城郡。“注释”陇西、金城为匈奴与西羌经常出没之地。武帝元鼎五年，西羌十万人反，即曾与匈奴通使，攻安故，抱罕。后武帝开河西，置四郡，通道玉门，隔绝羌、胡，使南北不得交关，今复置金城郡，所以加强防卫也。师古曰：湟水出金城临羌塞外，东入河。湟水之北是汉地……“通鉴胡注”谓“羌依南山，渡湟水而北，固欲与匈奴合，而湟北则汉地，所以隔绝羌与匈奴通之路正在此”。
《汉书·匈奴传上》明年（元凤元年，公元前80年），匈奴发左右部二万骑为四队，并入边为寇。汉兵追之，斩首、获虏九千人，生得瓯脱王，汉无所失亡。匈奴见瓯脱王在汉，恐以为道击之，即西北远去，不敢南逐水草，发人民屯瓯脱。明年，复遣九千骑屯受降城以备汉，北桥余吾，令可度，以备奔走……明年，单于使犁汙王窥边，言酒泉、张掖兵益弱，出兵试击，冀可复得其地。时汉先得降者，闻其计，天子诏边警备。后无几，右贤王、犁汙王四千骑分三队，入日勒、屋兰、番和。张掖太守、属国都尉发兵击，大破之，得脱者数百人。属国千长义渠王骑士射杀犁汙王，赐黄金二百斤，马二百匹，因封为犁汙王。属国都尉郭忠封成安侯。自是后，匈奴不敢入张掖。
《盐铁论·本议第一》：大夫曰：匈奴背叛不臣，数为寇暴淤（于）边鄙，备之则劳中国之士，不备则侵盗不止。先帝哀边人之久患，苦为虏所系获也，故修障塞，饬烽燧，屯戍以备之。边用度不足，故兴盐铁，设酒榷，置均输，蕃货长财，以佐助边费。今议者欲罢之，内空府库之藏，外乏执备之用，使备塞乘城之士饥寒於边，将何以赡之？罢之，不便也。
《盐铁论·伐功第四十五》：赵武灵王逾句注，过代谷，略灭林胡、楼烦。
《盐铁论·卷八·西域第四十六》：大夫曰：往者匈奴据河、山之险，擅田牧之利，民富兵强，行入为寇，则句注之内警动，而上郡以南咸城。文帝时，虏入萧关，烽火通甘泉，群臣惧不知所出，乃请屯京师以备胡。胡西役大宛、康居之属，南与群羌通。先帝推让斥夺广饶之地，建张掖以西，隔绝羌、胡，瓜分其援。是以西域之国，皆内拒匈奴，断其右臂，曳剑而走。故募人田畜以广用，长城以南，滨塞之郡，马牛放纵，蓄积布野，未睹其计之所过也。
《盐铁论·和亲第四十八》：文学曰：往者，通关梁，交有无，自单于以下，皆亲汉内附，往来长城之下。其后，王恢误谋马邑，匈奴绝和亲，故当路结祸，纷拏而不解，兵连而不息。边民不解甲弛弩，行数十年，介胄而耕耘，鉏櫌而候望，燧燔烽举，丁壮弧弦而出斗，老者超越而入葆。言之足以流涕寒心，则仁者不忍也。《诗》云：投我以桃，报之以李。未闻善往而有恶来者。故君子敬而无失，与人恭而有礼，四海之内，皆为兄弟也。故内省不疚，夫何忧何惧！
《盐铁论·地广第十六》大夫曰……先帝举汤、武之师，定三垂之难，一面而制敌，匈奴遁逃。因河、山以为防，故去沙石鹹卤不食之地，故割斗辟之县，弃造阳之地以与胡。省曲塞、据河险，守要害，以宽徭役，保土民……文学曰：秦之用兵，可谓极矣，蒙恬斥境可谓远矣。今逾蒙恬之塞，立郡县寇虏之地，地弥远而民滋劳。朔方以西，长安以北，新郡之功，外城之费，不可胜计……非特斗辟之费、造阳之役也。
《盐铁论·结和第四十三》：大夫曰：匈奴以虚名市於汉而实不从……今有帝名而威不信（伸）长城，反赂遗而尚踞敖，此五帝所不忍，三王所毕怒也。
《盐铁论·诛秦第四十四》：大夫曰：中国与边境，犹支体与腹心也……今匈奴蚕食内侵，远者不离其苦，独边境蒙其败……故先帝兴义兵以征厥罪，遂破祁连、天山，散其聚党，北略至龙城，大围匈奴，单于失魂，仅以身免，乘奔逐北，斩首捕虏十余万……浑耶率其众以降，置五属国以拒胡，则长城之内，河山之外，罕彼寇菑……文学曰……秦任战胜以并天下，小海内而贪胡、越之地，使蒙恬击胡，取河南以为新秦而亡其故秦，筑长城以守胡而亡其所守。
《汉书·匈奴传上》：其明年（元凤三年，公元前78年）匈奴三千余骑入五原，略杀数千人。后数万骑南旁塞猎，行攻塞外亭障，略取吏民去。是时，汉边郡烽火侯望精明，匈奴为边寇者少利，希复犯塞。
《汉书·匈奴传上》：本始二年（公元前72年），汉大发关东轻锐士，选郡国吏三百石伉健习骑射者皆从军。遣御史大夫田广明为祁连将军，四万余骑出西河，度辽将军范明友三万余骑出张掖，前将军韩增三万余骑出云中，后将军赵充国为蒲类将军三万余骑出酒泉，云中太守田顺为虎牙将军三万余骑出五原。凡五将军兵十余万骑，出塞各二千余里。及校尉常惠使护发兵乌孙西域，昆弥自将翕侯以下五万余骑从西方入，与五将军兵凡二十余万众。匈奴闻汉兵大出，老弱奔走，驱畜产远遁逃，是以五将少所得……度辽将军出塞（通鉴胡注谓“自张掖出塞”）千二百余里，至蒲离侯水……前将军出塞（“通鉴胡注”谓“自云中出塞”）千二百余里，至乌员……蒲类将军出塞（“通鉴胡注”谓“自酒泉出塞”）千八百余里，西去侯山……祁连将军出塞（“通鉴胡注”谓“自西河出塞”）千六百里，至鸡秩山……虎牙将军出塞（“通鉴胡注”谓“自五原出塞”）八百余里，至丹余吾水上……上以虎牙将军不至期，诈增卤获，而祁连知虏在前，逗留不进，皆下吏自杀。擢公孙益寿为侍御史。校尉常惠与乌孙兵至右谷蠡庭，获单于父行及嫂、居次、名王、犁汙都尉、千长、将以下三万九千余级，虏马、牛、羊、驴、骡、橐驼七十余万。汉封惠为长罗侯。然匈奴民众死伤而去者，及畜产远移死亡不可胜数。于是匈奴遂衰耗，怨乌孙。
《汉书·卷六九·赵充国传》：赵充国字翁孙，陇西上邽人也，后徙金城邻居……本始中，（赵充国）为蒲类将军征匈奴，斩虏数百级，还为后将军、少府。匈奴大发十余万骑，南旁塞，至符奚卢山，欲入为寇。亡者题除渠堂降汉言之。遣充国将四万骑屯缘边九郡（师古曰：五原、朔方、云中、代郡、雁门、定襄、北平、上谷、渔阳也，四万骑分屯之，而充国总统领之）……元康三年，先零遂与诸羌种豪二百余人解仇交质盟诅。上闻之，以问充国，对曰：羌人所以易制者，以其种自有豪，数相攻击，势不一也。往三十余岁，西羌反时，亦先解仇合约攻令居，与汉相距，五六年乃定。至征和五年，先零豪封煎等通使匈奴，匈奴使人至小月氏，传告诸羌曰：汉贰师将军众十余万人降匈奴。羌人为汉事苦。张掖、酒泉本我地，地肥美，可共击居之。以此观匈奴欲与羌合，非一世也。间者匈奴困于西方，闻乌桓来保塞，恐兵复从东方起，数使使尉黎、危须诸国，设以子女貂裘，欲沮解之。其计不合。疑匈奴更遣使至羌中，道从沙阴地，出盐泽，过长坑，入穷水塞，南抵属国，与先零相直。臣恐羌变未止此，且复结联他种，宜及未然为之备。后月余，羌侯狼何果遣使至匈奴借兵，欲击鄯善、敦煌以绝汉道。“周按”汉武长城之走线，自河套由西向东，在西汉缘边九郡之外围，经五原、朔方、云中、代郡、雁门、定襄、北平、上谷、渔阳；自河套由东向西，在河西走廊一线，经武威、张掖、酒泉、敦煌、鄯善。
《汉书·匈奴传上》：虚闾权渠单于立（地节二年，公元前68年）……是时匈奴不能为边寇，於是汉罢外城以休百姓（“师古”曰：“外城，塞外诸城”）。单于闻之喜，召贵人谋，欲与汉和亲。左大且渠心害其事，曰：“前汉使来，兵随其后。今亦效汉发兵，先使使者入。”乃自请与呼卢訾王各将万骑，南旁塞猎，相逢俱入。行未到，会三骑亡降汉，言匈奴欲为寇。於是，天子诏发边骑屯要害处，使大将军军监治众等四人将五千骑，分三队出塞各数百里，捕得虏各数十人而还。时匈奴亡其三骑，不敢入，即引去。是岁也，匈奴饥，人民畜产死十六七。又发两屯各万骑以备汉。其秋，匈奴前所得西嗕居左地者，其君长以下数千人皆驱畜产行，与瓯脱战，所战杀伤甚众，遂南降汉。“师古”曰：外城，塞外诸城。“通鉴胡注”引师古注：“诸城”下有“如光禄塞，受降城、遮虏障等城是也”十四字。
《汉书·卷六九·赵充国传》：汉宣帝神爵元年（公元前61年），初，罕、开豪靡当兒使弟雕库来告都尉曰先零欲反，后数日果反……时，上已发三辅、太常徒弛刑，三河、颍川、沛郡、淮阳、汝南材官，金城、陇西、天水、安定、北地、上郡骑士、羌骑，与武威、张掖、酒泉太守各屯其郡者，合六万人矣。酒泉太守辛武贤奏言：“郡兵皆屯备南山，北边空虚，势不可久……汉马不能冬，屯兵在武威、张掖、酒泉万骑以上，皆多羸瘦。可益马食，以七月上旬赍三十日粮，分兵并出张掖、酒泉合击罕、开在鲜水上者……”天子下其书充国，令与校尉以下吏士知羌事者博议。充国及长史董通年以为：“武贤欲轻引万骑，分为两道出张掖，回远千里……此殆空言，非至计也。又武威县、张掖、日勒皆当北塞，有通谷水草。臣恐匈奴与羌有谋，且欲大入，幸能要杜张掖、酒泉以绝西域，其郡兵尤不可发。”
《汉书·卷六九·赵充国传》：汉宣帝神爵二年（公元前60年）匈奴大发十余万骑，南旁塞，至符奚卢山，欲入为寇。亡者题除渠堂降汉，言之，遣充国将四万骑屯缘边九郡。单于闻之，引去。注释：师古曰：九郡者，五原、朔方、云中、代郡、雁门、定襄、北平、上谷、渔阳也。四万骑分屯之，而充国总统领之。
《汉书·卷八·宣帝纪》汉宣帝甘露二年（公元前52年）冬十二月，匈奴呼韩邪单于款五原塞，愿奉国珍朝三年正月。
《汉书·匈奴传下》明年（甘露二年，公元前52年），呼韩邪单于款五原塞，愿朝三年正月。汉遣车骑都尉韩昌迎，发过所七郡，郡二千骑为陈道上……单于就邸，留月余，遣归国。单于自请愿留居光禄塞下，有急保汉受降城。汉遣长乐卫尉高昌侯董忠、车骑都尉韩昌将骑万六千，又发边郡士马以千数，送单于出朔方鸡鹿塞。“注释”师古曰：鸡鹿塞，在朔方窳浑县西北。
《汉书·卷八·宣帝纪》：汉宣帝甘露三年（公元前51年），春正月，匈奴呼韩邪单于稽侯狦来朝，赞谒称籓臣而不名。赐以玺绶、冠带、衣裳、安车、驷马、黄金、锦绣、缯絮。使有司道单于先行就邸长安，宿长平。上自甘泉宿池阳宫。上登长平阪，诏单于毋谒。共左右当户之群皆列观，蛮夷君、长、王、侯迎者数万人，夹道陈……二月，单于罢归。遣长乐卫尉高昌侯忠、车骑都尉昌、骑都尉虎将万六千骑送单于。单于居幕南，保光禄城。诏北边振谷食。郅支单于远遁，匈奴遂定。“注释”孟康曰：前光禄徐自为所筑城。
《汉书·卷六四下·贾捐之传》：汉元帝初元二年（公元前47年）贾捐之曰……赖圣汉初兴，为百姓请命，平定天下。至孝文皇帝，闵中国未安，偃武行文……至孝武皇帝元狩六年，太仓之粟红腐而不可食，都内之钱贯朽而不可校。乃探平城之事，錄冒顿以来数为边害，籍兵历马，因富民以攘服之。西连诸国至于安息，东过碣石以玄菟、乐浪为郡，北却匈奴万里，更起营塞，制南海以为八郡，则天下断狱万数，民赋数百，造盐、铁、酒榷之利以佐用度，犹不能足。当此之时，寇贼并起，军旅数发，父战死于前，子斗伤於后，女子乘亭鄣，孤儿号於道，老母寡妇饮泣巷哭，遥设虚祭，想魂乎万里之外……是皆廓地泰大，征伐不休之故也……
《汉书·匈奴传下》：元帝初即位，呼韩邪单于复上书，言民众困乏。汉诏云中、五原郡转谷二万斛以给焉……明年（永光元年，公元前43年），汉遣车骑都尉韩昌、光禄大夫张猛送呼韩邪单于侍子……昌、猛还奏事，公卿议者以为单于保塞为藩，虽欲北去，犹不能为危害。
《汉书·匈奴传下》：竟宁元年（公元前33年），单于复入朝……单于自言愿婿汉氏以自亲。元帝以后宫良家子王墙字昭君赐单于。单于欢喜，上书愿保塞上谷以西至敦煌，传之无穷，请罢边备塞吏卒，以休天子人民。天子令下有司议，议者皆以为便。郎中侯应习边事，以为不可许。上问状，应曰：周、秦以来，匈奴暴桀，寇侵边境，汉兴，尤被其害。臣闻北边塞至辽东，外有阴山，东西千余里，草木茂盛，多离兽，本冒顿单于依阻其中，治作弓矢，来出为寇，是其苑囿也。至孝武世，出师征伐，斥夺此地，攘之於幕北，建塞徼，起亭隧，筑外城，设屯戍以守之，然后边境得用少安。幕北地平，少草木，多大沙，匈奴来寇，少所蔽隐，从塞以南，径深山谷，往来差难。边长老言：匈奴失阴山之后，过之未尝不哭也！如罢备塞戍卒，示夷狄之大利，不可一也……前以罢外城，省亭隧，今裁足以候望通烽火而已。古者安不忘危，不可复罢，二也……起塞以来百有余年，非皆以土垣也，或因山岩石，木柴僵落，溪谷水门，稍稍平之，卒徒筑治，功费久远，不可胜计。臣恐议者不深虑其终始，欲以壹切省繇戍。十年之外，百岁之内，卒有它变，障塞破坏，亭隧灭绝，当更发屯缮治。累世之功不可卒复，九也。
《汉书·匈奴传下》：郎中侯应反对罢边备塞吏卒，陈述了十条理由。天子有诏：勿议罢边塞事。使车骑将军口谕单于曰：单于上书愿罢北边吏士屯戍，子孙世世保塞。单于乡慕礼义，所以为民计者甚厚，此长久之策也，朕甚嘉之！中国四方皆有关梁障塞，非独以备塞外也，亦以防中国奸邪放纵，出为寇害，故明法度以专众心也。敬谕单于之意，朕无疑焉。为单于怪其不罢，故使大司马车骑将军嘉晓单于。
《汉书·卷一〇〇·叙传上》（班伯）家本北边，志节慷慨，数求使匈奴。河平中（汉成帝河平四年，公元前25年），单于来朝，上使伯持节迎於塞下。会定襄大姓石季群辈报怨，杀追捕吏，伯上状，因自请愿试守期月。
《汉书·卷七〇·陈汤传》汉成帝绥和二年（公元前7年），制曰：汤前有讨郅支单于功，其免汤为庶人，徙边……於是汤与万年俱徙敦煌。久之，敦煌太守奏：汤前亲诛郅支单于，威行外国，不宜近边塞。诏徙安定。
《汉书·匈奴传下》：汉遣中郎将夏侯藩、副校尉韩容使匈奴。时帝舅大司马票骑将军王根领尚书事，或说根曰：匈奴有斗入汉地，直张掖郡，生奇材木，箭竿就羽，如得之，於边甚饶，国家有广地之实，将军显功，垂于无穷。根为上言其利，上直欲从单于求之，为有不得，伤命损威。根即但以上指晓藩，令从藩所说而求之。藩至匈奴，以语次说单于曰：窃见匈奴斗入汉地，直张掖郡，汉三都尉居塞上，士卒数百人寒苦，候望久劳。单于宜上书献此地，直断阏之，省两都尉士卒数百人，以复天子厚恩，其报必大……单于曰：孝宣、孝元皇帝哀怜父呼韩邪单于，从长城以北匈奴有之，此温偶駼王所居地也。未晓其形状所生，请遣使问之。“通鉴胡注”谓：张掖两都尉，一治日勒泽索谷，一治居延，又有农都尉，治番和，是为三都尉。
《汉书·匈奴传下》：建平四年（公元前3年）……黄门郎杨雄上书谏曰……孝武即位，设马邑之权，欲诱匈奴……其后深惟社稷之计，规恢万载之策，乃大兴师数十万，使卫青、霍去病操兵，前后十余年。於是浮西河，绝大幕，破寊颜，袭王庭，穷极其地，追奔逐北，封狼居胥山，禅於姑衍，以临瀚海，虏名王贵人以百数。自是之后，匈奴震怖，益求和亲，然而未肯称臣也。
《汉书·匈奴传下》：元寿二年（公元前1年），单于来朝，上以太岁厌胜所在，舍之上林苑蒲陶宫。告之以加敬於单于，单于知之……既罢，遣中郎将韩况送单于。单于出塞，到休屯井、北度车田卢水，道里回远。况等乏食，单于乃给其粮，失期不还五十余日。
《汉书·匈奴传下》：诏遣中郎将韩隆、王昌、副校尉甄阜、侍中谒者帛敞、长水校尉王歙使匈奴，告单于曰：西域内属，不当得受，今遣之。单于曰：孝宣、孝元皇帝哀怜，为作约束。自长城以南天子有之；长城以北单于有之。有犯塞，辄以状闻；有降者，不得受。臣知父呼韩邪单于蒙无量之恩，死遗言曰：有从中国来降者，勿受，辄送至塞，以报天子厚恩。此外国也，得受之。
《汉书·匈奴传下》：始建国三年（11年）莽於是大分匈奴为十五单于，遣中郎将蔺苞，副校尉戴级将兵万骑，多赍珍宝，至云中塞下，招诱呼韩邪单于诸子，欲以次拜之……单于闻之，怒曰：“先单于受汉宣帝恩，不可负也。今天子非宣帝子孙，何以得立！”遣左骨都候，右伊秩訾王呼卢訾及左贤王乐将兵入云中益寿塞，大杀吏民。是岁，建国三年（11年）也。“注释”云中塞，赵武灵王置，秦代治所在云中（今内蒙古托克托东北），辖境相当于今内蒙土默特右旗以东，大青山以南，卓资县以西，黄河南岸及长城以北。唐云州，治所山西大同市。东汉云州，山西原平县西南。
《汉书·卷九九·王莽传中》：三年（11年），遣尚书大夫赵并使劳北边，还言“五原、北假，膏壤殖谷，异时常置田官。”乃以并为田禾将军。发戍卒屯田北假，以助军粮。
《汉书·匈奴传下》：是后，单于历告左右部都尉、诸边王，入塞寇盗，大辈万余，中辈数千，少者数百，杀雁门、朔方太守、都尉，略吏民、畜产不可胜数，缘边虚耗。
《汉书·匈奴传下》：厌难将军陈钦，震狄将军王巡屯云中葛邪塞。是时，匈奴数为边寇，杀将率吏士，略人民，驱畜产去甚众。
《汉书·匈奴传下》：匈奴用事大臣右骨都侯须卜当，即王昭君女伊墨居次云之婿也，云常欲与中国和亲……天凤元年（14年），云、当遣人之西河虎猛制虏塞下，告塞吏曰：“欲见和亲侯。”和亲侯王歙者，王昭君兄子也。“注释”师古曰：虎猛，县名，制虏塞在其界。
《后汉书·卷五三·窦融传》：后汉光武帝建武元年（25年），（窦融）乃得为张掖属国都尉，融大喜，即将家属而西……及更始败，融与梁统等计议曰：“今天下扰乱，未知所归。河西斗绝在羌胡中，不同心暞力则不能自守；权钧力齐，复无以相率。当推一人为大将军，共全五郡，观时变动。”议既定，而各谦让，咸以融世任河西为吏，人所敬问，乃推融行河西五郡大将军事……河西民俗质朴，而融等政亦宽和，上下相亲，宴然富殖。修兵马，习骑射，明烽燧之警。羌、胡犯塞，融辄自将与诸郡相救，皆如符府要，每辄自破之。其后匈奴惩乂，稀复侵寇。而保塞羌、胡皆震服亲附，安定、北地、上郡流人避凶饥者，归之不绝。
《后汉书·卷一〇六·任延传》东汉建武四年（28年），拜武威太守，帝亲见，戒之曰：善事上官，无失名誉。延对曰：臣闻忠臣不私，私臣不忠。履正奉公，臣子之节。上下雷同，非陛下之福。善事上官，臣不敢奉诏。帝叹息曰：卿言是也。既之武威……郡北当匈奴，南接种羌，民畏寇抄，多废田业。延到，选集武略之士千人，明其赏罚，令将杂种胡骑休屠黄石屯据要害，其有警急，逆击追讨。虏恒多残伤，遂绝不敢出。
《后汉书·南匈奴传》：及中兴之初……世祖（光武帝）以用事诸华，未遑沙塞之外，忍愧思难，徒报谢而已。
《后汉书·卷六〇上·苏竟传》：苏竟……光武即位，就拜代郡太守，使固塞以拒匈奴。
《后汉书·卷四二·卢芳传》：卢芳字君期，安定三水人也，居左谷中，王莽时，天下咸思汉德，芳由是诈自称武帝曾孙刘文伯……更始败，三水豪杰共计议，以芳刘氏子孙，宜承宗庙，乃共立芳为上将军、西平王，使使与西羌、匈奴结和亲……单于遂立芳为汉帝。以（卢）程为中郎将，将胡骑还入安定。初，五原人李兴、随昱，朔方人田飒、代郡人石鲔、闵堪、各起兵自称将军。建武四年，单于遣无楼且渠王入五原塞，与李兴等和亲，告兴欲令芳还汉地为帝。五年（29年），李兴、闵堪引兵至单于庭迎芳，与俱入塞，都九原县。掠有五原、朔方、云中、定襄、雁门五郡，并置守令，与胡通兵，侵苦北边。“注释”五原塞，塞属五原郡，因以为名。
《后汉书·卷五〇·王霸传》：明年，（后汉光武帝建武十年，34年）霸复与吴汉等四将军六万人出高柳击贾览……匈奴左南将军将数千骑救览，霸等连战於平城下，破之，追出塞，斩首数百级。
《后汉书·卷一·光武帝纪下》：后汉光武帝建武十二年（35年）：是岁……遣骠骑大将军杜茂将众部施刑屯北边，筑亭候，修烽燧。“注释”施读若弛。弛，解也。《前书音义》曰：“边方备警急，作高土台，台上作桔皋，桔皋头有兜零，以薪草置其中，常低之，有寇即燃火举之，以相告，曰烽。又多积薪，寇至即燔之，望其烟，曰燧。昼则燔燧，夜乃举烽。”广雅曰：“兜零，笼也。”
《后汉书·卷五〇·王霸传》：是时（建武十三年），卢芳与匈奴、乌桓连兵，寇盗尤数，缘边愁苦。诏霸将弛刑徒六千余人与杜茂治飞狐道（飞狐道在今蔚州飞狐县北，通妫州怀戎县，即古之飞狐口也。）堆石布土，筑起亭障，自代至平城三百余里。
《后汉书·南匈奴传》：后汉光武帝建武十三年（37年）遂寇河东，州郡不能禁。於是渐徙幽、并边人於常山关、居庸关已东，匈奴左部遂复转居塞内。朝廷患之，增缘边兵郡数千人，大筑亭候，修烽火。
《后汉书·卷五二·马成传》：（马成）又代骠骑大将军杜茂缮治障塞，自西河至渭桥，河上至安邑、太原至井陉，中山至邺，皆筑保壁，起烽燧，十里一候。在事五六年，帝以成勤劳，徵还京师。边人多上书求请者，复遣成还屯。及南单于保塞，北方无事。拜为中山太守，上将军印绶，领屯兵如故。“注释”西河，今胜州富昌县也。渭桥，本名横桥，在今咸阳县东南。河上，高帝二年改为河上郡，武帝分为左冯翊。太原，今并州也。井陉，今属常山郡常山，今恒州县也。
《后汉书·卷四八·吴汉传》：后汉光武帝建武十五年（39年），（吴汉）复率扬武将军马成、捕虏将军马武北击匈奴，徙雁门、代郡、上谷吏人六万余口，置居庸、常（山）关以东。
《后汉书·卷六一·张堪传》：（张堪）在郡二年，徵拜骑都尉，后领骠骑将军杜茂营，击破匈奴於高柳，拜渔阳太守……匈奴尝以万骑入渔阳，堪率数千骑奔击，大破之，郡界以静……视事八年，匈奴不敢犯塞。
《后汉书·卷五〇·祭遵附从弟彤传》：后汉光武帝建武十七年（41年），当是时，匈奴、鲜卑及赤山乌桓连和疆盛，数入塞杀略吏人。朝廷以为忧，益增缘边兵，郡有数千人，又遣诸将分屯障塞。帝以彤为能，建武十七年，拜辽东太守……虏每犯塞，常为士卒锋，数破走之。二十一年秋，鲜卑万余骑寇辽东，肜率数千人迎击之，自被甲陷陈，虏大奔，投水死者过半，遂穷追出塞，虏急，皆弃兵祼身散走，斩首三千余级，获马数千匹。自是后鲜卑震怖，畏彤不敢复窥塞。
《后汉纪·卷七·光武帝纪》：后汉光武帝建武二十年（44年），马援曰：“今尚有匈奴、乌桓扰北边，我欲自请击匈奴。男儿要欲死于边野，以马革裹尸还葬矣，反卧床上于儿女子手中死邪！”（孟）冀曰：“谅为烈士，当如此矣。”会匈奴入右北平，诏以事示（马）援，遂自〔请〕击北边……十二月，伏波将军马援出定襄。
《东观汉记·卷一二·马援传》：马援行亭障，到右北平，诏书赐援钜鹿缣三百疋。
《后汉书·卷一二·乌桓传》：光武初，乌桓与匈奴连兵为寇，代郡以东尤被其害。居止近塞，朝发穹庐，暮至城郭，五郡民庶，家受其辜，至于郡县损坏，百姓流亡。其在上谷塞外白山者最为强富。建武二十一年（45年），遣伏波将军马援将三千骑出五阮关掩击之（关在代郡）。乌桓逆知，悉相率逃走，追斩百级而还。乌桓复尾击援后，援遂晨夜奔归，比入塞，马死者千余匹。
《后汉书·卷五四·马援传》：后汉光武帝建武九年，拜援为太中大夫，副来歙监诸将平凉州。自王莽末，西羌寇边，遂入居塞内，金城属县多为虏有。来歙奏言陇西侵残，非马援莫能定。十一年夏，玺书拜援陇西太守。援乃发步骑三千人，击破先零羌于临洮，斩首数百级，获马牛羊万余头。守塞诸羌八千余人诣援降。诸种有数万，屯聚寇钞，拒浩亹隘……马援曰：方今匈奴、乌桓尚扰北边，欲自清击之。男儿要当死於边野，以马革裹尸还葬耳！何能卧床上在儿女子手中耶！冀曰：“谅为烈士，当如此矣。”……明年（建武二十一年，45年）秋，援乃将三千骑出高柳，行雁门、代郡、上谷障塞。乌桓候者见汉军至，虏遂散去，援无所得而还。
《汉官仪·卷上》：世祖中兴，海内人民可得而数，裁十二三。边陲萧条，靡有孑遗，鄣塞破坏，亭队绝灭。建武二十一年，始遣中郎将马援，谒者（段忠）分筑烽候，堡壁稍兴，立郡县十余万户，或空置太守、令、长，招还人民。上笑曰：“今边无人而设长史治之，难如春秋素王矣。”乃建立三营，屯田殖谷，弛刑谪徒以充实之。
《后汉纪·卷七·光武帝纪》：后汉光武帝建武二十一年（45年）秋八月，匈奴、鲜卑寇辽东，太守祭彤率吏士击之，斩首二千余级。遂穷追出塞，复斩首千余级，收其兵器，得马数千匹。由是匈奴、鲜卑震服，不敢复窥塞。
《后汉书·卷五〇·祭遵附从弟彤传》：后汉光武帝建武二十一年（45年）秋，鲜卑万余骑寇辽东，彤率数千人迎击之，自披甲陷阵，虏大奔，投水死者过半，遂穷追出塞，虏急，皆弃兵裸身散走，斩首三千余级，获马数千匹。自是后鲜卑震怖，畏彤，不敢复窥归塞。
《后汉纪·卷八·光武帝纪》：后汉光武帝建武二十三年（47年），三月，南单于遣使称藩，愿修旧约。天子议于公卿，咸以为蛮夷猾夏，情伪难知，不可许。大司农耿国以为：“今天下初定，尤宜受之。令东抚乌桓，北拒匈奴，边陲永息干戈之役，万世之策也。”上善而从之。使中郎将段柳（郴）使匈奴，于是单于拜伏受诏，遣弟左贤王将兵击北单于，连破之。北单于震怖，却地千里。单于既称臣，入居塞内，上书遣子贡献。汉赐单于冠带、衣裳、黄金、龟玺、什物各有数。单于乃分部诸帅，以鄣北边。北单于惶恐，愿还所略汉人，数遣使诣武威，求使者。皇太子以为南单于新立，今若遣使，恐阻南单于意，故但报其书，不遣使者。
《后汉书·南匈奴传》：东汉建武二十四年（48年）春，八部大人共议立比为呼韩邪单于，以其大父尝依汉得安，故欲袭其号。於是款五原塞，愿永为蕃蔽，扞御北虏。帝用五官中郎将耿国议，乃许之。其冬，比自立为呼韩邪单于。
《后汉书·卷一·光武帝纪下》：二十四年（48年）春正月……匈奴薁鞬日逐王比遣使款五原塞，求扞御北虏。
《后汉书·南匈奴传》：二十五年（49年）春……初，帝造战车，可驾数牛，上作楼橹，置於塞上，以拒匈奴。
《后汉书·卷五〇·祭遵附从弟彤传》：彤以三虏连和，卒为边害（卒，终也。三虏谓匈奴、鲜卑、赤山乌桓）。二十五年（49年），乃使招呼鲜卑，示以财利。其大都护偏何遣使奉献，愿得归化。彤慰纳赏赐，稍复亲附。其异种满离，高句骊之属，遂骆驿款塞，上貂裘、好马，帝辄倍其赏赐。
《后汉书·卷一二〇·乌桓传》：二十五年（49年），辽西乌桓大人郝旦等九百二十二人率众向化，诣阙朝贡，献奴婢、牛、马及弓、虎、豹、貂皮。是时四夷朝贺、络驿而至，天子乃命大会劳飨，赐以珍宝。乌桓或愿留宿卫，於是封其渠帅为侯、王、君、长者八十一人，皆居塞内，布於缘边诸郡，令招来种人，给其衣食，遂为汉侦候，助击匈奴、鲜卑……於是始复置校尉於上谷宁城，开营府，并领鲜卑，赏赐质子，岁时互市焉。及明、章、和三世，皆保塞无事。“注释”王先谦《后汉书集解》引惠栋谓魏书云：布列辽东属国、辽西、右北平、渔阳、广阳、上谷、代郡、雁门，太原、朔方诸郡界。
《后汉书·南匈奴传》：二十六年（50年），遣中郎将段郴、副校尉王郁使南单于，立其庭，去五原西部塞八十里……郴等反命，诏乃听南单于入居云中。遣使上书，献骆驼二头，文马十匹……冬，前畔五骨都候子复将其众三千人归南部，北单于使骑追击，悉获其众。南单于遣兵拒之，逆战不利。於是复诏单于徙居西河美稷，因使中郎将段郴及副校尉王郁留西河拥护之，为设官府、从事、掾史。令西河长史岁将骑二千，驰刑五百人，助中郎将卫护单于，冬屯夏罢。自后以为常，及悉复缘边八郡。南单于既居西河，亦列置诸部王助为扞戍。使韩氏骨都候屯北地，右贤王屯朔方，当于骨都侯屯五原，呼衍骨都侯屯云中，郎氏骨都侯屯定襄，左南将军屯雁门，栗籍骨都侯屯代郡，皆领部众为郡县侦罗耳目。“注释”据《光武帝纪》：缘边八郡即云中（今内蒙托克托）、五原（今内蒙五原）、朔方（今内蒙抗锦旗北）、北地（今甘肃庆阳西北）、定襄（今山西右玉）、雁门（今山西雁门）、代郡（今山西大同）、美稷（今内蒙准格尔旗北黄河内）。“周按”东汉缘边八郡自西向东依次为北地、朔方、五原、云中、北地、定襄、雁门、代郡、美稷。杜预注左传曰：“文马，画马为文也。”杜说非是，南单于所献者斑马也。
《后汉书·南匈奴传》：先是朔方以西障塞多不修复，鲜卑因此数寇南部，杀渐将王。单于忧恐，上言求复障塞，顺帝从之。乃遣黎阳营兵出屯中山北界，增置缘边诸郡兵，列屯塞下，教习战射。
《后汉书·卷一·光武帝纪下》：后汉光武帝建武二十六年（50年），遣中郎将段郴授南单于玺绶，令入居云中，始置使匈奴中郎将，将兵卫护之。南单于遣子入侍，奉奏诣阙。於是云中、五原、朔方、北地、定襄、雁门、上谷、代八郡民归於本土。遣谒者分将施刑补理城郭。发遣边民在中国者布还诸县，皆赐以装钱，转输给食。“通鉴胡注”谓：前北避匈奴内徙者，今皆归复本土。
《汉官仪·卷上》：东汉建武二十六年（50年），遣中郎将段郴迎单于於五原塞。
《后汉书·卷四八·臧宫传》：后汉光武帝建武二十七年（51年），宫乃与杨虚候马武上书曰：匈奴贪利，无有礼信，穷则稽首，安则侵盗，缘边被其毒痛，内国忧其抵突。虏今人畜疫死，旱蝗赤地，疫困之力，不当中国一郡……今命将临塞，厚县购（赐）赏，喻告高句骊、乌桓、鲜卑攻其左；发河西四郡，天水、陇西羌、胡击其右，如此，北虏之灭，不过数年。“注释”河西四郡：谓张掖、酒泉、武威、金城也。
《后汉书·卷五六·赵熹传》：后汉光武帝建武二十七年（51年），拜（熹）太尉，赐爵关内侯。时南单于称臣，乌桓、鲜卑并来入朝，帝令熹典边事，思为久长规。熹上复缘边诸郡，幽、并二州由是而定。
《后汉纪·卷八·光武帝纪》：建武二十七年（51年）夏，太仆赵熹为太尉。是时南单于新称藩，乌桓始入朝，上命熹思安边之策，为久长之计。熹乃议复代郡、朔方、五原、云中、定襄、雁门郡，遣诸王之国。
《后汉书·卷一·光武帝纪》：后汉光武帝建武二十七年（51年）五月，以太仆赵熹为太尉，大司农冯勤为司徒。益州郡徼外蛮夷率种人内属。北匈奴遣使诣武威乞和亲。“注释”武威郡故城在今凉州姑臧县西北，故凉城是也。
《后汉书·卷二一·天文志中》：后汉明帝，四年（60年）八月辛酉，客星出，梗河、西北指贯索七十日去。梗河为胡兵。至五年十一月，北匈奴七千骑入五原塞，十二月又入云中，至原阳。
《后汉书·南匈奴传》：后汉明帝永平五年（61年）冬，北匈奴六七千骑入于五原塞，遂寇云中至原阳（原阳，县名，属云中郡），南单于击却之，西河长史马襄赴救，虏乃引去。
《后汉书·志二一·天文志中》：汉明帝永平五年（62年）十一月，北匈奴七千骑入五原塞，十二月又入云中，至原阳。
《后汉书·南匈奴传》：永平八年（65年），遣越骑司马郑众北使报命。而南部须卜骨都侯等知汉与北虏交使，怀嫌欲畔，密因北使，令遣兵迎之。郑众出塞，疑有异，伺候果得须卜使人，乃上言，宜更置大将，以防二虏交通，由是始置度辽营，以中郎将吴棠行度辽将军事，副校尉来苗、左校尉阎章、右校尉张国将黎阳虎牙营士屯五原曼柏。又遣骑都尉秦彭将兵屯美稷。其年秋，北虏果遣二千骑候望朔方，作马革船欲度迎南部畔者。以汉有备，乃引去。复数寇钞边郡，焚烧城邑，杀略甚众，河西城门昼闭。帝患之。
《后汉书·卷二·明帝纪》：后汉明帝永平八年（65年），初置度辽将军，屯五原曼柏。“注释”曼柏，县，在今胜州银城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