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选》编订时期除文学自觉的文化背景以外，还有一个重大的文化背景，就是文风开始发生转变。我国历史上的南北朝时期，一般是从宋武帝刘裕代晋算起，至隋文帝开皇九年为止共一百七十年。从社会学角度来观察，南朝时代对文化和文学具有直接影响的社会矛盾是世族与寒门之间的矛盾。儒学在南朝的重新被提倡是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玄学崇尚自然，有反抗名教伦理的积极一面，但也有避世、颓废的消极一面。在南朝时代，大体上说，传统的儒家思想作为深厚的文化积淀仍然对创作实践和理论起着指导作用。而玄言佛理，在经过东晋玄言诗这一阶段后，也以更加积极的姿态在文学领域里发挥影响，甚至达到了融合无迹的程度。从宋初到陈末，文学发展的总体趋向是社会功能的逐步淡化，而美学价值却为所有作家所追求。应当认为，这种情况标志着中国文学史出现了重要发展和转折，但在发展和转折之中又混杂了相当严重的不健康成分。南朝人否定玄言诗，却不否定玄学所倡导的个性自由，不过表现方式和晋朝人不同，创作中对“情性”的重视在理论上得到进一步的阐述和鼓吹。南朝时代，“缘情”的主张主导文坛。文人对“情”“志”之间的关系也有两种不同的认识，一种以萧统、刘勰为代表。萧统在《文选序》里直抄《毛诗序》的话，“诗者，盖志之所之也，情动于中而形于言。《关雎》《麟趾》正始之道著；《桑间》《濮上》，之国之音表。”南朝是中国文学史上一个重要时代，发展的规模、速度和成果都超越前代，也超越了同时代的北朝。文学摆脱了哲学理论的束缚，强调情性，重新按照文学本身的规律自由发展，如审美价值的创造，艺术技巧的积累，创作理论的探索等等，都是这一时代的重要收获。南朝发生“侯景之乱”后，南方文人如萧懿、颜之推先后来到北齐。他们继承和发展了魏孝文帝所提倡的效法南朝齐梁的文风，注重辞藻、声律。由于北朝的风土人情与江南不同，相对来说，北朝士人较少，多留恋声色或较多地留意政事，而且北朝文学的发展是和少数民族的汉化以及北方文人接受南方文学的影响同步进行的。尽管如此，北朝文学仍保持了自身所固有的特色。
（三）《文选》的选择标准
萧统在《文选序》中借作品的取舍，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并说明了有四类著作不能入选：第一，周公、孔子的著作，即大体相当于经部；第二，老庄、管、孟的著作，即大体相当于子部；第三，贤人、忠臣、谋夫、辩士的辞令，即《国语》《战国策》及散见于史籍中的这一类著作；第四，论事、纪年之书，即史部。
萧统这样做是要说明文与非文的界线，他所要入选的是文。而所谓文，是中国传统的“文章”，其概念不同于现代文艺理论中说的文学作品。萧统的文学思想主要属于涂饰了齐梁时代色彩的儒家体系。《文选序》的前半，沿袭《诗大序》中“言志抒情”的观点，注意到了作品的社会功能，要求他们具有真实的思想感情。在美学标准上他主张兼重文质。用《文选》中的作品来印证萧统的主张，可以看到几个方面：第一，在“文质”之中更重视“文”，在“典丽”之中则更重视“典”。第二，《文选》不录柳恽、何逊、吴均，而收入了成就和名望远不如他们的徐悱、陆垂，这是很难理解的现象，其中可能有人事上的原因，但也有诗风上的原因。第三，以作品论，选入《古诗十九首》、陶诗八篇、鲍诗十八篇，体现了萧统还有重质的一面。不录玄言诗，这是晋宋之间诗风转变的反映。不录咏物、艳情，同时也不录吴歌、西曲，说明萧统排斥浮艳的审美观是和儒家道德相为表里的。萧统虽为萧梁文学集团的人物，却曾要求“踵其事而增其华，变其本而加上厉”（《文选序》）。从这一方面说，他认为文章和一切事物一样，是随时变化的，有所改变，必有所丢失。他用“榷轮”与“大辂”的关系和“增冰”与“积水”的关系为例来说明文学发展的问题：“若夫榷轮为大辂之始，大辂宁有榷轮之质？增冰为积水所成，积水曾微增冰之凛”（《文选序》）。也就是说，现代供皇帝祭祀时所乘的大辂车，是由古时的榷车进化而来的，这当然是一种进步，但大辂并不保存榷车那种原始质朴的形式。积水变成了层冰，改变了原来的形状，失去了水的形状，却获得了固体的形态和冰点以下的寒冷，事物在发展过程中可以获得新的品格。旧的事物不可能原封不动地保存在发展变化了的新事物中，这是符合否定之否定的辩证规律的。一代又一代的文学不断在发展，复古是行不通的，萧统的文学发展观与“新变派”也是近似的，是折中于文质之间、雅俗之际的。他的选文标准则是“事出于沉思，义归于翰藻”，尽管对“事”与“义”的理解目前还存在分歧，但从中可以看出他对文学作品要求在内容与形式上，必须要有深沉的构思和一定的文采。萧统是难以接受表现男女之情的作的新事物中。陶渊明写了一篇以爱情为主题的《闲情赋》，萧统在《陶渊明集序》中说：“白璧微瑕，惟在《闲情》一赋，扬雄所谓劝百而讽一者，卒无讽谏，何是摇其笔端，惜哉，之是可也！”萧统对描写爱情的作品所采取的态度，与儒家卫道士的正统派文人是相似的。萧统的文学观在某些方面受到《文心雕龙》的影响，主张尊经，反对艳诗。
（四）《文选》“丽而不淫”“典而不野”的文学观
萧统认为文章应该“丽而不淫，典而不野”，其所选的作品，都应是“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也就是经过作者的深思熟虑而又文辞华美的作品，才能够被辑入《文选》。可见萧统在文学上既注重内容，又要求形式，是文质并重的。
历来各种文学选本的作者在选录作品时，虽不免要受到传统和当时社会思潮的制约，但归根结底总要体现作者自己的观点。萧统所编《文选》，当然也不例外。萧统对文学作品的要求表现在他的《答湘东王求文集及〈诗苑英华〉书》中，他说：“夫文典则累野，丽则伤浮，能丽而不浮，典而不野，文质彬彬，有君子之致。吾尝欲为之，但恨未逮耳。”这大约是萧统一贯的看法，所以刘孝绰在给他的文集作序时也称：“深乎文者，兼而善之，能使典而不野，远而不放，丽而不淫，约而不俭，独擅众美，斯文在斯。”尽管萧统自称“但恨未逮”而刘孝绰说他已“兼而善之”，语意似有差别，但“丽而不浮（淫）”“典而不野”二语作为萧统评价作品艺术成就的主要标准，大约是不会有误的。值得注意的是，萧统的这种文学观其实在梁代有一定代表性。例如前面提到的那位湘东王（元帝萧绎）在后来所作的《内典碑铭集林序》中也提到了“艳而不华，质而不野”之语，其含义与萧统见解基本一致。即使像简文帝萧纲那样提倡华美之文的人，在萧统死后作《昭明太子集序》，亦提到了“丽而不淫”四字。可见所谓“丽而不淫”“典而不野”二语已取得了当时部分人的认同。
从《文选序》看来，萧统对作品的华丽并无贬低之意，相反地他认为事物的发展总是“踵其事而增华，变其本而加厉，物既有之，文亦宜然”，这较之他的前辈如刘勰断言自上古至刘宋文多“从质及讹，弥近弥澹”，主张“矫讹翻浅，还宗经诰”显得比较开明。
至于他在创作上偏重典雅也是可以理解的。从《梁书》本传看来，萧统出生于齐中兴元年（501年），他的文集最早编成时间大约为天监末至普通年间（约520年前后至526年），此时他年龄最多不会超过二十五六岁。因为他最初的文集为刘孝绰所编，而刘孝绰编成文集是在任廷尉卿以前，刘任廷尉卿后被罢官，则在普通七年萧绎任荆州刺史以后。后来萧统当然续有所作，但他总共不过活了三十一岁，他自从15岁行冠礼后，便协助梁武帝处理政事，始终未离宫禁，而所谓“使省万机”即处理政务也无非是批阅公文，这对了解社会生活毕竟是间接的，这就决定了他的诗文主要是在书本中寻求灵感。另一方面，萧统的书本知识极其丰富。《梁书》本传称他“于时东宫有书几三万卷”。据萧纲《昭明太子集序》所称，萧统的十四件美德，其第十二德为：“研经博学，手不释卷，含芳腴于襟抱，扬华绮于心极；韦编三绝，岂直爻象，起先五鼓，非直甲夜；而欹案无休，书幌密倦。”第十三德为：“群玉名记，洛阳素简，西周东观之遗文，刑名儒墨之旨要，莫不殚兹闻见，竭彼绨缃；总括奇异，片求遗逸，命谒者之使，置籝金之赏；惠子五车，方兹无以比，文终所收，形此不能匹。”从这些情况看来，萧统的博学是毫无疑问的。这样，他吟诗作文跟任昉等人动辄用典的文风，就不难理解。何况任昉在当时颇享文名，这派诗风在当时也颇有影响，萧统接近此派文风决非偶然。再加他“出宫二十余年，不畜声乐。少时，敕赐太乐女妓一部，略非所好”（《梁书》本传）；萧纲说他对当时盛行的“吴声”“西曲”等音乐“靡悦于胸襟，非关于怀抱；事等弃琴，理均放郑”（《昭明太子集序》）。由此可见，他对那些艳歌无所爱好，其诗风自然不会受其影响，而当时那些倾向于靡丽的诗人，无不取法于这些民歌。因此其诗文偏重“典”而“丽”不足，亦在情理之中。
这种偏重于典雅而稍欠华丽的创作风格，自然也和萧统的个人性格、艺术趣味有关，因此不管他的文学主张如何，在他编选《文选》时，也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多收典雅的作品而少收华丽的作品，这也很自然。事实上，从《文选》所选作品来看，确实是典雅之作多于华丽之作，所以骆鸿凯先生说《文选》“黜靡崇雅”，的确符合此书实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