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黄河工商报》当记者期间，我用两年多的时间走遍了宁夏的每一个市县。应该说，这里的山山水水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譬如吴忠的塞上江南般的千顷稻田，中卫的沙坡头和黄河落日，泾源的老龙潭和凉殿峡，青铜峡的水利枢纽大坝，等等，都是引人入胜的景致。
我在这里想说的却是固原。
固原，在我有限的记忆当中，是因为“穷”而出了名的。且不说穷甲全国，连总部设在远在地球另一端的美国纽约的联合国都知道，还上了人家的“穷”名单。穷也能够穷出一些名堂，穷出中国，穷向世界，可见固原很不简单。因为这篇文章是“戏说”，其中多少有点儿调侃的意思，但绝对没有恶意，首先要请读者包涵和理解。
我最先知道固原是在上大学的时候，是在我的同学那里，这是实话。上大学时，我有几个同学就是固原的，而且基本上都来自农村，不用打听，仅凭衣着和说话就能判断出来。其中一个姓海，大海的海，来自固原的西吉县官厅乡。海同学朴实憨厚，心地善良，平时话语不多，学习刻苦，在学校的体育活动场上是难得看见他的。他突出的特点是饭量大，大得有点儿出奇，一顿饭用一根筷子穿五六个馒头还是吃不饱，直埋怨城里的白面没有筋骨，不扛饿。家在城里的同学就每月主动资助他一些饭菜票，以备不时之需。这个海同学毕业后义无反顾地回到了他的老家，官至县委常委、宣传部长，任劳任怨，工作非常出色，后因劳累过度突发心脏病而过世，时年三十八岁，让人扼腕叹息。
更有一个真实的笑话。来自固原三营的老孙，有一次和同宿舍的几个人到老城玩耍，被同学请看了一场电影后，为了表达自己的感激之情，邀请这几个同学到五一餐厅吃酿皮子，坦诚得令人起敬，也悲壮得令人心酸。五一餐厅是老城当时最有名的饭馆，人家不卖酿皮子，只供应各种炒菜和米饭，按照当时的标准，消费水平是很高的，穷学生哪能吃得起？几个人只好悻悻然打道回府。老孙酿皮子没吃着，却落下了一个经久不衰的笑柄。其实，老孙是很有才华的，写得一手锦绣文章，象棋也下得好，常常让对方俯首称臣。就凭借着这两样，老孙已经是大半个文人了。老孙其实不老，身高一米八几，只是长得又黑又瘦，还时不时地闹一闹胃病，营养不良，就容易给人以显老的感觉。和海同学一样，老孙也是一个特别善良宽厚的人，不计较个人得失。再有一点就是老孙还是个特别乐观的人，整天咧着个大嘴笑呵呵的，我就没见他发过什么脾气。大学毕业后，老孙没有回到他的老家固原，而是选择去了内蒙古的阿拉善，在那里成家立业，而且仕途顺利。无论是为人还是做官，老孙都是在明处的，影响和口碑极好。阿拉善恰好是我的家乡，我和老孙两个人成了无话不说、棒打不散的朋友。老孙嗜好吸烟，平时喜欢写一写古诗词，但求自娱，不求发表。有一次，老孙喝酒喝到半醉半醒状态，突然诗性大发，当即提笔写了一首七言绝句，出手很快，其中一句是“豌豆地里看生长”。我一时不解其意，他便酒后吐真言，细述儿时的经历，说他是从小在地里吃豌豆长大的。那时候家里太穷了，兄弟姊妹又多，一年四季粮食不够吃，尤其是青黄不接的季节，就等地里长出来的豌豆接济了。说到伤心处，老孙眼里便噙了泪，挨过一阵后又咧着大嘴哈哈大笑，最后醉得一塌糊涂、不省人事。
因为同学而移情固原，便在内心存下游历固原的念头。期间也多次走过一些与之相距不远的山川名胜，但是每次都与老孙的家乡固原擦肩而过。后来断断续续地再想起固原时，就多了一些神秘，像一坛封存的老酒，时日愈长其味愈醇厚。这是其一。其二，是在我大量阅读了著名回族作家张承志的作品之后。前些年，每逢见到张承志的作品，我都要买回来认真阅读。时间一长，阅读量大了，就在他的作品中看到了西海固。所谓西海固，西吉、海原、固原是也。没有想到的是，我在他的作品《黄泥小屋》中还读到了开篇即言的这样一段话：“无论是随上定远营那边沙漠里下来的骆驼，顺着黄河再穿过那片银灰的碱滩，最后瞄准了固原的青砖老城……”定远营就在我的家乡内蒙古阿拉善，即今天的巴彦浩特。巴彦浩特是蒙古语，意思是富饶的城。那么，我要寻访的固原竟然是一座“青砖老城”，这就很有一些意思了。其实，过去的定远营也是一座“青砖老城”，只不过是规模比较小，历史也比较短暂，只有三百年，肯定和固原无法相提并论。有趣的是，历史上这两座“青砖老城”曾经有过密切的交流和来往。
哦，青砖老城！
以我陋见，游历者不该事先就有明确的目的和取向，否则会误致一种局限而难望其项背，而我又恰恰犯了这样的忌讳。今年六月中旬，当我坐了五六个小时的长途汽车，一路风尘仆仆地落脚固原时，我好像迷路了，存储在脑海中的那个“青砖老城”在哪里？连城墙都不见了，就更别说什么青砖了。有道是，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城墙都没有了，那青砖还能依附在什么地方呢？恐怕是早让人搬回家垒了猪圈或者砌了灶台。看来，固原的“青砖老城”和我家乡阿拉善的“青砖老城”的下场一模一样，都没有逃脱命运中的那一场规模浩大的文化劫难，早就灰飞烟灭了。
城墙没有了，青砖没有了。
城还在，只不过是此城非彼城。说句实话，我第一次见到固原有点失望，不过是一座土头土脑的北方小镇罢了，看不出有什么突出的特点。在绝大多数国人的意识里，城与镇具象的区别就在于前者楼房要多，要形成密集之势，同时还要人多车多，越拥挤越热闹越好。在这里我说的是以“城”为概念的固原，若以整个版图而言，则是另外一回事。在固原游走了几天，印象开始逐渐发生变化。首先是固原人的那一份自豪，给我的感觉好像他们都生活在天子脚下。原本就很红的脸盘上挂了得意，再配之以正宗地道的方言，固原人的那份自豪令人肃然。这也许正是固原人的非常可爱之处，守着生生不息的家园，一袭的乡音不改。“走，到固原城里吃酿皮子去”，却是一桩可以鼓舞人心的美事。固原多旱地，从这种旱地里生长出来的麦子磨成白面特有筋骨，做成酿皮子便十分耐嚼，而且越嚼越香。这是我的大学同学、固原人老孙多年前留给我的启示，在这里我是要特别强调一下的。
当然，固原还有许多其他小吃，搅团、碗砣、麻食、豆面、生汆面什么的，大部分属于就地取材、杂粮细做，都很有特色。我不敢说固原的饮食文化有多么发达，但固原绝对不会拒绝发达的饮食文化。因此，在酒席上既有固原特色的小吃，也有来自几千里之外的生猛海鲜。譬如羊羔头，每当固原人说起时赞不绝口，是作为最具特色的美食向来人推荐的，不由你不尝试一下，否则就是一大遗憾。在应邀而至的酒席上，我第一次尝试了固原人恋恋不舍的羊羔头。等到端上桌来，我才明白固原的羊羔头是要剥皮的。被剥了皮的煮得烂乎乎的羊羔头，面目全非地呈现在食客的眼皮子底下，令人望而生畏。香则是香，的确名不虚传，但于我而言多少有些难以接受。我是在内蒙古阿拉善牧区长大的，而且和当地的蒙古人在一起生活多年，耳濡目染，在接受了牧业劳动方式的同时，饮食习惯也受到很大的影响。其中一条就是不吃羊羔头，甚至连羊羔肉也不吃。按照蒙古牧人的说法是，羊羔来这个世界上，至少要完整地度过一年四季中春夏秋冬的每一个季节，真正吃遍了各种各样的青草和黄草，将奶肚子彻底换成了草肚子，它的生命才是完整的，那么它作为一种牺牲或者一种奉献也就死而无憾了，否则就是杀生害命，老佛爷也不会答应的。比较而言，我倾向于这种说法，也尊重这种传统的饮食习惯。这和封建迷信无关，这和一个人，甚至一个民族的宗教信仰有关。
后来，我去固原的次数其实最多。
去的次数多了，见到的、听到的也多，那么所思所想也就要多一些。我要寻访的固原的“青砖老城”，必然会逐步地被一座现代化的新型城市代替，这是肯定的，这从几座已经矗立起来的样式还算新颖的高楼大厦可以看得出来。固原城是依了缓缓升降的黄土塬而建的，大街小巷还比较平坦，街道两旁的树也比较多，可以说是绿树成荫。不像我的家乡巴彦浩特的街道那样大起大落，上一趟街累得要命，树又少得可怜，被外地人讥讽为“电线杆子比树多”。固原的街市有好几处，热闹是不必多说的。于是，我的眼前往往会产生这样的幻觉，突然出现了一只硕大的旋转着的土碗，碗里盛着味道极浓的羊肉汤，汤里有土豆（固原人称洋芋）、荞面、豌豆，碗里漂着一层厚厚的、红红的油泼辣子，碗沿上还回旋着令外地人心惊肉跳的秦腔。民以食为天，这瞬间的感觉很温暖，没有看到“青砖老城”，我却看到了一个泥土的本质的固原。至于秦腔，我虽然十句有九句听不懂，却有一种撕心裂肺抠腔子的感觉，顾名思义，秦腔的“腔”子，大约就是源出于此吧。还是贾平凹先生形容得好，大意是听秦腔就像被人揪住耳朵，拿了一根铜筷子硬往里捅，既刻骨铭心，又通透畅快。秦腔一腔铜，令人联想到人类的青铜时代。这个剧种很古老，能够流传至今而不衰，自有它源远流长的道理。固原，这是一个怎样古老、贫穷而又富饶的地方呢？它养活了固原人并不算强悍的身躯和质朴顽强的精神。特别是后者，我从街头老人浓重的方言和热情的目光里，看到了一种保留得很完整的传统。
固原并不保守，像一个饥饿的汉子具有很强的消化能力。在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这只硕大的土碗里似乎已经是应有尽有，尤其是那个尚显寂寥空旷的开发实验区，很有些君临八面来风的豪放呢。固原是坦诚的，一点都不做作，一点都不神秘，如流行歌曲《黄土高原》那般赤裸裸的吼喊，赤红的脸膛砥砺着火辣辣的阳光和焦灼干旱的大风。固原是开放的，它的一系列改革举措让世人既议论纷纷，又刮目相看。在经历了太多的艰难困苦之后，固原期待着崛起的那一刻。
虽言戏说，却绝非妄语。
固原很真实地留给我一份敬意。作为纪念，临别前我在一家书报摊子上买了一本新近出版的《六盘山》文学杂志，翻开扉页即读到这样一行文字：“外面的世界很精彩，老家的阳光却很温暖。老家是老家，老家又不是老家……”
哦，我又徜徉在文学的固原里了。
1997.10.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