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文】
七国时，秦王谓陈轸曰：“韩、魏相攻，期年不解。或曰救之便，或曰匆救之便，寡人不能决，请为寡人决之。”轸曰：“昔卞庄子方刺虎，管竖子止之，曰：‘两虎方食牛，牛甘必争，争必斗，斗则大者伤、小者死。从伤刺之，一举必有两虎之名。’今韩、魏相攻，期年不解，必是大国伤，小国亡。从伤而伐之，一举必有两实。此卞庄刺虎之类也。”惠王曰：“善。”果如其言。
初诸侯之叛秦也，秦将军邯围赵王于钜鹿。楚怀王使项羽、宋义等北救赵。至安阳（今相州安阳县也），留不进。羽谓义曰：“今秦军围钜鹿，疾引兵渡河，楚击其外，赵应其内，破秦军必矣。”宋义曰：“不然。夫搏牛之虻，不可以破虱。虻喻秦也，虱喻章邯也。喻今将兵，方欲灭秦，不可尽力与章邯即战也。今秦攻赵，战胜则兵疲，我承其弊；不胜，则我引兵鼓行而西，必举义矣。故不如斗秦、赵。夫击轻锐，我不如公；坐运筹策，公不如我。”羽曰：“将军戮力而攻秦，久留不行。今岁饥民贫，士卒食半菽，士卒食蔬菜，以菽杂之半。军无见粮。乃饮酒高会，不引兵渡河，因赵食，与并力击秦，乃曰‘承其弊’。夫以秦之强，攻新造之赵，其势必举赵。赵举而秦强，何弊之承？且国兵新破，王不安席，扫境内而属将军。国家安危，在此一举。今不恤士卒而徇私，非社稷臣也！”即夜，入义帐中斩义。悉兵渡河，沉舟破釜，示士卒必死，无还心，大破秦军。此异势者也。
荀悦曰：“宋义待秦、赵之弊，与卞庄刺虎事同而势异，何也？施之战国之时，邻国相攻，无临时之急，则可也。战国之立，其来久矣，一战之胜败未必以亡也。其势非能急于亡敌国也。进则乘利；退则自保，故蓄力待时，承弊然也。今楚、赵新起，其力与秦势不并立，安危之机，呼吸成变，进则定功；退则受祸，此事同而势异也。”
【译文】
战国时侯，秦惠王对陈轸说：“韩国和魏国互相攻伐，战事已经一年多了，还没有解除。有人告诉我解救他们比较好，有人告诉我不解救他们比较好。寡人不能决定，希望你为我出个主意。”陈轸回答说：“从前卞庄子要刺杀猛虎，旅舍中有一位童子阻止他说：‘那两只老虎正要吃牛，吃得痛快时必定会引起争夺。如果发生争夺，就必定会争斗。一争斗，那么大老虎便会被咬伤，小老虎便会被咬死。这时你再将那只受伤的老虎刺杀，这样一举必可得到刺杀双虎的名声。’如今，韩、魏两国互相攻伐，战事已经连续一年还不停止。这样一定会使大国损伤，小国破灭。那时大王再讨伐受伤的国家，便可一举灭掉两国，这和卞庄刺虎是一样的道理啊。”秦惠王说：“好。”于是采纳了陈轸的意见，结果完全和陈轸预料的一样。
当时，诸侯们反叛秦王朝。秦朝的将军章邯率兵把赵王包围在钜鹿。楚怀王派遣项羽、宋义等人率兵到北方去解救赵王。出兵之后，行军到了安阳（今山东曹县东），停留不再前进。项羽对宋义说：“现在秦军在钜鹿围住赵王，我们应该尽快地带兵渡河，楚兵从外围攻打进去，赵兵在钜鹿城中作为内应，内外夹攻，一定能击破秦军！”宋义说：“不是这样，要拍死牛背上大的虻虫，不可以杀牛身上小的虮虱。虻虫用来比喻秦王朝，虮虱用来比喻章邯。比喻现在统率军兵是将要灭亡秦朝，而不可以全力与章邯打仗。现在秦军正在全力地围攻赵国，如果秦军取得胜利，那么就一定会疲惫不堪。我们就正好趁他们的疲惫之际来灭亡秦朝；如果秦军失败，那么我们就直引大军擂鼓长驱西进，这样就一定会实现我们灭秦的大业了！所以为今之计，不如先让秦赵相斗，我们等待取利。若论身披甲胄，手持兵器，冲锋陷阵，我宋义不如你。但坐下来运用谋略，你就不如我宋义了。”项羽说：“您奉命率军全力攻秦，但却久久按兵不肯前进，而且今年收成又不好，百姓穷困，因此我们的士兵都吃掺杂有豆类的蔬菜，士兵们吃的蔬菜，其中一半掺杂着豆类，军中没有半点儿存粮。尽管这样，您还要饮酒大会宾客，不肯引兵渡河去赵国取得粮食，和他们合力攻打秦军，却说：‘等着趁秦军疲败。’像秦军那样的强盛，攻击新建立的赵国，由情势上看，一定能攻破赵国，赵国破亡而秦朝更加强盛，还有什么秦军疲败的机会可乘！况且我们楚军新近失败，楚怀王坐不安席，把境内全部的兵力全数交属上将军一人独自统领，国家的安危，就在此一举了。现在上将军不顾念国家，不体恤士卒，而竟徇私，你不是能够安定社稷的臣子。”于是项羽当晚便闯入宋义的大帐杀了宋义，然后统领全部的军兵渡过漳河。军兵过河之后，便把船敲破，沉入水中，又把饭锅和蒸饭的瓦甑都打碎，用以向士兵表示，如果失败，就没有逃生的希望，因此军士都没有后退之心。于是项羽率军大破秦军。以上所说的是相类似的事情却具有不同的形势和时机。
荀悦说：“宋义等着秦、赵双方疲惫破敌，这件事与卞庄刺虎一事看似相同，其实二者的形势是不同的。为什么呢？在战国时候邻近国家互相攻打，暂时没有危急，当然是可以采取卞庄刺虎的办法。战国时七国已经形成很久了，某个国家并不会因为一次战役的失败而遭致亡国。这种趋势并不能使敌对的国家一下子灭亡。进取则有可能乘机得利，退后则可能保全自己。所以说储存实力以等待时机，趁敌人疲惫破败之时，再采取行动。而当今楚国和赵国是新形成的国家，两国的实力和秦国相比，形势根本不能相提并论，处于这样一个危险的时机，哪怕是一呼一吸这么短的时间也会发生很大变化，进取就会取得成功，退后就会遭受祸害。这便是说相类似的事情却存在着不同的形势和时机啊！”
【智解】
把握形势与时机是成事的关键
时代的发展，世事的变化需要我们去关注，那是从宏观上说的，而具体到一时一事，就有了审时度势的问题。形势发展到何种地步，眼下的时机是否应该把握都是关系事情成功与否的关键，不可不察。我们既要做纵向的比较，看看过去人们在面对同样问题时的对策，也要做横向的比较，看看现如今类似的情况会得到怎样的处理。机遇往往像电光、火石一样转瞬即逝，抓不住时机的人即使有再大的才干也不会成功。对形势的判断与把握需要智慧的头脑，古往今来的诸多事件许多是可以对照类比的，但又绝不会有完全一模一样的两种情境，我们既要吸收借鉴过去的经验，又要看现如今事态同过去的不同之处，照搬以往类似事情的处理方法是行不通的。
卞庄刺虎的故事，众所周知，俗语又称“坐山观虎斗”，这一故事比喻对别人的相互斗争暂取旁观态度，等到他们两败俱伤的时侯，再从中取利。其实，这个寓言本身有其局限性。二虎相斗，必然会出现一死一伤的结果，但在人事活动中，往往有时出现这样一种情况，即双方相互斗争的结果并非一死一伤，而是一方战胜而吞并或挟持了另一方，其实力得到加强，那么最初旁观的第三方将面临更加强大的敌人。秦末的势态已不同于战国时期，项羽透过事物的表象清楚地认识到事物的本质，秦军一旦战胜赵军，那么秦军的实力将更加强大，己方的处境将更加危险。因此，项羽果断地斩杀宋义，破釜沉舟，大败秦军，章邯归降项羽，项羽的实力进一步加强，从而为推翻秦王朝打下了基础。
魏、蜀、吴三国相争时，曹操集结马、步军共二十多万，诈称一百万，水陆并进，船骑双行南下，企图一举征服刘备与孙权政权。在曹操兵力如此强大的情况下，孙、刘两家审时度势，如果让曹操击破孙、刘两家中的任何一方，曹操的实力都会大增，而剩下的一方根本无法抵御强大的曹操军队。所以孙、刘明智地结成同盟共同抗曹，以图自保，在赤壁之战中大败曹军，曹操企图从华容道逃回北方，诸葛亮早已料到这一步，但是偏偏派了关羽前去围追堵截，关羽曾经受过曹操的知遇之恩，很可能念及旧情放走曹操。刘备对此不解，诸葛亮便解释说，如今曹操大军损兵折将，元气大伤，而东吴在战争中实力大增，这一损一增的变化之中包含着危险，如果曹操被擒或被杀，东吴便会趁机扩大自己的势力，到时便会集中力量对付刘蜀政权。现在放过曹操，形成三足鼎立之势，便谁也吞并不了谁，反而有利于三者之中实力最弱的刘蜀，这便是审时度势的智慧。
审时度势，就是对眼前形情势了然于胸，知道自己是应该勇往直前，还是激流勇退。奋勇向前是需要过人的意志和胆量的，但是能在事业与人生的顶峰跃下巅峰，功成身退，需要的不仅仅是勇气，更需要智慧。这种对人生境遇的高瞻远瞩普通人恐怕很难做到，能有如此境界的人恐怕称得上是贤人了，非我辈所能及，但是体会其中的人生体味，明白其中的道理是十分有益的。即使做不到这样的淡泊功名，起码也能增加一些对人生的清醒认识。
汉高祖刘邦曾问群臣：“吾何以得天下？”群臣回答皆不得要领。刘邦说：“我之所以有今天，得力于三个人——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吾不如张良；镇守国家，安抚百姓，不断供给军粮，吾不如萧何；率百万之众，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三位皆人杰，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者也。”这位“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的张良在汉朝建国后的封赏会上的表现使包括刘邦在内的所有人都感到吃惊：他谢绝了刘邦对他万户侯的封赏，在刘邦的一再劝说下，他只挑了一个没人要的偏远贫穷的小县城留县。张良说：“陛下实在要封赏我，就把我和陛下相识的地方留县封给我做个纪念吧，我哪里当得起万户侯。我昔日刺杀暴君秦始皇，天下震动；现在以三寸舌为帝者师，得到封万户侯的荣誉，这对我这个平民百姓来说太过分了，我真心地愿意放弃人间的富贵，过老百姓的日子。”后来张良连这个小小的留县县令也找了个机会放弃了。历史学家司马迁对张良赞誉有加：“运筹帷幄之中，制胜于无形；子房计谋其事，无知名，无勇功，图难于易，为大于细。”张良身体有病固然是重要原因，但最根本的是他淡泊名利，对同君主可以共患难不可以共安乐有清醒的认识。他只求颐养天年，不愿卷入政治斗争的旋涡。
看一看被刘邦视为国家支柱的另两位——韩信、萧何。韩信的拥兵自重，专制一方，是统一的隐患，是中央集权的严重障碍。为了帝位永固和刘氏天下的安全，刘邦必须为子孙后代扫清道路，那些功臣必然成为“家天下”的牺牲品。如果韩信是庸庸碌碌，谨小慎微者，或许可以免于一死。而韩信恰恰是“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的良将，功高震主，并且韩信没能看清形势，依然我行我素，不懂得退让隐忍，刘邦怎能不视为喉中鲠骨？以至于最后韩信被萧何诱至宫中，死于吕后的菜刀之下。至于萧何，做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相国后，为官清正廉洁为民爱戴，因此屡屡受到刘邦的猜疑，以至于不得不违心地做一些侵害百姓的坏事来让刘邦放心，后来萧何因为为民请命，将上林苑的土地分给百姓耕种，被刘邦怀疑是讨好百姓，结果被关进大狱，饱受折磨。虽然后来刘邦动了恻隐之心放过了他，但从此以后，萧何对刘邦更是诚惶诚恐，恭谨有加，对国事就只能保持沉默寡言了。
可见，懂得审时度势，轻则关乎成败，重则危及性命，何其重大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