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北京人，我自从走出校门，走进社会，就很少在同事中碰到同龄的北京男孩。北京男孩稀少得就像盐溶解到了水里，无影无踪。至今为止，我在同事中唯一碰到的年龄差不多的北京男孩，就是1994年在画报社那会儿的搭档周彤。
其实，我一直以来对北京男孩没什么好感觉，总觉得他们虽然聪明，却更娇气些，更有优越感，像温室里的花草。周彤人也很聪明，却谈不上娇气，倒是教养良好，处处体现出绅士风度，当然不是刻板的英国绅士类型，也不是白瑞德那样的貌似流氓的绅士，而是有着清新自然的邻家男孩般的气象。
那时，周彤26岁，已经有些谢顶，牙长得不太周正，一笑起来，有点坏小子的感觉。他起初老穿一件白T恤，胸前一片彩色。我们的美编一眼看出，那是他和女友的合影印在了上面。这个发现使得老摄影记者惊讶无比：“哎呀，这是你俩的照片啊？没看出来啊！你小子真行啊！”周彤不以为然地说：“我都穿这么长时间了你都没发现！”这以后他却很少穿了。
我那时和周彤分在一组采访，虽然事先他就跟我打过招呼，他已经联系了一家大报，在画报社不会久呆，但这并没影响我俩的愉快合作。周彤喜欢摄影，不喜欢写字。我俩一起出去采访，如果我注上“海格文周彤图”的话，他一定会说：“你就写海格周彤文图，这样以后应聘方便。”其实，这样对他有利，照张照片和写一篇文章，下的功夫可是不一样的。虽然如此，我还是每次都成全了他的这个小盘算。
我俩一起采访过著名足球评论员张路，参加过报社组织的对民办教师先进分子的宣传，搞过街头调查，还到北太平庄血站采访过卖血现象……
那次采访卖血，收获颇丰。我采访到好几个生动的故事，周彤也拍了一大堆卖血人点钱的照片。而且，周彤破天荒地和我共写了一篇长文，在画报上分两次载完。更有戏剧性的是，就在我们采访的第二天，血站年轻的会计来到报社，向我们求援。原来，由于他的疏忽，多给了血头1000元钱，但血头不承认。会计想到当时周彤就在旁边拍照，想让他帮忙把这张照片找出来，当作证据。后来，周彤在一堆照片中还真找到了血头从会计手里拿钱的画面，镜头非常清晰地显示出了那多出的一沓钱。会计如获至宝地拿走了那张照片，不久，老奸巨滑的血头只好把钱如数退回。事后，小会计和单位领导一起上门感谢，送给我俩各一套钢笔和圆珠笔。虽然，这里没我什么功劳，周彤却让我选自己喜欢的颜色，剩下的归他。我选了一套葡萄紫的笔，给他剩下的是青蛙绿。这两支紫笔我从来也没用过，至今还放在抽屉里。
就因为这次采访，我还得以亲临周家。周彤家在双榆树，离北太平庄相对来说不远。我要先到他家，再从他家骑上他准备的自行车，一起去血站。到他家的时候，他就像个孩子显摆宝贝一样，搬出了自己珍藏的几十本汽车杂志给我看，那是他姐姐从美国给他寄来的。我其实对汽车一点兴趣都没有，可看他兴致勃勃的样子，不好意思扫他的兴，耐心听他说他喜欢的一款又一款汽车的性能。之后，他又张罗着做饭，亲自下厨炒菜。我跟他说，自从我父亲去世，家里再没吃过切成细丝的炒土豆，因为谁都不会切。周彤说：“我教你。”他给我演示切土豆细丝的方法。可他下刀飞快，我还是没学会。他又颇有兴致地问我，他家是不是整洁，我连连点头。他轻快地笑起来：“你来之前我特意收拾了一下。”午饭做好，他爸爸回来了，我们三个一起吃了午饭，气氛因为他爸爸的和蔼，更显轻松。后来，我骑上他妈妈的小轱辘自行车，和他直奔北太平庄。那辆小车儿闸不灵，几次吓得周彤惊呼。最后他强迫我跟他换了自行车，我骑他的26车，他骑了那辆小车，费劲地倒腿。对他的个儿来说，那辆车的确太小了。
在采访民办教师进京领奖的活动中，我们都住在北师大招待所，每天热热闹闹，嘻嘻哈哈。一天，一群人走在校园里，不知道周彤看到了什么可乐的事情，他哈哈笑着对我说：“海格，你当我弟弟吧！”我莫名其妙：“要当也应该是妹妹啊！”他更乐了，笑得嘴都歪了。我至今也不知道他为什么笑，又为什么让我当他“弟弟”，不过现在想起那个画面，洒满了8月的阳光，让人心情愉快。也许，这就是飞扬的青春？
这个小绅士，最终还是跟他T恤上的女孩分了手，而且是他把人家“踹”了。他说感觉那女孩进了公司，隔阂越来越大。女孩闻说分手，痛不欲生，连周彤给她买的她平时最爱吃的冰激凌都一口吃不下，放在他家门口化了。周彤给我们这几个画报社朋友讲述他的分手场面，我们看他也是一脸疲惫，好像很心疼女孩的样子。不明白好好的为什么要分手，因为看他是个不会为难自己的人，我们几个也就随他折腾去了。
后来，周彤如愿地进了那家大报社，但没有半年，竟被开了出来。他说他得罪了一个关键的领导，至于怎么得罪的，他不肯细说，朋友们也没有追问。
此后，随着离开画报社的人越来越多，大家都渐渐失去了联系。我已经不知道周彤后来的情况了。眼见着过去的照片，还是他26岁的模样，真好，永远定格于此，包括那些老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