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备这样一个发言的时候，我正在惊异于网络媒体上发布的这样一条消息：就全球而言，平均每两个星期就有一个语种正在消亡。如果说某种动物的濒危和消亡是因为自然环境恶化和人类无度干涉的结果，那么，语种消亡的原因则要明确得多，因为它的主导作用并非来自于自然世界，而是完全出自于人类活动的本身。这是一个世界性的话题。既然是一个世界性的话题，美国如是，中国也如是，概莫能外。
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同时拥有上下五千年的文明史，也曾经拥有过漫长的强势文化，包括古代文学，其中的《诗经》、唐诗、宋词、元曲、《红楼梦》等等，它的文学成就众所周知。文学是用语言文字反映社会生活的艺术，或者说文学就是语言的艺术。那么，是不是可以这样认为，衡量一个民族的文学所达到的成就，通过对本民族语言的活化，做到“思理为妙，神与物游”，将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在汉语言文学中，唐诗和宋词，以及《红楼梦》，已经是一个绝对的高度，像一座座巍峨的大山令人观止。我国民间流传着这样一句话：背会唐诗三百首，不会写诗也会哼。可见它的影响有多么广泛和深远，它那映射着中华民族文学的巨大的光芒，穿越了漫长的时间和浩瀚的历史，流传至今，是能够称得上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的。我想，关于中国古代文学经典，尤其是唐诗，包括在座的很多的美国朋友也不陌生，大概也是能够“哼”出那么几首的。因为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这是中华民族对世界文学的伟大贡献，向世界彰显着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文化经脉，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代表了中华民族的文化特征。仅据《全唐诗》所录，就有诗人两千二百多人，唐诗将近五万首，其中最具世界影响的诗人有李白、杜甫、白居易等。就像我们在谈到西方文艺复兴时，会立刻想到《哈姆雷特》《奥赛罗》《堂吉诃德》等。首先它们是民族的，然后才是世界的。民族本身就是一个文化概念，具有稳定的文化特征。我是一个唯物主义者，信仰马克思主义。因此我知道，历史唯物主义这样认为，民族的消亡应该在阶级和国家消亡之后，但是，如果一个民族的文化特征消失了，这个民族其实也不存在了。这是不是很可怕？的确很可怕。可以举这样一个例子说明：我们生活的地球为什么如此丰富，如此精彩，如此令我们流连忘返，并为之留下数不清的赞美的华章？因为有山川河流，有森林草原，有莺歌燕舞，有鸟语花香，这就是生物的多样性给予我们的物质世界，人类赖以生存的家园。人类生活在两种世界，即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物质世界的丰富性源自生物的多样性，精神世界的丰富性源自文化的多样性。人类没有文化的多样性，就如同地球没有生物的多样性，那和月球有什么区别呢？即便就是在距离地球三十八万公里的遥远的月球上，也不可能轻易地排除它自身拥有的物质世界的丰富性和多样性。因此，文化的多样性与生物的多样性一样重要，一样是一种客观的必然的存在。
中华民族在自己的进化和发展过程中，由于特殊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造就了独特的文化特征和文化传统，成为具有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之一，对世界文明和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比如儒家文化，比如“四大发明”，比如京剧，等等。同时，我们也不必讳言，中国在进入近代社会之后，发展进步的步伐缓慢了下来，以致故步自封，闭关锁国，进而遭受西方列强“船坚炮利”的蹂躏而遍体鳞伤。但是，中华民族没有消亡，依然屹立在世界的东方，其中极其重要的原因，就是这个古老民族源远流长的文化经脉没有断流，这个民族稳定的文化特征依然在彰显着它的无与伦比的力量，尽管那是一个“黑云压城城欲摧”和“城头变换大王旗”的缺乏民主、科学和公正的极其黑暗的时代。也正是在这个时候，出现了鲁迅，并且最终发出了他那为拯救中华民族于危难之中的呐喊。鲁迅曾经在《呐喊自序》中有过这样的回忆：“第一要着，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需要说明的是，鲁迅在这里所指的要改变的精神，是当时国民的灵魂的萎靡不振，以及当时阻碍社会进步和社会公正的黑暗的旧势力，而对于自己的祖国和人民，是“俯首甘为孺子牛”的，是为了唤醒在铁屋子里沉睡的人们。鲁迅所提倡的文艺运动，是在并不失掉中国固有文化特征和传统的同时，并努力接受和引进国外的先进文化，其中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翻译介绍了许多外国文学作品，使更多的中国人知道了拜伦和雪莱，知道了普希金和莱蒙托夫，知道了裴多菲等光照人间的伟大诗人和作家。这就是鲁迅曾经提倡过的“拿来主义”，也是他们这一代作家的文化胸怀和世界眼光。其实，就鲁迅的文学创作而言，他们这一代作家的文言文功底是相当深厚的，旧体诗的成就非常高，他们当时在一方面从事白话文写作的同时，也没有放弃文言文的写作，这是因为他们从小就生活在《四书》《五经》的文化环境中。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基本脉络，既不是文化虚无主义的，没有完全无视西方文化的存在；也不是文化沙文主义的，没有一味地固守自己民族的文化传统。
和世界各国一道，中国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始，到今天的改革开放，历史的车轮在风云变幻中滚滚向前，势不可挡地又过去了一百年。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国门大开，加之信息化时代西方文化大量涌入，一时间出现了所谓的“知识大爆炸”，对于封闭了太长时间的中国人来说，一时间似乎又有些应接不暇。那么，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时期，中国作家的反应会更加敏感，更加自觉。其一，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新时期作家对于文学有了一种更加明确的现代性追求，继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寻根文学之后，先锋文学开始在追求文学的本体性、主体性以及文学自身价值方面，态度和目的更加确定，也就是将文学从第二性变成了第一性。当然，国家、民族、历史的情结，并没有从他们的作品中消失，而是通过文学的复杂性得以曲折地呈现出来。这无疑是中国当代文学的一次重大转折，对之后文学的多样化及其发展繁荣产生了重要影响。其二，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们的经济观念、生活观念、文化观念进一步发生了重大变革，也使得我国文学理论进入日益受到全球化影响的时代。尤其是外国文学不断介绍到中国，使中国作家自觉或者不自觉地开始汇入世界文艺思想的潮流，中国作家的创作意识开始出现逐渐趋向于一种全球化的倾向。历史演进的情形有些时候非常相似，而且让人们感到“啼笑皆非”。在20世纪之初的中国现代文学那里，鲁迅是“拿来主义”，现在都不用我们“拿来”了，西方文化以一种强烈的势头，自己就长驱而入了，而且是无孔不入，成为了一种文化风暴。这便是我们所说的所谓“全球化浪潮”，或者“全球化语境”，更是目前文学界常用的人人耳熟能详的名词。
接下来的问题是：当全球化浪潮铺天盖地席卷而来，我们将如何应对？或者更具体地说，在全球化语境下，我们的民族文学将如何发展？我没有就这个问题进行过专门的研究，因此谈不出什么高深的理论。但是，作为一个中国的作家，或者一个来自中国西部的、怀有虔诚的文学理想的一名文学写作者，我更想谈一谈自己在这方面的感想。对于一个作家而言，感性认识同样是至关重要的，它是进行文学创作的最基础的部分，也决定着一个作家基本的情感因素和精神向度。
和美国一样，中国也有西部。它曾经是中华民族文化的发祥地，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明史从这里源起，与这里的每一片土地息息相关。这里幅员非常辽阔，人文积淀十分丰厚，同时形成了民族文化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养育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长江和黄河的源头在这里，神秘的青藏高原和世界最高峰珠穆朗玛峰在这里，世界文化瑰宝敦煌莫高窟和布达拉宫在这里，振聋发聩的秦腔和一唱三叹的陕北民歌、西北花儿在这里，悠扬深沉的蒙古长调和世界上最长的史诗《格萨尔》在这里。再比如说，我出生的家乡、我童年和少年成长的地方是内蒙古阿拉善高原，这里虽然是西部的西部，但在这二十七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不仅仅有浩瀚的沙漠和广阔的草原、有世界珍稀的生命物种额济纳胡杨和阿拉善双峰骆驼，同样也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这里有居延海、西夏古城遗址黑城（蒙古语称哈拉浩特），出土了包括居延汉简在内的大量珍贵历史文化典籍，并由此催生了炙手可热的国际性的西夏学。当然，还远远不止这些，这里所举的例子，大概只能说是“弱水三千，只取一瓢饮”。在这片辽阔的土地上，中国绝大部分少数民族生活在这里，是他们共同创造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民族文化和独特文学艺术。在这里有无数的神话、歌谣、史诗、传说等，这些灿若星空的作品，共同建造了一个博大深邃的民族文学和艺术殿堂。可以这样说，中国的西部是神话的世界，是歌谣的天地，是史诗的王国，是传说的摇篮。正如从事中国当代西部文学研究的、我的一位教授朋友断言的那样：“我们无法去强制性地消除世界大家庭中的每一个民族的特殊的文化胎记，这种与生俱来的精神文化印记是经久远的历史岁月而沉淀在每一个民族的心灵深处的，几乎天然地不可剥夺。”
“几乎天然地不可剥夺”，这话说得好，好就好在对民族文学乃至民族文化充满了自信，至少并没有因为当下文学的边缘化现象而唉声叹气、悲观失望。我为什么要不厌其烦地，其实是无比自豪地举出这么多有关西部历史文化的例子，目的无非是希望表达这样的意思：这是一个民族的文学根本之所在，这里有一个民族的文学生存和发展的源头活水。它像一块块经过历史和时间沉积之后的海绵，无疑的是同时也浸透了一个民族的文学之液体，或者叫“体液”也许更准确，更接近文学的真相和本质。其实，还是法国作家巴尔扎克说得好，也更直截了当，“小说是一个民族的秘史”，美国作家韦尔蒂·尤多拉说得也好，“通过回忆把生活变成艺术，使时间把它夺走的一切归还给人”。
再接下来，我想将谈论的范围再缩小一点。
我要简要地谈一谈中国西北的当代文学状况，因为我虽然出生在内蒙古阿拉善，但文学创作的大部分时间是在地处西北一隅的宁夏，而且长期从事着文学编辑这样一份神圣的职业。和西部一样，西北不仅仅只是一个地域性很强，指向性更加明确的地理概念，包括了陕西、甘肃、青海、新疆、宁夏五个省区；自古以来，西北同时还是一个独具特色的中国文学的版图。“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劝君更进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蝉鸣空桑林，八月萧关道”等著名的古代边塞诗，描写的就是这里的风光以及诗人当时或豪迈或忧伤的爱国情怀。特别是进入新时期以来，生活在这里的作家，一方面由于长期浸淫于西北本身的人文气候和特殊的历史文化环境，另一方面，本着对传统文学资源的信仰、坚守和继承，使得他们的作品首先在书写和表达上，既有古典文学特有的诗意，又有民族语言特殊的美质。尤其重要的是，他们通过带有浓厚的地域性、本土化的写作，以及对西北世界一种整体性的文化关怀和持续不断的挖掘，呈现出来的是西北大地上的传统与现代、历史与现实、敏感与顽固、苦难与信念、理想与追求；是西北人的宽厚、隐忍、执著、抗争、牺牲，等等。而且，我这样认为，谈论民族文学的时候，地域性、本土化这两个词语是绕不过去的。同时，他们的作品由于客观、真实、史诗性的叙写，因此又有着社会学、历史学、民俗学、经济学研究的意义和价值。正是西北作家们对传统文学资源的坚守和继承，从而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文学成就。就我个人对他们作品的阅读和理解，我可以列举出很多这样的中国西北的优秀作家以及他们同样优秀的作品，譬如陈忠实和他的《白鹿原》、贾平凹和他的《秦腔》、路遥和他的《平凡的世界》、张贤亮和他的《绿化树》、周涛和他的《游牧长城》、叶广芩和她的《老县城》、红柯和他的《西去的骑手》、石舒清和他的《清水里的刀子》、刘亮程和他的《一个人的村庄》、郭文斌和他的《吉祥如意》，等等。也因此之故，我有理由相信，中国的作家，尤其西部作家会一如既往地沿着这条创作道路走下去，因为这里有民族文学的根本，有西部文学的精神，他们将继续以其独特的生活经验、历史记忆、生命感悟和言说方式，发出本真的、诗性的、充满灵智的声音。正如作家路遥曾经说过的那样，人民是一棵大树，作家是树上的一只小鸟。接下来，作家无非是要表达这样的意思，小鸟只有栖息在大树上，才能自由地歌唱。
历史将会证明，无论全球化发展到何种程度，只要还有不同的民族和地区存在，有不同的文化传统和文学传统存在，各具特色的民族文学就将继续传承下去。需要指出的是，对传统文学资源的坚守和继承，并不意味着对外来文化（包括对西方文化）一味地采取拒绝和排斥的态度。毫无疑问，向世界优秀文化学习，同样是我们的民族文学发展繁荣的必需之举。
2009.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