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长安地界，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属于韦曲。过去和现在都是这样。
当年家里锅碗瓢勺一类日用商品，多是母亲从韦曲购买的，所以少小之岁，我就对韦曲有神圣并热闹的想象。然而随母亲逛一趟很难，我猜，也许这里人稠而杂，母亲不照顾我不行，一旦照顾遂为累赘吧。不过到舅家去是要经过韦曲的，从而可以看见韦曲是什么样子。这里偶尔才有一辆汽车经过，滚滚灰尘，甚是威风，但它的房子却是砖砌的，门漆红色或黑色，窗大，镶着玻璃。人来人往。遗憾母亲拉着我的手强要我走，我不能弄清一个披头散发的妇女为什么高唱着。
读初中以后。我取得了到韦曲去的自主。那时候，我在少陵原上念书，村子周边的庄稼都是人民公社的。农民听铃声出工，听铃声放工。气氛沉闷，我也压抑。父亲有工资，偶尔会发我几个零花钱。我往韦曲，常常要进一家国营食堂，吃一碗红肉煮馍。韦曲只有几家食堂。这家食堂在韦曲老街北头，门向西北，是斜门，两扇开合。我在一个窗口买票，到另一个窗口取饭。一碗红肉煮馍两角五分钱，并不贵，但对于农民这却多少是奢侈的。他们在韦曲办事，往返几公里，十几公里，也不会在外边用餐，更不会吃一碗两角五分钱的红肉煮馍。他们可能会吃一碗五分钱的面条，不过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吃了面条之后再要一碗汤，以把自己从家里带来的锅盔泡一下继续吃。这家食堂只有七八张方桌，一两只灯泡，很是幽暗。用餐的人稀稀拉拉的，其足迹和身影不到的地方，真是又黑又脏。然而我知道。这家食堂已经是韦曲非常重要的食堂了。我吃了红肉煮馍，便往韦曲新街南头的新华书店。我母亲曾经骂我油瓶子倒了也不扶，像一个少爷。当我到新华书店去的时候，我感觉自己确实像一个少爷。
今天的韦曲，大约足有几千家酒楼和饭馆。因为这里不但在空间上迅勃发展，而且其密度越来越大。身为长安人，对长安当然怀有情义，尤其我的口感是在故乡培养起来的，遂好吃故乡之食。在故乡用餐，实际上是到韦曲去用餐。不过现在不吃红肉煮馍了。当年总是肚子饿，觉得红肉香，可以解馋，甚至一碗红肉煮馍竟能产生一点缥渺的少爷的尊贵。现在韦曲也几乎没有红肉煮馍了。长安人，不管是农民还是非农民，谁的肚子还饿呢？而且医生反复提醒，红肉易生胆固醇，吃素为妥。长安人的健康意识，当然是缘于生活质量的，并是生活质量的体现。
到韦曲去，或携妻子儿女，或邀三朋四友，多是想咥苞谷糁面和辣子加馍一类的小吃。在这里，大菜汇聚南北，小吃更是各有千秋，而且无不卫生，精细。由于靠近秦岭，遂绿色自然。韦曲的酒楼和饭馆。大也好，小也好，总有倩且亲的姑娘站在门口，笑脸相迎，邀你入座。姑娘的手反复擦拭着条桌，并会一一摆好碟、杯、筷、勺，随之递上菜单让你点选。中国素有以食为天的传统，甚至几千年一以贯之，见面致意，以问候吃了没有为礼。吃象色一样是人的本能，然而在韦曲用餐，我会感到一种精神的愉悦。这并非李白和杜甫来过斯域，让我想到了唐诗，并慨然咏之。主要是韦曲的一箪食，一瓢饮，都有一种人文主义的味道。谢谢了，长安父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