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是一个民族实现创造力的表现，所以由创新力薄弱所导致的文化自尊心的丧失是有的，但是要说文化的入侵是站不住脚的。除非这个世界上的人都隔绝起来，相互之间不沟通、不交流，才可以避免所谓的文化入侵。
对文化传播起决定作用的并不是文化本身，而是人们的自由选择，正是由于人的自由选择才会形成文化传播。正如易中天在《“文化入世”与“文化航母”》当中所讲的“没有人强迫你看好莱坞，吃麦当劳，穿牛仔裤，也没有人拦着你买炸酱面、狗不理。所以这恐怕赖不到别人头上，得从自身找原因”。
关于文化入侵的提法，实际上源自文化与人之间相互关系的错误定位，即认为文化是主导的，而人是被文化支配的对象，用文化来对人进行控制也就成为必然的逻辑。从这样一个逻辑出发，外来文化的进入就自然是一种“入侵”的行为。
可以看出，在这种观念当中，人并不是一个主体的存在，而仅仅是文化支配的对象。如果人出现问题，便想当然地认为：那不是人本身的问题，而是文化有问题；人的道德价值失衡，必然是文化造成的。我们也往往是从这样一个角度来谈论文化的保护与建设的。由此导致的结果必然是进一步削弱人的主体性，所谓的文化建设最终也就变成了观念的施加。
文化的根源在于意识的自由创造，文化的繁荣并不是着力于所谓的文化建设就可以形成的，而是要通过人的意识自由创造来实现的。意识自由的开端，恰恰是人的意识觉醒与自我认知。但在很多时候，自我认知与意识觉醒往往是在社会陷入困境，人们无法再依赖原有的社会关系，不得不独立的时候才开始显现。接着文化创造力才开始表现出来。
在获取型意识模式下，这是一种典型的应激变化状态。在获取型意识模式下，人的价值取向就是维持自己的生存，哪怕这种生存状态是处于一种极低的水平上，只要能够维持自己的生存，人们就会在这样一种模式下一直维持下去。
只有遇到外在的危机，比如说外来者的入侵，或者说这种模式本身已经达到极限，利益集团的过分压榨难以维系，人们才会去寻找自身的内在力量，这种意识的觉醒就是应激状态下的觉醒。
历史上的文明大多都经历了这样的过程。这种应激的意识觉醒，往往不能够带来持续的文化繁荣，等到外在的危机消除，或者内在的危机得到表面化的解决，整个社会又会恢复到原来的状态。应激状态下的主体性觉醒，又会让位于潜意识模式下的沉睡状态，历史的变革常常以这样一种方式进行。
文化由于意识的觉醒而得以繁荣，但只有实现主体人格的确立才能够得到持续。这就涉及文化的根本目的问题。文化的振兴常常被认为是整个民族和整个国家的目标，是为整个国家与民族富强提供动力。在这样的意识中，文化并不是最终的目的，外在的获取才是目的。
于是文化就成为了一个配角，文化复兴尽管能够提供动力，但是并不能够决定方向。原因在于这种缺乏主体性的文化复兴，并不是以人本身作为目标的。因此，这样的文化复兴，在应激的状态虽然能够调动人们的热情，但是最终人们会发现，这种文化复兴无法找到自我的主体性，甚至最终自我的主体性都被剥夺了，于是文化繁荣的不可持续性也就是必然的。
只有在确立了人的主体地位的时候，才算真正地确立了文化的核心与动力源泉。否则，文化的发展就会始终处于断断续续的状态，在某一个阶段出现意识自由，获得暂时的觉醒，带来一时的文化繁荣，但在大多数情况下，仍处在意识的沉睡之下。
人的主体性一旦在文化当中得到确立，人的意识自由，就成为人存在的根本力量。主体性的确立，实际上是根本力量的确认。这个时候，人们不再依靠外在的获取维持自己的存在，而是依靠自己的意识创造实现持续的发展。
只有在主体性确立的基本前提下，文化的持续创造才有可能。这个时候的文化不是不是被继承的对象，而是每个人创造的对象。从这个意识上来说，文化也才有了源头活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