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统计，我国从宋代到清代，知名度大的藏书家有一千一百多位，他们的藏书保存下来的，解放后大都归于各大图书馆了。藏书家印章上的词句已成为历史上的陈迹。这些藏书家一生不倦地收集、整理、校勘、保护古书，使若干古书得到较为完整的保存，他们的功绩是不可磨灭的。
有趣的笔记本
古人写诗作文，常有新鲜、有趣的笔记本，妙趣横生。
唐代的伟大诗人白居易，一生写了两千八百多首诗。但是，白居易的笔记本是一个个陶罐。平时，白居易写诗，写完就装进陶罐，陶罐放在七层的木架上，而且把陶罐贴上标签，分成类别。这样，日积月累，积少成多，再修改、整理成脍炙人口的诗篇，汇集成《白氏长庆集》，载入诗的史册。
唐代诗人李贺，常常骑马郊游，背着古色古香的布袋，一路上风光、景物，随时赋诗，投入袋中，傍晚回家，灯下苦吟，写成一首首惊人的诗篇。诗人柳贯曾经写了《夜行溪谷问梅花迎路》一首诗：“正为先生行役苦，故留皱玉荐奚囊。”宋代诗人梅尧臣，每次外出时，都背上自己的“笔记口袋”，一边看景物，一边思索，随时随地记录、写诗，装入布口袋里，不断地积累诗的素材和诗稿。所以，人们称赞梅尧臣“满腹珠玑，实乃血汗凝成”。
元末的时候，陶宗仪使用“树叶笔记”，别致新颖。当年，陶宗仪在松江华亭，每天清晨，到田间去耕作，随身带着纸、笔、墨、砚。他耕作劳累时，就坐在大树下休息。这时，田野的风情、景物，一草一木，触动他心灵，他就从地上拣起一片树叶，记下自己的情思。日暮归家，他把一片片“树叶笔记”放在瓦罐内，埋在树下。他长此以往，历经十余年，积累的“树叶笔记”，装满了十多盆。不久，他动手整理瓦罐中的“树叶笔记”，汇集成书三十卷，题为《南村辍耕录》，留在世上。
帛画与帛书
帛画和帛书指用白色丝帛作为材料而制成的绘画作品和书法作品。迄今为止，能见到的帛画和帛书是出土于湖南长沙楚墓帛画和楚帛书。
楚帛画共发现两件。第一件于1946年出土于长沙市东效陈家大山的一座楚墓中。帛画长31厘米，宽22.5厘米画上绘一发髻后垂、双手作揖、身穿长袍的女子，站于一个月牙形器物上，在她的左上方，有一飞腾直上的大龙和伸扑俯视的凤。第二件帛画是1973年在长沙子弹库出土的。帛画长37.5厘米，宽28厘米，绘有一头戴高冠、身着长袍的男子手抚佩剑、贺双龙舟乘风而行，舟下有一条游鱼，鱼尾立有一只昂首眺望的鹤。有关专家认为，画面上的女子和男子可能是墓主人的肖像，画面内容反映了墓主在神化的龙、凤、鹤等动物引导下飞翔升仙，他们的灵魂她飞抵仙境。两件帛画现藏于湖南省博物馆。
楚帛书是1942年从长沙子弹库楚墓中被盗掘出土的，长47厘米，宽38.7厘米。帛书上用墨笔书写文字约900个，记载了中国古代神话传说中的人物，如女娲、伏義、帝侈、炎帝、祝融、共工、禹、契等以及四时和昼夜形成的神话。帛书四周用彩色绘有12神的形象，每个神像旁注有神的名称，并附有文字解释。在12神与《尔雅》所记12月的名称相合。帛书可能是战国时期与数术有关的文字资料，现存于美国一私人收藏手中。
帛画和帛书为了解和研究战国时期楚国的埋葬制度、绘画技术、书法文字以及美术史提供了珍贵的资料。
银雀山的竹简
千百年来我国历史学家一直争论着《孙膑兵法》这部书。
有的认为《孙膑兵法》就是《孙子兵法》，作者既不是孙膑，也不是孙子，而是汉朝末年其他人托名伪造的。银雀山竹简的出土，解决了这个悬而未决的历史疑案。
1972年4月，在山东省临沂县银雀山的古墓中，发现了将近5000枚竹简及残片。竹简记载的大部分是先秦古书，其中有失传了1700多年的《孙膑兵法》四百八十枚竹简，计一万多字，《孙子兵法》300多枚竹简，根据竹简可以肯定，《孙膑兵法》的作者就是孙膑，与《孙子兵法》的作者孙武是不同的两个人。孙武是春秋末年齐国人，任吴国的将军，孙膑是孙武的后代。
这两部兵书记载了许多战役战术，有着杰出的军事战略思想，一直是世界著名的兵书，其中的谋略不仅可运用于战争，而且可用于谋事。
马踏飞燕铜像
1969年在甘肃省武威县一座东汉古墓中出土了马踏飞燕铜像，是墓中近百件青铜车马仪仗俑中的一件，这件青铜奔马虽然身高只有34.5厘米，但它布满铜绿的身躯却显得十分矫健饱满。
马首向左微微昂起，口鼻微微张开，四蹄腾起，昂首扬尾，逼真地表现了骏马在疾驰中的形象，更巧妙的是，奔马的右蹄下，还有一只展翅疾飞的燕子，这里反映出工匠的智慧和想象力。
马踏飞燕铜像反映了古代人民对骏马的喜爱。相传周穆王有八匹骏马，“绝土”、“翻羽”等，意思就是骏马飞奔时，或蹄不沾土或能超过飞鸟。青铜奔马就充分表现了这种绝土快马的雄姿。
古代的乌纱帽
提起乌纱帽，人们自然会想起古装戏剧里文官戴的那种帽子，帽子上有两个展，俗称翅，有圆形、菱形、长方形等不同形状，纱帽翅上装饰不同的花纹，用来区别官的大小。实际官场中的乌纱帽并不是这样。因为是演戏，主要根据剧情、人物性格、舞美需要和角色间的协调调配行头。又因为剧种不同，剧团的设备不同，所以同一角色，不同的剧团演，就可能戴不同的乌纱帽。
用乌纱做帽子最先出在东晋，当时宫官戴这种帽子。乌纱帽作为官服始于隋朝，盛行于唐代，至于乌纱帽作为官的代名词，则是明朝以后的事。
封建社会等级森严，按官阶大小配备车马、仪仗、服饰。据文献记载，隋朝文武官的衣服分为常服、公服、朝服、祭服四种。乌纱帽定为文官的公服，用玉琪和簪导区别官阶。玉琪是帽子上用来做装饰的玉，簪导是用来连结纱帽和头发的物件。当时一品文官纱帽上装饰九块玉琪、二品八琪，三品七琪、四品六琪，五品五琪。五品以上用犀角做簪导，六品以下用象牙做簪导。唐朝对乌纱帽的规定前部分和隋朝一样，接着还补充了六品以下去琪。五品以上都是朱衣素裳，六品、七品为绿衣，八品、九品为青衣。乌纱帽的大小实际指饰玉多少，用它表示官阶。
中国的唐三彩
唐三彩是一种上了釉的陶器，以青、绿、黄三色为主的制品最为珍贵。因为它盛行于唐代，所以称唐三彩，是中国特有的一种工艺品。
唐三彩在古代是给死者殉葬的器物，常见的三彩制品有日常用品、动物、人物俑等。陕西西安曾出土三件三彩骆驼载乐俑，是唐三彩中的精品。这件作品取材于“丝绸之路”的盛况，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唐代对外交往的活跃。其骆驼昂首嘶鸣，双峰间披挂一方彩色毛毯、驼背上坐着四位高鼻深目、满脸胡须的外国人，四人各持乐器，尽情地演奏。
南京博物院里藏有一件带南方特色的三彩器——双系鱼壶。
壶身由两条鱼组成，鱼背、鱼鳍被装饰成“系”，鱼腹处有若干组圆圈纹，像是鱼鳞，又像是水中的涟漪。壶以绿色为基本色调，仿佛是在碧波中游弋的鱼儿，造型别致，工艺精巧。
古代的铜镜
中国古代在清朝以前都是用铜作镜子。最初的叫“铜鉴”，是用青铜大盆盛水照影。到了商代，人们发现青铜器抛光后也能照出人影，于是开始磨制青铜镜子。1976年，在河南安阳殷墟墓中出土了四面圆形铜镜，有大、中、小三种，正面磨光，背面有纹饰图案，并铸有环纽，便于手拿。战国以后，铜镜制造量大增，图案纹饰也更丰富多彩，西汉时，开始在镜上铸铭文。规矩镜是这一时期铜镜的代表作，镜背内圈刻着十二地支的铭文，外圈刻着象征天宇的规矩纹，中间插有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等纹。图案非常精美，转动镜子能给人一种旋转、奔腾的感觉。汉代以后，对铜镜的纹饰越来越讲究，由禽兽纹逐渐演变到人物图像。浮雕技法的运用，使铜镜制作更加精巧。
到了唐代，铜镜开始有了八角、八弧、四方委角、海棠花、菱花等多种式样，所以，镜子也有“菱花”之称。宋代，镜子被摆到家具上，人们更多的注意到镜子的形状而不注重镜背的图案。这时的镜子被称作“照子”。
在众多的铜镜中，有一种最为奇特的镜子，就是透光镜。透光镜是汉代中期制造的，正面微微凸起，光亮照人，当一束强光照在上面反射到墙面上，墙上会映出镜背的纹饰图案，铜镜竟像玻璃一样也能透过光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