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往从媒体获知，常有一些名家著作被剽窃、抄袭，由此而引发所谓“知识产权”纠纷案件，官司不断。对于媒体里的这种热热闹闹，我总以为与我无甚关系，我等之辈写点土里土气、豆腐干似的东西，好比穷苦人家没有好家当，不会引小偷上门的。因此看了此类消息往往只是一带而过，并不十分在意。想不到这两个月，我竟连遭“小偷”，把我的两篇“土里土气、豆腐干似”的拙作偷了去，用小偷自己的名义发表在市级和某县级市的报纸上，若不是张君的关心与及时发现告知，说不定直到现在我仍被蒙在鼓里呢。
拙作被人剽窃、抄袭后，心里有一种说不清楚、十分特别的感觉，甚至是不堪困惑。说是气愤吧，可我一直是心平似镜；说是憎恨吧，可又觉得这“小偷”挺可怜的，大概是到了穷途末路，才对我这样的东西下手，甚至觉得由此而被拽进所谓“知识产权”纠纷案里去，倒也是件难得的事；说是被侵权成为受害者吧，却又觉得我那“土里土气、豆腐干似”的拙作，被人家看中离开我们本土，拿了去发表，据说其中一份报纸还是向海外发行的哩，好像这坏事有点变成了好事似的。我老伴问得风趣：难道还得感谢剽窃者吗？
有一段时间里，我心里挺矛盾的。有友告诫：对于个人来说，被侵权也许是小事一桩，可对于那种肆无忌惮地抄袭别人作品据为己有的可耻行径，若不予揭露、批判以至查处，这无异于姑息养奸，助纣为虐。理是这个理，我也曾想过付诸法律，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虽说只是“土里土气、豆腐干似的”东西，毕竟也是付出了一定心血的。可一碰到具体问题，便心软了。比如，我那篇《老伴是个越剧迷》，去年在《今日镇海》《宁波晚报》《新天地》杂志上发表。今年6月23日，某县级市报纸的副刊上，用“夕阳红周××”的署名，把我那篇《老伴是个越剧迷》的文章偷了去刊出，标题、文章结构、内容——除地点、时间改变之外，开头结尾几乎一字不差，显然，其侵权行为成立，我进行维权操作合法。与某县级市报纸交涉时，对方先表示了歉意，又介绍了抄袭者的身份、年龄及其身体很不好等状况，希望我能予以宽容。对此，我还能说什么呢？只好不了了之。后来想想，虽然我连稿费都不曾向他们索要，可我也没损失什么，顶多精神被刺激了一下而已，于是感觉便泰然起来。
其实，所谓“被侵权”的事无论在中国还是外国向来不绝，而且在多领域发生，可说是防不胜防。比如，我东拼西凑好不容易买了一套住房，结果开发商采取缩小房距，多造两幢六十套住房的办法，啃了业主的肉。若不是有智者明察通过打官司来维权，小区业主便任其宰割还不知觉。像这类专事侵权的奸商，世上从未绝迹过。有侵权必有维权，可问题一是不少被侵权者，往往同我一样，不想为维一点点“小权”而找麻烦，以息事宁人为本，于是给侵权者创造了弄巧施奸的空隙。二是在我们中国，虽有《著作权法》和《民法通则》的有关法律条文，可诉诸法律的事谈何容易，不只是维权者先要掏钱作为“维权成本”，并且司法部门对于此类侵权案的复杂受理程序，亦让人望而却步。于是，惯于不法侵权者越发胆大妄为起来。所以，侵权与维权的较量，有时被侵权者只能力不从心，不了了之。
我听好几位文友谈起，现在作品被抄袭已是司空见惯，打官司维权没那么多精力，我认同。
2007年9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