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许多报纸皆以“维纳斯来到西安”等醒目的标题并配以大幅照片在头版发出新闻，西安电视台的领导更是要求记者每天都有展览消息发出。这次铺天盖地的宣传在西安产生了轰动效应，以至于布展的意大利专家在大街上行走也有不少西安市民上前主动打招呼。
4月20日晚展览开幕式举行前半个小时，西安电视台播出了事先录制的专题节目，由我馆5名专家和西安电视台3名主持人采用现场访谈形式，介绍古罗马和汉代文物，探讨东西方文明的异同和相互交流的历史。21日中午，陕西电视台《都市快报》栏目还对展览进行现场采访直播。
由于陕西媒体的大力报道，后来，新华社、《人民日报》、《南方周末》、《香港文汇报》都有记者前来采访并给予报道。
此外，我们还通过省文物局、省外事办报外交部批准，邀请意大利驻华大使孟凯蒂和夫人与省委副书记、西安市委书记袁纯清，副省长赵德全一起出席了开幕式。配合本次展览的宣传，《华商报》派记者前往北京意大利大使馆对孟凯蒂大使进行了专访，在展览开幕的当天，该报整版登载了专访内容。
展览期间，意大利参议院第七委员会代表团、文化活动和遗产部部长、考古总局局长都先后参观了展览。通过与这些意大利官员的交流，也促进了中意双方合作的唐墓壁画馆项目的进展。
这次展览门票价格30元，学生票20元（7月1日以后门票降为10元，学生票5元）。门票的印制费用由投资方承担，双方共同派人负责售票和验票工作，每天的收入当天分成结算。除对学生实行优惠票外，对带队老师实行免票，并赠送图录。为扩大影响，拓展客源，展览举办期间，还曾派专家去西大、师大、美院等大学举办有关展览的专题讲座，并当场售票。投资方还向全省各地的一些中、小学校长赠送免票券，欢迎他们组织学生前来参观。
四、展览的收入
展览历时三个月，共售出门票22227张，外出销票约630张，共印发免票8000张。以此计算，共接待游客3万多人。
门票总收入为473525元，除去促销费用33673元，我馆按15％提成，收入64255元。
展览三个月中，第一个月参观人数9629人，收入249305元；第二个月参观人数3998人，收入89085元；第三个月参观人数8600人，收入135140元。第一个和第三个月参观人数较多，其原因为第一个月展览刚开幕，受新闻宣传效应的影响以及适逢“五一”黄金周，使得游客比较多；第三个月，票价下降，学生已经放假，所以学生观众有大的增长。
五、展览后思考
这次展览，虽然文物艺术品位高，观赏性极强，在西安也引起较大反响，但总的来说，参观人数不多，与我们预计的观众数量相距很远。
究其原因，我认为首先是我国尚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西安与北京、上海等城市相比经济还很落后，市民的经济收入较低，还没有像欧美发达国家人民那样经常出入博物馆的能力和习惯。这次门票定价为30元，与市民经济收入相比似乎有点高。但是，为什么曲江海洋馆、大唐芙蓉园价格昂贵，但仍旧游人众多呢？我们认为，从游客心理来讲，游山逛水，寻求感官刺激者多，探求知识、追求艺术享受者少。而要改变这样的局面，根本上讲是要寄希望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国民整体素质的提高，但这是一个长期的发展过程，难道我们博物馆只有坐等吗？当然不能，我们应该积极想办法来培养观众市场。我们要认真筹划内容丰富多彩，形式新颖独特的展览来吸引观众。更重要的是，要重视展览的宣传和门票促销工作。过去我们办展览，只是在报纸上发一则豆腐块般的消息，电视上播出一则短新闻来报道展览开幕而已，以后要加大对展览宣传的经费投入，对展览的宣传要进行精心策划，不但要在开幕前或开幕时宣传，在展览进行期间也要分阶段举办宣传活动，不断掀起宣传的高潮。同时，除利用传统的媒体宣传手段外，也要思考其它宣传方法。门票的促销也是今后要重视的一个问题，要改变过去坐等游客上门的被动做法，主动到学校、社区去推销门票。要采用学术演讲、座谈会、观后感竞赛、游客抽奖等方式和办法来提高观众对展览的兴趣。对学校教师或单位领导等具有号召力的人群，应采取先请他们免票参观展览，赠送图书，甚至让利于人的办法。要充分利用志愿者队伍的纽带作用，通过他们去影响周围的人群。为了以上想法的实现，我们迫切需要建立一支高素质的宣传促销队伍。宣传促销人员的要求是除了具有一定的业务知识，对展览比较熟悉外，还要勤动脑筋、不怕吃苦、不怕碰钉子，要做到脚勤、口勤，才能把宣传促销工作搞上去。一个展览成功的标准不仅仅是内容设计和形式设计的完美，吸引多少观众应是更重要的标准之一。
其次，这次展览的观众以大专院校师生和一些专业人士为主，中老年人比较少。这应该和我们的传统教育内容有关。过去我们在学校里学到的外国历史知识少得可怜，对世界其它文明知之甚少，总认为中华文明是世界上最悠久、最辉煌的文明，世界其它地方皆为蛮夷之地。我国现在的教育由于受市场经济因素的影响，对人文教育冲击极大。人们以大学毕业后获取实利作为价值准则，高考报考专业多不考虑兴趣、爱好、学科本身的价值，乃至个人性格能力合适与否。
所以报理工科者远远多于报文科者，即使报文科者，也是报经济、法律、新闻等实用系科者多，报文史哲者少。人文教育就是通过对文史哲的学习，通过对人类千百年来积累下来的精神成果的吸纳和认同，使学生具有独立的人格意志，有丰富的想象力和创造性，有健全的判断能力和价值取向，有高尚的趣味和情操，有良好的修养和同情心，对个人、家庭、国家、天下有一种责任感，对人类的命运有一种担待。它使受教育者在提升自己的时候也超越自己，看到自己作为人类一分子对于全体人类的责任。它在使受教育者丰富和发展自己人格的能力的同时，也在为社会和人类培养合格的公民。
和谐社会是由和谐发展的人组成的。现代中国大力提倡人文教育的潘公旦先生指出，如果学校培养的只是有一技之长，但无人文情怀而又自以为是的专家，这样的人只能是一个畸型的人、零碎的人、不健全的人。“这样的人越多，合作就越难，冲突也越多，国家的和谐康泰越不可问”。近年来，一些大学生自杀以及在外国的中国留学生枪杀老师和同学的事件，即从一个侧面证明了这一点。
人文教育的任务主要由学校来承担外，社会上的各种讲座、文化活动、出版的各种书籍杂志，乃至网络媒体，都应该承担人文教育的责任。博物馆是重要的文化活动场所，它对观众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通过内容丰富、形式新颖的展览以至深刻、细致的讲解和舒适的服务，使每个参观者不但学习到知识，陶冶了情操，而且还可通过他们去影响他们的父母、子女及其身边的每一个人。这就是博物馆人为提高国民素质，培养合格公民所应做出的贡献。也只有这样，参观博物馆的人才会越来越多。
再者，这是我馆首次对展览进行市场化运作。虽然具体的运作如寻找投资商和赞助商等多由北京文明之旅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操作，但通过他们的运作，我们对陕西的企业家也有了一定的认识。
北京文明之旅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曾先后与西安的大唐、杨森、利君沙、银桥等许多知名企业进行过联系，希望他们赞助，或投资分成，但均未成功。最后的投资方联系成功，也是与私人关系有关。而这家投资商财力有限，完全以赢利为目的，使双方在后来的合作过程中，产生了不少矛盾。
我们认识到，在中国，市场经济仅仅发展了20多年，而陕西在全国是市场经济发展的落后地区。大多数陕西企业家从财产到素质等方面与东南沿海发达地区的企业家尚有差距，更比不上欧美发达国家的企业家了。他们还没有回报社会文化事业的意识，博物馆是他们从来没有涉足过的领地，所以，他们难以下决心是可以理解的。
一些人经常讲，要向西方博物馆学习，把博物馆推向市场。我认为，这是不顾我国市场经济发展实情的空谈。据段勇所著《当代美国博物馆》介绍，1999年，美国个人和组织对全社会非营利性公共机构的捐款高达1900亿美元，博物馆在其中占有较大份额。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每年募集的资金约占全馆总收入的1／3，史密森研究院亚洲艺术馆（弗利尔和赛克勒）每年筹款250万—400万美元，占全馆运作经费的12％—16％。美国还有联邦政府设立的国家人文科学基金会和全国博物馆图书馆服务委员会，它们与国家艺术基金会一起，在支持美国中小博物馆尤其是私立小博物馆发展方面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1997年全美共有1200家博物馆向上述基金组织申请资助，最终有200家博物馆总共获得1.8亿多美元的经费。美国社会捐赠发达，具有多方面的原因，例如美国社会具有悠久的慈善传统和广泛的捐赠意识；美国的法律、政策鼓励人们的慈善行为等。
捐赠和赞助行为是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的产物，也是社会文明进步到一定程度的结果。我认为，在我们目前所处的经济环境下，我们应积极与企业家联络感情，提高他们对博物馆的兴趣。如与企业家交朋友，逐渐组成博物馆与企业家的联谊会，完善博物馆之友组织等。欢迎企业家来参观，对他们的尊贵客人，博物馆可以给予充分的礼遇。欢迎他们在适当收费的条件下，来博物馆举办冷餐会，组织他们进行文物旅游，免费提供讲解等等，以诚心诚意的行动来打动他们，逐渐使他们对博物馆有深入的了解和认识，才能对他们参与博物馆事业起到水到渠成的作用。但是，社会捐款和赞助只应是博物馆收入的补充，这是由于它的不确定性而决定的，即使是美国国立史密森研究院，私人捐赠也只占1／3，联邦政府拨款占到2／3。这使我们联想到，陕西历史博物馆的政府拨款仅仅为正常维持费用的1／10。所以，我们还要积极争取政府增大投入，才能使博物馆事业有较大的发展。
综合以上分析，博物馆展览走向市场化，大致应该有三种形式，一种是企业家无偿捐款，不要名利；一种是企业家进行赞助，要求冠名或打出产品广告，要名不要利；一种是双方合作，利润分成。对我们博物馆来说，最好当然是第一种或第二种，这样做可以确保我们博物馆的公益性和非赢利性。
这次展览采取第三种方式实是无奈之举。由于对方所追求的目的是利润最大化，加之我们与企业家是第一次打交道，所签定的合同也存在漏洞，所以在合作过程产生了不少矛盾。如规定对方负责布展费用，但没有具体金额限制，对方缩减布展经费，致使布展的效果极为粗糙；所雇佣的售票人员费用和保安费用本应从总门票收入中支付，但没有在合同中写明，最后只能我们自己支付；由于对方不愿意承担费用，原策划在展览期间所进行的罗马市长与西安市长的对话活动也被迫取消。
最后要说的是，与企业家合作，进行门票分成举办展览，是一种商业行为。展览的观赏性必须强，必须有可能赢利，才能产生合作。因此，在与企业家合作时，如何既能使企业家赢利，又能保证博物馆的公益事业性质没有改变，这将是我们今后需要认真加以探索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