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自明初方孝孺被诛十族以后，再也没有一个知识分子以死报君了。
从此以后的中国人，为主义赴死者，有；为真理牺牲者，有；为情人割腕切脉者，有；甚至，为赌一个什么东道以生命下注者，有，但是，在最高层面的权力斗争中，像方孝孺这样傻不唧唧地去为一个背时的皇帝献出老命者，是不会有了。不是士不肯为知己者死，从此狡猾，也不是以死来一报知己的价值观，从此绝迹，而是在统治者无休无止的夺权游戏中，为失败者殉葬的愚蠢行为，已为智者所不取。
皇帝死了还会有皇帝，而脑袋掉了却不会再长出一个来。随后的士大夫，渐渐地聪明起来。陪你玩，可以；陪你死，则决不干了。为争权夺位的统治者火中取栗，犯不着，弄不好会烫伤自家的爪子，而最后坐在龙椅上剥吃糖炒栗子的那位，未必会赐你几粒尝尝。于是，做出慷慨激昂者，有之；喊出誓死捍卫者，有之。而为了效忠，甘心陪葬，找来一根绳子勒死自己，或者喝下一碗鸩汁毒杀自己，如此这般的傻瓜，就不多见了。
虽然，由明而清的文字狱迫害，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总是凄风苦雨，如肉俎上，不怎么见好，但命运尽管不济，生命力倒是十分顽强。就像东北地区那种叫做“死不了”的植物，看似一段死气沉沉的枯木朽枝，只要稍沾一点水，就会透出一线生机，隔不数日，居然青枝绿叶，甚至还能开出一两朵小小的花来。所以，对“士”而言，即或是苟且的活，也要活下来，绝不去壮烈。
最近的例子，莫过于记忆犹新的“文革”了。在狂飚突起，横扫一切的日子里，被批斗，被打倒，被喷气式，被关进牛棚，被踏上千万只脚的知识分子，若是按照古训“士可杀而不可辱”的原则，死一千次都足够足够，但很少有人抱着王国维“义无再辱”的精神去跳昆明湖。北大清华，离颐和园多近，没有一位教授学者权威泰斗，敢步观堂先生后尘的。几乎达到百分之九十九点九的“士”，也就是绝大多数的中国知识分子，可以承认自己死有余辜，罪该万死，可以趴在地上磕头讨饶，祈求恩典，可以千遍万遍地深刻检查，痛哭流涕，就是不可以“宁为玉碎，毋为瓦全”地一死了之。
有什么办法呢？软鸡蛋也是有它赖以保全的生存哲学。那时，作为牛鬼蛇神的我，心里也是这样想的：不错，你伟大，但你总有死尿的一天；不错，我伟小，可也许会活得比你长久。所以，在十年（对我来讲，还得加上十年）的比拼过程中，很多人都抱着这样的宗旨：我要倒下，就是人家看着我死，而我不倒，那就有可能看着别人死。为这一天，为这一刻，无论如何得想方设法活下来，哪怕当癞皮狗，哪怕当三孙子，也在所不惜。
现在，回过头去看我们那段苟延残喘的历史，既不必为之感到羞愧，也不必以此为本钱，喋喋不休，没完没了，好像逮到了一个有把的烧饼，那可就是当真的发贱了。应该说，正是这种大家并未相约、共求不死的信念，加之“蝼蚁尚且贪生”的本能，十年过后，统计下来，除一两位、两三位，实在熬不过来外，都奇迹似的挺了过来。那场史无前例的“文革”作俑者，恐怕始料未及的，乘兴而来，败兴而去，最后落一个死的死、亡的亡、抓的抓、关的关的结果。于是应了一句“笑到最后，才是真笑”的法国谚语，修理人者未能笑到底，于是，只好让被修理者笑了。
我记得，七十年代末，一次全国性的文艺界大聚会，在人民大会堂，许多被整得九死一生者，劫后重逢，发现不但自己活着，别人也一个个都活着，那额手相庆的场面，虽有点滑稽，但足以说明“好死不如赖活着”的生存哲学，不但是明清之际“士”的立身之本，也是后来的知识分子在各项政治运动中的不倒之术。事实证明，对于士大夫的修理，虽然见效一时，而无恒久的功能。从长远的历史角度来看，最后绑在耻辱柱上的，常常是貌似强大的修理人者，而非软鸡蛋式的被修理者。
所以，商末孤竹国的伯夷叔齐，耻不食周粟，饿死在首阳山。虽然在正史上，是以肯定的口气来叙述这哥儿俩的原则立场，但这种其实是挺傻帽的行为，在后来的知识分子眼里，是不以为然的。只有那些非常一根筋，特别认死理的“士”，才认定天底下都像华山那样，只有一条路好走。方孝孺，恐怕是中国最后一位伯夷、叔齐式的知识分子。他，只有选择死之一途。
其实，就在方孝孺的明代，读书人也并不那么傻了。朱由检在景山上吊，陪他死的只是贴身太监，没有一位知识分子为之殉难。那个钱谦益本来想跳水赴死，效忠崇祯的，可是一摸湖水太凉，就不想成仁了。那个龚鼎孳也想以一死回报君王，可是想到漂亮的小老婆马上要被别人搂着，便打消死节的念头。所以，方孝孺在朱棣攻下南京、建文帝自焚以后，惟求速死，在这两位江左名流眼里，自是不识时宜的方巾迂腐了。
因为，他本可以不死，有一个叫道衍的和尚，很为他在朱棣面前说了情。
“先是，成祖发北平，姚广孝以孝孺为托，曰：‘城下之日，彼必不降，幸勿杀之。杀孝孺，天下读书种子绝矣！’成祖颔之。”（《明史·方孝孺传》）
这个保方孝孺的姚广孝，可不是凡人。燕王朱棣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夺他侄子朱允炆的江山，某种程度上说，这个和尚所起的作用是决定性的。他对于朱棣来讲，远不是一个普通的军师或者谋士这样的角色，说他是朱棣这次靖难之役的总智囊、总策划，也不为过分。
据明人笔记《革除逸史》载：朱到南京后，“未几，获文学博士方孝孺，上欲用之，示其意，执不从，遂就刑”，看来，朱的确打算放对方一马，甚至，还想重用的。所以，很给大儒一点面子，召至帝座跟前，下榻握手，捧茶延坐，商量起草登基诏书事宜。朱棣本有乃父朱元璋的流氓气，但此刻依旧以国师之礼待方，显然，姚广孝的话，是相当起作用的。
然而，一切都如和尚所料，方“必不降”，朱也必“杀孝孺”。死难消息一来，他只有双手合十，阿弥陀佛，摇头轻叹了事。因为，姚广孝与方孝孺，虽同为知识分子，却分属两类，姚是明白人中极明白的一类，绝不做傻事；方则是看似明白，其实并不明白的一类，常常倒做不成什么事。
方不可能降朱，朱也不可能宥方，他早就估计到这出性格悲剧。但是，若不为方求情，有点说不过去，情求过了，朱也点头了，他的良心也就得到安宁。虽然他对朱说了“幸勿杀”，并没有说绝对不能杀，再说他有什么资格，对未来的皇帝下命令。因此，方不领情，是方的事，朱要杀方，是朱的事，与本人无关。我做到我能做的，不做我不能做的，这是姚广孝的行事方式。我能做到的偏不做，做不到的偏要做，这是方孝孺透得相当不明白的地方。
最后，朱棣把话对方孝孺说到这种地步：这是我们朱家的事，用得着你狗拿耗子，多管闲事？方偏要管，一个劲地激朱求死，朱哪里受得了，大开杀戒，方孝孺一案死难者达八百四十七人，充军发配者不可胜计。方得到了于事无补的壮烈，气节是有的了，可多少人陪着粉身碎骨啊！古人对此也有微言。“孝孺十族之诛，有以激之也。愈激愈杀，愈杀愈激，至于断舌碎骨，湛宗燔墓而不顾。”（明钱士升《皇明表忠记》）
中国的所谓“士”，所谓“文人”，所谓“知识分子”，如果一定要分类，不是方孝孺式的——偏执，拘谨，认死理，不知好歹，常常采取霸王硬上弓的方法蛮干；就是姚广孝式的——灵活，圆通，识大局，趋利避害，往往以低姿态矮身段不张扬的手法达到目的。非此即彼，非彼即此，至多程度上有所不同而已。历史有时爱开开玩笑的，偏偏让这两类价值取向不同的知识分子，奇巧地组合在同一舞台，同一背景下，一个辅永乐，得到大成功，一个佐建文，结局大失败。所有看过这出戏的观众，都会作出自己的选择。于是，从此以后，像姚这类明白人，越来越多，像方这类傻而直，呆而方，迂而正的不明白人，越来越少。这或许就是时代的进步了，要是知识分子总那么傻不唧唧，还真是够呛呢！
《明史》中描写的姚广孝和方孝孺，一为“目三角，形如病虎”的方外和尚，一为“双眸炯炯”，“甘蔬粝饭，视其色……如饫万钟者”的读书种子，一为“颇毁先儒，识者鄙焉”的左道旁门，一为“顾末视文艺，恒以明王道，致太平为己任”，“讲学不倦”，“陈说道德”的一代学宗，两人几乎找不到共同点。虽然姚“少好学，工诗”，“宋濂……亦推奖之”，按说，方孝孺出宋濂门下，应该与这个看来不三不四的和尚，有些往来才对，然而，史无记载。不过，一个正襟危坐，过于严肃的方正君子，与和尚坐不到一条板凳上，说不定有点鄙视和不屑，也有可能。但是，姚能张嘴向朱棣说情，其识见，其器度，就不是书呆子方孝孺可比得了。
方孝孺应该做学问，姚广孝才是玩政治的，从他一生行状看，他是一个不那么安分的和尚，不安于做一日和尚撞一日钟的日子，是一个迫切追求成就感的知识分子。恰巧马皇后逝世，朱元璋把儿子从分封地集中到南京来守孝，据《明史·姚广孝传》：“太祖选高僧侍诸王，为诵经荐福。”于是，通过关系，与野心勃勃的燕王朱棣挂上了钩。
这个和尚私下里对朱棣许诺：“你要用我的话，我会给王爷一顶白帽子戴。”如此露骨的暗示，连黄口小儿都猜得出来，“王”字上面加一“白”字，不就是一个“皇”字吗？朱心领神会，引为知己，遂将这位主录僧，带回北平。从此，他便成了燕王的思想库，和进行反中央的地下活动的总指挥。“阴选将校，勾军卒，收材勇异能之士。燕邸，故元宫也，深邃。道衍练兵后苑中。穴地作重屋，缭以厚垣，……日夜铸军器，畜鹅鸭乱其声。”
他那时“住持庆寿寺”，但“出入府中，迹甚密，时时屏人语”，朱棣当然想造他侄子的反，因为，建文帝接受了齐泰、黄子澄，还有方孝孺的削藩建议，正准备收拾他。但是，以一隅反天下，朱棣也不由得不心虚。有一天，他作对联，刚吟出上句，“天寒地冻，水无一点不成冰”，姚立刻应口而出，“世乱民贫，王不出头谁作主”。“王”字出头，即为“主”，看似文字游戏的小手段，却起到坚定其信心的作用。
所以，没有姚的煽动，朱未必敢举事，没有姚的擘画，朱也未必能成事。起兵以后，靖难军经过两三年与中央军的拉锯战，姚突出奇招，建议轻骑挺进，径取南京，“毋下城邑，疾趋京师，京师单弱，势必举”，这场无妨说是姚广孝与方孝孺的角力，玩政治的行家，终于把只会做学问的书呆子摆平。朱棣很快渡过长江，取得天下，当他的永乐皇帝。
所以，这位特别倚仗的心腹，出来为方孝孺求情，对于朱棣，那影响力是可想而知的。朱棣起事，檄文天下，以清君侧的名义，矛头指向建文帝倚为股肱的齐泰、黄子澄，其实，方孝孺作为建文帝的老师，在他眼里，也是参与过对他的迫害，属于铲除的奸恶之列，是毫无疑问的。然而，姚广孝求他“幸勿杀”，居然“颔之”，看来姚广孝面子够大。
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围绕在皇帝身边，有头有脸有发言权者，说一不二，使帝王言听计从者，大有人在。但伴君如伴虎，最后能够得到好下场者，就比较罕见了。姚广孝这样一个不官不民、亦官亦民的和尚，作为皇帝的宾客，运筹帷幄，出谋划策，位极人臣，倚重中枢，最后能够善始善终，实在是极为奇特的例子。
他披的这件袈裟，固然冲淡了朱棣对他的戒心，更主要的是姚广孝深谙与狼共舞的游戏规则。越得意，越检束；越成功，越退缩；越是登峰造极，也越要急流勇退。可是，能懂得这点道理而做到抽身自退者，实在太少。权力这东西，如海洛因，上瘾以后，是太难戒掉的。唐人胡曾《咏史诗》：“上蔡东门狡兔肥，李斯何事忘南归？功成不解谋身退，直待云阳血染衣。”那个不可一世的李斯，最后的悲剧下场，不就是他“不解”进退之道吗？等到身首异处这一天，老先生想起与儿子牵黄犬，出上蔡东门逐狡兔的快乐不再，刀架在脖颈上，哭悔也来不及了。
姚广孝按《老子》“功遂身退，天之道”，“为而不恃，功成而弗居”的箴言行事。靖难之役，朱棣率军“转战山东、河北，在军三年，或旋或否，战守机事皆决于道衍。道衍未尝临战阵，然帝用兵有天下，道衍力为多”，等朱棣得天下后，论功行赏，姚为第一，举朝上下，竭力推崇，甚至到了“帝与语，呼少师而不名”的亲昵程度，他老兄还是坚持在庙里，当他的和尚，做他的佛事。朱棣急了，“命蓄发，不肯，赐第及两宫人，皆不受。常居僧寺，冠带而朝，退仍缁衣”（《明史·姚广孝传》）。
这样一个能够扭转明室乾坤的和尚，还保持其清醒的分寸感，一生不敢越位。那么，有济世之志、无匡时之才的方孝孺，就缺乏自知之明了。居然在南北激战的烽火硝烟之下，还饶有兴致地引导建文帝进行复古改制的尝试，宫殿名、城门名，悉数恢复古称。官制，也按《周官》重订，本是翰林侍讲的他，改成颇有二十世纪味道的文学博士。当时的老百姓，肯定分不清他这个博士和茶楼酒肆里的茶博士，有些什么区别。大概，越没有什么真本事的人，越喜欢做表面文章，以表示那一股虚火的革命激情。“文革”期间的红卫兵，也曾经歇斯底里地将东安市场改成东风市场，将协和医院改成反帝医院，结果又如何？不过给历史添小笑柄而已。
最不可思议的滑稽，莫过于这位博士计划恢复古代的井田制度了。在明代历史上，除了方孝孺，还有一个海刚峰，都是背时的保守主义者，都好笑地进行过这种白日见鬼的讨论，可见让一个或数个严重与现实脱节的知识分子，进入权力高层发号施令，是多么致命的决定。建文帝的倒霉，多少也是他咎由自取，谁教他任用非人呢？应该说，好学不倦的朱允炆，与这位座师切磋学问，是可以的，但是把国家交给这位书呆子，那就是开天大的玩笑了。
据明人姜清的《姜氏秘史》：“初，孝孺被召入京，王叔英预以书告之曰：‘天下事有可行于今者，有行于古而难行于今者。可行者行之，则人之从之也易，而乐其利。难行者行之，则人之从之也难，而受其患。此用世所以贵时措之宜也！’孝孺好古，故叔英及之。”显然，有识之士早看到了他性格中的保守，愚直，迂腐，偏执的一面，作为一个学问家，确是好的榜样，作为一个政治家，就远远不及格了，作为一个军事家，更是糟糕得一塌糊涂。建文帝没有他这样一位精神上的导师，也许不至于最后走向自焚的死亡之途。用人不当，贻患无穷，虽然，他为建文帝殉节，死得那样壮烈，也算对得住年轻皇帝，但若是说方孝孺为朱允炊的催命鬼，也并不冤枉他。
坐镇北平的姚广孝辅佐王子，确保后方，率大军步步进逼京师的朱棣，胜利在望。而齐泰、黄子澄，加上方孝孺，书生意气，清谈误国，欲罢不能，欲战不成，弄得建文帝输不起，赢不了，进退失据，不知所措。同是知识分子，姚广孝有把握全局之力，一盘棋下得无子不活；方孝孺无审时度势之能，每步棋都走成了死招。
最可怕的，方孝孺还相信自己特棒，还要瞎指挥。第一手，他搞了一次缓兵计，派人到北平做燕王工作，赦他无罪，要他罢兵，谁知这位信使，到了那里，连大门也不敢出。第二手，他又搞了一次离间计，想挑拨燕王两个儿子内讧，哪知道事与愿违，朱棣的大儿子朱高炽把送信人和信，一块儿交给他的父王，以示清白。这就是方孝孺书读得太多的本本主义了，《孙子兵法》上有成功的例子，但到你方大军师此刻就不灵了，你不想想，南京已经不站在优势一方，北平干吗要买你的账呢？
“燕兵遂渡江，时六月乙卯也。帝忧惧，或劝帝他幸，图兴复。孝孺力请守京城以待援兵，即事不济，当死社稷。”（《明史·方孝孺传》）历史上有很多从首都出逃，然后回来复辟的帝王，为什么建文帝就不可以？何况，朱棣虽攻下京师，大半壁江山并不在他的控制之下，回转的余地还是很大的。然而，他要求朱允炆“死社稷”，这是方孝孺最臭最臭的一招了。
尤其令方孝孺恶心的，偏偏打开金川门，不战自降，迎接燕王进京的，是他的好友，朱元璋的女婿李景隆。据《姜氏秘史》：“说者又谓孝孺与景隆父子交谊甚笃，景隆帅师北伐，实由孝孺，既而兵败，渐有异志，人多知之，告于帝，帝雅信孝孺，遂不复疑，卒成开门之变，盖不免于误国云。”
他的学生建文帝，听老师的教导，终于跳进熊熊大火之中，“死社稷”了，那么，老师要不跟着也“死社稷”的话，还有什么脸面活在人间呢？于是，就有了《明史》上的这段对话和随后的血腥场面。
至是欲使草诏。召至，悲恸声彻殿陛。成祖降榻劳曰：“先生毋自苦，予欲效法周公辅成王耳。”孝孺曰：“成王安在？”成祖曰：“彼自焚死。”孝孺曰：“何不立成王之子？”成祖曰：“国赖长君。”孝孺曰：“何不立成王之弟？”成祖曰：“此朕家事。”顾左右授笔札，曰：“诏天下，非先生草不可。”孝孺投笔于地，且哭且骂曰：“死即死耳，诏不可草。”成祖怒，命磔诸市。
方孝孺，这个历史上的惟一，“三代以来所未有也”（姜清语），倒在了血泊之中。然而，顶个屁用，连朱棣的毫毛，也未触动一根。如果方孝孺聪明一点，智慧一点，转换一下思路，从长计议，徐图报复，君子报仇，十年不晚，还未必就能断定未来的局面不会发生变化，谁笑到最后，恐怕还得两说着呢！所以，以死抗争的古老做法，在今天看来，便是十分地愚不可及了。
活着，才是一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