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均消耗快速增长和人口数量快速增长的两个变量的乘数效应，已经使今天的人类临渊履薄而又骑虎难下。临渊履薄就是人类的消耗和排放已经超出地球的可持续承载力，导致地球生命力的衰竭。骑虎难下就是现行的社会机制和结构仍在驱动着人类不断加剧着“超载”，而人类对危机的认识仍跳不出过时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藩篱。
为了看清问题的实质，这里把人类的资源消耗区分为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生存性消耗。这是每个人正常生存所必需的条件，其基本内容是：使所有的人饭能吃饱、衣能穿暖、住能有房、受到基本的教育、能公平就业、有起码的卫生保障、有基本的社会福利、有平等参与社会和国家管理的公民权。第二个层次是发展性消耗。这是每个人正常发挥其潜能所必需的条件，其基本内容是：在满足生存需求的基础上，有能更好地满足身心健康需求的条件，有全面提高自己文化素养的机会，能从事与自己的兴趣和能力相一致的工作，能终身有尊严地生活。第三个层次是挥霍性消耗。与前两个层次的需求相脱节，热衷于购买与自己生存和发展需求无关而只是为了在别人面前炫耀的东西，一旦拥有了这些东西，就会发现它们并不像广告宣传的或自己想象的那样，能给自己带来健康、美丽、聪明和快乐。当虚荣心的满足很快消失后，又重归空虚无聊，于是不停地去购买新的东西，从而陷入喜新厌旧、即用即弃、疯狂购买的怪圈，反正商家有的是争奇斗胜、花样翻新的诱惑技能。在挥霍性消耗中，还需提及奢侈性消耗，这就是只买贵的，不买对的，食必山珍海味，衣必世界名牌，住必豪华别墅，玩必千金猎奇，行必私家陆海空交通工具，今生挥霍不尽，就修个豪华大墓供死后享受。
富人的挥霍性奢侈性消耗既是资源的巨大浪费，又是社会的恶劣示范。如果富人富了还要更富，而穷人生存性需求都不能满足，人类的资源消耗增长就不可能停止，因为满足生存性需求的消耗是高于一切的必需性消耗。饱汉不知饿汉饥，上层富人可能难以移情于下层穷人的饥饿滋味，饥饿甚至比死亡更可怕，它会使人冒着死亡的威胁去铤而走险。２０１０年有篇消息报道称：一位美国人开车途中遇袭，腿部和腹部各中一弹，但他此时饥饿难忍，以致不顾死亡的威胁而开车回家，先吃饱肚子后再由他父亲送到医院去救命。吃饱肚子的生存性需求压倒一切，一个存在２０亿穷人和１０亿饥民的世界怎么会有安宁？穷人也是人而不是牲口，不是吃饱了肚子就万事大吉，他们同样需要有所作为，能有尊严地活着。但是，今天的许多人对社会上充斥失业和低收入人口的现象，似乎都已见怪不怪、视为常态了。一些人认为“事不关己”，而冷漠地忽视它；一些人虽提到它，但认为失业和贫困问题只需国家拿点钱就可以解决。正是社会对失业和贫困现象的长期“集体无意识”，使得支撑人类文明的自然和社会基础正在变得岌岌可危。就失业而言，并不是政府发点钱使失业者有口饭吃就行了，失业对人的心理有着持久的负面影响，它导致失业者对人生有挫折、失败感，对社会有疏离、隔绝感，使他们心理沮丧，认为社会抛弃了他们，他们也不会对社会负责。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的林在润（音）在一项长达２０年每月一次的追踪调查中发现，失业率高的地方暴力活动和针对财产的犯罪活动更为猖獗，父母教育子女的方式更为粗暴，家庭关系更为脆弱，心理疾病发病率更高，而且失业者和其周边有工作的人都会出现焦虑情绪。
正是这种“集体无意识”，才使得有些人认为中国应学习印度和阿拉伯国家，让人口自然增长，以保持人口结构的年轻化和人口总量优势。中国１９４９—１９７０的人口年均增长率高达２。０５%，１９７４年全国人口已突破９亿，如果按这一速度增长，现在的人口已经超出了１８亿了，这将意味着中国的资源环境远比今天恶化，失业和贫困人口规模远比今天庞大，由于中国的可耕地比印度少，中国不仅不可能达到今天的发展水平，而且连能否维持社会稳定也是个问题。印度现在的１２亿人有８亿是穷人，其贫困人口超过了２６个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贫困人口的总和。中国即使从１９８０年开始实行了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现在仍面临着生态环境恶化、就业难和社会保障水平低的难题。为缓解巨大的就业压力，中国把退休年龄线切在男６０岁、女５５岁，而县级党政机关的局级（科级）５２岁、县级（处级）５８岁就退到二线（只拿工资不上班），这种过早“退休”的现象全球罕见，它表明中国劳动力供给大于需求的矛盾尤为突出，它带来了巨大的退休福利支出和人才资源浪费。同时，由于劳动生产率水平低、在业人员收入低，提高他们的医疗、失业、养老社保金缴纳比例的空间也很小。要走出这种困境，放弃或放松人口控制只能是南辕北辙。中国现在的选择只能是：继续控制人口增长，适应老龄化的到来，避免深陷失业和贫困人口增多的发展困境；在老龄化到来后，后移退休年龄，以缓解退休福利支出过大、减少人才浪费和可能出现的劳动力不足等压力，同时还可以适时进行“鼓励一胎，放开二胎，限制三胎”的政策微调，这里的前提是政策能普遍落实，且全社会的生育意愿较低，能实现全社会的生育公平和人口平稳下降的双重目标。
还有些人认为印度因人口年轻和制度有优势，经济活力和发展前景比中国更看好。这就与事实背离得太远，印度１９４７年独立时人口为３。６亿，２０１０年为１１。７亿，６４年中增加的人口超过了西方８国集团人口的总和，预测到２０３０年将超过中国，２０５０年将超出１６亿，到人口进入相对稳定的阶段时，至少将达到１８。６亿。如果说印度有什么优势，那也怡恰不是人口增长快，印度早在１９４７年就制定了废除种姓制度，１９５０年又提出了控制人口增长的政策，但由于印度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利益结构十分复杂，任何一个政党只要触及人口及其利益结构，就会丧失选票，因而印度不仅无法实施有效的人口控制政策，连极不平等的种姓制度也消除不了。在１９５０年时，印度的人均收入是中国的２。５倍，但到本世纪初，人均收入只有中国的约１／３，人均寿命比中国少了１０岁，６５%的人口未解决温饱问题，发展水平已远远落后于中国。印度的无地农民占农村人口一半以上，据世界银行２００８年的公布的数据，２００５年发展中国家有１４亿人口生活在日收入不足１。２５美元的贫困线以下，印度就有４。５５亿人，约占了１／３。印度西部的沙漠以每年１０００千米左右的速度向外扩张，可耕地虽比中国多，但粮食产量却只有中国的约一半，有接近一半的人口不能读写，１／３的女童上不了学，印度近些年的经济增长速度较快，但大部分要用于养活新增的人口，至今仍无力消除到处充斥着的贫民窟和赤贫现象，２０年后，当印度和全球人口与资源环境的矛盾进一步加剧、印度人口超过中国而成为世界第一人口大国时，这个第一带来的究竟是成功还是失败？任何思考全面的人都不难有自己的清醒判断。
至于说计划生育是侵犯人权，那就要请人权卫士们先去关注一下世界挣扎在饥饿和疾病死亡线上的１０多亿饥民的人权，在西方列强炮火中死亡和恐怖中煎熬的数千万平民的人权，在动乱地区难民营中数百万难民的人权，在非洲大饥荒中陷于绝望的数十万灾民的人权。人权首先是人类可持续、个人可得享天年的生存权，是活着的每一个人都能平等地得享天年地生存并不损害后代人平等地得享天年地生存的条件，而不是按繁殖潜能地生育。生物不断繁殖的潜能是无限的，但任何物种能够持续生存的数量都要受到盖娅自平衡机制的制衡。蝗虫、松毛虫数量的爆发性增长无一不要付出剧减的代价，同样，人类按繁殖潜能生育也逃不出土地荒漠化，物种灭绝，气候恶化，资源枯竭，当代人受饥荒、战争、疫病摧残，后代人生存空间收缩的厄运。是让活着人任由这一厄运去耗减和后人不断重复这一厄运，还是使生育不超出盖娅自平衡的限度以避免这一厄运呢？稍有整体性思维能力的人都不难对此作出肯定的回答：人类的生育只有适应盖娅的自平衡机制，才有实现人权和人类福祉的可能，按繁殖潜能生育所带来的恰恰只能人权的灾难。
不控制人口增长但消除两极分化的路子能否走得通？毫无疑问，消除两极分化有重要意义，在一个富人穷奢极欲、穷人食不果腹的社会中，如果要降低消耗，那就得从富人开始，因为一个富人一年花费数百万、数千万甚至数亿美元的９９%都与正常生存和发展需求无关。大幅度降低富人的挥霍性奢侈性消耗，不仅丝毫也不会降低他们的生存质量，而且还有可能使他们迷失的灵魂回归正常。
人类通过货币把事物质的差别转化成量的差别，而进入了一个现实感丧失和情感、理智迷失的空间。人们购买不同的东西，吃不同的饭，只知它们有价格上的差距，但它们各自运输了几千里还是几万里？使用什么样的农药、化肥、添加剂？消耗了多少石油、煤炭？排放了多少污染物质？砍伐了多少森林？导致了多少生物的生存危机甚至灭绝？加剧了何等程度的土地和环境恶化？其生产、运输、销售、消费过程中对人际关系产生了何种不同的影响？对我们的身体、心灵又产生了何种影响？整个过程发生了何种剥削、压迫、欺诈？等等，所有这些东西都消失了。因而，在富人自由地享受高消费快乐、目空一切、为所欲为的时候，可能没有几个人能想到，这也正是穷人饥寒交迫、贫病绝望、痛苦呻吟的时候，是生灵恐惧、社会失衡、地球喘息在加剧的时候。自然和社会都是通过反馈机制而实现动态平衡的，人们在加剧自然和社会失衡危机的同时，自然和社会反馈危机的进程也在加剧，这是一个恶性循环。
社会出现巨富和赤贫的分化，不仅使社会陷于分裂和穷人陷于灾难，而且也不会给巨富阶层带来福音，巨富阶层不仅远离社会底层，而且也远离身心平衡。在一个两极分化、非富即穷的社会中，一个人为改善生存状态而奋斗，自己充当着实现自己致富目的的手段，这虽然比充当别人的手段更心甘情愿、无怨无悔，但要达到目的他始终要更多消耗着作为手段的自己；当目的达到后，巨大的货币财富既刺激着他的自负和欲望膨胀，同时又加重了他对自身和财产安全的忧虑，这将使他的身心发生分离，他的身体要享受各种欲望的满足，他的心灵却因对人和社会的疏离、戒备和孤独，而与真善美这些美好的东西相分离。有多项研究发现，社会上层的人比下层的人更可能有说谎、欺骗、偷窃、受贿、索要、耍花招及其他不道德行为；上层社会的人往往更在意自己，而不在乎他人的情绪，更加吝啬、自私；如让社会经济地位较低 的人改变他们的价值观，他们也会像社会上层人一样从事不道德行为，他们的财富和社会地位一旦比周围其他人有所提升，这种行为模式自然会出现。这一发现当然并不意味着有钱的人一定不道德，没钱的人一定讲道德，但无疑揭示出金钱对求富者和已富者心理和道德的负面作用。放纵欲望使富人加速地消耗着自己，而欲望满足目的的实现仍然有形无实，手段极易耗尽，幸福却始终遥远。
货币财富是虚拟财富，它既不同于实物财富，更不同于精神财富。满足人生存和发展需求的实物消耗是有限的，但人们对货币虚拟财富的贪求是无限的，这种贪求驱使着人们无止境地追求在货币数字后面加零再加零，导致人们超越实物需求不停地购买以更多地占有和拥有，这种行为对物理的自然界而言，虽然既不增加也不减少一个物质原子；但对生命的自然界而言，却是不可逆转的熵增；对社会而言，它既吊起了整个社会欲望的膨胀，却又使得整个地球即将耗竭而大多数人却还陷于欲望的饥渴之中，当今世界连富国都在竭力刺激多多生产和消费，以使富人更富，穷国在形格势禁之中就更无选择余地，否则，不仅穷人陷于绝望，国家也无以自立。因而，消除国家内部和国家之间的贫富两极分化，是实现社会和谐和与自然和谐的必由之路。
需要申明的是，这里讲富人挥霍性奢侈性消耗与仇富无关，因为问题出在社会体制机制上，富人只是这种社会体制机制的必然产物，正如马克思曾强调过的那样：
“我决不用玫瑰色描绘资本家和地主的面貌，不过这里涉及的人，只是经济范畴的人格化，是一定阶级关系和利益的承担者。我的观点是：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不管个人在主观上怎样超脱各种关系，他在社会意义上总是这些关系的产物。同其他任何观点比起来，我的观点是更不能要个人对这些关系负责的。”
任何时候，富人中都有节俭者、慈善者、环保者、革命者，而且除了因财产继承生而巨富和违法致富者外，富人也都有其各自的奋斗史，在现实市场竞争制度的框架中，他们因自己的努力抓住市场机遇而致富不仅无可厚非，而且是社会的成功标志。今天已没有人认为绝对平均是合理、有益和可能的，没有人嫉妒对社会确有贡献的科学家、企业家、创新者获得较高的收入和奖励，只要收入分配的游戏规则是公平的，人们就能接受相对较大的收入差距。人们不能容忍的是不公平的游戏规则和在游戏中的作弊者。美国民众于２０１１年９月发起的“占领华尔街”运动，反映的并不是民众仇富，而是反对“金钱游戏”规则的不公平。
但是，仅靠消除两极分化仍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中国在计划经济时代没有两极分化现象，但人口增长快照样带来严重的资源环境问题，而且，无论采取何种办法，人均资源消耗的降低总是有限的，它至多不能降到满足生存需求的水平之下，何况这与不断提高的人的生存质量的发展目标相悖。在现今的７０亿人口中，富裕的只有十几亿人，要大幅度地提高绝大多数人的生活水平，仅靠大幅度降低富人的消耗是不够的，因为这是一个有限量；仅靠降低人口增长的速度也是不够的，因为这只是延缓资源耗竭的时间，而不能改变它的趋势。目前世界人口年均增长速度虽然已从１９６０年到１９７５年的１。 ９%，下降到目前的略高于１%，但目前每年人口增长的绝对数仍高达８０００万，当人口增长到百亿之后，即使年增长率降至０。１%，一年也将增加１千万以上。即使是保持现有的人均资源消耗水平，地球也将走向衰竭。人类要想改善生存状态和实现可持续发展，就必须降低人口数量，如果人口数量不断增长，人均资源消耗的降低将不仅不能降低资源消耗的总量，而且会危及生存需求的满足，导致社会灾难或普遍的贫穷。
目前已有一些国家出现人口负增长，但这能成为一个长期的趋势吗？其他国家的人口都能转向负增长吗？这不是一个理论问题，但却是一个现实难题。人们曾依据工业化国家出现人口增长率下降及其中的某些国家出现人口增长停止甚至负增长的经验，而认为人口增长最终会停下来。但现实的问题是，要逆转资源枯竭、环境恶化的趋势，人类已没有时间等待人口增长在一个世纪后最终停下来。原因有二：
一是工业化国家也只有少数国家出现人口增长停滞或负增长，多数仍在低速增长，而发展中国家的多数仍在以较高的速度增长，在今后人口日增而资源日趋枯竭、环境日趋恶化的世界中，资源竞争将更趋激烈，自然灾害将更趋频繁，这将为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现代化前景带来更多变数，阻滞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进程，要他们都发展到工业化国家的水平再实现人口增长的停止和负增长，不过是一个美丽的梦想。
二是影响人口增长的因素复杂，经济动因也并不像过去所想象的那样单纯，不只是以往所认为的社会养老保障能替代家庭养老功能，育龄女性受教育程度高、就业率高不愿多生孩子，年轻人职场竞争激烈，有点余暇更愿用于享受生活而不是用于照看孩子等繁杂家务，培养孩子的成本高等等。随着一些低生育率国家老年人口比重的上升，一些经济学家和人口学家已不断释放出社会老龄化将带来经济和创新增长停滞，将使社会和家庭养老负担不堪重负，人口性别比失衡将冲击社会和家庭关系等舆论。与此同时，人口低速、停止或负增长将危及国家、民族的安全和文化的延续等等复杂的政治考量也已不绝于耳。总之，已有一些人主张并有一些国家和地方政府在采取激励措施，刺激人口增长。
人类的整体利益和安全要求人口增长停止并转向负增长，但人类不同群体的局部利益和许多家庭、个人的微观利益又刺激着人口增长。解决这种矛盾的正确选择本应是小道理服从大道理，局部利益服从整体利益，当前利益服从长远利益。但问题是：大道理和整体利益、长远利益都还只是理论上的东西，还没有在现实中建立起与局部利益和当前利益相协同的实现机制。人类不乏理性和理想，但人是生活在现实中的，是现实的、感性的人，如果没有把整体的长远的利益与局部的当前的利益统一起来的机制，他们就会按现行机制去谋求局部的、个人的当前利益的最大化，至于未来是否洪水滔天、饥民遍地，则不是他们所愿想和所能管的。
以资源消耗不断增长为支撑的经济增长是不可持续的，资源消耗必须稳定在地球资源的可持续再生、替代、循环量之内，在这个限度之内，人均资源消耗与人口数量成反关系。发展可以是无限的，但其条件是：人口数量必须下降到能使所有的人都能获得发展的资源，如果人口数量多得连生存资源都难以满足，发展也就无从谈起。科技创新和社会变革可以为提高资源利用率、消除资源浪费作出贡献，但如果没有人口数量的控制，发展仍然不可持续。
人类已像地质力量那样大规模地改变着地球的无机环境，像自然选择那样选择着万物，人类已极大地改变了地球自然，纯自然已不复存在。但人类对自然的这种改变和选择是以自身的眼前利益为尺度的，从而打破了亿万年地球演化和生物进化所形成的协同平衡关系，使地球生物圈逆向演替，人类能够凭借科技的力量，以万物为刍狗去满足自身的无限贪欲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