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放达情怀大概不是与生俱来的，作为商人世家子，厌恶管束的他是主张“功利”的，“三十而立”之年的他走人官场。“初意乞一官，得江南便地，不意走共城万里。”因“不得不假升斗之禄以为养”．“不容不与世相接”，但他除“拜揖公堂”之外，一意“闭户自若”以读书。官场不是书斋，他注定处处与上级官僚发生冲突，“在百泉五载，落落竞不闻道”，这就有遭罪的味道了。倭寇侵扰东南沿海时，李贽“夜行昼伏”，他的三十口之家“几无以自活”。通过抗倭斗争，他更加看清明朝的腐败无能，后来尽携眷属奔北京，因处境艰难而做数月教师。
补北京国子监博士后，他同样很不走运，不久跟同事发生抵触。其祖父和次子都病逝，因为经济窘迫，完全依靠妻女田间劳动和卖花织布所得。由于荒年歉收，“长女随艰难日久，食稗如食粟。二女、三女遂不能下咽，因病，相继天死。”悲惨之状使李贽精神上深受打击。可“回首天涯”时，又“不胜万里妻孥之想”，只好“复抵共城”。这时他仍视“闻道”为最大快乐，“吾所谓穷，非世穷也。穷莫穷于不闻道，乐莫乐于安汝止。吾十年余奔走南北，只为家事，全忘却温陵、百泉安乐之想矣。吾闻京师人士所都，盖将访而学焉。”“天下无一人不生知，无一物不生知”，后来在南京任员外郎的他有收获也有痛苦。痛苦还是因为老毛病，收获是原来优势的积累所致，看来这位知识分子是坚持己见的。
他主张以德化人而“一切持简易，任自然”，同时又对官吏的所作所为“即装聋哑，何须细问”，“况天下事亦只宜如此耶”。辞官已经是早晚的事，李贽实在是太固执了，最后连曾经与自己“最相知”且“最好有能有守”的人都“不免成触”，只好“谢簿书，封府库，携其家”，放弃加官晋级的机会。官府却不愿意看到他太清静，这个“漂流四外不归家”的学者“手不敢释卷，笔不敢停挥”，“全不知身在何方”，而即使同其他钻研学问的专家在一起，李贽的性格仍不能改。
他追求独立人格，却缺乏同样追求独立的苏格拉底式的创造力，及蒙田抑或休谟式的怀疑精神。他曾孤身入麻城龙潭芝佛院，与僧无念等“日以读书为事”，因为忘我钻研而至头发秽不可闻。这成了他剃发的理由。“此间无见识人，多以异端目我，故我遂为异端，以成彼竖子之名。”他毫不畏惧地站在“异端”的立场上，以“我头可断而我身不可辱”的气概，置身哲学和历史的阵地，同专制社会“搏斗”。这样的放达绝非常人所能及。在不断被驱逐、迫害的生活中，李贽完成了《说书》、《焚书》和《藏书》，结果是遭到了封建卫道士所雇用的流氓对其詈骂、围攻和恐吓。
民众对他的“叛逆”和“异端”认识很感兴趣，“无论通邑大都，穷乡僻壤，凡操觚染翰之流，靡不争购，殆急于水火菽粟也已”，这种畅销大概是如今很多媚俗小说所不能比拟的。甚至“咳唾间非卓吾不欢，几案间非卓吾不适”；“全不读四书五经，而李氏《藏书》、《焚书》，人挟一册，以为奇货。”礼科给事中张问达专门上特疏劾奏，说76岁的李贽在芝佛院“挟妓女”，“勾引士人妻女”。皇帝不问青红皂白：“令厂卫五城严拿治罪”，“其书籍已刊未刊者，令所在官司尽搜烧毁”。
李贽从病床上被拉出，用门板抬入京城治罪，放达的他在狱中做诗读书自如。听说要勒令他回原籍时，这位大学者视死如归：“我年七十有六，死耳，何以归为？”趁侍者为他剃发之时，夺刀自刎，于两日之后方气绝。而在他的放达的背后，黄仁宇先生看得清楚：“李贽并不缺乏勇气，但是通常来说，这样类型的作家如果发现了崇高的真理而愿意为之牺牲自己，他的文字中间就会表现一种燃烧的自我满足和欣快。这些特点不难在李贽的著作中见到。”
方圆艺术的智慧操控
少年即位的康熙似乎是天生的政治家，他被称为“圣祖”，主要源于仁政及才略。他的除鳌拜、平三藩、开世风，靠的都是高超的智慧及方圆之道的操控本领。培养出大量高素质的皇子的他晚年解决立储问题的方式，也展露出方圆之韵味。
少年即位的康熙似乎是天生的政治家，不到8岁就嗣位，由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鳌拜共同辅政。这4位顾命大臣曾经承诺“协忠诚、共生死、辅佐政务”，“不计私怨，不听旁人及兄弟子侄教唆之言”，可这个承诺并没有得到长期的坚守。特别是被称为“满洲第一勇士”的鳌拜对小皇帝视若无物，经常当众斥责．这很让年少有为的康熙觉得没面子。当时鳌拜羽翼丰满，稍有不慎，就可能引起叛乱，康熙采取的是稳住敌人、欲抑先扬、积蓄力量以求突变的办法。
当鳌拜称病不朝时，康熙亲自前去看望，躺在床上的鳌拜的脸色有异，经过卫士检验，发现他的被中藏有锋利的匕首，气氛顿时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这就在不动声色之中给鳌拜吃了定心丸。当他可以亲政的时候，鳌拜已经成了绊脚石，康熙挑选了很多身强力壮的贵族子弟到宫中练满族人喜爱的摔跤，还不时去观看，甚至窥得了门径，没有人知道此举的深沉动机。作为麻醉剂，康熙连连给鳌拜升官，让这位“一等公”渐紧张起来。康熙见状似未加在意：“随身携带匕首是满族的风俗，渐放松警惕。当他的“娃娃兵”可以成事之后，康熙暗结侍卫索额图，让鳌拜单独进殿奏事，结果不难预测，鳌拜集团被一网打尽。这位少年英主历数鳌拜13大罪状，为曾经遭受他迫害的人士平反，真可谓“一鸣惊人”。
平定“三藩”在当时也是个棘手的问题。吴三桂在云南不断招兵买马，迟早要出问题。康熙的态度非常明确，决不能姑息养奸，当然，他也不会蛮干，因为随着时间的流逝，他们的力量对比会发生变化，当尚可喜请求撤藩时，康熙立即批准，吴三桂也不得不上书“仰恳皇仁，撤回安藩”，实际上加速了谋反的准备工作。康熙看出了对方的真实用意，临危决断，“三藩”之乱被平定时，康熙只有28岁，却已经成为中国历史上值得铭记的成熟政治家了。
此后，康熙又消灭了台湾郑氏政权，驻兵屯守以准备抵御北方殖民者的侵略。有国际眼光的他两次发起雅克萨反击战，沉重地打击了沙俄侵略势力，并派索额图、佟同纲等与沙俄签订《尼布楚条约》，确定了中俄之间的东段边界，继而亲征准噶尔部，平定了噶尔丹的叛乱。满族进关时兵力只有5万多，以这样少的人力统治泱泱大国，不能缺少高明的智慧。而严格的政令锻造了纪律严明的队伍，义无反顾地表达泱泱大国的尊严。康熙被称为“圣祖”，主要源于仁政、才略和方圆之道的高质量操控能力，比如说继承了汉文化，尊孔崇儒，设置满汉官吏的比例。极有才华的他精通多种语言，这大概就不是如今某些知识分子能达到的。兢兢业业的他还重视农业生产，奖励垦荒，进行全国土地测量，完成了《皇舆全览图》的绘制，准许壮丁“出旗为民”，妥善治理黄河的水患，保证了大运河的畅通。
康熙方圆之道的操控是多元的，比如说在立嗣问题上。他有35个儿子，其中有15个夭折了，这位勤政的皇帝看不起明朝养尊处优的皇子，放手让成年皇子参与朝政、处理政务和军务，皇子们犯了错误也要受惩罚，打了败仗也蹲在城外，听候处罚时谁也不能进德胜门。结果大多数皇子都精明能干，康熙觉得这样可以保证清王朝江山永固。但是，立储问题却一波三折，起初，太子是皇后赫舍里之子，也是康熙皇帝的嫡子，由于皇后因生产而死，康熙对太子格外宠爱。按照传统礼法确立其为太子，但由于其性格乖张、残忍、贪婪、刚愎自用、骄奢淫逸且暴戾不仁，当了33年的太子蠢蠢欲动，以至于被废除。
在太子空缺的时候，大皇子有了即位念头，竟然请命代父杀太子，买通蒙古喇嘛巴汉格隆施行巫术，妄图咒死太子。康熙得知后愤怒、鄙夷，认定大皇子为“乱臣贼子”，其实，当时有很多皇子渴望有朝一日继承皇统，素来为儿子们感到骄傲的康熙皇帝不得不为此颁令：“诸阿哥中如有钻营谋为皇太子者，即国之贼，法断不容。”这是“圣祖”晚年遇到的最大的难题，当太子有结党之势时，康熙只好将立储问题计划得颇为周密，他将“圆”的关爱蕴涵在“方”的严苛中，临终前的他看到自己以往对待臣子过于宽纵，应该有个干练的王者整顿已经有所疏散的世风，终于确立“朕亲抚育”而“幼年时微觉喜怒不定，至其能体朕意，爱朕之心，殷勤恳切，可谓诚孝”的四皇子为君，这就是后来的雍正皇帝。
莫将他做等闲皇帝看
聪明的雍正蒙着温情的面纱，因为“天威莫测”，他是要成就大事的，即位之后的他撕去了温情的面纱，对他的政敌主要是他的兄弟进行了较为严厉的打击。他真是方圆之道的操作专家，做到“用人不嫌其短，使之各得其所”，也实属不易。
封建宫廷里总会衍生出很多扑朔迷离的传说，比如雍正的死因。他的暴卒没有得到明确记载，只是说前几天处理了很多军机大事，尽管“偶尔违和”，但是“听政如常”，以至于遽然去世时，张廷玉感到“惊骇欲绝”。历史学家早已做出明确判断：雍正死于中风或中毒，总之是吃了什么伤身体的药，或者因药致死，或者因药引发其旧疾而致死，决不是民间的所谓被吕四娘刺死的猜测，也不大可能是作家二月河所认为的自杀，这个坚强的“冷面王”是不能有什么轻生的念头的。
之所以被很多人怀疑，跟雍正皇帝的为人不无关联，而且他的继承皇位就很引起了人们的猜测。因为无论是按照当时的竞争格局，还是传统文化的安排，他都不可能成为“圣祖”的法定继承人。但是康熙的遗诏说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这就让人们怀疑是否因为矫诏，让这个不事张扬的四阿哥莫名其妙地就继承了皇位。其实这也说明了他的即位的悲剧性质：如果没有父亲的安排，他不可能有机会当上让很多兄弟羡慕的皇帝；也正是父亲的安排，让他的出场很不顺利。
客观地体味雍正被康熙选中的事实，不能不承认他是个有城府的人，至少对谋储的事情表现得很不当回事儿。这种不热衷不可能发自肺腑，大家在一起公平竞争，凭什么主动认输呢？但他看到不能因为在竞争中做得过分而失去康熙的信任，他的弟弟八阿哥就做了这种蠢事，甚至当康熙试探地说大家可以投票推荐时，竞到处拉选票，以至于震怒了康熙．他当即表示：我担忧以后有人看中这位八阿哥的好处，逼我让位于他，真要是那样，“朕惟有含笑而殁己耳。”康熙当然不会筹到“含笑而殁己”的时候，言谈间已经让八阿哥的努力化为徒劳。
聪明的雍正则蒙着温情的面纱，他知道这个时候只要不出错，就能衬托出八阿哥等人的失误，即使康熙看出他的政治智慧，也不应该反感，而应该暗暗赞赏，因为“天威莫测”，说话办事总能让人轻易地琢磨出意图，是无法成就大事的。康熙也看出了他的大致打算，为了分散大家的注意，使之不至于四面受敌，给了当时为很多人所看好的十四阿哥一个含糊其词的职务，要他做“大将军王”，这个职务到底是个什么级别，谁也说不清楚，猜来猜去，大家也就忘记了雍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