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勒得尔图
在2004年召开的鄂尔多斯学年会上，我有幸和宁夏回族自治区政协副主席、宁夏大学校长陈育宁先生近距离接触。煌煌一部30多万字的《鄂尔多斯史论集》、洋洋洒洒的散文集《永远的牵挂》都在倾诉作者的鄂尔多斯情结，更何况他又是鄂尔多斯学的创始人之一。
记者：能简要介绍一下您的学术历程吗？
陈育宁（以下简称陈）：当年我作为宁夏的文科高考状元考上了北京大学历史系，毕业时正值“文化大革命”，1970年我被分配到毛乌素库布其两大沙漠间偏远、贫瘠、落后的内蒙古自治区鄂托克旗。因为我是学历史的，在这里仿佛让我看到了秦时的大道、匈奴的战旗和神秘的成吉思汗祭祀文化，与鄂尔多斯结缘也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记者：您如何看待成吉思汗的葬地问题？
陈：成吉思汗陵坐落在鄂尔多斯草原的伊金霍洛旗。这里是祭祀成吉思汗灵魂的所在，他的金身是“秘葬”，至今也没有谁能考证出他的葬地究竟在何处。作为学者，特别是曾经生活在鄂尔多斯的学者，我很早就开始关注这个在蒙古学上特别重要的问题。20世纪初，北京大学著名教授张相文和著名蒙古史专家屠寄两位大家就成吉思汗葬地问题，在权威刊物《地学杂志》上展开了一场持续2年的大辩论，最后虽难分伯仲，但屠寄的“葬于蒙古说”似乎更接近于事实。在前人考证的基础上，我对占有的资料进行了细致的梳理、对照、比较和推论，于1983年写出《成吉思汗的葬地和陵园》一文。我认为，之所以人们大都把伊金霍洛旗的成吉思汗陵园当做成吉思汗的墓地，是对蒙古帝王葬地和祭祀分离的习俗不甚了解的缘故。由于是秘葬，成吉思汗的墓地和祭祀是分离的，最早祭祀成吉思汗的“八白室”也不在鄂尔多斯，始终飘移在漠北草原，明朝中叶才“落户”鄂尔多斯高原，屈指数来只不过400多年而已。1985年，内蒙古大学著名蒙古学专家亦邻真在《起辇谷和古连勒古》一文中指出，成吉思汗葬于“今蒙古人民共和国肯特省曾克尔满达勒一带”，认为葬在鄂尔多斯是“把祀堂和葬地混为一谈”的“讹传”，我的观点和他的相同。但是我认为，鄂尔多斯是不是成吉思汗的葬地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如何弘扬400多年来在这里凝练而成的成吉思汗祭祀文化，根植于鄂尔多斯的成吉思汗祭祀文化，在世界上具有唯一性，其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都具有不可替代性。
记者：您是怎样介入关于鄂尔多斯的研究工作的？鄂尔多斯学是怎样诞生的？
陈：这么多年来，生活在沙漠，关注沙漠、研究沙漠成为我生活和生命中的重要组成部分。1980年，在大漠深处生活了10年后，我被调到内蒙古社会科学院从事研究工作，在掌握鄂尔多斯大量的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又查遍内蒙古社会科学院关于鄂尔多斯的所有档案，这使我对鄂尔多斯的认识有了感性与理性并重的研究视野。经过10多年的研究与探索，我的长篇论文《鄂尔多斯地区沙漠化的形成与发展述论》于1986年在《中国社会科学》上发表。我通过对历史资料的分析认为，沙漠化快速推进的根本原因是人为的破坏。后来《中国社会科学》英文版又全文发表。1987年，我从内蒙古社会科学院调宁夏任职，继续进行着关于鄂尔多斯的研究。
几十年对鄂尔多斯的关注、探索和研究，我的结论是鄂尔多斯地区有着深厚的历史积淀和丰富的文化资源，具有无可比拟、无可替代的优势。对鄂尔多斯独特的历史演进过程，应该有一个专门的系统的学问，从历史学、民族学、经济学、民俗学、生态学、宗教学以及文学艺术等门类进行综合研究，而这个学问的确切提法应该是“鄂尔多斯学”。
朝鲁原为伊克昭盟副盟长，和我是老朋友。他从领导岗位退下来后便致力于鄂尔多斯地区经济社会的研究。2002年9月16日，以朝鲁先生为会长的鄂尔多斯学研究会宣告成立，我送给研究会的贺礼是一部刚刚由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鄂尔多斯史论集》。
记者：您现在身兼很多行政工作，与搞研究是否冲突呢？
陈：回到宁夏的十几年间，我从事过研究工作、行政工作和党务工作，现在又领导一所大学。不管工作如何变动，不变的是我对少数民族历史和民族地区经济的研究。我觉得作为一位学者搞研究和担任行政职务，这两者是不冲突的，这两种角色给了我看待世界、看待事物、看待民族、看待历史的独特视角。现在学术界对各个少数民族历史进行专题研究的多，进行理论体系研究的少。我认为应该尽快建立中国民族史学理论体系。如果把少数民族的历史、文化、经济、宗教等纳入理论体系来研究，必将取得前所未有的重大突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