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达并不意味着对责任的忘却，尽管很多放达者在归隐的路上唱着耕织清淡的歌谣，但任何有浪漫情怀的人都不可能缺失放达的品格。只是这种品格并非他们的标签，放达也可能渗进他们的血液，却不会成为他人评价的砝码。更有某种放达是超越于世俗理解的，抵达的是自我深深沉浸于其中的诗意的情结，比如说陆游的苦盼何尝不是放达，将国家的繁荣期待到了忘我的程度，又何尝不是一种洒脱。
这样的放达在陆游身上体现得比较独到，这位浙江人的父亲陆宰就是具有爱国情怀的封建士大夫，交往的大多是爱国志士，环境也能塑人，童年时代的陆游就有忧国忧民的思考。他平素喜欢阅读兵书，此后顺利地应进士第，为绍兴中应礼部试第一。但这个南宋著名爱国诗人还是挺倒霉的，因为名居秦桧之孙秦埙之前，而且“善论恢复”，以至触怒秦桧，继而遭到黜落。直至秦桧死后，宋孝宗即位，陆游才得到召见，并赐进士出身。此后的“南师北定中原日”，看起来恋恋不舍，“家祭无忘告乃翁”，其实又放翁先生遗像他曾经担任过镇江、夔州、隆兴等地的通判，提出了很多政治军事方面的建议，还积极赞助张浚北伐。
这场北伐以失败告终，失败让主战派在朝廷中失势，陆游也以“鼓唱是非，力说张浚用兵”的罪名罢官家居。数年后，陆游人蜀任夔卅l通判，又进入四川宣抚使王炎幕府。投身于军旅生活的他的爱国热情得到了极度的激发，一度还建议王炎抗金，后来在蜀州、嘉州、荣州等地任职，再改任制置使范成大参议官。
陆游的血液中流淌的放达品格决定了他在封建官场的不如意，因为不拘礼法，自号“放翁”的他被反感他的人认为是“恃酒颓放”，不久被朝廷召回，做礼部郎中兼实录院检讨官，官至宝章阁待制。这个职务还是舒服的，但是陆游义无法放弃自己的良知和品格．他无法忍受当局对于振兴国家的努力不足，终因为坚持抗金，而又付诸诗词，深为当权者所嫉，以“嘲咏风月”的罪名将其罢免。
“位卑未敢忘忧国”，陆游以深厚的民族感情支撑起文人的双肩，其作品表达了豪迈轩昂的气魄和爱国精神，有很强的感染力。“羽箭雕弓，忆呼鹰古垒，截虎平川。吹笳暮归，野帐雪压青毡。淋漓醉墨，看龙蛇，飞落蛮笺。人误许，诗情将略，一时才气超然。何事又作南来，看重阳药市，元夕灯山。花时万人乐处，欹帽垂鞭。闻歌感旧，尚时时流涕尊前。君记取，封侯事在，功名不信由天。”成都生活万花如锦令人沉醉，可诗人心中无比悲愤，因为抗金的大业还没有完成。
他认为功名的取得不是靠天，而是靠人的力量，确实怀有无畏的坚定意志和愤慨的仁人之情。更何况，陆游的放达还通过他的生命体验的丰富表现出来，这种丰富不仅在于驰骋疆场，奔波在不同的城市担任官职而自由地成为“放翁”，更在于其人生体验流淌出的人性的完整，尽管这种完整可能是由悲剧来成就的，令人为之震颤而伤感。
他的情诗似乎不能为我们所忽视。“红酥手，黄藤酒，满城春色宫墙柳。东风恶，欢情薄。一怀愁绪，几年离索。错！错！错！春如旧，人空瘦，泪痕红浥鲛绡透。桃花落，闲池阁。山盟虽在，锦书难托。莫！莫！莫！”
陆游的感情生活是很不幸的，最初娶表妹唐琬为妻，夫妻俩感情很好，但是陆游的母亲不喜欢唐琬，迫于母命的陆游只好与唐琬离别，此后又娶了王氏为妻。唐琬也只好改嫁，婚后双方都生活平淡。10年后的春天，他俩在山阴城东南的沈园相遇了。唐琬以家酿的黄封酒招待昔日的郎君，两人的心都难以止痛，陆游不忍分离的痛苦，当即在墙上作了该词，唐琬也同样悲苦地以词相和，此后两人再没有见过，“锦书山盟依旧在，沈同春色欢情薄”，陆游的真爱的确令人伤情。
陆游的晚年是在家中度过的，恢复中原之梦终未能圆，85岁的他抱着“死前恨不见中原”的遗恨与世长辞。他还是期待官军收复失地的，能不能收复不是问题，何时收复要儿孙在此后告知九泉之下的他。他的目前尚存的9300多首诗作的内容大都以恢复中原、统一祖国、反对投降为主题，兼有反映人民疾苦和批判时政之作，涉及的领域非常广阔，几乎囊括了南宋生活各方面，其风格宏丽悲壮且豪放雄浑，有《陆放翁全集》、《剑南诗稿》、《渭南文集》、《南唐书》、《老学庵笔记》等传世，后人辑有《陆游集》。
格物致知的人生之道
不任用会招弃贤之嫌；任用又恐其“干扰”朝政，只好遣他到偏僻之地。在登第后的50多年里，他为官9年，在朝46天，其余40多年都用于传道立说。值得欣慰的是，他的著作被后世封建统治者认为正宗，其本人也曾从祀孔庙。
当19岁的朱熹在进士考场上答《创业守文之策》时，似乎能够感到自己文思泉涌，这也得益于其父讲授的“古今成败兴亡大致”。严守父训的朱熹关心民族社稷安危，广泛涉猎格致之道，对打败金的进攻还是有信心的。当时正值孝宗即位，征求内外朝臣的政见，这位青年才俊当即作出反应，上《壬午应诏封事》指出：“今日之计，不过乎修政事，攘夷狄而矣”，就解决措施来看，“夫讲学所以明理而导之于前，定计所以养气而督之于后，任贤所以修政而经纬乎其中。”
清楚明白的论述让他获得了面见皇帝的机会，感激涕零的他面奏道：皇帝应该博访真儒，讲明《大学》之道，以修身为本。“君父之仇不共戴天，主张非战无以复仇，非守无以制胜”，应当“合战守之计以为一”，尖锐批评当时“谏诤之途尚壅，以谄媚得宠幸之势方张，爵赏易致而威罚不行，民力已殚而国用未节”，应当“修德业、正朝廷、立纪纲”。这番话让人越听越不是味道，皇帝觉得他不识抬举，朱熹的反应也很干脆，大抵也检讨了自己的能力不强和措辞不当，随即退居到崇安武夷山寒泉精舍授徒讲学，著书立说。
“帝王之学，必先格物致知，以极夫事物之变。使义理所存，纤悉毕照，则自然意诚心正，而可以应天下之务……”他意图用“理”推论政治，“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当陆九渊做出此判断，他竟兴奋得汗出扇挥。这个局面让朝廷很为难，不任用会招弃贤之嫌；任用又恐其“干扰”朝政，只好遣他到偏僻之地。到任之初的他“考按图经，询究民间疾苦”，试图解决“民力日困，无复安土乐生之心”的问题，望知道利弊源者具陈。请父老集会教戒子弟，使“修其孝悌忠信之行，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长上，敦厚亲族，和睦乡邻，有无相通、患难相恤”，以成风俗之美。推选子弟入学读经，劝农民“趁此天时多种荞麦及大小麦”度过灾荒，“允晦间亦躬行其上，劳苦勤恤者甚众”，确实干了不少有意义的事情。
还应当记住的是，重视教育的他使残破的白鹿洞书院得以修缮，“重营旧馆喜初成，要共群贤听鹿鸣。三爵何妨莫萍澡，一编讵敢议明诚。深源定自闲中得，妙用元从乐处生。莫问无穷庵外事，此心聊与此山盟。”这时的他已经把教育民众看成比做官更重要的事情来对待。因被韩侂胄称“伪”，不得志的他绝意官场，将精力更多地投注到广注典籍中，对经、史、文、乐及自然科学都有独到见解，在哲学上发展了二程的理气学说，建立了完整的客观唯心主义派别。
他认为天性是纯善的，“宇宙之间，一理而已……其张之为三纲，其纪之为五常。”“天地之间，有理有气。理也者，形而上之道也，生物之本也；气也者，形而下之器也，生物之具也。”天地万物生成有理有气，理是万物生成的本原，气是构成万物的材料，理的最高境界称“太极”，太极是理的总和、标准，“极是道理之极至”。太极是无动静无始终存在的，“格物致知”要人去“穷天理，明人伦，讲圣言，通世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面前其理也。”为此坚守“当然之则”，“君仁、臣忠、父慈、子孝”。“万物各具一理，而万理同出一原，此所以可推而无不通也。”“知之愈明，则行之愈笃；行之愈笃，则知之愈明。”
他强调“唯思为能窒欲”，把人的物质欲望看成是罪恶，继承了孔子以来的“道统”，提倡对君主绝对服从，认为自己的研究“于国家化民成俗之意，学者修己治人之方，则未必无小补云”。
在登第后的50多年里，朱熹为官9年，在朝46天，其余40多年都用于传道立说，明确“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指出为学要“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修身要“言忠信，行笃敬，惩愤窒欲，迁善改过”；处事要“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行有不得，反求诸己。”
他对于儒家经典的注释成为元、明、清三代开科取士考试的依据，明清两代更是将其著作列为儒家正宗，其本人也曾从祀孑L庙。文明进步或落后的主要标志是能否尊重个体的生命和尊严，朱熹的言论使封建道德具有崇高感，剥夺了自由张扬的权力。他对于儒家经典的注释很难说是超越，却可能是误读的标本，且退化为粉饰的花瓶。朱熹无疑不是完人，客观而全面地判断这位大学问家的历史地位和存在价值，似乎也应该沿用其言：“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立德、立功、立言
他是找到诗意境界并带给人们快乐的学者，“阳明国”靠精神胜利建立起希望之境，他的“自性”极其深远。良知是王阳明追求的最高境界，他孜孜以求“孔颜乐处”。史称其为明第一流人物，立德、立功、立言皆居绝顶，不是没有根据的。
在中国历史上，王阳明的影响是不能忽略的，因为就是这位大师告诉人们要“致良知”，“知行合一”，他在干言万语中通过把握自己而把握世界，他看到神圣的俗人是快乐的。人生往往比较艰难，而在这种艰难的历程中感受甚至创造出某种滋味，便有了诗意的境界和意义了。王阳明恰恰是这样找到诗意境界并带给人们某种人生快乐的学者，他的“阳明国”是靠精神胜利建立起来的希望之境，“诚意正心”，“成己成物”，他的“自性”即使在艰苦卓越的环境中也很深远。
据说这位大师曾经沿着诗仙李太白当年的游踪，凭吊“谪仙栖隐地”，并诗日：“千古人豪去，空山尚有祠。回首苍茫外，青山感慨中。”作为做学问的根基，王阳明研究范同广泛．他曾与声明“直指本心”的异僧探讨“心外无物．心外无事，心外无理，心外无善”，“我心之良知。无有不可知”。有个垢面者“蔡蓬头”善谈神道，大约是道家之流人物。王阳明曾三次请教他，蔡蓬头只说了一句话：“你虽待我以隆重礼遇，但你并未忘记做官。”阳明遂称病回家，筑室于阳明洞内以练道家的导引术，其后又弃道接触佛教，往来于灵隐、虎跑诸寺。
“不向少林面壁，却来九华看山，锡仗打翻龙虎，只履踏到巉岩。这个泼皮和尚，如何留得世间？呵呵！会得时，与你一棒，会不得时，且放在黑漆桶里偷闲。”这就是“阳明禅”的坚实基础。王阳明毕竟是官场巾人，不能够完全地听从自己的愿望。尽管深感到仕途无望，决意毕生传授理念，后来也因为皇帝的诏令回去做官了。“尽日岩头坐落花，不知何处是吾家？静听谷鸟迁乔木，闲看林蜂散于衙．翠壁泉声穿乱石，碧潭云影透晴纱，痴儿公事真难了，须信吾身自有涯。”入佛门六根不净，进官场志气不足，大概是这位研究枯禅者的真实矛盾，整日坐于峰顶岩头的他大有“方外”野僧之态，以至于皇帝派锦衣卫侦察其行动，他当然没有谋反之意。明武宗也坦然：“此道学人也。”随即又让他做官去了。
良知是王阳明追求的最高境界，他孜孜以求“孔颜乐处”，完善的人格在于“圣人”的心中。而“圣人气象何由认得？自己良知原与圣人一般，若体认得自己良知明白，即圣人气象不在圣人而在我矣。”“满街都是圣人”，“心之良知是谓圣”。他将“己”分为真己和躯壳之己，据《传习录》记载：“人须有为己之心，方能克己；能克己，方能成己。心之本体便是汝之真己。这个真己是躯壳的主宰。如若真为那个躯壳的己，必须用着这个真己，便须常常保守着这个真己的本体。”
据说他曾坐在云舫上看云蒸霞蔚以淡泊性灵，忽见远方云层中有老僧在掬取什么，老僧说看到他能够“知行合一”，并一言不发地教他领会玄机，皇帝让他复任的诏书这时送到山上，他随即离山而去了。正如同贺麟所说：“知行合一说与王阳明的名字可以说是分不开的。王阳明之提出知行合一说，目的在为道德修养，或致良知的功夫，建立理沦的基础。”在这个意义上，王阳明代表着东方形而上智慧，史称其为“明第一流人物，立德、立功、立言皆居绝顶”，大概不是没有根据的。
王阳明的启示很明朗：凡是有墙的地方都有门，而且“信步行来皆坦道”。他说谁都可能当圣人，就看你愿不愿意做，这就把道德和智慧恰当地结合起来了。“懂得为什么活着的人无论什么样的生活，他都能忍受”，尼采这句话大抵可以作为很好的说明。王阳明的“无我”重在个体融于群体，以突出人的“与万物通体”的“天地境界”，他的视野照亮了他自己的“本心”及其外的意义：“夫圣人之心，以天地万物为一体，其视天下之人，无外内远近，凡有血气，皆其昆弟赤子之亲，莫不欲安全而教养之，以遂其万物一体之念。”“大人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者也，其视天下犹一家，中国犹一人焉……岂惟大人？虽小人之心亦莫不然。”
他的一生还算是淡然平静的，57岁的他在家中安然病逝。这时法国著名讽刺小说家拉伯雷开始活跃于文坛，王阳明当然不会知道，但他的“圣贤相传的一点真骨肉”已经开始建筑起东方“尊严精神”的心力长堤了。后人对他的记述颇多，正如歌德所说：“因为世界将不断创造他们，就像他们自古不断创造世界一样。”王阳明的记述，在于其钻研的内容得到不断发展，这大概正是王阳明学说的深层时代意义之所在。
做官首先要做人
他给妻子的任务是出去背柴，俸禄赏赐都分给了亲戚和族人，以至于冬天没有被子。当女儿将要出嫁之时，只令婢女牵着狗去卖，此外未有预备。即使被怀疑为在表演，但把做秀当做生活习惯何其难？他的德行确实是士人之榜样。
官吏的廉洁始终不能摆脱其道德修养的渊源，不能敬父母爱妻友的人是不可能成为真正的能臣典范的，做人当属做官的前提。儒雅的吴隐之的宦海生涯就很能为此作证明。年少时就孤高独立的他操守清廉，因父丧而大声哭泣时，连路人都为之流泪。而为母亲守丧时，哀伤超过礼制的规定，还有双鹤在附近呜叫，有群雁会集祭祀之所，时人都以为是他感动了天地所致。这样的人成为清官，便多了很多文化基础，这种基础对于数千年的礼仪之邦应该说是非常重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