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彪有些气馁，苦笑一下，对聂荣臻、左权和朱瑞说：“彭德怀真倔。”林彪并没有就此罢休。几天后，他写了一封信给中央3人指挥小组，要求朱、毛随军主持大计，让彭德怀指挥作战，迅速北进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很明显，信的中心意思就是要毛泽东交出军事指挥权。林彪把信交给聂荣臻看，并请他签名。聂荣臻看完信，十分严肃地对林彪说：“革命到了这样的紧急关头，你不要毛泽东领导，谁来领导？你刚刚参加了遵义会议，现在又反对遵义会议，这个态度是很错误的，是违犯纪律的。况且你跟毛泽东最久，现在你应该相信毛泽东，只有毛泽东才能挽救危局，我不能签这个名，我也坚决反对你签名上送这封信。”但是，林彪并没有把聂荣臻的劝告记在心里，他最终还是发出了这封信。
毛泽东见到林彪的信，吃了一惊，但很快便镇定了下来。他主观断定这封信是林彪的语言、彭德怀的思想，认为林彪是在比他年长8岁的彭德怀煽动下写的。于是，5月12日在会理城外一个铁匠铺里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严厉批评了彭德怀对中央“不满”的错误。彭德怀对这飞来横祸采取了不抗辩、不申诉、日久自然明的态度。他当时不会想到，毛泽东对此事却是耿耿于怀，在以后的24年中曾讲了四次；并且，最终在庐山会议上成了他的历史罪状之一。
林彪对此却缄口不语，俨然是一个“受害者”。毛泽东在会上批评林彪的口气，也没有批评彭德怀那么严厉。他对林彪说：“这段时间我们的战略方针是对的，不容置疑。渡过金沙江之后，我们不是摆脱国民党的追兵了吗？不是实现了原定的计划渡江北上了吗？下一步棋，就是研究如何同张国焘、徐向前的部队会合了。为了实现总的战略目标，我们多跑点路，走了一些弓背路，这又有什么关系呢？打仗就是这样，为了进攻而防御，为了前进而后退，为了正面而侧面，为了走直路而走弯路。这值得发什么牢骚？讲什么怪话？天下的事，有时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你想这样做，却偏偏一下子办不到。但转了一个圈，事情又办成了。
总之，遵义政治局会议后，中央的领导是正确的，要相信，不能有丝毫的怀疑和动摇。”林彪闷坐在条凳上，斜瞄了毛泽东一眼，摆出一副很惭愧、但坦城的样子检讨着说：“我给中央写信，没有其它想法，主要是心里烦躁……”没等林彪继续说下去，毛泽东加重了语气批评道：“你是个娃娃，懂得什么？！”
张国焘何以当上红军总政委
1935年6月，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在夹金山下的懋功会师以后，由于张国焘和党中央在战略行动上和组织问题上的分歧，不久，在一个三面环山，树木葱茏的藏族小村子——沙窝召开的一次会议上，引起了激烈的斗争，给会师不久的两大红军投下了阴影。
张国焘仗着红四方面军人多、枪多，他不满足自己目前在党内、军内的位置，他已鼓动少数人向中央提出改组军委和总司令部，要求由他担任军委主席。
会议已进行到半夜，张国焘仍坚持认为必须先清算中央的政治路线，他说：“政治问题不解决，组织问题怎么好解决呢？这样就无法进行军事行动，甚至于连军事计划也无从制定。”为了打破僵局，张闻天说道：“现在前有阻敌，后有追兵，是极为危险的，我希望仍按遵义会议的精神，置政治分歧于一旁，先将下两步的军事行动确定为妥。这样吧，我辞掉我的职务，由国焘同志担任。只要顺利地贯彻我们的政治总目标，我均无意见。”遵义会议后中共党的领导机构由张闻天负总责。张闻天话音落地，张国焘容光焕发，眼睛里闪耀出一丝振颤的火焰。
毛泽东断然拒绝接受张闻天的这一建议，说：“闻天同志让贤，不敢苟同，遵义会议决议，不容推翻，这点我看没有什么争论的吧？！”但是不作必要的妥协，必将导致军事上的分岐，那将是灭顶之灾。正在毛泽东考虑对策之时，周恩来发言了。他说：“遵义会议已无争论，早已形成决议的东西不能更改，但两大主力会合后形势起了变化，组织问题也可以考虑。闻天同志就不必让贤了。我考虑，为了军事上的指挥灵便，协同密切，我决定辞去红军总政委职务，建议由国焘同志担任，以便及早确定进军方向，早日完成北上抗日的任务。”这无疑是打开了坚冰，会场上都松动了。
红一方面军政委原来是由毛泽东担任的，在第四次反“围剿”时改由周围恩来担任。后又被任命为红军总政委。遵义会议周恩来仍是小组成员之一。后成立了负责指挥全军军事行动的三人小组。目前根据形势需要放弃总政委职务。这既无伤原则，又实现了妥协。毛泽东认为是可行的，他望着张国焘笑道：“我们这是开的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局的会议，并不是开的督军会议嘛！”张国焘一听正待反唇相讥，而毛泽东话锋一转：“看，我们是共产党人！与那拥兵自重的军阀，不啻天渊之别，红军究竟是红军，是一家人嘛！是共产党领导的，是党指挥枪嘛！所以选派国焘同志任红军总政委，我同意，恩来同志仍在三人小组，仍在决策机构嘛，并不影响大局。我看就别再犹豫了，就作决议吧。”会场上渐渐形成了多数。张闻天说：“好吧，多数同意，通过了，就这样定了，不知道国焘同志有什么意见？”张国焘说：“集体决议，我服从。”这样，会议才进入到了军事计划和目前行动的方案的研究上。
朱德长征三万五千里
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樊昊最近说：“朱总司令在长征中比其他领导人多走了一万里。”樊昊依据的是朱老总的一份手迹：1937年5月12日，朱德同志在苏区党员代表大会上发表的《关于红军新阶段问题》的讲话中说：“长征两万五千里，我个人却多走了一万里。”多走一万里，是朱德同张国焘分裂主义进行斗争并取得胜利的历史过程。1935年8月15日朱德和刘伯承从毛儿盖开始起算，到左路军与张国焘率部队从马尔康、卓克基出发，到阿坝，一过草地，8月下旬到达噶曲河边，由于张国焘搞分裂，朱德想到的是左路军中有红一方面军的第五、第九军团，还有8万多人的红四方面军，不能把党的队伍丢给张国焘，毅然随同红四方面军南下，决心尽量保存好革命力量，并争取把这支队伍带回到正确路线上来。因此，又二过草地，经阿坝、马尔康、卓木碉、懋功一直到天全、宝兴、芦山。百丈镇失败后，张国焘南下碰壁，经朱德、刘伯承、徐向前做工作，被迫同意北上，1936年2月，部队撤出天全、芦山、宝兴地区，朱德随部队又三过夹金山，经懋功、道孚，到达炉霍、甘孜；在甘孜红二、四方面军会师后，朱德率红四方面军左纵队经阿坝，又三过草地到噶曲河边。
毛泽东尊瞿秋白为师的缘由
自1934年10月10日起，中共中央机关和红军主力从红都瑞金陆续起程，开始了战略大转移。
离开瑞金的那天，走的同志和留下来坚持斗争的同志依依不舍地相互叙情告别。毛泽东握着瞿秋白的手说：“瞿老师，你身体不好，我们走后，你可要多加保重啊！你是我的老领导，又是我的老师，我永远不会忘记你对《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钟情和厚爱。”毛泽东尊称瞿秋白为老师，是有“出典”的。1927年，毛泽东写下了革命名篇《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此书的出版，经历了一番曲折，是瞿秋白慧眼识真金，才使这部已经被打入冷宫的书稿得以发表，毛泽东由衷地感激瞿秋白，所以尊称他为老师。
1934年9月，王明、博古以“搞派别”为罪名，残酷地打击重病缠身的瞿秋白。瞿秋白在上海除了能得到鲁迅等人的帮助外，党中央机关几乎无人过问他的工作和生活。消息传到江西中央苏区后，毛泽东和张闻天商量，决定将瞿秋白请来中央苏区，边养病边工作。次年2月，瞿秋白辗转来到瑞金后，毛泽东常去看望他，还经常叫贺子珍送去蔬菜、白糖、大米等。毛泽东见到瞿秋白时，总是以“老师”称呼他。
此次红军主力转移，毛泽东得知瞿秋白被留下的消息后十分焦急，他曾两次找到博古，强调说：“瞿秋白担任过党的最高领导，目标太大，还是将他带走吧。几万人的队伍难道就多他一个人吗？”博古解释说“他的病（肺病）太重，确实不能带他走。”他安慰毛泽东说：“我已叫项英安排，准备派人送他去上海治疗。”话转回头。却说正当周恩来和瞿秋白道别时，毛泽东又走了过来，对于毛泽东刚才的安慰，瞿秋白苦笑了一声，神情无奈地说：“我不怨组织，都怪我这倒霉的身体不争气。”毛泽东十分理解瞿秋白此时的心情，他深情地望着瞿秋白说道：“创业艰难毁誉多。有的人搞为渊驱鱼，我看不会太久，有道是‘病树前头万木春’，瞿老师，你的心可要放宽一点。
俗话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这时，参谋跑来向毛泽东和周恩来报告敌情，他们不得不挥手告别。这一别，他们竟成永诀。
毛泽东借鉴石达开
现在，大渡河畔有两座纪念碑：一是在石棉城内，纪念石达开的“翼王亭”；另一座位于安顺城大渡河边的红军战士头像浮雕。前者，是石达开十万大军覆灭的历史见证；后者，是红军长征渡河胜利的象征。
1935年5月25日，中国工农红军17勇士强渡大渡河后，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中央首长也抵达大渡河岸的安顺场。毛泽东住在一家中药铺隔壁。那时，渡河工具只有三条木船。这必然会拖长渡河的时间，而有被敌人各个击破于大渡河两岸的危险。
这晚，毛泽东想了解有关石达开全军覆没的具体情况。他从红军总政治部代主任李富春汇报中知道，当地有一位姓宋的老秀才比较熟悉石达开全军覆没的史实。毛泽东立即派了两名警卫员前去邀请。老秀才到来后，毛泽东连忙起身让座，恭敬地为宋大顺倒了一杯开水，然后笑着问道：“老人家，你知道石达开当年是怎样失阵落马的吗？”老秀才沉思片刻道：“朝西走松林河千户阻挡，往东退陡坎子百仞高山；向北进唐总兵虎踞铜河，欲南撤黑彝儿石雷木蔽天。”紧接着，老秀才补充说：
“此地周围是少数民族，土司头人已被官方收买。石达开兵马虽多，但到了这里，吃穿都很困难。正在这时，石达开又得了一个儿子。他下令大摆筵席，以示庆贺，因此，耽误了渡河时间。无情的河水发疯似地暴涨起来，翼王被阻。清王朝调兵遣将，围剿了翼王十万大军……
送走老秀才后，毛泽东召集中央军委领导人作部署：改变全军由安顺场渡河的计划，由刘伯承、聂荣臻、陈赓、宋任穷率红一师和干部团沿大渡河北岸上溯进攻泸定；红一方面军主力从大渡河南岸逆流而行，由王开湘、杨成武、罗华生率领先头部队飞夺泸定桥。
毛泽东同志在中国革命生死攸关的时刻作出的英明决策，粉碎了蒋介石“要朱、毛成为石达开第二”的企图。
毛泽东的博大胸怀
毛泽东同志有伟大的雄才大略，同时也有博大胸怀，他以大局为重，克制忍让，严于律已，宽以待人。
那是1936年。
毛泽东的妻弟贺敏仁，他十三四岁就随姐姐贺子珍投入革命洪流。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时，他刚满17岁，背着一个小背包，一条军毯，一支铜号，在一个团里当号兵。当号兵很辛苦，比人家睡得迟，起得早，冲锋陷阵走在前，他吹号音律节拍准确，能独奏红军歌曲，俨然是位小艺术家。他爱说俏皮话，发牢骚，因此刺伤了一些受王明“左”错误影响较深的同志。
1936年6月中旬，红军部队进驻藏民区毛儿盖，有人在背后告贺敏仁的状，说他在喇嘛庙取走1000多个银元。师保卫科即派人把贺敏仁绑起来，要处以极刑。贺敏仁所在团的团长和政委主张给毛泽东发个电报，等批复后再执行。师部却认为应维护红军铁的纪律，一定要马上执行。……临刑前，贺敏仁哭喊：“冤枉呀，我只拿个百十个铜板钱，而不是千多个银元。
冤枉呀，大哥大姐，你们在哪儿！”当时“左”倾错误影响很深的同志，全不理睬，依然执行布尔什维克“铁”的纪律……
贺子珍闻讯后泣不成声。多么好的小弟弟呀，天真活泼，忠于革命。毛泽东知道后，也气愤难平：“百十个铜板就值那么一元钱，为何夸大到一千倍呢，他还未满18岁呀，可以再教育好的！”毛泽东沉思了片刻，安慰起贺子珍来。他点燃一支烟，慢慢说道：“子珍，小弟死得有点冤枉，我很难过。”说罢，他猛吸了一口烟，“正因为他是我小弟弟，也就不必去追究那些伤心事。即使是有人有意夸大事实。诬陷小弟，还是向前看的好。因为这是战争环境，是红军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以国事为重，应该用红军铁的纪律要求亲人。”贺子珍反思良久，觉得毛泽东胸襟宽广，言之有理。作为一个革命者是无私的，不能过份纠缠于伤心事。于是她拭干眼泪，抹去悲哀，把整个身心投入人民解放事业。
毛泽东脱帽赔礼
众所周知，1942年毛主席发动领导的延安整风运动，以实现全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的高度团结统一而载入中国共产党的史册。但是，发生在这场伟大运动中的一个插曲——抢救失足者运动，由于当时主要负责者康生怀着不可告人的目的，以极左的面目出现。搞逼供信，伤害了许多同志。
对于抢救运动中扩大化的错误，毛主席没有推卸责任，而是主动承担了责任。1945年春节，毛主席在枣园接见军委通讯局拜年的同志时，又一次谈到这件事，并向同志们鞠躬道歉。
毛主席说：“抢救运动”是把敌人的力量估计过大，把自己的力量估计小了，搞得草木皆兵，“特务”如麻，伤害了很多好同志。好在这是一场夜间演习，用的不是真枪实弹，用的是石灰包。夜间看不清楚，一时分不清敌我，打在身上留下几个石灰包印。天亮一看，原来打的是自己人，打错了。这时侯，把石灰拍掉，给你敬个礼，赔个不是：“同志，我打错了你！”主席顿了顿，语气沉重地说：“这个错误的责任不在哪个单位领导，责任要由中央来负，主要由我来负，因为我是发号施令的。同志们，我这里给哪些受了委屈的同志行个脱帽礼，向大家赔礼道歉了！”毛主席说到这里，摘下帽子，恭恭敬敬地行了一个鞠躬礼。
一时，大家都怔住了，不知怎么办好。那些在“抢救运动”受了打击和冤枉的同志，一个个热泪夺眶而出。
毛主席抬起身，又风趣地说：“现在我把帽子拿下来了，赔一个不是，敬一个礼，那么，受委屈的同志，你怎么办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