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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章 文集(3)

韩愈论

圣人之道,有趋其名而好之者,有安其实而乐之者。珠玑犀象,天下莫不好,奔走悉力,争斗夺取,其好之不可谓不至也。然不知其所以好之之实。至于粟米蔬肉,桑麻布帛,天下之人内之于口,而知其所以为美,被之于身,而知其所以为安,此非有所役乎其名也。韩愈之于圣人之道,盖亦知好其名矣,而未能乐其实。何者?其为论甚高?其待孔子、孟轲甚尊,而拒杨、墨、佛、老甚严。此其用力,亦不可谓不至也。然其论至于理而不精,支离荡佚,往往自叛其说而不知。昔者宰我、子贡、有若更称其师,以为生民以来未有如夫子之盛,虽尧舜之贤亦所不及,其尊道好学亦已至矣。然而君子不以为贵,曰:宰我、子贡、有若,智足以知圣人之污而已矣。若夫颜渊,岂亦云尔哉!盖亦曰“夫子循循焉善诱人”。由此观之,圣人之道,果不在于张而大之也。韩愈者,知好其名,而未能乐其实者也。

愈之《原人》曰:“天者,日月星辰之主也。地者,山川草木之主也。人者,夷狄禽兽之主也。主而暴之,不得其为主之道矣。是故圣人一视而同仁,笃近而举远。”夫圣人之所为异乎墨者,以其有别,焉耳。今愈之言曰“一视而同仁”,则是以待人之道待夷狄,待夷狄之道待禽兽也,而可乎?教之使有能,化之使有知,是待人之仁也。不薄其礼而致其情,不责其去而厚其来,是待夷狄之仁也。杀之以时,而用之有节,是待禽兽之仁也。若之何其一之!儒墨之相戾,不啻若胡越。而其疑似之间,相去不能以发。宜乎愈之以为—也。孔子曰:“泛爱众而亲仁。”仁者之为亲,则是孔子不兼爱也。“祭如在,祭神如神在。”神不可知,而祭者之心,以为如其存焉,则是孔子不明鬼也。

儒者之患,患在于论性,以为喜怒哀乐皆出于情,而非性之所有。夫有喜有怒,而后有仁义,有哀有乐,而后有礼乐。以为仁义礼乐皆出于情而非性,则是相率而叛圣人之教也。老子曰:“能婴儿乎?”喜怒哀乐,苟不出乎性而出乎情,则是相率而为老子之婴儿也。儒者或曰“老《易》”,夫《易》,岂老子之徒欤?而儒者至有以老子说《易》,则是离性以为情者,其弊固至此也。嗟夫,君子之为学,知其人之所长而不知其蔽,岂可谓善学耶?

思治论

嘉祐八年作方今天下何病哉!其始不立,其卒不成,惟其不成,是以厌之而愈不立也。凡人之情,一举而无功则疑,再则倦,三则去之矣。今世之士所以相顾而莫肯为者,非其无有忠义慷慨之志也,又非其才术谋虑不若人也,患在苦其难成而不复立。不知其所以不成者,罪在于不立也。苟立而成矣。

今世有三患而终莫能去,其所从起者,则五六十年矣。白宫室祷祠之役兴,钱币茶盐之法坏,加之以师旅,而天下常患无财。五六十年之间,下之所以游谈聚议,而上之所以变政易令以求丰财者,不可胜数矣,而财终不可丰。自澶渊之役,北虏虽求和,而终不得其要领,其后重之以西羌之变,而边陲不宁,二国益骄。以战则不胜,以守则不固,而天下常患无兵。五六十年之间,下之所以游谈聚议,而上之所以变政易令以求强兵者,不可胜数矣,而兵终不可强。自选举之格严,而吏拘于法,不志于功名,考功课吏之法坏,而贤者无所劝,不肖者无所惧,而天下常患无吏。五六十年之间,下之所以游谈聚议,而上之所以变政易令以求择吏者,不可胜数矣,而吏终不可择。财之不可丰,兵之不可强,吏之不可择,是岂真不可耶?故曰:其始不立,其卒不成,惟其不成,是以厌之而愈不立也。

夫所贵于立者,以其规摹先定也。古之君子先定其规摹,而后从事,故其应也有候,而其成也有形。众人以为是汗漫不可知,而君子以为理之必然,如炊之无不熟,种之无不生也。是故其用力省而成功速。

昔者子太叔问政于子产。于产曰:“政如农功,日夜以思之,思其始而图其终,朝夕而行之,行无越思,如农之有畔。”子产以为不思而行,与凡行而出于思之外者,如农之无畔也,其始虽勤,而终必弃之。今夫富人之营宫室也,必先料其赀财之丰约,以制宫室之大小,既内决于心,然后择工之良者而用一人焉,必告之曰:“吾将为屋若干,度用材几何?役夫凡人?几日而成?土石材苇,吾于何取之?”其工之良者必告之曰:“某所有木,某所有石,用材役夫若干,某日而成。”主人率以听焉。及期而成,既成而不失当,则规摹之先定也。今治天下则不然。百宫有司,不知上之所欲为也,而人各有心。好大者欲王,好权者欲霸,而媮者欲休息。文吏之所至,则治刑狱,而聚敛之臣,则以货财为急。民不知其所适从也。及其发一政,则曰,姑试行之而已,其济与否,固未可知也。前之政未见其利害,而后之政复发矣。凡今之所谓新政者,听其始之论议,岂不甚美而可乐哉。然而布出于天下,而卒不知其所终。何则?其规摹不先定也。用舍系于好恶,而废兴决于众寡。故万全之利,以小不便而废者有之矣;百世之患,以小利而不顾者有之矣。所用之人无常责,而所发之政无成效。此犹适千里不赍粮而假丐于涂人;治病不知其所当用之药,而百药皆试,侥幸于一物之中。欲三患之去,不可得也。

昔者太公治齐,周公治鲁,至于数十世之后,子孙之强弱,风俗之好恶,皆可得而逆知之。何者?其所施专一,则其势固有以使之也。管仲相桓公,自始为政而至于霸,其所施设皆有方法。及其成功,皆知其所以然,至今可覆也。咎犯之在晋,范蠡之在越,文公、勾践尝欲用其民,而二臣皆以为未可,及其以为可用也,则破楚灭吴,如寄诸其邻而取之。此无他,见之明而策之熟也。夫今之世,亦与明者熟策之而已。士争言曰:如是而财可丰,如是而兵可强,如是而吏可择。吾从其可行者而规摹之,发之以勇,守之以专,达之以强,日夜以求合于其所规摹之内,而无务出于其所规摹之外。其人专,其政一,然而不成者,未之有也。财之不丰,兵之不强,吏之不择,此三者,存亡之所从出,而天下之大事也。夫以天下之大事,而有一人焉,独擅而兼言之,则其所以治此三者之术,其得失固未可知也。虽不可知,而此三者决不可不治者可知也。

是故不可以无术。其术非难知而难听,非难听而难行,非难行而难收。孔子曰:“好谋而成。”使好谋而不成,不如无谋。盖世有好剑者,聚天下之良金,铸之三年而成,以为吾剑天下莫敌也,剑成而狼戾缺折不可用。何者?是知铸而不知收也。今世之举事者,虽其甚小,而欲成之者常不过数人,欲坏之者常不可胜数。可成之功常难形,若不可成之状常先见。上之人方且眩瞀而不自信,又何暇及于收哉!

古之人有犯其至难而图其至远者。彼独何术也?且非特圣人而已。商君之变秦法也,撄万人之怒,排举国之说,势如此其逆也。苏秦之为从也,合天下之异以为同,联六姓之疏以为亲,计如此其迂也。淮阴侯请于高帝,求三万人,愿以北举燕、赵,东击齐,南绝楚之粮道,而西会于荥阳。耿弇亦言于世祖,欲先定渔阳,取涿郡,还收富平而东下齐,世祖以为落落难合。此皆越人之都邑而谋人国,功如此其疏也。然而四子者行之若易然。出于其口,成于其手,以为既已许吾君,则亲挈而还之。今吾以自有之天下,而行吾所得为之事,其事又非有所拂逆于天下之意也,非有所待于人而后具也,如有财而自用之,有子而自教之耳。然而政出于天下,有出而无成者,五六十年于此矣。是何也?意者知出而不知收欤?非不知收,意者汗漫而无所收欤?故为之说曰:先定其规摹而后从事。先定者可以谋人,不先定者,自谋常不给,而况于谋人乎!且今之世俗,则有所可患者,士大夫所以信服于朝廷者不笃,而皆好议论以务非其上,使人眩于是非,而不知其所从。从之,则事举无可为者;不从,则其所行者常多故而易败。夫所以多故而易败者,人各持其私意以贼之,议论胜于下,而幸其无功者众也。富人之谋利也常获,世以为福,非也。彼富人者,信于人素深,而服于人素厚,所为而莫或害之,所欲而莫或非之,事未成而众已先成之矣。夫事之行也有势,其成也有气,富人者,乘其势而袭其气也。欲事之易成,则先治其所以信服天下者。

天下之士不可以力胜,力不可胜则莫若从众。从众者非从众多之口,而从其所不言而同然者,是真从众也。众多之口非果众也,特闻于吾耳而接于吾前,未有非其私说者也。于吾为众,于天下为寡。彼众之所不言而同然者,众多之口,举不乐也。以众多之口所不乐,而弃众之所不言而同然,则乐者寡而不乐者众矣。古之人,常以从众得天下之心,而世之君子,常以从众失之。不知夫古之人其所从者,非从其口,而从其所同然也。何以明之?世之所谓逆众敛怨而不可行者,莫若减任子。然不顾而行之者,五六年矣,而天下未尝有一言。何则?彼其口之所不乐,而心之所同然也。从其所同然而行之,若犹有言者,则可以勿恤矣。故为之说曰:发之以勇,守之以专,达之以强。苟知此三者,非独为吾国而已,虽北取契丹可也。

正统论三首

至和二年作总论一

正统者何耶?名耶,实耶?正统之说曰:“正者,所以正天下之不正也;统者,所以合天下之不一也。”不幸有天子之实而无其位,有天子之名而无其德,是二人者立于天下,天下何正何一,而正统之论决矣。正统之为言,犹曰有天下云尔。人之得此名,而又有此实也,夫何议。

天下固有无其实而得其名者,圣人于此不得已焉,而不以实伤名。而名卒不能伤实,故名轻而实重。不以实伤名,故天下不争。名轻而实重,故天下趋于实。天下有不肖而曰吾贤者矣,未有贱而曰吾贵者也。天下之争,自贤不肖始,圣人忧焉,不敢以乱贵贱,故天下知贤之不能夺贵。天下之贵者,圣人莫不贵之,恃有贤不肖存焉。轻以与人贵,而重以与人贤。天下然后知贵之不如贤,知贤之不能夺贵,故不争。知贵之不如贤,故趋于实。使天下不争而趋于实,是亦足矣。正统者,名之所在焉而已。名之所在,而不能有益乎其人,而后名轻。名轻而后实重。吾欲重天下之实,于是乎始轻。

正统听其自得者十,曰:尧、舜、夏、商、周、秦、汉、晋、隋、唐。予其可得者六以存教,曰:魏、梁、后唐、晋、汉、周。使夫尧舜三代之所以为贤于后世之君者,皆不在乎正统。故后世之君不以其道而得者,亦无以为尧舜三代之比。于是乎实重。

辩论二

正统之沦起于欧阳子,而霸统之说起于章子。二子之论,吾与欧阳子,故不得不与章子辨,以全欧阳子之说。欧阳子之说全,而吾之说又因以明。章子之说曰:“进秦梁,失而未善也。进魏,非也。”是章子未知夫名实之所在也。夫所谓正统者,犹曰有天下云尔,名耳。正统者,果名也,又焉实之知视天下之所同君而加之,又焉知其他!章子以为,魏不能一天下,不当与之统。夫魏虽不能一天下,而天下亦无有如魏之强者,吴虽存,非两立之势,奈何不与之统。章子之不绝五代也,亦徒以为天下无有与之敌者而已。今也绝魏,魏安得无辞哉!正统者,恶夫天下之无君而作也。故天下虽不合于一,而未至乎两立者,则君子不忍绝之于无君。且夫德同而力均,不臣焉可也。今以天下不幸而不合于一,德既无以相过,而弱者又不肯臣乎强,于是焉而不与之统,亦见其重天下之不幸,而助夫不臣者也。

章子曰:“乡人且耻与盗者偶,圣人岂得与篡君同名哉?”吾将曰:是乡人与是为盗者,民则皆民也,士则皆士也,大夫则皆大夫也,则亦与之皆坐乎?苟其势不得不与之皆坐,则乡人何耻耶?圣人得天下,篡君亦得天下,顾其势不得不与之同名,圣人何耻耶?吾将以圣人耻夫篡君,而篡君又焉能耻圣人哉!

章子曰:“君子大居正,而以不正人居之,是正不正之相去未能相远也。”且章子之所谓正者,何也?以一身之正为正耶,以天下有君为正耶?一身之正,是天下之私正也。天下有君,是天下之公正也。吾无取乎私正也。天下无君,篡君出而制天下,汤武既没,吾安所取正哉。故篡君者,亦当时之正而已。

章子曰:“祖与孙虽百岁,而子五十,则子不得为寿。汉与晋虽得天下,而魏不能一,则魏不得为有统。”吾将曰:其兄四十而死,则其弟五十为寿。弟为寿乎其兄,魏为有统乎当时而已。章子比之妇谓舅嬖妾为姑。吾将曰舅则以为妻,而妇独奈何不以为姑乎。以妾为妻者,舅之过也。妇谓之姑,盖非妇罪也。举天下而受之魏、晋,是亦汉、魏之过而已矣。与之统者,独何罪乎。

虽然,欧阳子之论,犹有异乎吾说者。欧阳子之所与者,吾之所与也;欧阳子之所以与之,非吾所以与之也。欧阳子重与之,而吾轻与之。且其言曰:“秦、汉而下,正统屡绝,而得之者少。以其得之者少,故其为名甚尊而重也。”呜呼,吾不善夫少也。幸而得之者少,故有以尊重其名;不幸而皆得,欧阳子其敢有所不与耶?且其重之,则其施于篡君也,诚若过然,故章子有以启其说。夫以文壬而终身不得,以魏、晋、梁而得之,果其为重也,则文王将有愧于魏、晋、梁焉。必也使夫正统者,不得为圣人之盛节,则得之为无益。得之为无益,故虽举而加之篡君,而不为过。使夫文王之所不得,而魏、晋、梁之所得者,皆吾之所轻者也,然后魏、晋、梁无以愧文王,而文王亦无所愧于魏、晋、梁焉。

辩论三

始终得其正,天下合于一,是二者必以其道得之耶,亦或不以其道得之耶?病乎或者之不以其道得之也,于是乎举而归之名。欧阳子曰皆正统,是以名言者也。章子曰正统又曰霸统,是以实言者也。欧阳子以名言而纯乎名。章子以实言而不尽乎实。

章子之意以霸统重其实,而不知实之轻自霸统始。使天下之名皆不得过乎实者,固章子意也。天下之名果不过乎实也,则吾以章子为过乎圣人。圣人不得已则不能以实伤名,而章子则能之。且吾岂不知居得其正之为正,如魏受之于汉,晋受之于魏。不如至公大义之为正也哉,盖亦有不得已焉耳。如章子之说,吾将求其备。尧、舜以德,三代以德与功,汉、唐以功,秦、隋、后唐、晋、汉、周以力,晋、梁以弑。不言魏者,因章子之说而与之辨。以实言之,则德与功不如德,功不如德与功,力不如功,弑不如力,是尧、舜而下得统者,凡更四不如,而后至于晋、梁焉。而章子以为天下之实,尽于其正统霸统之间矣。

欧阳子纯乎名,故不知实之所止。章子杂乎实,故虽晋、梁弑君之罪,天下所下容之恶,而其实反不过乎霸。彼其初得正统之虚名,而不测其实罪之所至也。章子则告之曰:“尔,霸者也。”夫以弑君得天下而不失为霸,则章子之说,固便乎篡者也。夫章子岂曰弑君者其实止乎霸也哉,盖已举其实而著之名,虽欲复加之罪,而不可得也。

夫王者没而霸者有功于天下,吾以为在汉、唐为宜。必不得已而秦、隋、后唐、晋、汉、周得之,吾犹有憾焉,奈何其举而加之弑君之人乎。呜呼!吾不惜乎名而惜乎实也。霸之于王也,犹兄之于父也。闻天下之父尝有曰尧者,而曰必尧而后父,少不若尧而降为兄,则瞽、鲧惧至仆妾焉。天下将有降父而至于仆妾者,无怪也。从章子之说者,其弊固至乎此也。故曰:莫若纯乎名。纯乎名,故晋、梁之得天下,其名曰正统,而其弑君之实,惟天下后世之所加,而吾不为之齐量焉,于是乎晋、梁之恶不胜诛于天下,实于此反不重乎。

章子曰:“尧、舜曰帝,三代曰王,夏曰氏,商、周曰人,古之人轻重其君有是也。”以为其霸统之说。夫执圣人之一端以藉其口,夫何说而不可?吾亦将曰:孔子删书,而虞、夏、商、周皆曰书,汤武王、伯禽、秦穆公皆曰誓,以为吾皆曰正统之说,其谁曰不可。圣人之干实也,不伤其名而后从之,帝亦天子也,王亦天子也,氏亦人也,人亦氏也,夫何名之伤。若章子之所谓霸统者,伤乎名而丧乎实者也。

大臣论二首

以义正君而无害于国,可谓大臣矣。天下不幸而无明君,使小人执其权,当此之时,天下之忠臣义士莫不欲奋臂而击之。夫小人者,必先得干其君而自固于天下,是故法不可击。击之而不胜身死,其祸止于一身。击之而胜,君臣不相安,天下必亡。是以《春秋》之法,不待君命而诛其侧之恶人,谓之叛。晋赵鞅入于晋阳以叛是也。

世之君子将有志于天下,欲扶其衰而救其危者,必先计其后而为可居之功,其济不济则命也,是故成功而天下安之。今夫小人,君不诛而吾诛之,则是侵君之权,而不可居之功也。夫既以侵君主权,而能北面就人臣之位,使君不吾疑者,天下未尝有也。国之有小人,犹人之有瘿。人之瘿必生于颈而附于咽,是以不可去,有贱丈夫者不牲其忿而决去之,夫是以去疾而得死。汉之亡,唐之灭,由此之故也。自桓、灵之后,至于献帝,天下之权,归于内竖,贤人君子,进不容于朝,退不容于野,天下之怒,可谓极矣。当此之时,议者以为天下之患独在宦官,宦官去则天下无事,然窦武、何进之徒击之不胜,止于身死;袁绍击之而胜,汉遂以亡。唐之衰也,其迹亦大类此。自辅国、元振之后,天子之废立,听于宦官。当此之时,士大夫之论,亦惟宦官之为去也。然而李训、郑注、元载之徒,击之不胜,止于身死,至于崔昌遐击之而胜,唐亦以亡。方其未去也,是累然者瘿而已矣。

及其既去,则溃裂四出,而继之以死。何者?此侵君之权,而不可居之功也。且为人臣而不顾其君,捐其身于一决,以快天下之望,亦已危矣。故其成则为袁、为崔,败则为何、窦,为训、注。然则忠臣义士,亦奚取于此哉?夫窦武、何进之亡,天下悲之,以为不幸。然亦幸而不成,使其成也,二子者将何以居之。

故曰:以义正君,而无害于国,可谓大臣矣。

天下之权在于小人,君子之欲击之也,不亡其身,则亡其君。然则是小人者终不可去乎?闻之曰:迫人者其智浅,迫于人者其智深。非才有不同,所居之势然也。古之为兵者,围师勿遏,穷寇勿追,诚恐其知死而致力,则虽有众无所用之。故曰:“同舟而遇风,则胡越可使相救如左右手。”小人之心,自知其负天下之怨,而君子之莫吾赦也,则将日夜为计,以备一旦卒然不可测之患;今君子又从而疾恶之,是以其谋不得不深,其交不得不合。交合而谋深,则其致毒也忿戾而不可解。故凡天下之患,起于小人,而成于君子之速之也。小人在内,君子在外。君子为客,小人为主。主未发而客先焉,则小人之词直,而君子之势近于不顺。直则可以欺众,而不顺则难以令其下。故昔之举事者,常以中道而众散,以至于败,则其理岂不甚明哉?

若夫智者则不然。内以自固其君子之交,而厚集其势;外以阳浮而不逆于小人之意,以待其间。宽之使不吾疾,狃之使不吾虑。啖之以利,以昏其智,顺适其意,以杀其怒。然后待其发而乘其隙,推其坠而挽其绝。故其用力也约,而无后患。莫为之先,故君不怒而势不逼。如此者,功成而天下安之。今夫小人急之则合,宽之则散,是从古以然也。见利不能不争,见患不能不避,无信不能不相诈,无礼不能不相渎,是故其交易间,其党易破也。而君子不务宽之以待其变,而急之以合其交,亦已过矣。君子小人,杂居而未决,为君子之计者,莫若深交而无为。苟不能深交而无为,则小人倒持其柄而乘吾隙。昔汉高之亡,以天下属平、勃。及高后临朝,擅王诸吕,废黜刘氏。平日纵酒无一言,及用陆贾计,以干金交欢绛侯,卒以此诛诸吕,定刘氏。使此二人者而不相能,则是将相相攻之不暇,而何暇及于刘、吕之存亡哉!

故其说曰:将相和调,则士豫附。士豫附,则天下虽有变而权不分。呜呼,知此,其足以为大臣矣夫!

续欧阳子朋党论

欧阳子曰:“小人欲空人之国,必进朋党之说。”呜呼,国之将亡,此其征欤?祸莫大于权之移人,而君莫危于国之有党。有党则必争,争则小人者必胜,而权之所归也,君子安得不危哉!何以言之?君子以道事君,入主必敬之而疏。小人唯予言而莫子违,人宅必狎之而亲。疏者易间,而亲者难睽也。而君子不得志则奉身而退,乐道不仕;小人者不得志则微幸复用,唯怨之报。此其所以必胜也。

盖尝论之:君子如嘉禾也,封殖之甚难,而去之甚易。小人如恶草也,不种而生,去之复蕃。世未有小人不除而治者也,然去之为最难。斥其一则援之者众,尽其类则众之致怨也深。小者复用而肆威,大者得志而窃国。善人为之扫地,世主为之屏息。譬断蛇不死,刺虎不毙,其伤人则愈多矣。齐田氏、鲁季孙是已。齐、鲁之执事,莫非田、季之党也,历数君不忘其诛,而卒之简公弑,昭、哀失国。小人之党,其不可除也如此。而汉党锢之狱,唐白马之祸,忠义之士,斥死无馀。君子之党,其易尽也如此。使世主知易尽者之可戒,而不可除者之可惧,则有瘳矣。且夫君子者,世无若是之多也。小人者,亦无若是之众也。凡才智之士,锐于功名而嗜于进取者,随所用耳。孔子曰:“仁者安仁,智者利仁。”未必皆君子也。冉有从夫子则为门人之选,从季氏则为聚敛之臣。唐柳宗元、刘禹锡使不陷叔文之党,其高才绝学,亦足以为唐名臣矣。昔栾怀子得罪于晋,其党皆出奔,乐王鲋谓范宣子曰:“盍反州绰、邢蒯?勇士也。”宣子曰:“彼栾氏之勇也。余何获焉!”王鲋曰:“子为彼栾氏,乃子之勇也。”呜呼,宣子蚤从王鲋之言,岂独获二子之勇,且安有曲沃之变哉!

愚以谓治道去泰甚耳。苟黜其首恶而贷其馀,使才者不失富贵,不才者无所致憾,将为吾用之不暇,又何怨之报乎!人之所以为盗者,衣食不足耳。农夫市人,焉保其不为盗,而衣食既足,盗岂有不能返农夫市人也哉!故善除盗者,开其衣食之门,使复其业;善除小人者,诱以富贵之道,使隳其党。以力取威胜者,盖未尝不反为所噬也。曹参之治齐曰:“慎无扰狱市。”狱市,奸人之所容也。知此,亦庶几于善治矣。奸固不可长,而亦不可不容也。若奸无所容,君子岂久安之道哉!牛、李之党遍天下,而李德裕以一夫之力,欲穷其类而致之必死,此其所以不旋踵罹仇人之祸也。奸臣复炽,忠义益衰。以力取威胜者,果不可耶!愚是以续欧阳子之说,而为君子小人之戒。

屈到嗜芰论

屈到嗜芰,有疾,召其宗老而属之,曰:“祭我必以芰。”及祥,宗老将荐芰,屈建命去之。君子曰:不违而道。唐柳宗元非之曰:“屈子以礼之末,忍绝其父将死之言。且《礼》有:斋之日,思其所乐,思其所嗜。子木去芰,安得为道?”

甚矣,柳子之陋也!子木,楚卿之贤者也。夫岂不知为人子之道,事死如事生,况于将死丁宁之言,弃而不用,人情之所忍乎是必有大不忍于此者而夺其情也。夫死生之际,圣人严之。薨于路寝,不死于妇人之手,至于结冠缨、启手足之末,不敢不勉。其于死生之变亦重矣。父子平日之言,可以恩掩义。至于死生至严之际,岂容以私害公乎?

曾子有疾,称君子之所贵乎道者三。孟僖子卒,使其子学礼于仲尼。管仲病,劝桓公去三竖。夫数君子之言,或主社稷,或勤于道德,或训其子孙,虽所趣不同,然皆笃于大义,不私其躬也如是。今赫赫楚国,若敖氏之贤,闻于诸侯,身为正卿,死不在民,而口腹是忧,其为陋亦甚矣。使子木行之,国人诵之,太史书之,天下后世不知夫子之贤,而唯陋是闻,子木其忍为此乎?故曰:是必有大不忍者而夺其情也。然《礼》之所谓“思其所乐,思其所嗜”,此言人子追思之道也。曾皙嗜羊枣,而曾子不忍食。父没而不能读父之书,母没而不能执母之器,皆人子之情自然也,岂待父母之命耶?今荐芰之事,若出于子则可,自其父母,则为陋耳。岂可以饮食之故,而成父莫大之陋乎!

曾子寝疾,曾元难于易箦。曾子曰:“君子之爱人也以德,细人之爱人也以姑息。”若以柳子之言为然,是曾元为孝子,而曾子顾礼之末易箦于病革之中,为不仁之甚也。中行偃死,视不可含,范宣子盟而抚之曰:“事吴敢不如事主!”犹视。栾怀子曰:“主苟终,所不嗣事于齐者,有如河。”乃瞑。呜呼,范宣子知事吴为忠于丰,而不知报吝以成夫子忧国之美,其为忠则大矣。

一古人以爱恶比之美疢药石,曰:“石犹生我;疢之美者,其毒滋多。”由是观之,柳子之爱屈到,是疢之美。子木之违父命,药石也哉。

上初即位论治道二首

代吕申公道德

人君以至诚为道,以至仁为德。守此二言,终身不易,尧舜之主也。至诚之外,更行他道,皆为非道。至仁之外,更作他德,皆为非德。何谓至诚?上自大臣,下至小民,内自亲戚,外至四夷,皆推赤心以待之,不可以丝毫伪也。如此则四海之内,亲之如父子,信之如心腹,未有父子相图、心眼相欺者。如此而天下之不治,未之有也。丝毫之伪,一萌于心,如人有病,先见于脉,如人饮酒,先见于色。声色动于几微之间,而猜阻行于千里之外,强者为敌,弱者为怨,四海之内,如盗贼之憎主人,鸟兽之畏弋猎,则入主孤立而危亡至矣。何谓至仁?视臣如手足,视民如赤子,戢兵,省刑,时使,薄敛,行此六事而已矣。祸莫逆于好用兵,怨莫大于好起狱,灾莫深于兴土功,毒莫深于夺民利。此四者,陷民之坑阱,而伐国之斧钺也。去此四者,行彼六者,而仁不可胜用矣。《传》曰:“至诚如神。”又曰:“至仁无敌。”审能行之,当获四种福。以人事言之,则主逸而国安;以天道言之,则享年永而卜世长。此必然之理,古今已试之效也。

去圣益远,邪说滋炽,厌常道而求异术,文奸言以济暴行。为申、商之学者,则曰“人主不可以不学术数”;人主,天下之父也,为人父而用术于其子,可乎?为庄、老之学者,则曰“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欲穷兵黩武,则曰“吾以威四夷而安中国”;欲烦刑多杀,则曰“吾以禁奸慝而全善人”;欲虐使厚敛,则曰“吾以强兵革而诛暴乱,虽若不仁而卒归于仁”。此皆亡国之言也,秦二世、王莽尝用之矣,皆以经术附会其说。

《书》曰:“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此言威福不可移于臣下也。欲威福不移于臣下,则莫若舍己而从众,众之所是,我则与之,众之所非,我则去之。夫众未有不公,而人君者,天下公议之主也。如此,作威福将安归乎?今之说者则不然,曰,人主不可以不作威福,于是违众而用己。己之耳目,终不能遍天下,要必资之于人,爱憎喜怒,各行其私,而浸润肤受之说行矣。然后从而赏罚之,虽名为人主之威福,而其实左右之私意也。奸人窃吾威福,而卖之于外,则权与人主侔矣。

《书》曰:“威克厥爱允济,爱克厥威允罔功。”威者,畏威之谓也。爱者,怀私之谓也。管仲曰:“畏威如疾,民之上也。从怀如流,民之下也。畏威之心,胜于怀私,则事无不成。”今之说者则不然,曰:“人君当使威刑胜于惠爱。”如是则予不如夺,生不如杀,尧不如桀,而幽、厉、桓、灵之君长有天下。此不可不辨也。

刑政

《书》曰:“临下以简,御众以宽。”此百世不易之道也。昔汉高帝约法三章,萧何定律九篇而已。至于文、景,刑措不用。历魏至晋,条目滋章,断罪所用至二万六干二百七十二条,而奸益不胜,民无所措手足。唐及五代止用律令,国初加以注疏,情文备矣。今《编敕》续降,动若牛毛人之耳目所不能周,思虑所不能照,而法病矣。

臣愚谓当熟议而少宽之。入主前旒蔽明,黄主纩塞耳,耳目所及,尚不敢尽,而况察人于耳目之外乎?今御史六察,专务钩考簿书,责发细微,自三公九卿,救过不暇。夫详于小,必略于大,其文密者,其实必疏。故近岁以来,水旱盗贼,四民流亡,边鄙不宁,皆不以责宰相,而尚书诸曹,文牍繁重,穷日之力,书纸尾不暇,此皆苛察之过也。不可以不变。

《易》曰:“理财正辞,禁民为非曰义。”先王之理财也,必继之以正辞,其辞正则其取之也义。三代之君食租衣税而已,是以辞正而民服。自汉以来,盐铁酒茗之禁,贷榷易之利,皆心知其非而冒行之,故辞曲而民为盗。今欲严刑妄赏以去盗,不若捐利以予民,衣食足而盗贼自止。

夫兴利以聚财者,人臣之利也,非社稷之福。省费以养财者,社稷之福也,非人臣之利。何以言之?民者国之本,而刑者民之贼。兴利以聚财,必先烦刑以贼民,国本摇矣,而言利之臣,先受其赏。近岁宫室城池之役,南蛮、西夏之师,车服器械之资,略计其费,不下五千万缗,求其所补,卒亦安在?若以此积粮,则沿边皆有九年之蓄,西夷北边,望而不敢近矣。赵充国有言:“湟中谷斛八钱。吾谓籴三百万斛,羌人不敢动矣。”不待烦刑贼民,而边鄙以安。然为人臣之计,则无功可赏。故凡人臣欲兴利而不欲省费者,皆为身谋,非为社稷计也。人主不察,乃以社稷之深忧,而徇人臣之私计,岂不过甚矣哉!

论武王

武王克殷,以殷遗民封纣子武庚禄父,使其弟管叔鲜、蔡叔度相禄父治殷。武王崩,禄父与管、蔡作乱,成王命周公诛之,而立微子于宋。

苏子曰:武王非圣人也。昔者孔子盖罪汤、武,顾自以为殷之子孙而周人也,故不敢,然数致意焉,曰:“大哉,巍巍乎尧舜也。禹吾无间然。”其不足于汤、武也,亦明矣。曰:“武尽美矣,未尽善也。”又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谓至德也已矣。”伯夷、叔齐之于武王也,盖谓之弑君,至耻之不食其粟,而孔子予之。其罪武王也甚矣。此孔子之家法也。

世之君子,苟自孔氏,必守此法,国之存亡,民之死生,将于是乎在,其孰敢不严?而孟轲始乱之,曰:“吾闻武王诛独夫纣,未闻弑君也。”自是学者以汤、武为圣人之正若当然者,皆孔氏之罪人也。使当时有良史如董狐者,南巢之事,必以叛书,牧野之事,必以弑书。而汤、武仁人也,必将为法受恶。周公作《无逸》曰:“殷王中宗、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兹四人迪哲。”上不及汤,下不及武王,亦以是哉。文王之时,诸侯不求而自至,是以受命称王,行天子之事。周之王不王,不计纣之存亡也。使文王在,必不伐纣,纣不见伐,而以考终,或死于乱,殷人立君以事周,命为二王后以祀殷,君臣之道,岂不两全也哉?武王观兵于孟津而归,纣若不改过,则殷人改立君,武王之待殷,亦若是而已矣。天下无王,有圣人者出,而天下归之,圣人所不得辞也。而以兵取之,而放之,而杀之,可乎?汉末大乱,豪杰并起。苟文若,圣人之徒也,以为非曹操莫与定海内,故起而佐之;所以与操谋者,皆王者之事也。文若岂教操反者哉,以仁义救天下,天下既平,神器自至,将不得已而受之,不至,不取也。此文王之道,文若之心也。及操谋九锡,则文若死之。故吾尝以文若为圣人之徒者,以其才似张子房,而道似伯夷也。

杀其父,封其子,其子非人也,则可,使其子而果人也,则必死之。楚人将杀令尹子南,子南之子弃疾为王驭士,王泣而告之。既杀子南,其徒曰:“行乎?”曰:“吾与杀吾父,行将焉入?”然则臣王乎?曰:弃父事仇,吾弗忍也。遂缢而死。武王亲以黄钺斩纣,使武庚受封而不叛,岂复人也哉?故武庚之必叛,不待智者而后知也。武王之封武庚,盖亦不得已焉耳。殷有天下六百年,贤圣之君六七作,纣虽无道,其故家遗俗末尽灭也,三分天下有其二,殷不伐周,而周伐之,诛其君,夷其社稷,诸侯必有不悦者,故封武庚以慰之,此岂武王之意哉。故曰:武王非圣人也。

论养士

春秋之末至于战国,诸侯卿相皆争养士。自谋夫说客、谈天雕龙、坚白同异之流,下至击剑扛鼎、鸡鸣狗盗之徒,莫不宾礼。靡衣玉食以馆于上者,何可胜数。越王勾践,有君子六干人。魏无忌、齐田文、赵胜、黄歇、吕不韦,皆有客三干人。而田文招致任侠奸人六万家于薛。齐稷下谈者亦干人。魏文侯、燕昭王、太子丹,皆致客无数。下至秦、汉之间,张耳、陈馀号多士,宾客厮养,皆天下豪俊。而田横亦有士五百人。其略见于传记者如此,度其馀当倍官吏而半农夫也。此皆奸民蠹国者,民何以支,而国何以堪乎?

苏子曰:此先王之所不能免也。国之有奸,犹鸟兽之有鸷猛,昆虫之有毒螫也。区处条理,使各安其处,则有之矣;锄而尽去之,则无是道也。吾考之世变,知六国之所以久存而秦之所以速亡者,盖出于此,不可以不察也。夫智、勇、辩、力此四者,皆天民之秀杰也。类不能恶衣食以养人,皆役人以自养者也。故先王分天下之富贵,与此四者共之。此四者不失职,则民靖矣。四者虽异,先王因俗设法,使出于一。三代以上,出于学。战国至秦,出于客。汉以后,出于郡县吏。魏、晋以来,出于九品中正。隋、唐至今,出于科举。虽不尽然,取其多者论之。六国之君,虐用其民,不减始皇、二世,然当是时,百姓无一人叛者,以凡民之秀杰者,皆以客养之,不失职也。其力耕以奉上,皆椎鲁无能为者,虽欲怨叛,而莫为之先,此其所以少安而不即亡也。

始皇初欲逐客,用李斯之言而止。既并天下,则以客为无用,于是任法而不任人,谓民可以恃法而治,谓吏不必才取,能守吾法而已。故堕名城,杀豪杰,民之秀异者散而归田亩,向之食于四公子、吕不韦之徒者,皆安归哉!不知其能稿项黄馘而老死于布褐乎?抑将辍耕叹息以俟时也?秦之乱成于二世,然使始皇知畏此四人者,有以处之,使不失职,秦之亡,不至若此之速也。纵百万虎狼于山林而饥渴之,不知其将噬人,世以始皇为智,吾不信也。楚、汉之祸生民尽矣,豪杰宜无几,而代相陈鐧车千乘,萧、曹为政,莫之禁也。至文、景、武帝之世,法令至密矣,然吴王濞、淮南、梁王、魏其、武安之流,皆争致宾客,世主不问也。岂惩秦之祸,以为爵禄不能尽縻天下之士,故少宽之,使得或出于此也耶?

若夫先王之政,则不然,曰:“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呜呼,此岂秦、汉之所及也哉!

论秦

秦始皇十八年取韩,二十二年取魏,二十五年取越、取楚,二十六年取燕、取齐,初并天下。

苏子曰:秦并天下,非有道也,特巧耳,非幸也。然吾以谓巧于取齐,而拙于取楚,其不败于楚者幸也。呜呼,秦之巧,亦创于智伯而已。魏、韩肘足接而智伯死。秦知创智伯,而诸侯终不知师魏、韩。秦并天下,不亦宜乎!

齐湣王死,法章立,君王后佐之,秦犹伐齐也。法章死,王建立六年而秦攻赵,齐、楚救之,赵乏食,请粟于齐,而齐不予,秦遂围邯郸,几亡赵,赵虽未亡,而齐之亡形成矣,秦人知之,故不加兵于齐者四十馀年。夫以法章之才而秦伐之,建之不才而秦不伐,何也?太史公曰:“君王后事秦谨,故不被兵。”夫秦欲并天下耳,岂以谨故置齐也哉?吾故曰“巧于取齐”者,所以大慰齐之心,而解三晋之交也。

齐、秦不两立,秦未尝须臾忘齐也,而四十馀年不加兵者,岂其情乎!齐人不悟而与秦合,故秦得以其间取三晋。三晋亡,齐盖岌岌矣。方是时,犹有楚与燕也。三国合,犹足以拒秦。秦大出兵伐楚,伐燕,而齐不救,故二国亡,而齐亦虏不阅岁,如晋取虞、虢也,可不谓巧乎?二国既灭,齐乃发兵守西界,不通秦使。呜呼,亦晚矣。秦初遣李信以二十万人取楚,不克,乃使王翦以六十万攻之,盖空国而战也。使齐有中主具臣,知亡之无日,而扫境以伐秦。以久安之齐,而入厌兵空虚之秦,覆秦如反掌也。吾故曰“拙于取楚”。

然则奈何?曰:古之取国者必有数。如取龆齿也,必以渐,故齿脱而儿不知。今秦易楚,以为是龆齿也可拔,遂抉其口,一拔而取之,儿必伤,吾指必啮。故秦之不亡,幸也,非数也。吴为三军,迭出以肄楚,三年而入郢。晋之平吴,隋之平陈,皆是物也。惟苻坚不然。使坚知出此,以百倍之众,为迭出之计,虽韩、白不能支,而况谢玄、牢之之流乎!吾以是知二秦之一律也。始皇幸胜而坚不幸耳。

论鲁隐公

鲁隐公元年:“不书即位,摄也。”公子晕请杀桓公,公曰:为其少故也,吾将授之矣。使营菟裘,吾将老焉。翚惧,反谮公于桓,而使贼弑公。欧阳子曰:“隐公非摄也,使隐而果摄也,则《春秋》不书为公。《春秋》书为公,则隐非摄无疑也。”

苏子曰:非也,《春秋》约之信史。隐摄而桓弑,著于史也详矣。周公摄而克复子者也。以周公薨,故不称王。隐公摄而不克复子者也。以鲁公薨,故称公。史有谥,国有庙,《春秋》独得不称公乎?

然则隐公之摄也,礼欤?曰:礼也。何自闻之?曰:闻之孔子。曾子问曰:“君薨而世子生,如之何?孔子曰:卿、大夫、士从摄主,北面于西阶南。”何谓摄主?曰:古者天子、诸侯、卿、大夫、士之世子未生,而死,则其弟若兄弟之子以当立者为摄主。子生而女也,则摄主立;男也,则摄主退。此之谓摄主。古之人有为之者,季康子是也。季桓子且死,命其臣正常曰:南孺子之子男也,则以告而立之。女也,则肥也可。“桓子卒,康子即位。既葬,康子在朝,南氏生男。正常载以如朝,告曰:夫子有遗言。命其圉臣曰:‘南氏生男,则以告于君与大夫而立之。’今生矣,男也,敢告。”康子请退。康子之谓摄王,古之道也。孔子行之。自秦、汉以来,不修是礼也,而以母后摄。孔子曰:惟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使与闻外事且不可,曰”牝鸡之晨,惟家之索,而况可使摄位而临天下乎?女子为政而国安,惟齐之君王后,吾宋之曹、高、向也。盖亦干一矣。自东汉马、邓,不能无讥。而汉吕后、魏胡武灵、唐武氏之流,盖不胜其乱。王莽、杨坚遂因以易姓。由是观之,岂若摄主之庶几乎!使母后而可信也,则摄主何为而不可信。若均之不可信,则摄主取之,犹吾先君之子孙也,不犹愈于异姓之取哉!

或曰:君薨,百官总己以听于冢宰三年,安用摄主?曰:非此之谓也。嗣天子长矣,宅忧而未出令,则以礼从冢宰。若太子末生,生而弱未能君也,则三代之礼,孔子之学,决不以天下付异姓,其付之摄主也,夫岂非礼,而周公行之欤?故隐公亦摄主也。

郑玄,儒之陋者也。其传摄主也,曰:“上卿代君听政者也。”使子生而女,则上卿岂继世者乎?苏子曰:摄主,先王之令典,孔子之法言也,而世不知;习见母后之摄也,而以为当然。故吾不可不论,以待后世之君子。

论隐公里克李斯郑小同王允之

公子翚请杀桓公以求太宰。隐公曰:“为其少故也。吾将授之矣。使营菟裘,吾将老焉。”晕惧,反谮公于桓公而杀之。

苏子曰:盗以兵拟人,人必杀之。夫岂独其所拟,涂之人皆捕击之矣。涂之人与盗非仇也,以为不击,则盗且并杀己也。隐公之智,曾不若涂之人,哀哉。隐公,惠公继室之子也。其为非嫡与桓均耳,而长于桓。隐公追先君之志,而授国焉,可不谓仁人乎?惜乎其不敏于智也。使隐公诛翚而让桓,虽夷、齐何以尚兹?

骊姬欲杀申生而难里克,则施优来之。二世欲杀扶苏而难李斯,则赵高来之。此二人之智,若出一人,而受祸亦不少异。里克不免于惠公之诛,李斯不免于二世之虐,皆无足哀者。吾独表而出之,以为世戒。君子之为仁义也,非有计于利害。然君子所为,义利常兼,而小人反是。李斯听赵高之谋,非其本意,独畏蒙氏之夺其位,故勉而听高。使斯闻高之言,即召百官、陈六师而斩之,其德于扶苏,岂有既乎。何蒙氏之足忧。释此不为,而具五刑于市,非下愚而何。

呜呼,乱臣贼子,犹蝮蛇也。其所螫草木,犹足以杀人,况其所噬啮者欤。郑小同为高贵乡公侍中,尝诣司马师。师有密疏未屏也,如厕还,问小同:“见吾疏乎?”曰:“不见。”师曰:“宁我负卿,无卿负我。”遂鸩之。王允之从王敦夜饮,辞醉先寝。敦与钱凤谋逆,允之已醒,悉闻其言,虑敦疑己,遂大吐,衣面皆污。敦果照视之,见允之卧吐中,乃已。哀哉小同,殆哉岌岌乎允之也。孔子曰:“危邦不入,乱邦不居。”有以也夫。吾读史得鲁隐公、晋里克、秦李斯、郑小同、王允之五人,感其所遇祸福如此,故特书其事。后之君子,可以览观焉。

论管仲

郑太子华言于齐桓公,请去三族而以郑为内臣。公将许之,管仲不可。公曰:“诸侯有讨于郑,未捷,苟有衅,从之,不亦可乎?”管仲曰:“君若绥之以德,加之以训辞,而率诸侯以讨郑,郑将覆亡之不暇,岂敢不惧。若总其罪人以临之,郑有辞矣。”公辞子华,郑伯乃受盟。

苏子曰:大哉,管仲之相桓公也。辞子华之请,而不违曹沫之盟,皆盛德之事也。齐可以王矣。恨其不学道,不自诚意正心以刑其国,使家有三归之病,而国有六嬖之祸,故桓公不王。而孔子小之,然其予之也亦至矣,曰:“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曰“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者”,孟子盖过矣。吾读《春秋》以下史,得七人焉,皆盛德之事,可以为万世法。又得八人焉,皆反是,可以为万世戒。故具论之。

太公之治齐也,举贤而尚功。周公曰:“后世必有篡弑之臣。”天下诵之,齐其知之矣。田敬仲之始生也,周史筮之,其奔齐也,齐懿氏卜之,皆知其当有齐国。篡弑之疑,盖萃于敬仲矣。然桓公、管仲不以是废之,乃欲以为卿,非盛德能如此乎?故吾以谓楚成王知晋之必霸,而不杀重耳。汉高祖知东南之必乱,而不杀吴王濞。晋武帝闻齐王攸之言,而不杀刘元海。苻坚信王猛,而不杀慕容垂。唐明皇用张九龄,而不杀安禄山。皆盛德之事也。而世之论者,则以谓此七人者,皆失于不杀以启乱。吾以谓不然。七人者,皆自有以致败亡,非不杀之过也。齐景公不烦刑重赋,虽有田氏,齐不可取。楚成王不用子玉,虽有晋文公,兵不败。汉景帝不害吴太子,不用晁错,虽有吴王濞,无自发。晋武帝不立孝惠,虽有刘元海,不能乱。苻坚不贪江左,虽有慕容垂,不敢叛。明皇不用李林甫、杨国忠,虽有安禄山,亦何能为。秦之由余,汉之金日,唐之李光弼、浑瑊之流,皆蕃种也,何负于中国哉,而独杀元海、禄山乎。且夫自今而言之,则元海、禄山,死有馀罪;自当时言之,则不免为杀无罪。岂有天子杀无罪,而不得罪于天下者。上失其道,涂之人皆敌国也。天下豪杰,其可胜既乎!

汉景帝以鞅鞅而杀周亚夫。曹操以名重而杀孔融。晋文帝以卧龙而杀嵇康。晋景帝亦以名重而杀夏侯玄。宋明帝以族大而杀王彧。齐后宅以谣言而杀斛律光。唐太宗以谶而杀李君羡。武后亦以谣言而杀裴炎。世皆以为非也。此八人者,当时之虑,岂非忧国备乱,与忧元海、禄山者同乎?久矣,世之以成败为是非也。故凡嗜杀人者,必以邓侯不杀楚子为口实。以邓之微,无故杀大国之君,使楚人举国而仇之,其亡不愈速乎!吾以谓为天下如养生,忧国备乱如服药。养生者,不过慎起居饮食、节声色而已。节慎在未病之前,而服药在已病之后。今吾忧寒疾而先服乌喙,忧热疾而先服甘遂,则病未作而药杀人矣。彼八人者,皆未病而服药者也。

论孔子

鲁定公十三年,孔子言于公曰:“臣无藏甲,大夫无百雉之城。”使仲由为季氏宰,将隳三都。于是叔孙氏先隳郈。季氏将隳费,公山弗狃、叔孙辄率费人袭公,公与三子入于季氏之宫。孔子命申句须、乐颀下伐之,费人北,二子奔齐。遂隳费。将隳成,公敛处父以成叛。公围成,弗克。或曰:殆哉,孔子之为政也,亦危而难成矣。孔融曰:“古者王畿千里,寰内不以封建诸侯。”曹操疑其论建渐广,遂杀融。融特言之耳,安能为哉。操以为天子有千里之畿,将不利己,故杀之不旋踵。季氏亲逐昭公,公死于外,从公者皆不敢入,虽子家羁亦亡。季氏之忌克忮害如此,虽地势不及曹氏,然君臣相猜,盖不减操也。孔于安能以是时隳其名都,而出其藏甲也哉!考于《春秋》,方是时,三桓虽若不悦,然莫能违孔子也。以为孔子用事于鲁,得政与民,而三桓畏之欤?则季桓子之受女乐也,孔子能却之矣。彼妇之口,可以出走,是孔子畏季氏,季氏不畏孔子也。夫孔子盍姑修其政刑,以俟三桓之隙也哉?

苏子曰:此孔子之所以圣也。盖田氏、六卿不服,则齐、晋无不亡之道;三桓不臣,则鲁无可治之理。孔子之用于世,其政无急于此者矣。彼晏婴者亦知之,曰:“田氏之僭,惟礼可以已之。在礼,家施不及国,大夫不收公利。”齐景公曰:“善哉,吾今而后知礼之可以为国也。”婴能知之。而莫能为之。婴非不贤也,其浩然之气,以直养而无害,塞乎天地之间者,不及孔、孟也。孔子以羁旅之臣,得政期月,而能举治世之礼,以律亡国之臣,隳名都,出藏甲,而三桓不疑其害己,此必有不言而信,不怒而威者矣。孔子之圣,见于行事,至此为无疑也。婴之用于齐也,久于孔子,景公之信其臣也,愈于定公,而田氏之祸不少衰。吾是以知孔子之难也。孔子以哀公十六年卒,十四年,陈恒弑其君,孔子沐浴而朝,告于哀公,请讨之。吾是以知孔子之欲治列国之君臣,使如《春秋》之法者,至于老且死而不忘也。

或曰:孔子知哀公与三子之必不从,而以礼告也欤?曰:否。孔子实欲伐齐。孔子既告公。公曰:“鲁为齐弱久矣,子之伐之,将若之何?”对曰:“陈恒弑其君,民之不与者半。以鲁之众,加齐之半,可克也。”此岂礼告而已哉!哀公患三桓之逼,尝欲以越伐鲁而去之。夫以蛮夷伐国,民不与也,皋如、出公之事,断可见矣。岂若从孔子而伐齐乎?若从孔子而伐齐,则凡所以胜齐之道,孔子任之有馀矣。既克田氏,则鲁之公室自张,三桓不治而自服矣。此孔子之意也。

论周东迁

太史公曰:学者皆称周伐纣,居洛邑。其实不然。武王营之,成王使召公卜,居九鼎焉。而周复都丰、镐。至犬戎败幽王,周乃东徙于洛。

苏子曰:周之失计,未有如东迁之缪者也!自平王至于亡,非有大无道者也。頿王之神灵,诸侯服享,然终以不振,则东迁之过也。昔武王克商,迁九鼎于洛邑,成王、周公复增营之。周公既没,盖君陈、毕公更居焉,以重王室而已。非有意于迁也。周公欲葬劝周,而成王葬之毕,此岂有意于迁哉。今夫富民之家,所以遗其子孙者,田宅而已,不幸而有败,至于乞假以生可也,然终不敢议田宅。今平王举文、武、成、康之业,而大弃之,此一败而鬻田宅者也。夏、商之王,皆五六百年,其先王之德,无以过周,而后王之败,亦不减周幽、厉,然至于桀、纣而后亡。其未亡也,天下宗之,不如东周名存而实亡也。是何也?则不鬻田宅之效也。

盘庚之迁也,复殷之旧也。古公迁于岐。方是时,周人如狄人也,逐水草而居,岂所难哉。卫文公东徙渡河,恃齐而存耳。齐迁临淄,晋迁于绛、于新田,皆其盛时,非有所畏也。其馀避寇而迁都,未有不亡;虽不即亡,未有能复振者也。

春秋之时,楚大饥,群蛮叛之,申息之北门不启,楚人谋徙于阪高。为贾曰:“不可。我能往,寇亦能往。”于是乎以秦人、巴人灭庸,而楚始大。苏峻之乱,晋几亡矣,宗庙宫室,尽为灰烬。温峤欲迁都豫章,三吴之豪欲迁会稽,将从之矣,独王导不可,曰:“金陵,王者之都也。王者不以丰俭移都。若弘卫文大帛之冠,何适而不可,不然,虽乐土为墟矣。且北寇方强,一旦示弱,窜于蛮越,望实皆丧矣。”乃不果迁,而晋复安。贤哉导也,可谓能定大事矣。嗟夫,平王之初,周虽不如楚之强,顾不愈于东晋之微乎。使平王有一王导,定不迁之计,收丰镐之遗民,而修文、武、成、康之政,以形势临东诸侯,齐、晋虽强,未敢贰也,而秦何自霸哉!

魏惠王畏秦,迁于大梁。楚昭王畏吴,迁于鄀。顷襄王畏秦,迁于陈。考烈王畏秦,迁于寿春。皆不复振,有亡征焉。东汉之末,董卓劫帝迁于长安,汉遂以亡。近世李景迁于豫章亦亡。吾故曰:周之失计,未有如东迁之缪者也。

论范蠡伍子胥大夫种

越既灭吴,范蠡以为勾践为人长颈鸟喙,可与共患难,不可与同安乐,乃以其私徒属浮海而行。至齐,以书遗大夫种曰:“蜚鸟尽,良弓藏。狡免死,走狗烹。子可以去矣。”

苏子曰:范蠡独知相其君而已。以吾相蠡,蠡亦鸟喙也。夫好货,天下之贱士也。以蠡之贤,岂聚敛积实者,何至耕于海滨,父子力作,以营干金,屡散而复积,此何为者哉?岂非才有馀而道不足,故功成名遂身退,而心终不能自放者乎!使勾践有大度,能始终用蠡,蠡亦非清净无为以老于越者也。吾故曰:蠡亦鸟喙者也。鲁仲连既退秦军,平原君欲封连,以千金为寿。连笑曰:“所贵于天下士者,为人排难解纷而无所取也。即有取,是商贾之事,连不忍为也。”遂去,终身不复见。逃隐于海上,曰:“吾与其富贵而诎于人,宁贫贱而轻世肆志焉。”使范蠡之去如鲁连,则去圣人不远矣。呜呼,春秋以来用舍进退未有如范蠡之全者也,而不足于此,吾是以累叹而深悲焉。

苏子曰:子胥、种、蠡皆人杰,而扬雄曲士也,欲以区区之学,疵瑕此三人者。以三涑不去,鞭尸籍馆,为子胥之罪。以不强谏勾践,而栖之会稽,为种、蠡之过。雄闻古有三谏当去之说,即欲以律天下士,岂不陋哉!三谏而去,为人臣交浅者言之,如宫之奇、泄冶乃可耳。至于子胥,吴之宗臣,与国存亡者也,去将安往哉?百谏不听,继之以死可也。孔子去鲁,未尝一谏,又安用三。父受诛,子复仇,礼也。生则斩首,死则鞭尸,发其至痛,无所择也。是以昔之君子,皆哀而恕之,雄独非人子乎。至于籍馆,阖闾与群臣之罪,非子胥意也。勾践困于会稽,乃能用二子。若先战而强谏以死之,则雄又当以子胥之罪罪之矣。此皆儿童之见,无足论者。不忍三子之见诬,故为一言。

论商鞅

商鞅用于秦,变法定令。行之十年,秦民大悦,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秦人富强,天子致胙于孝公,诸侯毕贺。

苏子曰:此皆战国之游士邪说诡论,而司马迁暗于大道,取以为史。吾尝以为迁有大罪二,其先黄老后六经,退处士进奸雄,盖其小小者耳。所谓大罪二,则论商鞅、桑弘羊之功也。自汉以来,学者耻言商鞅、弘羊,而世主独甘心焉,皆阳讳其名而阴用其实,甚者则名实皆宗之,庶几其成功,此司马迁之罪也。

秦固天下之强国,而孝公亦有志之君也,修其政刑十年,不为声色畋游之所败,虽微商鞅,有不富强乎!秦之所以富强者,孝公敦奉力穑之效,非鞅流血剥骨之功也。而秦之所以见疾于民,如豺虎毒药,一夫作难,而子孙无遗种,则鞅实使之。至于弘羊,斗筲之才,穿窬之智,无足言者。而迁之言曰“不加赋而上用足”。善乎,司马光之言也,曰:“天下安有此理。天地所生财货百物,止有此数,不在民则在官。譬如雨泽,夏涝则秋旱。不加赋而上用足,不过设法阴夺民利,其害甚于加赋也。”二子之名在天下,如蛆蝇粪秽也,言之则污口舌,书之则污简牍。二子之术,用于世者,灭国残民,覆族亡躯者,相踵也。而世主独甘心焉,何哉?乐其言之便己也。

夫尧、舜、禹、汤,世主之父师也。谏臣弼士,世主之药石也。恭敬慈俭,勤劳忧畏,世主之绳约也。今使世主日临父师而亲药石,履绳约,非其所药也。故为商鞅、桑弘羊之术者,必先鄙尧笑舜而陋禹也。曰,所谓贤主者,专以天下适己而已。此世主所以人人甘心而不悟也。

世有食钟乳、乌喙而纵酒色以求长年者,盖始于何晏。晏少而富贵,故服寒食散以济其欲,无足怪者。彼之所为,足以杀身灭族者,日相继也,得死于寒食散,岂不幸哉。而吾独何为效之?世之服寒食散疽背呕血者相踵也,用商鞅、桑弘羊之术破国亡宗者,皆是也。然而终不悟者,乐其言之美便,而忘其祸之惨烈也。

论封建

秦初并天下,丞相绾等言,燕、齐,荆地远,不置王无以镇之,请立诸子。始皇下其议,群臣皆以为便。廷尉斯曰:“周文、武所封子弟同姓甚众,然后属疏远,相攻击如仇雠,诸侯更相诛伐,天子弗能禁止。今海内赖陛下神灵一统,皆为郡县,诸子功臣供赋税重赏赐之,甚足易制。天下无异意,则安宁之术也。置诸侯不便。”始皇曰:“天下共苦战斗不休,以有侯王。赖宗庙,天下初定,又复立国,是树兵也,而求其宁息,岂不难哉!廷尉议是。”分天下为三十六郡,郡置守、尉、监。

苏子曰:圣人不能为时,亦不失时。时非圣人之所能为也,能不失时而已。三代之兴,诸侯无罪不可夺削,因而君之,虽欲罢侯置守,可得乎?此所谓不能为时者也。周衰,诸侯相并,齐、晋、秦、楚皆干馀里,其势足以建侯树屏,至于七国,皆称王行天子之事,然终不封诸侯,不立强家世卿者,以鲁三桓、晋六卿、齐田氏为戒也。久矣,世之畏诸侯之祸也,非独李斯、始皇知之。始皇既并天下,分郡邑,置守宰,理固当然,如冬裘夏葛,时之所宜,非人之私智独见也,所谓不失时者。而学士大夫多非之。汉高又欲立六国后,张子房以为不可,世未有非之者。李斯之论,与子房何异?世特以成败为是非耳。高帝闻子房之言,吐哺骂郦生,知诸侯之不可复明矣。然卒王韩、彭、英、卢。岂独高帝,子房亦与焉。故柳宗元曰:“封建非圣人意也,势也。”

昔之论封建者,曹元首、陆机、刘颂及唐太宗时魏徵、李百药、颜师古,其后则刘秩、杜佑、柳宗元。宗元之论出,而诸子之论废矣。虽圣人复起,不能易也。故吾取其说而附益之。曰:凡有血气,必争,争必以利,利莫大于封建。封建者,争之端而乱之始也。自书契以来,臣弑其君,子弑其父,父子兄弟相贼杀,有不出于袭封而争位者乎!自三代圣人以礼乐教化天下,至刑措不用,然终不能已篡弑之祸。至汉以来,君臣父子相贼虐者,皆诸侯王子孙。其馀卿大夫不世袭者,盖未尝有也。近世无复封建,则此祸几绝。仁人君子,忍复开之欤!故吾以李斯、始皇之言,柳宗元之论,当为万世法也。

论始皇汉宣李斯

秦始皇时赵高有罪,蒙毅按之当死,始皇赦而用之。长天扶苏好直谏,上怒,使监蒙恬兵于上郡。始皇东游会稽,并海走琅琊,少子胡亥、李斯、蒙毅、赵高从。道病,使蒙毅还祷山川。未及还,上崩,李斯、赵高矫诏立胡亥,杀扶苏、蒙恬、蒙毅,卒以亡秦。

苏子曰:始皇制天下轻重之势,使内外相形,以禁奸备乱,可谓密矣。蒙恬将三十万人,威震北方,扶苏监其军,而蒙毅侍帷幄为谋臣,虽有大奸贼,敢睥睨其间哉!不幸道病,祷祠山川,尚有人也,而遣蒙毅,故高、斯得成其谋。始皇之遣毅,毅见始皇病,太子未立,而去左右,皆不可以言智。然天之亡人国,其祸败必出于智所不及。

圣人为天下,不恃智以防乱,恃吾无致乱之道耳。始皇致乱之道,在用赵高。夫阉尹之祸,如毒药猛兽,未有不裂肝碎首者也。自书契以来,惟东汉吕疆、后唐张承业二人,号良善,岂可望一二于千万,以徼必亡之祸哉。然世主皆甘心而不悔,如汉桓、灵,唐肃、代,犹不足深怪。始皇、汉宣皆英主,亦湛于赵高、恭、显之祸。彼自以为聪明人杰也,奴仆薰腐之馀何能为,及其亡国乱朝,乃与庸主不异。吾故表而出之,以戒后世人主如始皇、汉宣者。

或曰:李斯佐始皇定天下,不可谓不智。扶苏亲始皇子,秦人戴之久矣。陈胜假其名,犹足以乱天下,而蒙恬持重兵在外,使二人不即就诛,而复请之,则斯、高无遗类矣。以斯之智而不虑此,何哉?

苏子曰:呜呼,秦之失道,有自来矣,岂独始皇之罪。自商鞅变法,以殊死为轻典,以参夷为常法,人臣狼顾胁息,以得死为幸,何暇复请。方其法之行也,求无不获,禁无不止,鞅自以为轶尧舜而驾汤武矣。及其出亡而无所舍,然后知为法之弊。夫岂独鞅悔之,秦亦悔之矣。荆轲之变,持兵者熟视始皇环柱而走莫之救者,以秦法重故也。李斯之立胡亥,不复忌二人者,知法令之素行,而臣子之不敢复请也。二人之不敢复请,亦知始皇之鸷悍而不可回也。岂料其伪也哉?周公曰:“平易近民,民必归之。”孔子曰:“有一声而可以终身行之,其恕矣乎?”夫以忠恕为心,而以平易为政,则上易知而下易达,虽有卖国之奸,无所投其隙,仓卒之变,无自发焉。其令行禁止,盖有不及商鞅者矣。而圣人终不以彼易此。鞅立信于徙木,立威于弃灰,刑其亲戚师傅,积威信之极。以至始皇,秦人视其君如雷电鬼神,不可测也。古者,公族有罪,三宥然后寘刑。今至使人矫杀其太子而不忌,太子亦不敢请,则威信之过也。故夫以法毒天下者,未有不反中其身及其子孙者也。汉武、始皇,皆果于杀者也。故其子如扶苏之仁,则宁死而不请,如戾太子之悍,则宁反而不诉。知诉之必不察也。戾太子岂欲反者哉,计出于无聊也。故为二君之子者,有死与反而已。李斯之智,盖足以知扶苏之必不反也。吾又表而出?之,以戒后世人主之果于杀者!

论项羽范增

汉用陈乎计,间疏楚君臣,项羽疑范增与汉有私,夺其权。增大怒曰:“天卞事大定矣,君王自为之。愿赐骸骨归卒伍。”未至彭城,疽发背死。

苏子曰:增之去善矣。不去,羽必杀增,独恨其不早耳。然则当以何事去?增劝羽杀沛公,羽不听,终以此失天下。当于是去耶?曰:否。增之欲杀沛公,人臣之分也,羽之不杀,犹有君人之度也。增曷为以此去哉!《易》曰:“知几其神乎?”《诗》曰:“相彼雨雪,先集维霰。”增之去,当于羽杀卿子冠军时也。

陈涉之得民也,以项燕、扶苏。项氏之兴也,以立楚怀王孙心,而诸侯叛之也,以弑义帝。且义帝之立,增为谋主矣,义帝之存亡,岂独为楚之盛衰,亦增之所与同祸福也。未有义帝亡而增独能久存者也。羽之杀卿子冠军也,是弑义帝之兆也。其弑义帝,则疑增之本也,岂必待陈平哉。物必先腐也,而后虫生之;人必先疑也,而后谗入之。陈干虽智,安能间无疑之主哉。

吾尝沦:义帝,天下之贤主也。独遣沛公入关,而不遣项羽,识卿子冠军于稠人之中,而擢以为上将,不贤而能如是乎?羽既矫杀卿子冠军,义帝必不能堪,非羽弑帝,则帝杀羽,不待智者而后知也。增始劝项梁立义帝,诸侯以此服从,中道而弑之,非增之意也。夫岂独非其意,将必力争而不听也。不用其言,而杀其所立,羽之疑增,必自是始矣。方羽杀卿子冠军,增与羽比肩而事义帝,君臣之分未定也。为增计者,力能诛羽则诛之,不能则去之,岂不毅然大丈夫也哉?增年已七十,合则留,不合则去,不以此时明去就之分,而欲依羽以成功,陋矣。虽然,增高帝之所畏也,增不去,项羽不亡。呜呼,增亦人杰也哉!

书义

乃言底可绩

巧言令色,帝之所畏也。故以言取人,自孔子不能无失。然圣贤之在下也,其道不效于民,其才不见于行事,非言无自出之。故以言取人者,圣人之所不能免也。纳之以言,试之以功,自尧舜以来,末之有改也。尧将禅舜也,曰:“询事考言,乃言底可绩。”底之为言极也。《易》曰:“穷理尽性,以至于命。”可谓极矣。君子之于事物也,原其始不要其终,知其一不知其二,见其偏不见其全,则利害相夺,华实相乱,乌能得事之真,见物之情也哉!故言可听而不可行,事可行而功不可成,功可成而民不可安,是功来始成也。舜、禹、皋陶之言,皆功成而民安之者也。呜呼,极之为至德也久矣。箕子谓之皇极,子思谓之中庸。极则非中也,中则非极也,此昧者之论也。故世俗之学,以中庸为处可否之间,无过与不及之病而已,是近于乡原也。若夫达者之论则不然。曰:“喜怒哀乐末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非舜、禹、皋陶之成功,其孰能与于此哉?故愚以谓穷理尽性,然后得事之真,见物之情。以之事天则天成,以之事地则地平,以之治人则人安。此舜、禹、皋陶之言,可以底绩者也。

堲谗说殄行

《书》云:“朕堲谗说殄行。”传曰:君子之所为,为可传、为可继也。凡行之不可传、继者,皆殄行也。尧舜之所堲也。世衰道丧,士贵苟难而贱中庸,故邪慝者进焉。齐桓公欲用竖刁、易牙、开方三子。管仲曰:“三子者自刑以近君,去亲杀子以求合,皆非人情,难近。”桓公不听,卒以乱齐。齐桓贤主也,管仲信臣也。夫以贤主而不用信臣之言,岂非三子者似忠而难知也欤?甚矣,似之乱真也。故曰“恶紫”,谓其夺朱也;“恶莠”,谓其乱苗也;“恶乡原”,谓其乱德也。孟子忧之,故曰:“君子反经而已矣。”君子之所贵,必其可传、可继者也。是以渭之经。经者,常也。君子苟常之为贵。则彼苟难殄行,无为为之矣。苟难者无所获,殄行者无所利,则庶民并兴,巧者不能独进,拙者可以自效。吾虚心而察之,贤者可事,能者可使,而天下治矣。

视远惟明听德惟聪

甚矣,耳目之为天下祸福也。《洪範》五事,为皇极之用,治乱之所由出,狂圣之所由分,风雨之所由作,五福六极之所由致。故颜渊问仁,孔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夫视听期于聪明而已,何与于礼?非礼勿视,非礼勿听,是礼也,何与于仁?曰:视听不以礼,则聪明之害物也,甚于聋瞽。何以言之?明之过也则无所不视,掩人之私,求人之所不及;聪之过也则无所不听,浸润之谮,肤受之愬或行焉。此其害,岂特聋瞽而已哉!故圣人一之于礼,君臣上卞,各视其所当视,各听其所当听,而仁不可胜用也。太甲之复辟也,伊尹戒之曰:“视远惟明,听德惟聪。”何谓远?何谓德?孔子曰:“文武之道,未坠于地。在人贤者识其大者,不贤者识其小者。”夫惟小之为知,又乌能及远哉。探夜光于东海者,不为鲵桓而回网罗;求合抱于邓林者,不以径寸而枉斧斤。苟志于远,必略近矣。故子张问明,孔子既告之以明,又告之以远。由此观之,视不及远者,不足为明也。梁惠王问利于孟子,孟子告以仁义。曰:“王何必曰‘利’。”夫言利者,其言未必不中也,然君子不听,曰“言利者,必小人也”。听其言必行其事,行其事必近其人,小人日近,君子日疏,求国无危,不可得也。凡言苟出于利,虽中,小人也,况不中乎。苟出于德,失犹君子也,况不失乎。由此观之,听不主于德者,非聪也。

终始惟一时乃日新

《易》曰;“天下之动,正夫一者也。”夫动者,不安者也。夫惟不安,故求安者而托焉。惟一者为能安。天地惟能一,故万物资生焉。日月惟能一,故天下资明焉。天一于覆,地一于载,日月一于照,圣人一于仁,非有二事也。昼夜之代谢,寒暑之往来,风雨之作止,未尝一日不变也。变而不失其常,晦而不失其明,杀而不害其生,岂非所谓一者常存而不变故耶!圣人亦然,以一为内,以变为外。或曰:圣人固多变也欤?不知其一也惟能一故能变。伊尹戒太甲曰:“今嗣王新服厥命,惟新厥德,终始惟一,时乃日新。”新与一,二者疑若相反然。请言其辨。物之无心者必一,水与鉴是也。水、鉴惟无心,故应万物之变。物之有心者必二,目与手是也。目、手惟有心,故不自信而托于度量权衡。己且不自信,又安能应物无方日新其德也哉。齐人为夹谷之会,曰:孔丘儒者也,可劫以兵。不知其戮齐优如杀犬。此岂有二道哉,一于仁而已矣。孟子曰:“天下定于一。孰能一之?曰:不嗜杀人者。”愚故曰圣人一于仁。

王省惟岁

论尧、舜之德者,必曰无为。考之于经,质之于史,尧、舜之所为,卓然有见于世者,盖不可胜计也,其曰无为何哉?古人有言曰:“除日无岁。”又曰:“日一日劳考载曰功。”若尧、舜者,可谓功矣。岁者月之积也,月者日之积也,举岁则兼月,举月则兼日矣。日别而数之,则月不见,月别而数之,则岁不见。此岂日月之外,复有岁哉。日月之各一,人臣之劳也。岁之并考,人君之功也。故《书》曰:“王省惟岁,卿士惟月,师尹惟日。”此上下之分,烦简之宜也。禹之乎水土,稷为之殖百谷,契为之敷五教,伯夷为之典三礼,皋陶为之干五刑,羲和为之历日月。尧舜果何为哉。今夫三百有六旬,分之以四时,配之以六甲,位之以十二子,散之以二十四气,裂之以七十二候,昼不可以并夜,寒不可以兼暑,则气果安在哉。惟其无在而不可名,寄之于人而已,不有此,所以为王省之功也。日不立则月不建,月不建则岁不成,师尹不官,则卿士不治,卿士不治,则王功废矣。故曰:“庶民惟星。”星者日月之所舍,所因以为寒暑风雨者也。民者上之所托,所因以为号令赏罚者也。日月不自为风雨寒暑,因星而为节;君不自为号令赏罚,因民而为节。上执其要,下治其详,所谓岁月日时无易也。文王不兼庶狱,陈平不治钱谷,邴吉不问斗伤,此所为不易者也。秦皇衡石程书,光武以吏事责三公,此易岁月而乱日时者也。治乱之效,亦可以概见矣。

作周恭先作周孚先

周之将兴,必有继天之王,建都邑,立藩辅,以定天命而宅民心,为子孙之师;亦必有命世之臣,考礼乐,修法令,以定国是而正风俗,为卿大夫之宗,然后可以世世垂拱仰成。虽有中主弱辅,而不至于乱。故曰:“孺子来相宅,其大惇典商献民,乱为四方新辟,作周恭先。”“予旦以多才,越御事,笃前人成烈,答其师,作周孚先。”国之所恃者,法与人也。《诗》曰:“虽无老成人,尚有典刑。”故周公以谓惇典而用贤,可以定国,后之言恭者必稽焉。傅说有言:“事不师古,以克永世,匪说攸闻。”今不师古,后不师今。故周公以谓我当与卿大夫士笃前人成烈,以答众心,则后之言信者必师焉。夫以成王之贤,周公之圣,其所以为后世先者,不过于恭与信而已。《诗》曰:“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温恭朝夕,执事有恪。”闵马父曰:“古之称恭者,曰自古,曰在昔,曰先民,其严如是。”愚以是知恭之大者,盖尧之允恭,孔子之温恭,非独恭世子之恭、楚共王之恭也。成王以是为后世先也,不亦宜乎。“大有上吉。履信思乎顺。又以尚贤也,是以自天佑之,吉无不利”。又曰:“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信之为德也,重于兵而急于食。周公以是为后世先也,不亦宜乎!

惟圣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圣

毫末之木有合抱之资,滥觞之水有稽天之势,不可谓无是理也。理固有是,而物未必然。此众人之所以不信也。于思有言:“君子之道,始于夫妇之所能,其至也,虽圣人有不能。”故孟子曰:“人皆可以为尧舜。”人之能为尧舜,历干载而无有,故孟子之言,世未必信也。众人以迹求之,故未必信;君子以理推之,故知其有必然者矣。孔子曰:“惟上智与下愚不移。”而《书》曰:“惟圣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圣。”此二言者,古今所不能一,而学者之所深疑也。请试论之。滥觞可以稽天,东海可以桑田,理有或然者。此狂圣念否之说也。江湖不可以徒涉,尺水不可以舟行,事有必然者。此愚智必然之辨也。夫言各有当也,达者不以失一害一,此之谓也。太甲既立,不明,伊尹放之。使太甲粗可以不乱者,伊尹不废也。至于废,则其狂也审矣。然卒于为商宗。周公曰:“兹四人迪哲。”盖太甲与文王均焉。明皇开元之治,至于刑措,与夫三代何远。林甫之专,禄山之乱,民在涂炭,岂特狂者而已哉。由此观之,圣狂之相去,殆不容发矣。

庶言同则绎

《书》曰:“出入自尔师虞,庶言同则绎。”虞之为言度也,出纳之际,庶言之所在也,必得我师言。夫言有同异,则听者有所考。言其利也,必有为利之道;言其害也,必有致害之理。反复论辨廷议,而众决之。长者必伸,短者必屈焉;真者必遂,伪者必窒焉。故邪正之相攻,是非之相稽,非君子之所患者,庶言同而已。考同者莫若绎,古者谓紬绎,紬丝者必求其端,究其所终。《说命》曰:“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诸道。有言逊于汝志,必求诸非道。”《君陈》之所谓绎者,《说命》之所谓求也。孙宝有言:“周公大圣,召公大贤,犹不相说,著于经典,两不相损。”晋王导辅政,每与客言,举坐称善,而王述责之曰:“人非尧舜,安得每事尽善。”导亦敛衽谢之。古之君子,其畏同也如此。同而不绎,其患有不可胜言者矣。

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夏商官倍亦克用乂

天下之事古略而今详,天下之官古寡而今众。圣人非有意于其间,势则然也。火化之始,燔黍捭豚,以为靡矣。至周而醯醢之属百二十瓮。栋宇之始,茅茨采椽,以为泰矣。至周九尺之室,山节藻棁。圣人随世而为之节文,岂得已哉。《周书》曰:“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夏、商官倍,亦克用义。”圣人不以官之众寡论治乱者,以为治乱在德,而不在官之众寡也。《礼》曰:“夏后氏官五十,商二百,周三百。”与周官异,学者盖不取焉。夫唐虞建官百,简之至也。夏后氏安能减半而办,此理之必不然也。孔安国曰:“禹、汤建官二百,不及唐虞之清要。”荣古而陋今,学者之病也。自夏、商观之,则以官百为清要。自唐虞而上云鸟纪官之世而观之,则官百为陋矣。夫岂然哉。愚闻之叔向曰:“昔先王议事以制,不为刑辟。”故子产铸《刑书》,而叔向非之。夫子产之《刑书》,末世之先务也。然且得罪于叔向。是以知先王之法亦简矣。先王任人而不任法,劳于择人而佚于任使,故法可以简。法可以简,故宫可以省,古人有言,省官不如省事,省事不如清心,至矣。

道有升降政由俗革

武王克商,武庚禄父不诛矣,而列为诸侯。周公相成王,武庚禄父叛,殷之顽民相率为乱,不诛也,而迁之洛邑。武王、周公,其可谓至德也已矣。曰:“群饮,汝勿佚,尽执拘以归于周,予其杀。商之工臣,乃湎于酒,勿庸杀之,姑惟教之。”非至德能如是乎?是以商之臣子心眼而日化,至康王之世三十余年矣。世变风移,士君子出焉。故命毕公曰:“道有升降,政由俗革,不臧厥臧,民罔攸劝。”始则迁其顽者而教之,终则择其善者而用之。周之于商人也,可谓无负矣。夫道何常之有,应物而已矣。物隆则与之偕升,物污则与之偕降。夫政何常之有,因俗而已矣。俗善则养之以宽,俗顽则齐之以猛。自尧、舜以来,未之有改也。故齐太公因俗设教,则三月而治。鲁伯禽易俗变礼,则《五月而定。三月之与五月,未足为迟速也,而后世之盛衰出焉。以伯禽之贤,用周公之训,而犹若是,苟不逮伯禽者,其变易之患可胜言哉!

论语义

观过斯知仁矣

孔子曰:“人之过也,各于其党,观过斯知仁矣。”自孔安国以下,解者未有得其本指者也。《礼》曰:“与仁同功,其仁未可知也。与仁同过,然后其仁可知也。”闻之于师,曰此《论语》之义疏也。请得以论其详。人之难知也,江海不足以喻其深,山谷不足以配其险,浮云不足以比其变。扬雄有言:“有人则作之,无人则辍之。”夫苟见其作,而不见其辍,虽盗跖为伯夷可也。然古有名知人者,其效如影响,其信如蓍龟,此何道也。故彼其观人也,亦多术矣。委之以利,以观其节,乘之以猝,以观其量,伺之以独,以观其守,惧之以敌,以观其气。故晋文公以壶飧得赵衰,郭林宗以破甑得孟敏,是岂一道也哉。夫与仁同功而谓之仁,则公孙之布被与子路之缊袍何异,陈仲子之螬李与颜渊之箪瓢何辨。何则?功者人所趋也,过者人所避也。审其趋避而真伪见矣。古人有言曰:“鉏麑违命也,推其仁可以托国。”斯其为观过知仁也欤!

君使臣以礼

君以利使臣,则其臣皆小人也,幸而得其人,亦不过健于才而薄于德者也。君以礼使臣,则其臣皆君子也,不幸而非其人,犹不失廉耻之上也。其臣皆君子,则事治而民安。士有廉耻,则临难不失其守。小人反是。故先王谨于礼。礼以钦为主,宜若近于弱,然而服暴者莫若礼也。礼以文为饰,宜若近于伪,然而得情者莫若礼也。哀公问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曰:“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不有爵禄刑罚也乎,何为其专以礼使臣也!以爵禄而至者,贪利之人也,利尽则逝矣。以刑罚而用者,畏威之人也,威之所不及,则解矣。故莫若以礼。礼者,君臣之大义也,无时而已也。汉高祖以神武取天下,其得人可谓至矣。然恣慢而侮人,洗足箕踞,溺冠跨项,可谓无礼矣。故陈乎论其臣,皆嗜利无耻者,以是进取可也,至于守成,则殆矣。高帝晚节不用叔孙通、陆贾,其祸岂可胜言哉。吕后之世,平、勃背约,而王诸吕几危刘氏,以廉耻不足故也。武帝踞厕而见卫青,不冠不见汲黯。青虽富贵,不改奴仆之姿,而黯社稷臣也,武帝能礼之而不能用,可以太息矣。

孟子义一篇

以佚道使民以生道杀民

使民为农,民曰:“是食我之道也。”使民为兵,民曰:“是卫我之道也。”使民为城郭沟池,民曰:“是域我之道也。”虽劳而不怨也。曰:“盘庚之民,何以怨?”“民可与乐成而不可与虑始,盖终于不怨也。”《诗》曰:“昼尔于茅,宵尔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谷。”可谓劳矣。然民岂不思之,曰:“上之人果谁为也哉!”田猎之娱,宴好之奉,上之人所自为为之者,君子盖不以劳民也。古者水衡少府,天子之私藏。大司农钱,不以给共养劳费,共养劳费一出少府,为是也。孟子曰:“以佚道使民,劳而不怨,以生道杀民,虽死不怨杀者。”以佚道使民,可也,以生道杀民,君子盖难言之。《易》曰:“古之聪明睿智神武而不杀。”季康子曰:“如杀无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曰:“子为政,焉用杀?”夫杀无道就有道,先王之所不免也,孔子讳之。然则杀者,君子之所难言也。

庄子解一篇

广成子解

“黄帝立为天子,十九年,令行天下。闻广成子在于崆峒之山,故往见之。曰:我闻吾子达于至道之精。吾欲取天地之精,以佐五谷,以养民人;吾又欲官阴阳,以遂群生。为之奈何?”道固有是也。然自是为之,则道不成。

“广成子曰:而所欲问者,物之质也;而所欲宫者,物之残也。”得道者不问,问道者末得也。得道者无物无我,未得者固将先我而后物。夫苟得道,则我有馀而物自足,岂固先之耶。今乃舍己而问物,恶其不情也。故曰“而所欲问者,物之质也,而所欲官者,物之残也”。言其情在于己欲长生,而外托于养人民、遂群生也。夫长生不死,岂非物之实,而所谓养民人、遂群生,岂非道之馀乎?

“自而治天下也,云气不待族而雨,草木不待黄而落,日月之光,益以荒矣。”

天作时雨,山川出云。云行雨施,而天下不以为劳者,以其不得已而后雨也。春夏发生,秋冬陨落,非落之也。今云不待族而雨,草木不待黄而落,虽天地之精,不能供此有心之耗取,荒亡之符,先见于日月,以一身占之,则耳目先病矣。

“而佞人之心,翦翦者,又奚足以语至道?”

真人之与佞人,犹谷之与稗也。所种者谷,虽瘠土堕农,不生稗也。所种者稗,虽美田疾耕,不生谷也。今始学道,而问已不情。佞伪之种,道何从生!

“黄帝退,捐天下,筑特室,席白茅,闲居三月,复往邀之。广成子南首而卧,黄帝顺下风,膝行而进,再拜稽首而问曰:闻吾子达于至道,敢问治身奈何而可以长久?”

弃物独居,则先物后己之心,无所复施,故其问也情。

“广成子蹶然而起曰:善哉问乎,来,吾语汝至道。”

广成子至此,始以道语黄帝乎?曰:否。人如黄帝而不足以浯道,则天下无足语者矣。吾观广成子之拒黄帝也,其语至道已悉矣。是以闲居三月而复往见,蹶然为之变,其受道岂始于此乎?

“至道之精,窈窈冥冥,至道之极,昏昏默默。”

窈窈冥冥者,其状如登高望远,察千里之毫末,如临深俯幽,玩万仞之藏宝也。昏昏默默者,其状如枯木死灰,无可生可杀之道也。曰:道止于此乎?曰:窈冥昏默之状,乃致道之方也。如指以为道,则窈冥昏默者,得谓之道乎?人能弃世独居,体窈冥昏默之状,以入于精极之渊,本有不得于道者也。学道者患其散且伪也,故窈窈冥冥者,所以致一也,昏昏默默者,所以全真也。

“无视无听,抱神以静,形将自正。必静必清,无劳汝形,无摇汝精,乃可以长生。目无所见,耳无所闻,心无所知,汝神将守形,形乃长生。慎汝内,闭汝外,多知为败。”

自此以上,皆真实语,广成子提耳画一以教人者。无视无听,抱神以静,则无为也。心无所知,则无思也。必静必清,无劳汝形,无摇汝精,则无欲也。三者具而形神一,形神一而长生矣。内不慎,外不闭,二者不去,而形神离矣。或曰:广成子之于道,若是数数欤?曰:谷之不为稗,在种者一粒耳,何数不数之有。然力耕疾耘,不可废也。

“我为汝遂于大明之上矣,至彼至阳之原也,为汝入于窈冥之门矣,至彼至阴之原也。”

窈冥昏默,长生之本既立,亦必有坚凝之者。二者如日月水火之用。所以修炼变化,坚气而凝物也,盖必有方矣。然皆不至其极,不极不化也。

“天地有官,阴阳有藏。”

广成以窈冥昏默立长生之本,以无思无为无欲去长生之害,又以至阴至阳坚凝之,吾事足于此矣。天地有官,自为我治之,阴阳有藏,自为我蓄之。为之者在我,成之者在彼。

“慎守汝身,物将自壮。”

言长生可必也,物岂有稚而不壮者哉。

“我守其一,以处其和。故我修身干二百岁矣,吾形未尝衰。黄帝再拜稽首曰:广成子之谓天矣。广成子曰:来,余语汝。彼其物无穷,而人皆以为终,彼其物无测,而人皆以为极。”

物本无终极,其分也成也,其成也毁也。物未尝有死,故长生者物之固然,非我独能。我能守一而处和,故不见其分成与毁尔。

“得吾道者,上为皇而下为王。失吾道者,上见光而下见土。”皇者其精,王者其粗,生者明,死者幽,幽者不知明,明者不知幽。

“今夫百昌皆生于土,而反于土。故余将去汝,入无穷之门,以游无极之野。”

盖将有以示化去世形解入土之意也欤?

“吾与日月参光,吾与天地为常,当我缗乎,远我昏乎,人其尽死而我独存乎!”

南荣趃挟三人以见老子,老子诃之,则矍然自失,人我皆丧。夫挟人以往固非也,人我皆丧亦非也。故学道能尽死其人独存其我者寡矣。可见、可言、可取、可去者,皆人也,皆我也。不可见、不可言、不可取、不可去者,真我也。近是则智,远是则愚,得是则得道矣。故人其尽死而我独存者,此之谓也。古今虽异,吾不知缗之所谓也。以文意求之,其犹日月也欤?

三传义

问供养三德为善

对:《易》者,圣人所以尽人情之变,而非所以求神于卜筮也。自孔子没,学者惑乎异端之说,而左丘明之论尤为可怪,使夫伏羲、文王、孔子之所尽心焉者,流而入于卜筮之事,甚可悯也。若夫季友、竖牛之事,若亲见而指言之,固君子之所不取矣。虽然,南蒯之说,颇为近正。其卦遇《坤》之《比》,而其繇曰“黄裳元吉”。“黄者,中之色也;裳者,下之饰也;元者,善之长也”。夫以中庸之道,守之以谦抑之心,而行之以体仁之德,以为文王之兆,无以过此矣。虽然,君子视其人,观其德,而吉凶生焉。故南蒯之筮也,遇《坤》之《比》,而不祥莫大焉。且夫负贩之夫,朝而作,暮而息,其望不过一金之储;使之无故而得千金,则狂惑而丧志。夫以南蒯而得文王之兆,安得不狂惑而丧志哉。故曰:“供养三德为善。”又曰:“参成可筮。”而南蒯无以胜之,所以使后世知夫卜筮之不可恃也。穆姜筮于东宫,遇《艮》之八。史曰:“是谓《艮》之《随》。”其繇曰“元亨利贞”。而穆姜亦知其无以当之。故左氏之论《易》,唯南蒯、穆姜之事为近正。而其馀者,君子之所不取也。杜预之论得之矣,以为《洪範》稽疑之说,通龟筮以同卿士之数。学者观夫左氏之书,而正之以杜氏之说,庶乎其可也。谨对。

问小雅周之衰

对:《诗》之中唯周最备,而周之兴废于《诗》为详。盖其道始于闺门父子之间,而施及乎君臣之际,以被冒乎天下者,存乎《二南》。后稷、公刘、文、武创业之艰难,而幽、厉失道之渐,存乎《二雅》。成王纂承文、武之烈,而礼乐文章之备,存乎《颂》。其愈削而至夷于诸侯者,在乎嚷王·黍离》。盖周道之盛衰,可以备见于此矣。《小雅》者,言王政之小,而兼陈乎其盛衰之际者也。夫周虽衰。文、武之业末坠,而宣王又从而中兴之,故虽怨刺并兴,而未列于《国风》者,以为犹有王政存焉。故曰:《小雅》者,兼乎周之盛衰者也。昔之言者,皆得其偏,而未备也。季札观周乐,歌《小雅》,曰:“其周之衰乎?”《文中子》曰:小雅》乌乎衰?其周之盛乎尸札之所谓衰者,盖其当时亲见周之衰,而不睹乎文、武、成、康之盛也。文中子之所谓盛者,言文、武之馀烈,历数百年而未忘,虽其子孙之微,而天下犹或宗周也。故曰:二子者,皆得其偏而未备也。太史公曰:《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当周之衰,虽君子不能无怨,要在不至于乱而已。《文中子》以为周之全盛,不已过乎。故通乎二子之说,而《小雅》之道备矣。谨对。

问君子能补过

对:甚哉,圣人待天下之通且恕也。朝而为盗跖,暮而为伯夷,圣人不弃也。孟僖子之过也,其悔亦晚矣,虽然,圣人不弃也,曰:犹愈乎卒而不知悔者也。孟僖子之过,可悲也已。仲尼之少也贱,天下莫知其为圣人。鲁人曰:“此吾东家丘也。”又曰:“此邹人之子也。”楚之子西,齐之晏婴,皆当时之所谓贤人君子也,其言曰:“孔丘之道,迂阔而不可用。”况夫三桓之间,而孰知夫有僖子之贤哉!僖子之病也,告其子曰:“孔丘,圣人之后也。其先正考甫三命益恭。而弗父何以有宋而授厉公。华父督之乱无罪而绝于宋。其后必有圣人。今孔丘博学而好礼,殆其是欤?尔必往师之以学礼。”呜呼,孔子用于鲁三月,而齐人畏其霸。以僖子之贤,而知夫子之为圣人也,使之未亡而授之以政,则鲁作东周矣,故曰孟僖子之过,可悲也已。虽然,夫子之道充乎天下者,自僖子始。懿子学乎仲尼,请于鲁君而与之车,使适周而观礼焉,而圣人之业,然后大备。僖子之功,虽不能用之于未亡之前,而犹能救之于已没之后。左丘明惧后世不知夫僖子之功也,故丁宁而称之,以为补过之君子。昔仲虺言汤之德曰:“改过不吝。”夫以圣人而不称其无过之为能,而称其改之为善,然则补过者,圣人之徒欤?孟僖子者,圣人之徒也。谨对。

问侵伐土地分民何以明正

对:《三传》侵伐之例,非正也。《左氏》:有钟鼓曰伐,无曰侵。《公羊》:粗曰侵,精曰伐。《穀梁》:包人民驱牛马曰浸,斩树木坏宫室曰伐。愚以谓有隙曰侵,有辞曰伐。齐桓公侵蔡,隙也。蔡溃,遂伐楚,辞也。司马九伐之法,负固不服则侵之,贼贤害民则伐之。然则负固不服者近乎隙,贼贤害民者近乎辞。周之衰也,诸侯相吞,而先王之疆理城郭盖坏矣,故侵伐之间,夫子尤谨而书之。盖古者有分土而无分民,诸侯之侵地者,犹不容于《春秋》,而况包人民驱牛马哉!桓公侵蔡,不书所侵之地者,侵之无辞也。楚子入陈,乡取一人,谓之夏州。《春秋》略而不书,以谓驱民之非正也。呜呼,春秋之际,非独诸侯之相侵也,晋侯取汶阳之田,而阳樊之人不服,愚又知春秋之不忍书乎此也。谨对。

问鲁犹三望

对:先儒论书“犹”之义者,可以已也。愚以为不然。《春秋》之所以书“犹”者二,曰如此而犹如此者,甚之之辞也,“公子遂如齐,至黄乃复。辛巳,有事于太庙,仲遂卒于垂。壬午,犹绎,万入去龠”是也。曰不如此而犹如此者,幸之之辞也,“闰月不告月,犹朝于庙”、“不郊,犹三望”是也。夫子伤周道之衰,礼乐文章之坏,而莫或救之也。故区区焉掇拾其遗亡,以为其全不可得而见矣,得见一二斯可矣,故“闰月不告月犹朝于庙”者。悯其不告月而幸其犹朝于庙也。“不郊犹三望”者,伤其不郊而幸其犹三望也。夫郊祀者,先王之大典,而夫子不得亲见之于周也,故因鲁之所得郊祀之礼而备言之耳。《春秋》之书三望者,皆为不郊而书也。或“卜郊,不从,乃免牲,犹三望”,或“郊牛之口伤,改卜牛,牛死。乃下郊,扰三望”。《穀梁传》曰:“乃者,亡乎人之辞也。犹者,可以已之辞也。”且夫鲁虽不郊而犹有三望者存焉,此夫子之所以存周之遗典也。若曰可以已,则是周之遗典绝矣。或曰:鲁郊,僭也。而夫子何存焉!曰:鲁郊,僭也。而夫子不讥。夫子之所讥者,当其罪也。赐鲁以天子之礼乐者,成王也。受天子之礼乐者,伯禽也。《春秋汐而讥鲁郊也,上则讥成王,次则讥伯禽。成王、伯禽不见于经,而夫子何讥焉。故曰“犹三望”者,所以存周之遗典也。范宁以三望为海、岱、淮。《公羊》以为太山、河、海。而杜预之说最备,曰:分野之星,及国中山川,皆因郊而望祭之。此说宜可用。谨对。

问鲁作丘甲

对:先王之为天下也,不求民以其所不为,不强民以其所不能,故其民优游而乐易。周之盛时,其所以赋取于民者,莫不有法,故民不告劳,而上不阙用。及其衰也,诸侯恣行,其所以赋取于民者,唯其所欲,而刑罚随之,故其民至于穷而无告。夫民之为农,而责之以工也,是犹居山者而责之以舟楫也。鲁成公作丘甲,而《春秋》讥焉。《穀梁传》曰:“古者农工各有职。甲,非人人之所能为也。丘作甲,非正也。”而杜预以为古者四丘为甸,甸出长毂一乘,戎马四匹,牛十二头,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而鲁使丘出之也。夫四丘而后为甸,鲁虽重敛,安至于四倍而取之哉?哀公用田赋,曰“二吾犹不足”,而夫子讥其残民之甚,未有四倍而取者也。且夫变古易常者,《春秋》之所讥也。故书作三军、舍中军、初税亩、作丘甲、用田赋者,皆所以讥政令之所由变也。而《穀梁》、杜氏之说如此之相戾,安得不辨其失而归之正哉!故愚曰《谷梁》之说是。谨对。

问雩月何以为正

对:雩者,先王所以存夫爱民之心而已也。天之应乎人君者,以其德不以其言也。人君修其德,使之无愧乎其中,而又何祷也。虽然,当岁之旱也,圣人不忍安坐而视民之无告,故为之雩。雩者,先王之所以存夫爱人之心而已也。为传者不达乎此,而为是非纷纷之沦,亦可笑矣。《穀梁传》曰:“月雩,正也。秋大雩,非正也。冬大雩,非正也。月雩之为正,何也?其时穷,人力尽,是月不雨,则无及矣。雩之必待其时穷,人力尽,何也?雩者,为旱请也。古人之重请。以为非让也。”呜呼,为民之父母,安视其急,而曰毛泽未尽,人力未竭,以行其区区之让哉。愚以为凡书雩者,记旱也。一月之旱,故雩书门。一时之旱,故雩书时。书雩之例,时、月而和日。唯昭公之末年,八月上辛,大雩。季辛。又雩;而昭公之雩,非早雩也。《公羊》以为又雩者,聚众以逐季氏。然则旱雩之例,亦可见矣。《传例》曰:“凡灾异,历日者月、历月者时、历时者加日。”又:“雩,记旱也,记灾也。”故愚以此为例。谨对。

问大夫无遂事

对:《春秋》之书遂一也,而有善恶存焉,君子观其当时之实而已矣。利害出于一时,而制之于千里之外,当此之时而不遂,君子以为固。上之不足以利国,下之不足以利民,可以复命而后请,当此之时而遂,君子以为专。专者固所贬也,而固者亦所讥也。故曰:《春秋》之书遂一也,而有善恶存焉,君子观其当时之实而已矣。公子结媵陈人之妇于鄄,遂及齐侯、宋公盟。《公羊传》曰:“媵不书,此何以书?以其有遂事书。大夫无遂事,此其言遂何?大夫出疆,有可以安国家、利社稷,则专之可也。”公子遂如周,遂如晋。《公羊》亦曰:“大夫无遂事。此其言遂何?公不得为政也。”其书遂一也,而善恶如此之相远,岂可以不察其实哉。《春秋》者,后世所以学为臣之法也。谓遂之不讥,则愚恐后之为臣者,流而为专。谓遂之皆讥,则愚恐后之为臣者,执而为固。故曰:观乎当时之实而已矣。西汉之法,有矫诏之罪,而当时之名臣,皆引此以为据。若汲黯开仓以赈饥民,陈汤发兵以诛郅支,若此者,专之可也。不然,获罪于《春秋》矣。谨对。

问定何以无正月

对:始终授受之际,《春秋》之所甚谨也。无事而书首时,事在二月而书王二月,事在三月而书王三月者,例也。至于公之始年,虽有二月、三月之书,而又特书正月。隐元年:“春王正月;三月,公及邾仪父盟于蔑。”庄元年:“春王正月:二月?夫人孙子齐。”所以揭天子之正朔,而正诸侯之始也。《公羊传》曰:“缘民臣之心,不可—,日无君。缘始终之义,一年不二君。不可旷年无君。”故渚侯皆逾年即位而书正月。定公元年书曰:“王三月,晋人执宋仲几于京师。”先儒疑焉,而未得其当也。尝试论之。《春秋》十有二公,其得终始之正而备即位之礼者四:文公、成公、襄公、哀公也。摄而立、不得备即位之礼者一:隐公也。先君不以其道终,而己不得备即位之礼者六:桓公、庄公、闵公、僖公、宣公、昭公也。先君不以其道终而又在外者二:庄公、定公也。在外逾年而后至者一:定公也。且夫先君虽在外不以其道终,然未尝有逾年而后至者,则是二百四十二年未尝一日无君,而定公之元年鲁之统绝者自正月至于六月而后续也。正月者,正其君也。昭公未至,定公未立,季氏当国,而天子之正朔将谁正耶?此定之所以无正月也。《公羊传》曰:“正月者,正即位也。定无正月者,即位后也。定、哀多微辞。”而何休以为昭公出奔,国当绝,定公不得继体奉正,故讳为微词。呜呼,昭公绝而定公又不得立,是鲁遂无君矣。《穀梁》以为昭无正终。故定无正始。观庄公元年书正,则不言而知其妄矣。谨对。

向初税亩

对:古者公田曰籍,籍借也,言其借民力以治此也。《诗》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言民之必先公田也。《传》曰:“私田稼不善,则非吏,公田稼不善,则非民。”言上之必卹私田也。民先其公,而上卹其私,故民不劳而上足用也。宣公无恩信于民,民不肯尽力于公田,故按行择其善亩而税之,《公羊传》曰:“税亩者何履亩而税也。”夫民不尽力于公田者)上之过也。宣公不责己悔过,择其善亩而税之,宜其民之怨读言而灾异之作也。税亩之明年冬,蟓生。《公羊传》曰:“蟓生不书,此何以书?幸之也,犹曰受之云尔。上变古易常,应是而有天灾,其诸则宜于此焉变矣。”何休以为宣公惧灾复古,故其后大有年,愚以为非也。按《春秋》书“作三军”,后又书“舍中军”。书“跻僖公”,后又书“从祀先公”。事之复正,未尝不书。宣公而果复古也,《春秋》当有不税亩之书。故何休之说,愚不信也。谨对。

解一篇

易解

十八变而成四营为一变,三变而一爻,六爻为十八变也。三变之馀四数之,得九为老阳,得六为老阴,得七为少阳,得八为少阴。故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取老而言也。凡九、六为老,七、八为少,其说末之闻也。或曰:阳极于九,其次则七也。极者为老?其次为少,则当老于十而少于八也。曰:阴不可加于阳,故十不用,十不用,犹当老于八而少于六也。则又曰:阳顺而上,其成数极于九,阴逆而下,其成敢极于六。自下而上,阴阳均也,稚于子午,而壮于己亥,始于复姤,而终于乾坤者,阴犹阳也,曷尝有进阳而退阴与逆顺之别乎?且夫自然而然者,天地且不能知,而圣人岂得与于其间而制其予夺哉!惟唐一行之学则不然。以为《易》固言之矣,十有八变而成卦,八卦而小成,则十八变之间有八卦焉,人莫之思也。变之初,有多少。其一变电,不五则九。其二与三也,不四则八。八与九为多,五与四为少。多少者,奇耦之象也。三变皆少,则乾之象也。乾所以为老阳,而四数其馀得九,故以九名之。三变皆多,则坤之象也,坤所以为老阴,而四数其馀得六,故以六名之。三变而少者一,则震、坎、艮之象也,震、坎、艮所以为少阳,而四数其馀得七,故以七名之。三变而多者一,则巽、离、兑之象也,巽、离、兑所以为少阴,而四数其馀得八,故以八名之。故七八九六者,因馀数以名阴阳,而阴阳之所以为老少者,不在是而在乎三变之间,八卦之象也。此唐一行之学也。

七迩英进读

汉高祖赦季布唐屈突通不降高祖

轼以谓汉高祖、唐高祖皆创业之贤君,季布、屈突通皆一时之烈丈夫。惟烈丈夫,故能以身殉主,有死无二。惟贤君,故能推至公之心不以私怨杀士。此可以为万世臣主之法。

汉宣帝诘责杜延年治郡不进

轼以谓古者贤君用人,无内外轻重之异,故虽杜延年名卿,不免出为边吏。治效不进则诘责之,既进则褒赏之。所以历试人才、考核事功盖如此。孝宣之治,优于孝文者以此也。马周谏唐太宗,亦以为言。治天下者,不可不知也。

叔孙通不能致二生

轼以谓叔孙通制礼,虽不能如三代,然亦因时施宜,有补于世者。鲁二生非之,其言未必皆当,通以谓不知时变,亦宜矣。然谨按扬子《法言》:昔齐鲁有大臣,史失其名。或曰,如何其大也?曰:叔孙通欲制君臣之仪,聘先生于齐鲁,所不能致者二人。由此观之,大臣以道事君,不可则止,然后可以托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若与时上下,随人俯仰,虽或适用于一时,何足谓之大臣为社稷之卫哉!

狄山论匈奴和亲

轼谨按,汉制,博士秩皆六百石耳。然朝廷有大事,必与丞相御史九卿列侯同议可否。盖亲儒臣,尊经术,不以小臣而废其言。故狄山得与张汤争议上前。此人臣之所甚难,而入主之所欲闻也。温颜以来之,虚怀以受之,犹恐不敢言,又况如武帝作色凭怒,致之于死乎?故汤之用事,至使盗贼半天下,而汉室几乱,盖起于狄山之不容也。

文宗访郑公后得魏謩

轼观唐文宗览贞观事而思魏郑公之后,亦有意于善治矣。虽然,唐室凌迟,未易兴起,非高才伟人,无足以图之。而信训、注之狂谋,几陨宗社。良可叹已。至于奖魏謩之极谏,愿处于无过之地,亦贤君之用心也。

张九龄不肯用张守珪牛仙客

轼窃谓士大夫砥砺名节,正色立朝,不务雷同以固禄位,非独人臣之私义,乃天下国家所恃以安者也。若名节一衰,忠信不闻,乱亡随之,捷如影响。西汉之末,敢言者惟王章、朱云二人,章死而云废,则公卿持禄保妻子如张禹、孔光之流耳。故王莽以斗筲穿窬之才,恣取神器如反掌。唐开元之末,大臣守正不回,惟张九龄一人。九龄既已忤旨罢相,明皇不复闻其过以致禄山之乱。治乱之机,可不慎哉!

颜真卿守平原以抗禄山

轼以谓古者任人,无内外轻重之异,故虽汉宣之急贤,萧望之之得君,犹更出治民,然后大用。非独以历试人材,亦所以维持四方,均内外之势也。唐开元、天宝间,重内轻外,当时公卿名臣,非以罪责不出守郡,虽藩镇帅守,自以为不如寺监之僚佐,故郡县多不得人。禄山之乱,河北二十四郡一朝降贼,独有一颜真卿,而明皇初不识也。此重内轻外之弊,可以为鉴。

汉武帝唐太宗优劣

轼以谓古之贤君,知直臣之难得,忠言之难闻,故生尽其用,殁思其言,想见其形于梦寐,亦可渭乐贤好德之主矣。汉武帝雄材大略,不减太宗;汲黯之贤,过虞世南。世南已死,太宗思之;汲黯尚存,武帝厌之。故太宗之治,几至刑措,而武帝之政,盗贼半天下,由此也夫!

讲筵进记

书韩维读三朝宝训

秘书监侍讲傅尧俞始召赴资善堂,对迩英阁,尧俞致谢。上遣人宣召答,曰:“卿以博学,参预讲筵,宜尊所闻,以辅不逮,”尧俞讲毕,曲谢。上复遣人宣谕:“卿讲义渊博,多所发挥,良深嘉叹。”是日,上读《三朝宝训》。至“天禧中,有二人犯罪,法当死。真宗皇帝侧然怜之,曰:此等安知法?杀之则不忍,舍之则无以励众。乃使人持去,笞而遣之,以斩讫奏。又祀汾阴日,见一羊自掷道左,怪问之。曰:今日尚食杀其羔。真宗惨然不乐,自是不杀羊羔”。资政殿学士韩维读毕,因奏言:“此特真宗皇帝小善尔。然推是心以及天下,则仁不可胜用也。真宗自澶渊之役却狄之后,十九年不言兵,而天下富。其源盖出于此。昔孟子沦齐王不忍杀觳觫之牛,以为是心足以王,今恩足以及禽兽而不及于百姓,岂不能哉,盖不为耳。外人皆云:皇帝陛下仁孝发于天性,每行见昆虫蝼蚁,违而过之,且敕左右勿践履,此亦仁术也。臣愿陛下推此心以及百姓,则天下幸甚。”某时为右史,奏曰:臣今月十五日侍迩英阁,窃见资政殿学士韩维因读《三朝宝训》,至真宗皇帝好生恶杀,因论皇帝陛下在宫中不忍践履虫蚁,其言深切,可以推明圣德,益增福寿。臣忝备位右史,谨书其事于册。又录一本上进,意翠陛下采览无忘此心,以广好生之德。

臣不任大愿。

策问

私试策问八首

问:入主莫不欲安存而恶危亡,然而其国常至于不可救者,何也?所忧者,非其所以乱与亡,而其所以乱与亡者,常出于其所不忧也。请借汉以言之,昔者高帝之世,天下既干矣,当时之所忧者,韩、彭、英、卢而已。此四王者,皆不能终高帝之世,相继仆灭,而不复续。及至吕氏之祸,则犹异姓也。吕氏既已灭矣,而吴、楚之忧,几至于亡国。乃韩、彭、吕氏之祸,惟恐同姓之不蕃炽昌大也。然至其为变,则又过于异姓远矣。文、景之世,以为诸侯分裂破弱,则汉可以百世而无忧。至于武帝,诸侯之难少衰,而匈奴之患方炽。则又以为天下之忧,止于此矣。及昭、宣、元、成之世,诸侯王既已无足忧者,而匈奴又破灭臣事于汉。然其所以卒至于中绝而不救,则其所不虑之王氏也。世祖既立,上惩韩、彭之难,中鉴七国之变,而下悼王氏之祸,于是尽侯诸将,而不任以事,裁减同姓之封,而黜三公之权,以为前世之弊尽去矣。及其衰也,宦官之权盛,而党锢之难起,士大夫相与搤腕而游谈者,以为天子一日诛宦官而解党锢,则天下犹可以无事。于是外召诸将,而内胁其君。宦官既诛无遗类,而董卓、曹操之徒,亦因以亡汉。汉之所忧者凡六变,而其乱与亡,辄出于其所不忧,而终不可备。由此观之,治乱存亡之势,其皆有以取之欤?抑将不可推,如江河之徙移,其势自有以相激,而不自知欤?其亦可以理推力救而莫之为也?今将使事至而应之,患至而为之谋,则天下之患,不可以胜防,而教化不可以胜变矣。则亦将朝文而暮质,忽宽而骤猛欤?意者亦有可以长守而不变,虽有小患而不足恤者欤?愿因论汉,而极言其所以然。

问:昔三代之际,公卿有世而为之者,士有至老而不迁者。官有常人,而人有常心。故为周之公卿者,非周、召、毛、原,则王之子弟也。发于畎亩,起于匹夫,而至于公相,则盖亦有几人而已,士之勤苦终身于学,讲肄道艺,而修其廉隅,以邀乡里之名者,不过以望乡大夫贤能之书。其选举而上,不过以为一命之士。其杰异者至于大夫,极矣。火周之世,诸侯为政之卿,皆其世臣之子孙,则夫布衣之士,其进盖亦有所止也。当是之时,士皆安其习而乐其分,不倦于小官,而乐为之,故其民事修而世务举。及其后世不然,使天下旅进而更为之,虽布衣之贤,得以骤进于朝廷,而士始有无厌之心矣。官事之不修,民事之不缉!非其不能,不屑为之也。先王之用人,欲其人人自喜,终老而不倦,是以能尽其才。今以凡人之才,而又加之以既倦之意,其为弊可胜言乎!今夫州县之吏,有故而不得改官者,盘桓于州县而不能去,久者不过以为职官令录,仕而达者,自县宰为郡之通守,自郡之通守以至郡守,为郡守而无他才能,则盘桓于太守,而不得去。由此观之,是职官令录与郡守四者,为国家弃材之委,而仕不达者之所盘桓而无聊也。夫以太守之重,职官令录之近于民,而用弃材焉,使不达者盘桓于其职,此岂先王所以使人不倦之意欤?嗟夫,盖亦有不得已也。居今之势,何以使天下之士各安其分,而无轻于小官?何以使此四者流徙不倦,而无不自聊赖之意?其悉书于篇。

问:古者师出受成于学,兵固学者之所宜知也。今关中之事,又诸君之所亲履而目见者。昔者六国之世,秦尽有今关中之地,地不加广也,而东备齐,南备楚,近则备韩、魏,远则备燕、赵,有敌国之忧,而无中原之助,然而当是时也,攘却西戎,至干馀里。今也天下为一,独以关中之地西备羌戎,三方无敌国之忧,而又内引百郡以为助,惴惴焉自固之不暇。以百倍之势,而无昔人分毫之功,此不可不论也。古之为兵者,戍其地则用其地之民,战其野则食其野之粟,守其国则乘其国之马,以是外被兵而内不知,此所以百战而不殆也。今则不然,戍边用东北之人,籴粮用内郡之钱,骑战用西羌之马,是以一郡用兵而百郡骚然,此又不叮不论也。昔者卫为狄斩灭,齐桓公以车三十乘封文公于楚丘,及其末年,至三百乘。故其诗曰:“匪直也人,秉心塞渊,马来牝三干。”以为资之四夷,则卫之所近者莫若狄,当是时也,狄与卫为仇雠,其势必不以马与卫,然则卫独以何术而能致马如此之多耶?今欲使被兵之郡自用其民、自食其粟、自乘其马,而不得其术,故愿闻其详。

问:三代之祭礼。其存者几希矣,其全固不可以一日而复。然今天下郡县通祀社稷、孔子、风伯、雨师与凡山川古圣贤之庙,此其礼尤急而不可阙者也。武王伐商。师渡盟津,有宗庙,有将舟。将舟,社主在焉。则是社稷有主也。古者师行载迁庙之主,无迁庙则以币玉,为庙不可一日虚主也。一日虚主犹不可,若无主而为庙,可乎?是凡庙皆当有主也。今郡县所祭,未尝有宅,而皆有土木之像,夫像安出哉。古者祭莫不有尸,《诗》有灵星之尸,则祭无所不用尸也。祭而不用尸者,是始死之奠也。不然,则是祭殇也。今也举不用尸,则如勿祭而已矣。儒者治礼,至其变,尤谨严而详。今之变主为像与祭而无尸者,果谁始也?古者坐于席,故笾豆之长短,篮簋之高下,适与人均。今土木之像,既已巍然于上,而列器皿于地,使鬼神下车,则不可知,若其享之,则是俯伏匍匐而就也。鬼神不能谆谆与人接也,故使尸嘏主人。今也无尸,而受胙于虚位,不刃;鄙野可笑矣!夫今欲使庙皆有主,祭皆有尸,不知何道而可?愿从诸君讲求其遗制,合于古而便于今者。

问:《易》之为书,要以不可为必然可指之论也。其始有画而无文,后世圣人始为之辞,盖亦微见其端,而其或为仁,或为义,或小或大,则付之后世学者之分。然世益久远,则学者或入于邪说,故凡孔子之所为赞《易》者,特以防闲其邪说,使之从横旁午要不失正,而非以为必然可指之论也。是故其用意广而其辞约,窃尝深观之,孔子盖有因爻辞而申言之,若无所损益于其辞之义者甚众。《比》之初六,有孚比之,无咎?有孚盈缶,终来,有它吉。象曰:《比》之初六,有它吉也。《小畜》之初九,复自道,何其咎,吉。象曰:复自道,其义吉也。《损》之六四,损其疾,使遄有喜。象曰:损其疾,亦可喜也。《大有》之上九,白天佑之,吉,无不利。象曰:大有上吉,自天佑也。夫既言之矣,而孔子又申言之,使无所损益于其辞之义,则孔子固多言也。乃孔子则有不胜言者。故愿与诸君沦之。

问:古之为爵赏,所以待有功也。以为有功而后爵,天下必有遗善,是故有无功而爵者,六德六行以兴贤人,是也。古之为刑罚,所以待有罪也。以为有罪而后罚。则天下必有遗恶,是故有无罪而罚者,行伪而坚,言伪而辨,学非而博,顺非而泽,以疑众杀,是也。夫人之难知,自尧舜病之。惟幸其有功,故有以为赏之之名。惟因其有罪,故有以为罚之之状。而天下不争。今使无功之人,名之以某德而爵之;无罪之人,状之以某恶而诛之。则天下不知其所从,而上亦将月毛乱而丧其所守。然则古之人将何以处此欤?方今法令明具,政若画一,然优有冒昧以侥串,巧诋以出入者,又况无功而赏、无罪而罚欤?古之人将必有以处此也。

问:圣人之言,各有方也。苟为不达,执其一方,而辄以为常,则天下之惑者,不可以胜原矣。昔者孔予以为丧欲速贫,死欲速朽。而有子以为非君子之言,乃孔子则有所由发也。善乎,有子之知孔子也。《语》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观之。”《易》曰:“观,盥而不荐。”《语》曰广吾岂匏瓜也哉!安能系而不食?易》曰:以杞匏瓜,有陨自天。是二者其言则同,而其所以言者,可得为同欤?王弼之于《易》,可以为深矣,然因其言之适同,遂以为训,使学者不得不惑。亦不可不辨。

问:古之作者,苟非圣人,皆有所偏。徇其偏则已流,废其长则已苛。二者皆非所谓善学也。君子以其身之正,知人之不正,以人之不正,知其身之有所未正也。既以正人,又反以正己。此所以寡过而成名也。昔者韩子论苟、扬之疵,而韩子之疵,有甚于苟、扬。荀卿讥六子之蔽,而苟卿之蔽不下于六子。班固之论子长也,以为是非谬于圣人,而范哗之论班固也,以为目见毫毛而不见睫。自今而观之,不知范氏之书,其果逃于目睫之论也欤?其未也?而莫或旺之。故愿闻数子之得失。非务以相高而求胜,盖亦乐夫儒者之以道相正也。

永兴军秋试举人策问

问:昔汉受天下于秦,因秦之制,而不害为汉。唐受天下于隋,因隋之制,而不害为唐。汉之与秦,唐之与隋,其治乱安危至相远也,然而卒无所改易,又况于积安久治,其道固不事变也。世之君子,以为善人为邦百年,可以胜残去杀。病其说之不效,急于有功,而归咎于法制。是以频年遣使冠盖相望于道,以求民之所患苦。罢去茶禁,归之于民,不以刑狱委任武吏,至于考功取士,皆有所损益。行之数年,卒未有其成,而纷纭之议,争以为不便。嗟乎,此特其小者耳。事之可变,将复有大于此者。今欲尽易天下之骄卒,以为府兵,尽驱天下之异教,以为齐民,尽核天下之惰吏,以为考课,尽率天下之游士,以为农桑,其为拂世厉俗,非特如今之所行也。行其小者,且不能办,则其大者又安敢议。然则是终不可变欤?将变之不得其术欤?将已得其术,而纷纭之议不足恤欤?无乃其道可变而不在其迹欤;所谓胜残去杀者,其卒无效欤?愿条其说。

国学秋试策问二首

问:所贵乎学士大夫者,以其通古今而考成败也。昔之人尝有以是成者,我必袭之,尝有以是败者,我必反之。如是其可乎?昔之为人君者,患不能勤。然而或勤以治,亦或以乱。文王之日昃,汉宣之厉精,始皇之程书,隋文之传餐,其为勤一也。昔之为人君者,患不能断。然而或断以兴,亦或以衰。晋武之平吴,宪宗之征蔡?苻坚之南伐,宋文之北侵,其为断一也。昔之为人君者,患不信其臣。然而或信以安,亦或以危。秦穆之于孟明,汉昭之于霍光。燕哙之于子之,德宗之于卢杞,其为信一也。此三者。皆人君之所难,有志之士所尝咨嗟慕望旷世而不获者也。然考此数君者,治乱、兴衰、安危之效,相反如此,岂可不求其故欤?夫贪慕其成功而为之,与惩其败而不为,此二者皆过也。学者将何取焉!按其已然之迹,而诋之也易;推其未然之理,而辨之也难。是以未及见其成功,则文王之勤,无以异于始皇。而方其未败也,苻坚之断,与晋武何辨。请举此数君者得失之源所以相反之故,将详观焉。

问:古者以民之多寡,为国之贫富。故管仲以阴谋倾鲁梁之民,而商鞅亦招三晋之人以并诸侯。当周之盛时,其民物之数登于王府者,盖拜而受之。自汉以来,了口之蕃息,与仓廪府库之盛,莫如隋。其贡赋输籍之法,必有可观者。然学者以其得天下不以道,又不过再世而亡,是以鄙之而无传焉。孔子曰:“不以人废言。”而况可以废一代之良法乎?文帝之初,有户三百六十馀万,平陈所得又五十万,至大业之始,不及二十年,而增至八百九十馀万者,何也?方是时,布帛之积,至于无所容,资储之在天下者,至不可胜数。及其败亡涂地,而洛口诸仓,犹足以致百万之众。其法岂可少哉!国家承平百年,户口之众,有过于隋。然以今之法观之,特便于徭役而已,国之贫富何与焉。非徒无益于富,又且以多为患。生之者寡,食之者众,是以公私枵然,而百弊并生。夫立法创制,将以远迹三代,而曾隋氏之下及?此岂不可论其故哉?

试馆职策问三首

问:《传》曰:“秦失之强,周失之弱。”昔周公治鲁,亲亲而尊尊,至其后世,有寝微之忧。太公治齐,举贤而上功,而其末流,亦有争夺之祸。夫亲亲而尊尊,举贤而上功,三代之所共也。而齐鲁行之,皆不免于衰乱,其故何哉?国家承平百年,六圣相授,为治不同,同归于仁。今朝廷欲师仁祖之忠厚,而患百官有司不举其职,或至于蝓。欲法神考之励精,而恐监司守令不识其意,流入于刻。夫使忠厚而不蝓,励精而不刻,亦必有道矣。昔汉文宽仁长者,至于朝廷之间,耻言人过,而不闻其有怠废不举之病。宣帝综核名实,至于文理之士,咸精其能,而不闻其有督责过甚之失。何修何营可以及此?愿深明所以然之故,而条具所当行之事,悉著于篇,以备采择。

问:古之君子,见礼而知俗,闻乐而知政,于以论兴亡之先后。考古以证今,盖学士大夫之职,而人主与群臣之所欲闻也。请借汉而论之。西汉十二世,而有道之君六,虽成、哀失德,祸不及民,宜其立国之势,强固不拔,而王莽以斗筲穿窬之才,谈笑而取之。东汉自安、顺以降,日趋于衰乱,而桓、灵之虐,其于三季,其势宜易动,而董、吕、二袁,皆以绝人之姿,欲取而不敢,曹操功盖天下,其才百倍王莽,尽其智力,终身莫能得。夫治乱相绝。而安危之效,相反如此。愿考其政,察其俗,悉陈其所以然者。

问:国家及闲暇无事时,辟三馆以储士,既命丞弼之臣,各举其所知,又诏有司发策而访焉,非独以观子大夫之能,抑欲闻天下之要务,决当今之滞论也。官冗之弊久矣,而近岁尤甚。文武之吏,待次于都下者,几数干人。坐视而不救欤?则下有食贫失职之叹。裁损入流,减削任子以救之欤?则上有伤恩失士之忧。河朔之民,不安其居久矣,一遇水旱,则扶老携幼,转徙而南。下令而禁之欤?则民违死而趋生,令必不行。听其南而不禁欤?则河朔渐空,而流民聚于南方,有足忧者。河自近岁屡决而西,听其西而不塞欤?则泛滥千里,农民失业。塞而归之故道欤?则水未必听,或至于啮坏都邑。此三者,皆安危之所系,利害相持而末决者也。子大夫讲之熟矣。愿闻其说。

省试策问三首

问:《孟子》曰:“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国定。”君子之至于斯也,亦可谓用力省而成功博矣。陛下嗣位于今四年,末言而民信之,无为而天助之,虽群臣有司,不足以识知盛德之所在,然窃意其万一,殆专以仁孝礼义好生纳谏冶天下也。子大夫生于此时,而又以德行道艺宾兴于廷,将必有意于《孟子》之言正君而国定,愿闻所谓一言而兴邦、修身而天下服者。夫尧舜尚矣,学者无所复议。自汉以来,道德纯备,未有如文帝者也。今考其行事,而可疑者三。上林令,吏之不才,而虎圈啬夫,才之过人者也,才者见而不录,不才者置而不问。则事之不废坏者有几?然则兵偃刑措,何从而致之?南越不臣,宠以使者,吴王不朝。赐以几杖,此与唐之陵夷,藩镇自立以邀旄钺音何异,不几于姑息苟简之政欤?《传》曰:三王臣主俱贤。五霸不及其臣。文帝不见贾生,自以为过之,既见,不如也。文帝岂霸者欤?帝自以为不如,而魏文帝乃以为过之,此又何也?抑过之为贤欤?将自谓不如为贤欤?汉文之所以为文,殆以是三者,而可疑如此。故愿与子大夫论之,以待上问而发焉。

问:《易》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诗》曰:“无竞惟人,四方其训之。”文武之功,未有不以得人而成者也。仲尼,旅人也,而门人可使南面。重耳,亡公子也,而从者足以相国。汉之得人,盛于武、宣,皆拔之刍牧之中,而表之公卿之上。世主不以为疑,士大夫不以为嫌者,风俗厚而论议正也。宋蔡廓为吏部尚书,黄散以下,皆得自用,而廓以为薄己。今自宰相不得专选举,一命以上,皆付之定法,此何道也。昔常衮当国,虽尽公守法,而贤愚同滞,天下讥之。及崔贻孙相,不及一年,除吏八百,多其亲旧,号称得人。故建中之政,几同贞观。夫使宰相守法如常衮,则不免于贤愚同滞之讥,用人如贻孙,则必有威福下移之谤,欲望得人于微陋之中,而成功于绳墨之外,岂不难哉!子大夫学优而求用者也,当何施于今,而免于斯二者?愿极言之。

问:历观前世,天下初定,民始休息,下既厌乱而思静,上亦虚心而无作。是以公私富溢,刑罚清省,及其久安无变,则夸者喜名,智者贪功,生事以为乐,无病而自灸,则天下骚然,财屈力殚,而民始病矣。自汉以来,鲜不由此。汉初,置郡不过六十,而文、景之化,几致刑措。及唐中叶?列三百州,为干四百县,而政益荒。是时宿兵八十馀万,民去为商贾,度为佛老,杂入科役,率常十五。天下常以劳苦之人三,奉坐待衣食之人七。流弊之极。至元和中,乃命段平仲、韦贯之、许孟容、李绛一切蠲减,凡省冗官八百员,吏千四百员。民以少纾,而上下相安,无刻核之怨。今朝廷无事,百有馀年,虽六圣相授,求治如不及,而吏惰民劳,盖不胜弊。今者骄兵冗官之费,宗室贵戚之奉,边鄙将吏之给,盖十倍于往日矣。安视而不恤欤?则有民穷无告之忧。以义而裁之欤?则有拂逆人情之患。夫元和之世,彼四子者,何独能之。子大夫虽未仕,其详有所不知,而救此之道,当讲其要,愿悉著于篇。

省试宗室策问

问:昔周之盛时,其卿士皆周、召、毛、原,非王之伯叔父,则其子弟也。至两汉间,有若歆、向,世不乏人。而唐之宗室最近而易考,武略如道宗、孝恭,文章如白与贺者,不可以一二数。而以宰相进者,有九人焉。呜呼!何其盛也。建隆以来,不以吏事责宗子,虽有文武异才,终身不试。先帝独见远览,恩义并用,增修教养之法,肇开选举之路,盖十有馀年矣。罢朝请而走郡县,释膏粱而治簿书者,固不为少。然名字暴著,可以追配古人者,盖未之见焉。意者谦畏慎默,而不自献欤?将教养选举之法,有所缺而未明欤?其悉著于篇,以俟采择。

策问六首

问:昔人有言:邹鲁守经学,齐楚多辨知,韩魏时有奇节。自汉以来,豪杰之士,多出山东山西。国家承乎有年,文武并用,所以辅成人才者,可谓至矣。而五路学者,尚未逮古。岂山川气俗有今昔之殊?将教养课试之法未得其要?各以所习之经,闻于师者著于篇。

问:古者有劝农之官,力田之科,与孝弟同。而自汉以来,率用户口登耗,黜陟守宰。今民去南亩而游市井者,官不禁,载耒耜而适四方者,关不讥也。户口盈缩无复赏罚,此岂治世所当然耶?今欲依古义为农桑之政,计户为考课之法,而议者或以为无益有扰,有司惑焉,当何施而可?

问:古者礼刑相为表里,礼之所去,刑之所取。《诗》曰:“淑问如皋陶,在泮献囚。”而汉之盛时,儒者皆以《春秋》断狱。今世因人以立事,因事以立法,事无穷而法日新,则唐之律令,有失于本矣,而况《礼》与《春秋》儒者之论乎?夫欲追世俗而忘返,则教化日微,泥经术而为断,则人情不安。愿闻所以折衷斯二者。

问:蚤人之治天下,使风淳俗美者,莫善于乐也。去圣既远,咸茎韶濩,间无遗声。所可见者周之制。而《周官》苦战国附益,传籍出暴秦之煨烬,其记载亡几,又复驳异难较,虽传称神瞽考中声以立钧出度,则律先于度,《周官》由嘉量然后见声,则量先于律。传载先王作七声,而《周官》之法,则曰“黄钟为宫,大吕为角,大簇为徵,应钟为羽”。则声止于四而阙其三,律同其三而异其二。至于其间虽有制度,反复可见,而先儒说释,又加谬妄。歌奏二事而曰相通,其音果和耶?圜极两统皆有所避,其法果当耶?法之二三,乐不可正,后世虽欲淳天下风,美天下俗,将何以哉?

问:汉皇尝言吾运筹得子房,给馈饷得萧相国,而攻取以韩信。此其所以取天下,则诸臣就功,宜无与三杰比矣。及平定次功,何以守关为第一,是亦宜矣。于功次宜在子房、韩信,而良位乃居六十四,信复不为位次,乃用曹参次何。功出信下,则高祖当言战必胜攻必取在参矣。且十八侯功次,以周勃、樊哙、郦商、灌婴非次参为诸公上,宜若末安也。如张敖、奚涓、靳歙、王吸、薛欧、虫达辈非无显功于世,而先诸公,何谓也?且书丹血盟山河并久,宜其次功无轻重差缪,乃可以安天下雄杰而无怨谋,岂张、奚辈大功在世而难于料耶,不然,何甚也?又高祖始封大侯不过万家,小者五六百户。及文、景世,诸侯号为强盛,乃大者至三四万户,小国者自倍耳。及功臣不能自终,七国谋衅,议者常咎高皇封国过制使然耳。《周礼》“公五百里”,盖不啻三四万户矣,奚至卒长久安宁而汉易为闲隙耶?

问:《春秋》之法,变古则讥之,复古则大之。明乎古之不可易,易则乱矣。观秦、汉之治,率然以其制易古之制,故卒以是至于败乱者,有由然矣。虽然,由秦、汉而下距至今,去古愈远,幸一旦思复,则又惧牵制泥古之失,否则《春秋》之所讥,然则果复之为可耶,抑亦从时之变为可也?幸究微以要圣人之中。

私试策问

问:任人而不任法,则法简而人重。任法而不任人,则法繁而人轻。法简而人重,其弊也,请谒公行而威势下移。法繁而人轻,其弊也,人得苟免,而贤不肖均。此古今之通患也。夫欲人法并用,轻重相持,当安所折衷?使近古而宜今,有益而无损乎?今举于礼部者,皆用糊名易书之法,选于吏部者,皆用长守不易之格。六卿之长,不得一用其意,而胥吏奸人,皆出没其间。此岂治世之法哉!如使有司皆若唐以前,得自以其意进退天下士大夫,官吏恣擅,流言纷纭之害,将何以止之?夫古之人,何修而免于此?夫岂无术,不讲故也。愿闻其详。

拟殿试策问

皇帝若曰:呜呼,维天佑民,实相乃后,锡以多士,咸造在廷,顾朕不德,何以致此?永惟子大夫释畎亩之安、轻千里之远而从朕游者,夫岂为利禄哉!闻之于师,而欲献之于君;修之于家,而欲刑之于国者:子大夫之本意也。朕愿闻之。朕即位改元,于今三年,纵未及孔子之有成,犹当庶几于子路之言有勇且知方者,而风俗未厚,刑政未清,阴阳未和,厥咎安在?朕虚心忘己以来众言,而朝廷阙失之政,斯民利害之实,有所未闻;含垢藏疾以待四夷,而羌戎未叙,兵不得解;施舍已责,捐利与民,而农民未安,商旅不行。此三者,朕之所疑,日夜以思而未获者也。其悉言之,无有所隐,朕将亲览焉。

杂策

禹之所以通水之法

自禹而下至于秦干有馀年,滨河之民,班白而不识濡足之患。自汉而下至于今数千年,河之为患,绵绵面不绝。岂圣人之功烈,至汉而熄哉?方战国之用兵,国于河之壖者,三晋为多。而魏文侯时白圭治水,最为有功,而孟子讥其以邻国为壑。自是之后,或决以攻,或沟以守,新防交兴,而故道旋失。然圣人之迹,尚可以访之于耆老。秦不亟治而遗患于汉,汉之法又不足守。夫禹之时,四渎唯河最难治,以难治之水,而用不足守之法,故历数千年而莫能以止也。圣人哀怜生民,谋诸廊庙之上左右辅弼之臣,又访诸布衣之间,苟有所怀,孰敢不尽。盖陆人不能舟,而没人未尝见舟而便操之,亲被其患,知之宜详。当今莫若访之海滨之老民,而兴天下之水学。古者,将有决塞之事,必使通知经术之臣,计其利害,又使水工行视地势,不得其工,不可以济也。故夫三十馀年之间,而无一人能兴水利者,其学亡也。《禹贡》之说,非其详矣。然而高下之势,先后之次,水之大小,与其蓄泄之宜,而致力之多少,亦可以概见。大抵先其高而后低下,始于北之冀州,而东至于青、徐,南至于荆、扬,而西讫于梁、雍之间。江、河、淮、泗既平,而衡、漳、海水,伊、洛、潼、涧之属,亦从而冶。浚畎浍,导九川,潴大野,陂九泽,而蓄泄之势便。兖州作十三载,而嵎夷既略,故其用力,各有多少之宜,此其凡也。孟子曰:“禹之治水也,水由地中行。”此禹之所以通其法也。愚窃以为治河之要,宜推其理,而酌之以人情。河水湍悍虽其性,然非堤防激而作之,其势不至如此。古者,河之侧无居民,弃其地以为水委。今也,堤之而庐民其上,所谓爱尺寸而忘千里也。故曰堤防省而水患衰,其理然也。

修废官举逸民

古者民群而归君,君择臣而教其民,其初盖甚简也。唐虞以来,颇可见矣。历夏、商至周,法令日滋,而官亦随益,故其数三百六十,盖亦有不得已也。《书》曰:“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又曰:“夏商官倍,亦克用义。”言其官虽多于古,而天下亦以治也。周之衰也,宣王振之,号为中兴。而重黎之后失其守,而为司马氏,陵迟至孔子之时,周公之典盖坏矣。卿世卿,大夫世大夫,而贤者无以进。孔子慨然而叹,欲修废官、举逸民,以归天下之心,行四方之政,而《春秋》亦讥世禄之臣,盖伤时之至也。自秦更三代之制,官秩一变,汉循其旧,往往增置,历世沿袭,以至于今,遂为大备。愚恐冗局之耗民,而未知废官之可举也。然古之官,其名存其实亡者多矣。司农卿不责以金谷之虚赢,尚书令不问以百官之殿最,此岂非王体之重欤?国家白天圣中,沼天下以经术古文为事,自是博学之君子,莫不群进于有司,然所以待之之礼未尽,故洁廉难合之士,尚未尽出,今优其礼,而天下之逸民至矣。且夫山岩林谷之士,虽有豪杰之才,固未知有簿书吏事也,而刚毅讦直,不识讳忌,故先王置之拾遗补阙之间,此其属任之方也。噫,自孔子没,世之君子安其富贵,而不复思念天下有废而不修之官,逸而不举之民,今明策丁宁而求之,以发孔子干载之长忧,此天下之幸也。

天子六军之制

《周礼》之言田赋夫家车徒之数,圣王之制也。其言五等之君,封国之大小,非圣人之制也,战国所增之文也。何以言之?按郑氏说,武王之时,周地狭小,故诸侯之封,及百里而止。周公征伐不服,斥大中国,故大封诸侯,而诸公之地至五百里。不知武王之时,何国不服,而周公之所征伐者谁也?东征之役,见于诗书,岂其廓地千里,而史不载耶?此甚可疑也。周之初,诸侯八百,春秋之世,存者无数十。郑子产有言:“古者大国百里,今晋、楚千乘,若无侵小,何以至此?”子产之博物,其言宜可信。先儒或以《周礼》为战国阴谋之书,亦有以也。《王制》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而孟子之说亦如此。此三代之通法。鲁之车千乘,僭也。《春秋》大蒐大阅,皆以讥书。言其车之多、徒之众,非鲁之所宜有,故曰大也。夫周之制,四丘为甸,甸出长毂一乘,鲁之无干甸之封亦明矣。然公车、干乘之见于《诗》,何也?孟子曰:“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意。”天子之马止于十二闲,而《诗》有“马来牝三干”,美其富不讥其僭,不害其为诗也。夫千乘之积,虽为七万五千人,而有羡卒处其半焉。故三万者,公徒而已。鲁襄公之十一年,初作三军,僖公之世,未至于三万。愚又疑夫诗人张而大之也。

休兵久矣而国益困

中国之有夷狄之患,犹人之有手足之疾也。不忍药石之苦,针砭之伤,一旦流而入于骨髓,则愚恐其苦之不止于药石,而伤之不止于针砭也。中国以禽兽视二虏,故每岁啖以厚利,使就羁绁。圣人之爱中国,而不欲残民之心,古未尝有矣。然夷狄贪婪,渐不可启,日富日骄,久亦难制。故自宝元以来,赋敛日繁,虽休兵十有馀年,而民适以困者,潜削而不知也。昔先皇帝振怒,举大兵问罪匈奴,师不逾时,而丑虏就盟。西夏之役,边臣治兵振旅,不及数年,旋亦解甲。彼其时之费,与今无已之赂,不可以同日而语矣。天子恭俭,过于文、景,百官奉法,无敢逾僭,而二虏者实残吾民,此天下雄俊英伟之士,所以搤腕而太息也。且夫举天下之大而诛数县之虏,故上下交足,而内外莫不欢欣;弃有限之财,而塞无厌之心,故取于民者愈多,而藏于国者愈急。此天下之所明知而易达之理,惟上之人实图之。

关陇游民私铸钱与江淮漕卒为盗之由

三代之所以养民者备矣。农力耕而食,工作器而用,商贾资焉而通之于天下。其食无不义之食也,其器无不义之器也,商贾通之而不以不义资之也。夫以饮食器用之利,而皆以义得焉,使民之所以要利者,非义无由也。后之世,赋取无度,货币无法,义穷而诈胜。夫三代之民,非诚好义也,使天下之利,皆出于义,而民莫不好也。后之所以使民要利,非诈无由也。是故法令日滋,而弊益烦,刑禁甚严,而奸不可止。呜呼!久矣,其如此也。治其本,朝令而夕从,救其末,百世不改也。私铸之弊,始于钱轻,使钱之直若金之直,虽赏之不为也。今秦蜀之中,又裂纸以为币,符信一加,化土芥以为金玉,奈何其使民不奔而效之也。夫乐生而恶死者,天下之至情也。我且以死拘之,然犹相继而赴于市者,饥寒驱其中,而无以自生也。曰:等死耳,而或免焉。漕卒之愆,生于穷乏而无告,家乎舟楫之上,长子孙乎江淮之间,布褐不完,藜藿不给,大冬积雪,水之至涸,而龟手烂足者,累岁不得代,不为盗贼,无所逞志,若稍优其给而代其劳,宜亦衰息耳。夫见利而不动者,伯夷、叔齐之事也;穷困而不为不义者,颜渊之事也。以伯夷、叔齐、颜渊之事而求之无知之民,亦已过矣。故夫廷尉、大农之所患者,非民之罪也,非兵之罪也,上之人之过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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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是侯府嫡长女,家世显赫。父亲身份高贵,待人待已严格。母亲家世低微,但眼里不揉沙子。偶然的机会,父亲纳一妾,妾室生下儿子。母亲伤心震怒之下与父亲决绝,带着她回到西北边陲的娘家。在约定接她回京城的时候,父亲却没来接,也没有任何音讯。母亲在思念与心灰意冷之下病逝,临去给她定了亲。成亲没多久,丈夫阵亡。周围亲友,或在走头无路中自尽,或在辛苦穷困中残喘。她决心追随丈夫而去,却无意中以自己的死,换取了另一个人的生,冥冥中产生的蝴蝶效应,挽救了一场数万人和大量牲畜死亡的灾难。而她,因此公德而获得一次重新来过的机会。她打算阻止父母反目,让娘给她生几个弟弟,扶持舅舅一家,拯救自杀的亲戚,帮助贫困的朋友。过锦衣玉食的日子。还有就是。。。。和前世的丈夫再次携手,共度美好人生。经过努力,这些愿望几乎都实现了。只是,她前世的丈夫却娶了别人!弄得她好不失魂呀。。。。而那个自认识就与她互相帮助,相互成就,最后她还救了他一命的人,原来,上世也是她救的他的命。这还有什么好说的?她扶着他伸出的手,一起走向那至尊之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