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这番话无异于宣布了我的梦想的死刑。在那一刻，我生平第一次体会到一个人在失去梦想的时候就会认真地考虑死亡。虽然我最终没有选择死亡，但是在那之后，我哪儿都没去，一个人躲在房间里哭了好几天。当然，那间音乐教室我也再没有去过。
经过了那一次的绝望，我发现，如果一个人失去了梦想，但又没有选择死亡，那么他就只能继续寻找下一个梦想。不！与其说是寻找下一个梦想，还不如说是寻找自己存在于这个世界上的意义更为准确一些。
我十分相信那位音乐教室的院长，从某种程度上说，甚至超过了我对父母的信赖。但是从他的口中，我竟然听到了“死刑宣判”。这让我产生了对他人的“极度不信赖感”，我感觉身边的任何人都不能相信。所以，在独自苦恼了几天之后，我终于下定决心，将来一定要从事一项尽量少与人打交道的工作。而要想避免与人打交道，那么理科的工作一定好过文科，如果能够成为一名科学家，那我就可以整天把自己关在研究室里，专心做自己的研究。
我是一个不快乐的高才生
后来，我考取了东京大学的理科专业。众所周知，东京大学是全日本高校中最难考取的学校，所以我付出了比我的同学多读一年高中的代价。这个代价虽然很大，但是没有什么能够比考取东京大学更能证明我存在于这个世界上的意义了。这就像是一位中国的学子考上了清华大学或者北京大学，他本人一定会受到周围很多人的赞美，他的父母也会觉得无比的骄傲。
可是，那时的我已经有些自暴自弃了，所以我并没有把能否考上大学放在心上。就连东京大学发榜公布考试结果的时候，我都没有去看看自己有没有考上，而是独自一人去电影院看了一场法国电影。直到现在我依旧清晰地记得那部电影名叫《FRIENDS》，是一部讲述生活在法国南部沼泽地带的两位年仅15岁的少年情侣如何孕育并抚养孩子的精彩电影。电影散场后，在早稻田大学入学考试中坐在我旁边的“富二代”又邀请我去了游戏厅。最后，我玩到很晚才意犹未尽地回到了家。
刚一进家门，母亲就满脸笑容地走过来宣布“你考上了！”原来老两口在白天的时候一起去东京大学看了成绩榜。
虽然被告知通过了考试，但我没有感觉到一丝一毫的喜悦，我依然沉浸在钢琴的打击中。
这样的状态持续了很长时间，以至于后来我走进了全日本的年轻人都无比向往的东京大学的校园，心里都还乌云密布。所以，没过多久，我就开始讨厌起大学的生活，不怎么去上课了。
而在众多的课程中，我最不喜欢的就是每周二的化学实验课。这门课的教材上平淡地写着很多诸如“将溶液注入试管后静置5小时”之类的话。虽然我也讨厌其他的课程，但那些课程总能够在90分钟之后结束，只有这门化学实验课会从上午10点半一直延续到深夜。所以我也不得不在实验室里苦守。
有一次，我像往常一样闷闷不乐地在实验室里苦等，突然窗外传来了悠扬的《肖邦第一叙事曲》。我先是大吃一惊，然后立即脱掉白大褂，悄悄地溜出了实验室，向着音乐传来的方向走去。不一会儿，就找到了音乐的源头。那是一间教室，里面全都是东京大学钢琴协会的会员，而在教室的入口处赫然写着四个大字：招募会员。
轻轻地敲了两下门之后，我走进了这间教室。“我是大一新生，因为对钢琴很感兴趣，所以进来看看。”“哦，原来如此。那你会弹肖邦的哪首曲子？”“肖邦的曲子？我还没有达到那种水平……”“那巴赫的《创意曲》呢？”
“不，巴赫的曲子我也不会，我只会《小步舞曲》之类的简单曲目。”
“那你加入我们协会就没有任何意义了，你和我们的会员之间的差距太大了，要不你去民谣协会看看吧。”
从那一刻起，我再次陷入了漫长的消沉期。
大学的第二学年过了一半的时候，我们终于迎来了“确定专业”的关键时刻。毫无疑问，那时的我早已放弃了成为科学家的梦想，每天研读欧美文学作品、鉴赏欧美电影--在我看来这样的日子才是最美好的。
一天，我又选择了逃课，一个人走到了原宿的代代木公园。躺在公园里的草地上，我翻开了美国作家杰罗姆·大卫·塞林格的《麦田里的守望者》。不知道过了多久，耳边响起了安东尼奥·维瓦尔第的代表作《四季》的最终章《冬》。这首曲子是代代木公园每天傍晚5点时的“报时曲”。一听到这首曲子，公园里的游客们就必须离开了。
当我从草地上爬起来的时候，三个小学生模样的女孩子从我的面前走过。她们一直聊着关于钢琴的话题，好像正准备去钢琴培训班上课。
就在那一瞬间，一个念头突然跳进了我的大脑：“对啊！我要成为一名小学音乐教师！”我是一个一旦做出了决定就会马上行动的人，我立即向学校申请由理科转入文科，而且要转入教育学院。
我的申请很快就被批准了，因为教育学院是东京大学最冷门的学部。可是对于我这个以成为小学音乐教师为奋斗目标的人来说，没有任何地方比教育学院更吸引我了。我甚至还想过，今后一直守在钢琴的旁边度过这一生。所以“成为小学音乐教师”成了我崭新的梦想。
可是，我忽略了很重要的一点--我所申请转入的教育学院是东京大学这所“全日本最难考取的大学”的教育学院，从那里毕业的学生一般只有两条出路：其一，成为文部科学省（相当于中国的教育部）的官员；其二，研究生毕业后成为大学教授。也就是说，东京大学原本就不是音乐类的院校，所以从这里的教育学部毕业的学生没有成为音乐教师的可能。
于是，我的导师建议我：“如果你无论如何都想当音乐老师的话，那你就去东京艺术大学修些课程，拿点学分吧！”天啊！东京艺术大学？！那可是全日本最难考取的艺术院校。
既然导师为我指出了一条“明路”，我就只好硬着头皮去位于上野公园另一侧的东京艺术大学碰碰运气。果不其然，对方明确地回答我：“我们学校无论是钢琴专业还是声乐专业都只招收全日本实力排名前5的学生。”在那之后的半年多时间里，我用尽了各种方法寻找一条能够成为音乐教师的道路，可是一直未能如愿。比如，我曾想过从东京大学退学，转考一所相对比较容易考取的音乐大学，以便拿到音乐教师从业资格证。可是，这样的音乐大学或是限招女学生，或是入学金贵得超乎想象。
事已至此，我不得不放弃了“与钢琴共度一生”的梦想。然后，再次陷入了像被吸进了黑洞一般的漫无天日的绝望期。
后来，到了大四那年的夏天，我非常偶然地读了由当时日本最著名的音乐评论家吉田秀和撰写的《莫扎特论》。在书的后记中，吉田秀和这样写道：
“因为学钢琴起步较晚，所以我放弃了成为一名钢琴家的道路，转而成为了一名音乐评论家。”
看到这句话时，一个念头电光火石般地出现在了我的脑海里--对啊，“弹奏”的路已经走不通了，但是“书写”这条路不还是一条康庄大道嘛。从今以后，我可以不“演奏音乐”，但我可以“书写音乐”！毕竟那些被誉为古今、东西之名著的书籍我基本上都读过，对于写东西，我还是颇有信心的。
如今回想起来，当时的这个念头是我后来选择当杂志记者的最大原因。换句话说，“书写音乐”成为了我的第三个人生梦想。而这个梦想竟然在我大学毕业时轻松地实现了--我成功地进入了日本最大的杂志社。
入职之后，作为新闻杂志的记者，我先后采访了很多古典音乐演奏大师以及音乐界的重量级人物，比如1985年肖邦国际钢琴比赛冠军的俄罗斯人StanislawBunin、世界三大男高音之一的意大利人帕瓦罗蒂等。通过对他们的采访，我发现在音乐之外的领域，这些世界顶级的大师也不过是一个平凡到不能再平凡的普通人--俄罗斯钢琴家StanislawBunin竟然不知道苏美冷战的历史，意大利人帕瓦罗蒂竟然不知道如何搭乘罗马的地铁。
当然，我的新闻采访并不仅仅局限于古典音乐界，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将视线扩展到了政治和国际问题的领域。在那个年代，日本的国际通讯员大多是欧美问题专家，很少有人涉及中国以及朝鲜半岛等东亚地区的问题。所以，血气方刚的我抱着“物以稀为贵”的信念，开始着手研究东亚地区问题，并接连不断地发表了不少稿件。日本有句谚语叫“石の上にも３年”（即使再冷的石头，坐上3年也会热起来。类似中文的“滴水穿石”“功到自然成”），在之后的20多年的时间里，我每天的报道都以东亚地区为核心，所以如今我也被大家谬赞为东亚问题专家。
四十二岁的我，开始疯狂学琴
话题扯得好像有点远了，下面接着说关于钢琴的事情吧。2007年底，已届不惑之年的我采访了一位年长的女性钢琴家。采访结束后，在和我闲聊的过程中，她突然看着我的手指说：“你的手指长得很好，非常适合弹钢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