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人之难，处世不易，这是多少人在历经人生的风雨后才发出的切肤感慨。面对竞争日益激烈、人际关系日益复杂的时代，每个人都要让自己变得聪明起来，不能太过老实。处世不能没有原则，做人必须讲究手段。
（第一节）水至清则无鱼，有些事不要太清楚
有些事情不一定非要把它一是一、二是二的搞清楚，有时对其进行模糊处理也是一种高明的手段。模糊规则并不是教人糊里糊涂、浑浑噩噩、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而是让人探索大智若愚的学问。
刚极易折，人太正直易倒霉
也许是现今的世道变得实在太快了。因此，对正直、坦率这类本是代表一个人必须具有的品质的评价标准似乎也在变（而且变得似乎有些莫名其妙），因而使那些禀性耿直、坚持正义、坚持实事求是态度的人感到处处受阻，很不好受，甚至有难以生存之感。
安徽亳州有个王清礼，是个农民业余通讯员。他工作认真，为人正直，疾恶如仇，敢说一般人不愿说的得罪人的话，敢做一般人不愿做的得罪人的事，敢写一般人不愿写的得罪人的文章。譬如说，他“吃饱了饭没事做”，写了一封题为《27万元教育现金不翼而飞，专案组何时才能查清去向》的上诉信，硬是惊动了安徽省委书记，作了批示，结果是着实地为当地的民办教师办了一件大好事。
他这个人“傻”极了，甚至也没有想到有个回报，就去做了那些“损人（有权势）不利己”的事。譬如说，上述那封上诉信，就是他“自费”六去古城、四上杨村、五下立德、两赴亳州，费时一个多月，倒贴人民币250元才完成的。由于省委书记的过问，解决了拖欠已久的民办教师的工资问题。三个乡的民办教师出于感激之情，决定每人兑现两元现金，给王清礼作为补偿和奖励。从理论上来说，王清礼接受了也不是不可以，然而，他硬是严词谢绝了。他究竟图什么？对一些“精明人”来说，他的举动是难以理解的。
按道理来说，他工作这样认真，为人这样耿直，为普通人做了那么多的好事，应该是有好报的。
然而，王清礼却没有得到好报。不仅没有得到好报，他的敢于直言的禀性却为他生存的“小环境”所不容：对他的讽刺、挖苦、刁难接踵而来，他的业余通讯员的工作明明做得很好，所写的几篇稿件也是很有影响。可是，当时和他一起同时聘用的是两个人，王清礼的工资不增反减，而另一位的工资却时有增加；而且，没有多久，另一位兼任了广播站副站长，而他的通讯员职务却被无缘无故地解聘，甚至还被无缘无故地扣发了几个月的工资。
现实就是这样无情。面对着一个接着一个的打击，他受不了这个“窝囊气”，气病交加，最后，他扔下了86岁的老母亲，扔下了善良贤惠的妻子，扔下了三个尚未成年的孩子，服毒自尽了。
当然，王清礼以这种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意志”，来表达他对社会如此不公正的态度，是不值得提倡的，因为用自杀的方式去抗争太不值得，他所付出的代价太大了。
然而，引起我们思考的是：如果王清礼没有遭受到种种打击、还有其他路可走的话，他何故走此路？
另外，更需要引起我们深思的是：王清礼何罪之有？为什么一个敢于直言、一身正气的人竟会有如此的下场？
于是，我就联想到现在有很多人都有这样的感慨：做一个正直的人实在是太难了！
难在何处？难就难在：当一个人立志要做一个正直、无私、秉公办事的人时，他会很快地发现，在他的周围会不时地亮出“红牌”，告诉他：“这样做是此路不通的！”相反的，如果一个人善于见风使舵，惯于溜须拍马，阿谀奉承，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待人不正、不诚，时不时地还暗算他人几下，他反倒会“吃得开”，反倒会“一路发”，反倒会“爬得快”。
其实，如果留心观察，我们会发现，发生在王清礼身上的这类事，并不是个别现象，很有一定的“代表性”。那么，为什么一些地区或单位的“小文化环境”如此容不得这类敢于直言、敢于与歪风邪气斗争的人？为什么要迫使人们不去做一个正直、诚实、坦诚的人，而去做一个非常世故的、圆滑的、“老到”的、玩世不恭的人？
这种“小文化氛围”的确是够厉害的！它会给那些敢于直言的人安上许多说不清楚的“罪名”。
“罪名”之一：“碍你什么事啦？要你来插一手？”
像王清礼这样敢于直言的人经常被指责为“多管闲事”。为了不让这些人“多管闲事”，有些人就千方百计、想方设法地不让其插手应该插手的工作，不让其知道他应该知道的事情。这些人的逻辑是：既然你什么事情都不知道，你就无法“管闲事”了。王清礼就是在这样的逻辑下被解职，成了“闲人”的。
“罪名”之二：“就数你能？就数你对？就数你一贯正确？要你出什么‘风头’？”
有些人就是以这样的小人之心去猜度、评价像王清礼这样敢于直言的人的所作所为。因而这类人经常被戴上“别有用心”“狂妄”“有野心”等帽子。譬如说，王清礼卖掉了一头黄牛，在永生金笔厂定做了500支612型镀金笔，打算赠予有关领导和三个乡镇的优秀学生。然而，其领导也不知出于何种心态，硬是将笔锁起来，坚决不让王清礼搞被他们讥笑的所谓“穷奉献”，对王清礼的一切行动都实行“封杀”政策，让其得不到社会的承认。这类“招法”的确是够厉害的！
“罪名”之三：“牛脾气，不会拐弯，老得罪人，‘群众关系’很差。”
像王清礼这样敢于直言的人还经常被指责为“群众关系不好”“不会处理人际关系”。
而实际又是什么呢？群众倒是非常喜欢王清礼这样的人，因为他们有很多不敢说、不敢做的，都被王清礼这类人做了。王清礼这样的人得罪的并不是群众，而是一些心术不正的领导。所谓“群众有意见”实际上就是“领导有意见”，说到底，这不过是这些领导为他们采取的所有打击报复措施提供的一个合理的借口而已。
“罪名”之四：“他的‘毛病’就在于思想方法简单，喜欢钻‘牛角尖’，看问题片面性太大……”
这又是一些别有用心的人的厉害一招。像王清礼这样的人居然被他的领导指责为“精神病人”。既然人都已经不属于“正常”的了，那么，这类人的一切行动当然都属于“有问题”的了，于是，“不能重用”当然就在这些领导的“情理之中”了。
的确，只要你认真地观察一下我们的社会就会发现，一些人就是因为太坦诚了、太正直了、太直言不讳了，因此，受到了他们所在的“小环境”的巨大的压力，受到了一股看不见、说不清的势力的讽刺和嘲笑，受到的是一种很不公正的评价，甚至受到了心眼极小的领导的“作弄”和打击报复，他们的处境也就变得异常之艰难，往往是英雄无用武之地，进也不得，退也不得，有的甚至连基本的“生存权”都发生了困难。这样一来，也就很难谈得上发展不发展的了。
对这类人来说，谁都敢于欺负他，谁都可以从他万万千千的行为、语言中挑出一二句有毛病的话和事，来进行所谓的分析、批判，使原本同情、理解他的人亦改变了态度，也慢慢地、不知不觉地感觉到这个人似乎是有问题的。如果这类人对同情他的人说几句事实真相的话，或者不小心发几句牢骚，人家甚至还会认为这个人太顽固了、太偏激了，人格问题还真的不小呢！
心知肚明，说了不做，做了不说
在现今社会中，有的事往往“做得说不得”，比如，有些人请客送礼，大家心知肚明，这绝不是为了联络感情、增进友谊，而是有事相求。但这话却绝不会说明白。
特别是在你投人之所好时就更是如此。因为，他也知道自己的喜好是为人所不齿的，所以在投其所好时，都不会张扬，天知、地知，你知、他知，双方心领神会即可。换句话说，与这样的人相处时，当你靠某种见不得的手段达成了目的，你只要安心地享受成功的果实即可，至少你的法宝，就像钱财不可露白一样，千万不可张扬。
光绪六年，慈禧太后染上奇病，御医日日进诊，屡服良药，竟不见好转。此时，朝中尤为焦急，遂下诏各省督抚保荐良医。两江总督刘坤一荐江南名医马培之进京御诊。马培之，字文植，在江南被人誉为“神医”。于是，一道圣旨从北京下到江苏，征召马培之进京御诊。马培之的家乡孟河镇的人无不为马氏奉旨上京而感到自豪。可是，年逾花甲的马培之却是欢喜不起来。他自忖：京华名医如云，慈禧太后所患之病恐非常病，否则断不会下诏征医，可见慈禧太后之病乃非同小可。此去要是不顺，只怕毁了悬壶多年所得的盛誉不算，还可能会赔上老命。
七月底，马培之千里跋涉，抵达京都，立即打探慈禧太后之病况。其时，关于慈禧之病传说纷纭，有人传是“月经不调”，有人说是“失血症”，此外还有一些离奇的传说。马氏拜会了太医院的御医，先作打探，却不得要领，心中不由十分焦急。后又连日访问同乡亲友，最后还是一位经商的同乡认识宫中一位太监，请这位太监向慈禧太后的近侍打听慈禧患病的真实起因以及有关宫闱之秘。果然，从这条黄门捷径传出了消息，使马培之大吃一惊：慈禧太后之病乃是小产的后遗症。慈禧早已寡居多年，何能小产，马氏吃惊之余，心中已明白了大半，也自觉心安了许多。
第二步，就是要善做“面子”工作，既要照顾到对方“面子”，还要考虑到自己的面子。最关键的是这种“涂脂抹粉”一定要自然，不留痕迹。
马培之在太监的带引下，不知拐了多少宫巷，跨过了多少条门槛，终于来到了金碧辉煌、守卫森严的体元殿。只见40多岁的慈禧太后，脸上虽然涂着很厚的脂粉，却难掩那血亏的面色。慈禧太后先询问马氏的籍贯、年庚以及行医经历的一些细节。然后，由太医介绍圣体病况。当时在场的还有京外名医薛福辰和汪守正等人，于是，由薛、汪、马三医依次为慈禧太后跪诊切脉。诊毕，三位名医又各自开方立案，再呈慈禧太后。只见老佛爷看着薛的方案沉吟不语，再阅江的方案面色凝重，此时，三大名医莫不紧张，无不沁出冷汗。但当太后看了马的方案后，神情渐转祥和，金口出言：“马文植所拟方案甚佳，抄送军机及亲王府诸大臣。”
众人听罢，心中的石头落地，而马氏更是欢喜。马培之对慈禧太后的病因本来已心中有数，再切其脉，完全暗含产后失血症。马氏在其方案上只字未敢言及妇产的病因，只作心脾两虚论治。而在具体药方上却是明栈暗渡，声东击西，用了不少调经活血之药，此正中慈禧下怀。慈禧太后本来对医药就素有了解，见马培之方案，甚合己意，这是因为医生开的药方要抄送朝中大臣，所以必须既能治好病，又可遮掩私丑、塞住众口。马氏的药方正符合这两种要求。而薛、汪两位名医的方案虽然切中病因，脉案明了，在医术上无可挑剔，但免不了投鼠忌器而不中老佛爷的心意。后来，慈禧服用了马氏所开的药，“奇病”渐愈，一年后基本康复。马氏本人因此而深得慈禧太后的信任，留京良久，并且赏赐极丰。但是，此后无论是在京还是返归故里，马培之对慈禧的病根儿始终守口如瓶，因而得以安享晚年。
可见，有些事情可以做，但万万不能说。而有的事又往往“说得做不得”，例如，对于一些可能会影响到自己安全的要求和问题，可以表面上说一说，至于做不做，那就是自己的事了。
冯某是某教育局的人事科长，经常处于矛盾的包围之中。上级的话他不得不听，违心的事也要办；下边的事不敢应，一应就是一大串，他的官做得苦不堪言。
在他极其苦恼时，一位智者提醒他：面对矛盾，你何不采取只说不做、回避锋芒的办法？这能使你得到解脱。这使冯科长茅塞顿开，连叹自己以前太笨，以致得罪了一些上级。
掌握了这一处理矛盾的秘诀，冯科长坦然多了。
一次，刘副局长让他想办法将其参加自学考试的侄子安插到某中学去当老师。这不符合政策，让冯科长很为难，因为一旦出现问题，承担责任的是他，而非刘副局长。这时，他想起了只说不做、不直接对抗的退让之法，便小试牛刀。
于是，冯科长对刘副局长说：“好，我会尽心为您办这件事的，你让你的侄子把他的毕业证、档案材料给我送过来。”
刘副局长的侄子来了，但只有档案材料，没有毕业证，因为他虽读完了两年学制，但学业不精，自学考试才通过了七门，哪来的毕业证？于是，冯科长让他先回去等候通知。
过了几天，刘副局长又过问这件事情，冯科长先说了说他侄子的情况，随后说道：
“刘局长，我说话算数，你和那所学校的校长谈谈，只要他们接收，我这就把关系给开过去。”
刘副局长从冯科长的话里显然已听出了弦外之音，只好说：“那就先放放再说吧。”
冯某对刘副局长没有采取直接对抗的方法，而是只说不做、回避锋芒，因而达到了保护自身的目的。
模糊语言，给自己留下回旋的余地
现在，许多政府官员在面对记者的询问时，都偏爱用这些字眼，诸如：“可能、尽量、或许、研究、考虑、评估、征询各方意见……”这些都不是肯定的字眼，他们之所以如此，就是为了留一点空间好容纳“意外”，否则，一下子把事情说死了，结果事与愿违，那不是很难堪吗？
所以，在答应别人某事时，人们开始注意使用“模糊语言”，以便自己赢得主动；在拒绝别人时，则先拖延一下，不当面拒绝，答应考虑一下，给自己留下了回旋的空间，以便使自己“进退有据”；在批评别人时，特别是有多人在场时，最好“点到为止”，以维护对方的自尊；在与人争论或争吵时，也不使用“过头话”“绝情语”，以便对方体面地下台。
对一些不太好把握的事，大家则不明确表态，东拉西扯，说的都是一些无关痛痒的话；对于难以回答的问题，就先放一放，免得考虑不周，说错了让自己受牵连；对那些表面看来无关大局的事，就含蓄地处理，巧妙地避开疑难之处，以免引火烧身。另外，对于某些难以回答而又不好回避的问题，则会含糊其辞，来一番隐晦笼统的回答，如“可能是这样”“我也不太了解”等等，以便给自己留有余地。总之一句话，无论办什么事、说什么话，能推则推，能拖则拖，以自己不但什么责任为上策。
例如，一天，上司把一项工作交给一位下属，这项工作有相当的困难，上司问他：“有没有问题？”他拍着胸脯回答说：“绝对没问题，包您满意！”过了几天，没有任何动静。上司问他情况怎样，他不好意思地说：“不像想象中的那么简单！”虽然上司同意他继续努力，但对他的随便“拍胸脯”已有些反感。
把话说得太绝就像把气球充满了气，就再也充不进一丝丝的空气，再充就要爆炸了。凡事总有意外，使得事情发生变化，而这些意外并不是人们所能预料的，因此，话不要说得太绝，要给自己留条路，就是为了容纳这个“意外”。杯子留有空间就不会因再加水而溢出来，气球留有空间便不会因再充一些空气而爆炸，人说话留有空间，便不会因为“意外”的出现而把自己逼向绝路，而可从容转身。
所以，按照模糊规则的要求，以下的状况是你在说话时应该注意的。
做事方面：
（1）对别人的请托可以答应接受，但不要“保证”，应代以“我尽量”“我试试看”的字眼。
（2）上级交办的事当然要接受，但不要说“保证没问题”，应代以“应该没问题，我会尽力”之类的字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