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模式的两大典型特征，一是各级政府自己挖坑自己填，大建楼堂馆所、大搞基础建设投资、大搞开发区和新城建设，而不管其实际是否需要。目的是小集团有利益而且GDP非常好看。但这个过程很多时候不是在创造财富，而是在转移财富。中国建设银行董事长郭树清2010年接受《财经》记者专访时认为，全国城市规划和建设随意性很大，相当一大部分GDP靠拆迁。他用了一个新词，叫“拆毁性建设”。这种由马路反复修、房屋不断拆等创造的增加值，都要计入建筑业，计入GDP，但实际财富和国民福利并没有增加。
中国模式的另一大典型特征，是在各地方政府纷纷不惜代价降低辖区内土地、环境、劳动力、劳动保护、社会保障等要素资源招商引资的“自我作践型竞争”中，少数人享受发展成果，多数人承担改革成本，眼前的经济增长目标代替了整体和长远的社会发展目标；地方官员的短期政绩凌驾于民众利益之上，导致经济发展以牺牲环境和公民健康、福利为代价，以牺牲公平正义为代价，成为“悲惨式增长”的典型注脚。悲惨增长是指当一国偏向出口的生产要素的增长而使产品出口增加时，不但没有带来该国的出口收入和福利水平提高，反而是降低了。中国模式越发展到后期，越是掉入“悲惨式增长”的陷阱而不能自拔。
中国经济增长的成就是在社会、资源和环境方面付出巨大代价的条件下取得的，这种模式今后是无法继续下去的。光看物质产品生产、固定资产投资、金融资产积累，中国确实在高速发展，但其他方面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可能还没有缩小，生态环境、人力资本建设和创新能力培养等方面更是严重透支。中国有3.5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但如果要恢复到欧美国家那样的生态环境，可能要花费超过这个数额十倍的代价。
诚如郭树清所言，除制度安排，现代经济增长有六个决定性要素，其中，资本、劳动力和土地等因素对中国经济规模扩展影响不大，但另外三个更具有决定性作用的要素——人力资本、知识积累和生态财富与发达国家的差距非常大。
中国模式不可持续。中国模式是一种以经济增长为中心目标的、以各级党委和政府一把手的威权体制为核心的、少数官员和权力资本阶层决策的经济增长模式。这种模式决策成本很低，决策效率很高，一定时期内发展效率也很高。但是很快，它的执行成本和发展代价也越来越大，并最终背离经济发展的根本目的——为了人获得更大的自由和幸福、为了人更好地发展；也会最终失去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根本依靠——自由而富有创造力的人，以及和谐美好的自然环境。不仅经济增长难以持续，而且连经济增长的合法性、合理性都受到严峻挑战。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它的生命力是不会长久持续的。因此，对中国模式的拥护者也不必为此沾沾自喜，以为自己找到了人类发展的光明大道；对中国模式的反对者也不必忧心忡忡，担心它真的会成为一种模式千秋万代并且向外推广。
经济问题的根本问题是产权制度问题（国家的起源就是为了保护私有财产）和在此基础上的公平交易与利益选择。民主说到底也是一种利益选择，一种利益妥协，一种用最小代价换取全社会最大收益和福利的共赢机制。在非民主机制里，一些人和利益集团的利益最大化往往以损害多数人的利益为前提和代价，这样的暴富往往来得特别快，去得也特别快。而在民主的机制里，任何人的利益都必须以不损害他人的利益为前提条件，这样就能最大限度地保护每个人的自由、权利和利益，保护每个人的创造性和积极性，保证社会的长治久安平稳发展。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玛蒂亚·森曾经写下《民主的价值观放之四海而皆准》。他指出，我们应该吸取一个重要教训，即许多经济技术官僚主张使用市场经济提供的经济激励机制，但却忽视了由民主政治所保证的政治激励机制。
更有论者认为，民主是低效率的。这种观点认为，公共政策的决策成本与参与决策的人数成正比，参与决策的人越少，成本越低，当公共政策由一个人决策时，成本最小。只有那些非常简单的事情，也就是社会可以承担巨大决策成本的事情，才可以实行最广泛的民主。如果是这样，那么在人类社会里，民主是没有希望的。事实上，在过去几十年政府间的竞争中，很多时候的确是由县一级的一把手们“一言兴邦”的。
事实上，美国政治经济学家詹姆斯·布坎南早在1962年就解决了这个问题。他和另外一个合作伙伴的研究结果表明，一项公共政策的制定不仅仅涉及决策本身的成本，而且涉及外部成本，也就是说决策者本人可能对不参与决策的人强加的成本。
他们认为，一项公共政策的外部成本与参与决策的人数成反比。参与决策的人越少，其外部成本就越大，当只有一个人作出决策时，其外部成本就最大。这时决策者可以把决策所引起的所有成本强加给外部人，而尽可能把收益留给自己。随着参与决策的人数的增加，外部成本会越来越小，因为每增加一个决策者，就多增加一个人来利用参与的权力制止对自己不利的决策（当然在现实生活中有些地方官员们各自在潜规则中划定各自的“势力范围”）。当所有的人都参加决策时，一项公共决策的外部成本也达到了最小化即零，因为每一个人都有权否定对自己不利的决策。
把决策的内外部成本两个分析结合起来，就会找到一个妥协的均衡点，即决策的成本与外部成本相等的点，这一均衡点就是民主范畴的均衡点。
当然，由于各类公共政策的属性不同，均衡点也各有千秋。比如紧急突发事件，因为时间上耽误不起，这时决策就倾向于集权；而在对全社会和个人有较大影响的事情上，公民的民主参与就显得重要，没有民主，社会为此付出的成本就大。结论是：必须通过宪法限制政府机构行使权力。布坎南后来于1986年获诺贝尔经济学奖，跟他的这一成果关系极大。
从布坎南的研究成果反思过去三十多年的中国模式，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生态环境恶化和基层维稳压力越来越大的根源。
沉湎于“中国模式”将使中国被甩出第三次世界工业革命
当我们津津乐道于所谓“中国模式”，并且还想固化这个体制的时候，世界已经在静悄悄地发生着翻天覆地的革命性变化。
最近，英国最负盛名的经济学杂志《经济学人》刊登了一系列讨论“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文章。文中断言，第三次工业革命对中国这样的制造业大国来说有着相当大的负面影响。有人甚至预言，“中国崛起”有可能被第三次工业革命所终结。
与我们一般对工业革命的划分不同，《经济学人》文章中所指的头两次工业革命是18世纪后半叶以英国纺织机械化为标志的第一次工业革命和以20世纪初福特汽车公司大规模生产流水线诞生为标志的第二次工业革命。
而第三次工业革命则是指以数字化制造及新型材料应用为代表的一个崭新的时代。近年来，信息网络的发展已经深入到生产、生活的每一个环节。而高技术合成材料如碳纤维、石墨烯、纳米等各种新型材料层出不穷。这种数字化制造最具标志性的新生产工具是“3D打印机”，又称“堆砌加工机”。它像打印机一样，一层层地把新型合成材料直接“印”出，或说是“堆砌”出一个产品来。这种模式将会取代传统的车、钳、铇、铣，颠覆性地改变制造业的生产方式。据说，波音公司的飞机中有2万多个零件就是通过这项技术生产出来的。它无需用传统的流水线大规模生产，只要通过电脑给出一个设计，3D打印机就可以按照指令“印”出产品来，成本也不高。这一革命将使生产走出大批量制造的时代，取而代之的是小规模地生产少量但多样化的产品。还有人认为经济和社会变革总是来自新能源与新通信方式的交汇。他们把新能源和互联网之间的结合看成是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标志，提出了能源互联网的新概念。
这场新工业革命有两大特点：一是直接从事生产的劳动力会不断地快速下降，劳动力成本占总成本的比例会越来越小；二是新生产工艺能满足个性化、定制化的各种需求，要求生产者要贴近消费者与消费市场。这两大特点都会使传统的以廉价劳动力取胜的制造业发生根本性变化。一种可能的趋势是，过去为追逐低劳动力成本转移到发展中国家的资本，会很快移回发达国家中去。最近一些调查显示，已有近40%的美国企业准备把工厂从中国迁回美国。这种把“外包”给发展中国家的产品，又“内包”回发达国家的企业是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新趋势。
无怪乎最近很多国外媒体又开始利用这一趋势唱衰中国。他们认为，作为全球制造中心的中国将是这一场新工业革命的最大受害者。随着劳动力短缺的出现，国内的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中国制造在传统的工业领域已经越来越不具竞争力。而在新兴的领域中，由于大量外资企业要迁回本国，这将使中国制造处于十分困难的境地。
国务院参事、当年大学扩招的“始作俑者”、友成企业家基金会副秘书长汤敏为此写了一篇《中国如何才能不被甩出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文章，他认为：
18世纪晚期开始的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期，中国正处于康乾盛世后期，GDP稳居世界第一。闭关锁国的中国那时没有赶上工业革命的班车，被远远地甩在后面，直到1840年后才感到被甩的痛苦。1913年，以福特汽车公司开发的大规模生产流水线为标志的第二次工业革命兴起。而那时我们正在推翻清朝统治，忙着“你方唱罢我登场”，又被这场工业革命甩下。落在后面的中国，上百年就不断地挨打，差点被开除球籍。那么，我们如何才能不像一些人所预言的那样，在第三次工业革命到来时再次被甩出呢？
首先是要抓教育。新的工业革命需要大批的创新型人才。而当前以应试为主的教育方式真的不能适应这样的需求。当务之急是，如何才能改造出一批、创建出一批能够适应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有全新机制的教育机构来。我们有一批人正在研究如何利用最新机制与技术手段，以更大的规模、更新的模式、更快的速度为更多的年轻人创造出好的教育环境来。最近以美国“可汗学院”为代表的网络远程教育2.0正在悄悄兴起。这种教育方式有三大特点：一是教育游戏化，以青少年更能接受的方法改造教育模式；二是实行真正的因材施教，视频教育不受时间、空间限制，不同的学生可以有不同的学习内容和学习进度；三是称之为“颠覆式课堂”（Flipped Classroom）教学法。一反传统的学生在校上课、回家做功课的方式，在新型的远程教育下，学生在家看视频课程，到学校与老师和同伴开展讨论，完成作业。这种以低成本、高水平、重实效为特点来提供多样化的课程方式，是未来教育发展的方向。试想一下，如果我国有数间这样的大学，他们能找到世界上最好的老师来提供世界上最新、最好的各种课程，再用远程的方式，把这样的课开到全国各个学校中，同时把这些课程提供给任何愿意继续学习的社会人士。这样，我们可以不局限于一地、一校，甚至是一国的教育体制与教师水平的限制，就能较快地大规模地培养出新型的人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