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的4月份，文物拍卖爆出特大新闻，在中国嘉德春季拍卖会上，一件宋徽宗的《写生珍禽图》真迹，以2350万人民币的天价，被一位不知名的收藏家买走。据说，这是中国画有史以来售出的最高价。
中国的帝王，有文化的，没文化的；有水平的，没水平的，都有附庸风雅的毛病。从刘邦《大风歌》起，到只做几天皇帝的黄巢、李自成，都能诌出几句打油诗来。画画要比写诗难多了，所以皇帝为画家者极少。宋徽宗是其中最出类拔萃者。但也怪，一旦面南为王，字和画就值钱了。哪怕是狗屁不通，哪怕是信笔涂鸦，也有马屁精为之勒石铭碑，摹刻影印，遂制造许多大煞风景的文化垃圾，是很讨人厌的。
宋徽宗的这幅画，货真价实，称得上是真正的艺术品。还没有一个中国皇帝画得比他好的。与他命运相同的李后主，也善丹青，可惜作品湮没无传。赵佶的这幅五米长卷，真下了功夫。他的好，不是倚势吓人的，也不是哥儿们姐儿们哄抬物价架上去的。九五之尊能够如此痴醉于自然界禽鸟的描摹，弥足珍贵。而且，九百年过去，他留存于世的作品极少；一说只有十二件。一说只有十九件。物以稀为贵，才卖出这份好价钱。不过，相比之西洋画，如梵高的作品，能卖到上千万美元，我认为宋徽宗的这幅杰作，还是卖得太便宜了。
作为文人的宋徽宗，诗词一流，绘画一流，连他的书法所创造出来的“瘦金体”，也是一流。然而，作为皇帝的宋徽宗，对不起，却是末流，而且是末流中的末流。
因为他是一个亡国之君。
亡国奴不好当。他生命中的最后十年，被金人俘虏，从开封一路北上，押到黑龙江的依兰，也就是五国城，关在地坑中，饱受非人之虐待，最后，死于非命，连个葬身之地也没有，真是蛮可怜的。
然而，这也是活该，谁让他眼瞎，用蔡京来做他的宰相，弄得国破家亡呢？
在中国数千年的封建社会中，帝和相，犹如一块硬币的两面。帝好，相不好，不至于亡国；帝不好，相好，也不至于亡国；但是，帝不好，相也不好，那这个国家就非完蛋不可。
北宋之亡，固然亡在赵佶手里，何尝不是亡在蔡京手里？
蔡京的知名度很高，至少在三部古典文学中提到了他：一、《水浒传》，二、《金瓶梅》，三、《大宋宣和遗事》。一提起蔡京，就涉及赵佶；只要说到道君皇帝，就不能不连带着蔡太师，一个昏君，一个奸臣，像暹罗双胞胎一样难拆难分。
据宋人周辉《清波杂志》：“蔡京库中，点检蜂儿见在数目，得三十七秤。黄雀鲊自地积至栋者满三楹。他物称是。童贯既败，籍没家赀，得剂成理中圆几千斤。‘胡椒铢两多，安用八百斛。’今古所记一律。”像这样一个五毒俱全的奸臣，宋徽宗视为政治上的知己、艺术上的知音，吃喝玩乐的挚友，荒淫无耻的知心，任由他指点江山，任由他为非作歹，任由他疯狂聚敛，任由他操纵朝廷。这政权要不垮的话，也似无天理。即使金人不掳他走，后来的方腊、宋江之流也会将他推翻，那是早晚的事。
现在看宋徽宗这个昏君，最没救的一点，就是他像吃了迷魂药似的对这个蔡京，多少年如一日地信任，执迷不悟。人非圣贤，肉眼凡胎，有可能被一个人的表象迷惑，谁都可能有看走眼的时候。譬如在大家都厮混的这个文坛上，把泥胎当作佛爷，把垃圾当作宝贝，把瘪三当作大师，把六国贩骆驼的假洋鬼子当作万能的上帝，磕头膜拜。有的新进的女作家，还要向这些有话语霸权的老枪和小枪，玉体横陈，全方位做出奉献。
想想我们这些阿乡，如同旧时在上海滩，经常被那些虎牌万金油，唬得一愣一愣，上当受骗，还要被人家骂着“屈死”一样。但通常，人犯错误，可一，可二，绝不可三。但赵佶甚至于四，一错再错，错上加错，就莫名其妙了。他四次罢免蔡京，四次起用蔡京。最后，此人年已八十，双目昏花，两耳失聪，步履蹒跚，枪都举不起来，基本上成了老年痴呆症和半个植物人，赵佶还全方位地相信他，倚重他，足以说明这位昏君，已经昏到何等程度。
这个权臣、重臣、奸臣、窃国之臣，也真是了不起，多才多艺，无论谄媚逢迎，溜须拍马；无论吹拉弹唱，吟诗唱和；无论风花雪月，逢场作戏；无论九浅一深，床上功夫，都能把宋徽宗玩得滴溜溜转，就是不失手。这是一个绝非草包、挺够水准、很有两把刷子的坏人，比上述混迹文坛的小痞子、老甲鱼，不知强多少倍。
在故宫博物院的珍藏品中，有一幅《听琴图》，是赵佶的自画像。他坐在树下弹琴，有点诸葛亮唱《空城计》的架势。听众有两位，一位灰衣人，带个小僮；一个红衣人，正襟危坐。据说，红衣人就是蔡京，在那儿装孙子，表示被音乐陶醉、魂梦不知所依的样子。画的上方，还有“臣蔡京谨题”的一首诗，其中两句“仰窥低审含情客，似听无弦一弄中”，雅得那么俗，可又俗得那么雅，真他妈的会吹捧。帝将相入画，相为帝题诗，这对暹罗双胞胎，称得上珠联璧合，臭味相投。
大宋王朝，本来只有半壁江山，被这两位帝相糟蹋下来，更加国将不国了。
北宋之亡的根本原因，宋人无名氏著的《大宋宣和遗事》，虽是民间文本，倒是高屋建瓴，说得一清二楚。“这位官家（也就是宋徽宗），才俊过人，口赓诗韵，目数群羊，善画墨君竹，能挥薛稷书，能三教之书，晓九流之法。朝欢暮乐，依稀似剑阁孟蜀王；论爱色贪杯，仿佛如金陵陈后主。遇花朝月夜，宣童贯、蔡京；值好景良辰，命高俅、杨戬。向九里十三步皇城，无日不歌欢作乐。盖宝诸宫，起寿山艮岳，异花奇兽，怪石珍禽，充满其间；画栋雕梁，高楼邃阁，不可胜记。役民夫千万汴梁直至苏杭，尾尾相含，人民劳苦，相枕而亡。加以岁岁灾蝗，年年饥馑，黄金一斤，易粟一斗，或削树皮而食者，或易子而飧者。宋江三十六人，哄州劫县。方腊一十三冠，放火杀人。天子全无忧问，与臣蔡京、童贯、杨戬、高俅、朱勔、王黼、梁师成、李彦等，取乐追欢，朝纲不理。”
从当时御史孙觌劾奏蔡京的上书，也能看出这位相爷是怎样的作恶多端。
“自古书传所记，巨奸老恶，未有如京之甚者。太上皇屡因人言，灼见奸欺，凡四罢免。而近小人，相为唇齿，惟恐失去凭依，故营护壅蔽，既去复用，京益蹇然。自谓羽翼已成，根深蒂固，是以凶焰益张，复出为恶。倡导边隙，挑拨兵端。连起大狱，报及睚眦。怨气充塞，上干阴阳。水旱连年，赤地千里。盗贼遍野，白骨如山。人心携贰，天下解体。敌人乘虚鼓行，如入无人之境。”（徐自明《宋宰辅编年录》）
因为北方的金兵，节节进犯，眼看直逼汴梁而来。赵佶显然听了蔡京的话，马上逊位，让他儿子赵桓，也就是钦宗，接班上台，他当太上皇。由于他交了权，御史们才敢弹劾蔡京。可是，作为暹罗双胞胎，赵佶能辞其咎乎？
赵佶，艺术智商极高，政治智商极低，大致与白痴相等。
但中国老百姓也总结出来，皇帝太能干了，未必是好事。因为太能干的皇帝，就要建功立业，往往不恤民力而穷折腾，老百姓难免要付出代价。相反，皇帝窝囊，庸懦，无大志向，吃喝玩乐，也许不是什么坏事，由于没什么本事，自然也就少生事；少生事，老百姓至少能落个安生。不求其有，但求其无，这是中国人的现实主义。
我们看《水浒传》第二回那段对于宋徽宗还在做端王时的介绍：“乃神宗天子第十一子，哲宗皇帝御弟，见掌东驾，排号九大王，是个聪明俊俏人物。这浮浪子弟门风，帮闲之事，无一般不晓，无一般不会，更无般不爱。更兼琴棋书画，儒释道教，无所不通。踢球打弹，品竹调丝，吹弹歌舞，自不必说。”施耐庵的话语中，虽有贬义，并没把赵佶描写成一个反面人物，只是一个花花公子而已。
然而，老百姓不怕皇帝一个人混账，即使三宫六院七十二嫔妃，顶多增加一百个讨不到老婆的光棍而已，对偌大一个国家来说，是绝对可以承受得了的。但是，最害怕的，是这个皇帝重用一群虎狼来管理国家，鱼肉百姓，那就比天灾还要恐怖。天灾的周期短，一年两年；人祸的周期，有时是一辈子，必须等到那个灾难制造者去见上帝时才告终止，这可就太痛苦了。
金圣叹批《水浒》，当赵佶一眼看到“似鳔胶粘在身上的”高俅，两人一拍即合，只是相见恨晚，马上引为知己。于是，把惊堂木一拍，看，小人和小人相遇，天下还有不完蛋的道理？
孔夫子对于小人的许多经典见解，实在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如《论语》中说：“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君子泰而不骄，小人骄而不泰。”“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而小人“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好行小慧，难矣哉。”如此等等，证明了“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这个百分百的真理。
什么人跟什么人在一起，是有规律可循的。有赵佶，才有蔡京、高俅；而有了蔡京、高俅，就必然会有赵佶。这些年来，凡被双规，凡被法办，甚至最后处以极刑的党政要员，从来没有一个是独行侠，只他一个人干坏事。只要提溜出一个，必然像挖土豆似的，总是一窝或一串给端出来，总是一群趋利忘义者的自然组合。
像高俅这样一个球痞，仅凭蹴鞠一技之长，在端王时为亲信，在徽宗时为殿帅府太尉。一个混混儿，位列中枢，这个政权还有什么指望？当然，帝王将相，宁有种乎。出身低未必无英雄豪杰，但赵佶合着一句民谚所云，“鲇鱼找鲇鱼，嘎鱼找嘎鱼”，他就专门挑选这些歪五溜子、乌七八糟、不走正路、邪门歪道的人物，正好证明他也不是一个好东西。
世道就是这样，一个小人，独木不成林，也许作不了大乱；两个小人，双木就成林，很可能犯奸作乱。而赵佶为首加上蔡京、高俅，再加上一群无耻宵小，大宋江山不完蛋，焉有他哉！
原来，我一直以写小说人物的思路在悬想，当那些贪官污吏最初扯开脸上蒙着的那张一本正经的皮，大家彼此彼此从事违法乱纪行为，与卖淫女第一次脱掉裤子，把身体摊在嫖客面前，这突破廉耻界线，开始堕落的第一句话，该怎么开口？那规定场景，语言环境，着实难以下笔。
再读《水浒传》，我明白了，小人与小人的苟合，是不需要台词的。赵佶看高俅，高俅看赵佶，王八看绿豆，对眼就行。官场中，凡腐败、贪污、不法、堕落等等分子，与其上下级，与其左右手，与其同道、同僚、同事、同好者进行勾搭时，其间必然有一种不言自明、互相感应的磁场，无须认知，无须交流，无须中间人，无须语言沟通，只要身处磁场之中，立刻就有相知相契的本能，很快像暹罗双胞胎联成一体。据科学家实验，某间房子里存有一块蛋糕，五百米方圆街区里的老鼠，在第一时间内，就会得到这个食物信息。而且，相互策应的鼠眼在黑暗中闪闪发光，协同动作的四肢在地沟中蠢蠢欲动，一齐向这块香喷喷的蛋糕游走接近。
这种觅食趋饵的动物本能，是沆瀣一气、狼狈为奸的原始动力。
不过，那时，赵佶还在他的潜邸做端王，再混账，再败家，再不成器，也只是牵涉到他个人和以他为首的小集团，影响也只是事关区区局部而已。何况他是王子，一个有太多条件，足可以优哉游哉的花花公子，他为什么不享受，不快活？当代的年轻男女作家，狗屁不是，才写了几篇根本不成样子的东西，不照样风花雪月，颠凤倒鸾，往死里快活。甚至，还把这些快活写成鲜血淋漓、令人惨不忍睹的淫秽小说呢！
再说，一个在文学艺术领域探索追求、多方涉猎、兴趣广泛、学有所成的作家诗人，浪漫得过头，风流得过分，即或蹴鞠投壶，日御一姬，也是无伤大雅的。因为，一个小员司、小役吏、小官人、小文秘，只有唯唯诺诺，等因奉此，循规蹈矩，谨小慎微，要想写出才气横溢、纵横捭阖的大文章也难。因此，他写诗、作画、学道、性放纵，我们没有理由苛责他的荒唐。
然而，赵佶十八岁那年，他的兄长宋哲宗驾崩，无子嗣。一顶御轿，将他抬进宫里，即帝位。是好还是坏，是走正路还是入邪道，是兢兢业业还是吊儿郎当，是正经八百还是荒淫无耻，他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就和大宋江山息息相关了。赵佶本来没有做皇帝的准备，也没有受到做皇帝的训练，加之，他文人气质、艺术家风度、花花公子的脾性、浮浪子弟的作风，他一登帝位，武大郎玩夜猫子，什么人玩什么鸟，就和与他习性相同、趣味相似、爱好相类、性格相像的一班小人结伴，生把大宋王朝给葬送掉了。
事实证明，他只能当端王，不可当皇帝。他一坐在金銮殿上，凡中国昏庸之君的所有毛病，他都具备；凡中国英明之主的应有优点，他全没有。而且，昏君中最没救、最完蛋、最可怕，也是最致命的弊端，就是远君子、近小人、宠奸邪、用坏人。他当上皇帝以后，朝廷立成觅食趋饵的鼠类天下。《七侠五义》有所谓的“五鼠闹东京”一说，在开封城里，最大的鼠，数来数去，应该就是这个蔡京。
其实，画出价值两千万元的《写生珍禽图》的赵佶，严格地讲，就他害民误国这一点讲，他倘不是鼠，难道会是猫吗？
他的接位登基，有很大的偶然性。宋哲宗驾崩，据《宋史》，“皇太后垂帘，哭谓宰臣曰：‘家国不幸，大行皇帝无子，天下事须早定。’章厉声对曰：‘在礼律当立母弟简王。’皇太后曰：‘神宗诸子，申王长而有目疾，次则端王当立。’又日：‘以年则申王长，以礼律则同母之弟简王当立。’皇太后曰：‘皆神宗子，莫难如此分别，于次端王当立。’知枢密院曾布曰：‘章未尝与臣等商议，如皇太后圣谕极当。’尚书左丞蔡卞、中书门下侍郎许将相继曰：‘合依圣旨。’皇太后又曰：‘先帝尝言，端王有福寿，且仁孝，不同诸王。’于是惇为之默然。乃召端王入，即皇帝位。”
当然，章也不是个好东西，与蔡京一样，都是啮齿类动物。不过，同为鼠类，品种不同，章为茅厕之鼠，奸人之雄，劣迹斑斑，心黑手恶，来硬的；蔡为阴沟之鼠，奴才之佞，奸狡巨猾，阴险毒辣，动软的。我估计哲宗垂危期间，章也好，蔡京也好，都对有可能成为接班人的诸王，进行过长线投资。章的才艺较差，作风生硬。蔡则诗、书、画俱佳，尤善柔佞。端王亲近蔡而疏离章，才使得章在太后面前断言端王轻佻，坚持要立简王。
于是，赵佶一上台，章就做山陵使，修哲宗的墓去了。
据文物专家鉴定，认为这幅画是他登基之前，为端王时期的作品。从这幅画中，对作为艺术家的赵佶，将大自然中的飞禽那灵动翔飞的神韵，描摹得如此惟妙惟肖，让我们惊讶。看得出这位年轻王子，至少在投身于艺术创作之时，观察事物的敏锐，感受生活的深刻，以及他的倾其全力，认真其事。他一笔一画勾勒羽毛的精细、精心、精到和精致，也表现出他艺术上的才能、天分、热忱。
因此，也就不难理解，他当了皇帝以后，是中国历史上惟一的除了以文取士的手段外，同时也实行以画取士的君主。我不知道在世界历史上，这是否也为绝无仅有的个例？
他的皇家画院里所网罗到的杰出画师，他的《宣和画谱》所涉及的画家与画作，他交往的如李玮、王诜、赵令穰、赵士雷以及李公麟、米芾等，在绘画艺术上的拓展和成就，与他提倡有关的诸如《清明上河图》、《韩熙载夜游图》这些不朽之作的出现，我认为，宋代文学艺术的成就，是与这位昏君提倡和关注分不开的。
但是，此人在政治上一塌糊涂，在经济上一塌糊涂；在军事上，抵抗外侮上，尤其一塌糊涂；在私生活的荒淫无耻上，最为一塌糊涂。尤其，对于他身边的这样大只的鼠，信，疑，复信，复疑，到最后深信不疑。终于，国破家亡，他成了金兵的俘虏，被押北上，死在五国城的冰天雪地之中。
我想这类政治上的糊涂虫，死到临头，大概也不明白究竟因为什么死在了异国他乡。
所以，当蔡京等“六贼”猖獗之时，也是正人君子销声匿迹之日。整个朝廷，成了小人得势、奸佞当道、正不压邪、劣胜优汰的局面。结果，当时中国所有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都不请自到，甚至你下请帖也未必请得这么周全，统统蚁附蛆聚于这位混账帝王的身边。
北宋完了！
一个政权内部，从上到下，从内到外，从局部到整体，逐渐腐败起来，那么就只有等着丧钟敲响的那一刻。北宋未亡于辽，因为那时的宋王朝还没有全部烂掉，而到了岳飞所写“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的徽钦二帝被俘之时，如此不堪一击，如此兵败于汴梁城下，说到根底上，是这个政权的肌体千疮百孔，病入膏肓，已经无药可治了。
所以，对统治者而言，腐败堕落之可怕，不在于吏治松弛，法纪懈怠，而是一旦成为社会风气，无法遏制，就像加速度下降的物体，最后会完全失控，直到这个政权的毁灭。同样，贪污渎职之可怕，并不在于官员道德沦丧，纲纪不张，而是国家经济命脉上那血流不止的创口，是会要了这个政权的命的。北宋王朝的覆灭，就覆灭在窃居要位的官员，无一不是贪污腐败分子，无一不是只谋私利的小人。试想，大宋江山这块蛋糕落到这群觊觎的红眼耗子嘴下，那结果是可想而知的。
当这些捞取名位、盗窃国家、疯狂搜括、贪得无厌的“官”，这些作威作福、道德败坏、胡作非为、祸国殃民的“僚”，这些狐假虎威、上蹿下跳、欺压百姓、中饱私囊的“吏”，这些飞扬跋扈、不可一世、寻衅找茬、敲诈勒索的“役”，在得意风光时，有后台支撑时，老百姓也许无可奈何，只能看着这些人渣在弹冠相庆，在飞扬跋扈，在得志猖狂，在不可一世。可是，凡作恶，必自毙；凡害人，必害己；凡跳得高，必跌得重；凡逃过初一，必逃不脱十五。这种生活的辩证法，虽然有时并不百分之百兑现，但大体上八九不离十的，也还是有一份天地间的公平的。
现在，蔡京终于走到头了，老百姓等到了他失败的这一天。
人民群众虽然不能打他一巴掌，以泄心头之恨，更不能绳之以法，以吐多少年的积怨，但是，有一条可以做到，那就是在蔡京发配的一路上，商家不卖他一粒粮，百姓不赊他一滴油，农人不给他一根菜，更甭说想乞讨一块烙饼、祈求一个馒头了。王明清《挥尘后录》：“初，元长之窜也，道中市食饮之物，皆不肯售；至于辱骂，无所不至。乃叹曰：‘京失人心，一至于此。’”
最后，《宣和遗事》载：蔡京“至潭州，作词曰：‘八十一年往事，三千里外无家，孤身骨肉各天涯，遥望神州泪下。金殿五曾拜相，玉堂十度宣麻，追思往日曼繁华，到此番成梦话。’遂穷饿而死。”
这就是饿死蔡京的故事。
北宋的大奸臣虽然饿死了，但不等于此后所有奸臣都会饿死。因此，这个陈旧的故事，或许还能读出一点新意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