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日，副师长罗少伟一行四人乘车前往瞭墩，在七角井车轱辘泉附近的山沟中遭叛匪伏击牺牲。4月4日，十六师炮兵营用汽车拖两门山炮来镇西，在天山庙遭伏击，一名副指导员牺牲，两名战士负伤。4月14日奎苏二十里两名耕地的农民被窜入村庄的土匪打死一人绑架走一人。匪徒们四处骚扰，不断杀害解放军战士和百姓，扰乱社会秩序，战乱威胁着人民群众。
这激起了广大解放军指战员极大的愤慨和老百姓的义愤。为此，解放军十六师奉命进剿乌斯满、尧乐博斯、贾木尼汗匪徒。匪徒们盘踞在本县西北部山地丘陵之中，地形复杂，便于游击，给进剿造成很大的困难，当地老百姓积极为解放军充当向导，引领部队打击叛匪。4月11日，十六师四十六团两个步兵营和两个骑兵连在团长任书田的率领下开赴小红柳峡进剿，次日部队遇到大风雪，平地积雪尺余，气温骤降，不少战士被冻伤。同时从另一处出发的民族军十团三营熟知新疆气候情况，每人都备有富余的棉装，和四十六团会合后把毡筒、大衣给战友。15日，自以为“天气地形对我们都有利”的乌斯满匪徒，被凌晨密集的枪弹打得四处逃窜，丢下了大批尸体和抢劫来的牲畜，乌斯满一伙率白俄卫队脱逃。这次战斗，消灭骨干土匪一百多名，缴获大批武器弹药，收集无主牲畜三万多头（只），给乌斯满以第一次重创。
解放军四十六团也受到较大损失，冻伤四百余人，其中重伤二十人，冻死一人，骡马冻死冻伤不少。
民族军十团三营骑兵在行军途经下涝坝时，因大雾与四十六团失去联系，但两次遭遇大股土匪，重创了两股敌人。
乌斯满和贾木尼汗由西山窜到北山大、小柳沟一带，并强迫当地一些部落、牧民跟他们叛乱，企图向东流窜到甘肃、青海，再奔逃印度。四十六团在伊吾达子沟梁提前设伏，堵截东逃的敌人。
在老百姓的帮助下，解放军获悉乌斯满和贾木尼汗率部隐匿在小柳沟山顶一带，立即组成东西夹击态势，于7月1日在小柳沟东山梁与敌人接火，很快击溃匪徒，俘获一批匪徒，缴获大批帐篷等物资。乌斯满和贾木尼汗只身逃跑，连手枪都来不及带走。7月2日匪首贾木尼汗被活捉，至该月底剿匪基本结束。
在整个剿匪战斗的全过程中，县政府专门成立了支前委员会，组织人力物力财力支援剿匪战斗，动员熟悉当地地理的人充当向导，带领解放军准确地打击匪军，发动群众为解放军缝衣做鞋，慰问看护伤病员。剿匪的胜利与当地政府和老百姓的大力支持是分不开的。
1950年5月，成立以张晓、王东阳为正副主任的县临时民族工作委员会，安置被乌斯满、尧乐博斯裹胁而去又逃离匪部归来的牧民，起到了重大的分化瓦解作用。在强大的军事攻势和政治争取面前，被胁迫叛乱的一批上层人士纷纷投诚，被裹胁的牧民回到草原。乌斯满众叛亲离，逃到青海柴达木盆地海子地区，于1951年2月19日被解放军生擒。剿匪斗争取得完全胜利。
§§§第4节土改与农业集体化中的文化改造
1950年，镇西和全疆一样进入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阶段。如果说在此之前镇西完全处于以家庭为单位的自给自足的农耕自然经济时代的话，那么从此之后社会主义政治理念和社会体制作为前所未有的形态，给原有的思想观以致命的冲击。
首先是土地改革，它的主要内容就是减租反霸、打土豪分田地。根据财产划定农村、城镇人群中的阶级成分，将人群分为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两个对立的阵营。把马克思关于剩余价值和剥削的学说的基本观点介绍给了农民，同时和打土豪分田地的强行政策措施结合，让一部分无耕地、缺少生产资料的人获得了梦寐以求的东西。据当时的统计，两期的土地改革中，共没收地主土地两万余亩、牲畜近三百头、粮食近八万斤、大车七十辆、犁八十六架、割草机两台、各种小农具近两千件、房屋近三百间。这些生产资料分给了占全县农民总数百分之六十以上的一千五百余户八千多个贫雇农，这大约是实现了从陈胜吴广就开始提出，到王小波李顺喊得最响亮的“均贫富”的农民革命目标，只是历代农民起义全都没能实现。现在成了现实，从而刺激了贫雇农的生产热情。
1952年，推行农业生产互助组制度，让有生产资料者与劳动力富余户组合成一组为互补小团体，促进生产。到1953年，全县共组建互助组一百九十三个。尽管还没有从根本上破坏以家庭为经营单位的自然经济，但社会经济组织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农村互助组在工劳计酬的方式上也一改过去把生产资料作为大部股份分红的形式，有利于贫雇农增加收入，提高了劳动效能提高了粮食产量。1953年，农村扩大耕种面积百分之三十三点五，粮食产量由1952年的一千四百二十万斤增长到一千八百零六万斤。
集体所有制经营单位首先在城镇出现。进行了对资本家、个体工商业主的社会主义改造，用“公私合营”的办法，组建了手工业联社、运营联社等，取缔了小业主和资本家的经营自主权。以资本为基础的私营个体工商企业一夜之间变为公有制的，小手工作坊、商店都由国家管理经营，经济体制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经济体制作为社会制度基础，国家、集体所有的经济体制是前所未有的，以此为基本或者说主导的经济体制，必然引起包括文化和人们的思维方式等上层建筑发生重大的改变。
与此同时，在城乡大力开展移风易俗的宣传教育，首当其冲的是打破父母之约媒妁之言的包办婚姻，提倡自由恋爱婚姻自主。真正能做到当然是不可能的，可也确实解除了一些不合适的婚姻，特别是杜绝了买卖婚姻。这儿以前有婆家“卖寡妇”的习俗，理由是媳妇是买来的，如果她的丈夫已经过世，婆家又不想继续留她，有权将她卖给别人，绝不能“亏本”，至于媳妇本人愿不愿意全然不在考虑之中。这中间确实造成了一些悲惨的婚姻结果。对于其他一些习俗，诸如婚丧事办理，都极力提倡破除旧俗节俭操办。这给许多家庭条件较差的贫民解决了很大的问题。他们办事若不够排场不合世俗规矩，要有人提出责难或自我解嘲，总会说：“新社会了，新事新办好。”
另一项轰轰烈烈的就是扫盲运动。街道、村组都办起了识字班，采用半强制手段要求所有青壮年参加学习，要在短时间内扫除文盲。各学校教师无不兼任识字班扫盲教师，包括土改工作队成员，有些文化基础的，全都上阵做了教师。为配合扫盲教育，县乡村组织人员排演了一批文艺节目，反复演出，使人人几乎都能耳熟能详的当数眉户剧《夫妻识字》：“黑咕隆咚的天上出呀出星星，黑板上写字放呀放光明……庄稼人不识字是大事情。”持续了一年多的扫盲运动虽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但是毕竟让一些农民认得了一些字，有的还能读书看报，能做简单的账目、记录简单的事情，也提高了农民对于学习文化的认识，多数人感到了没有文化、不识字的困难，所以对送子女上学读书的积极性有了空前的提高。城乡小学特别是农村小学的招生数量大幅度增加，适龄儿童、超龄少年绝大多数都进了学校，杜绝了新的大批文盲产生。教材不再是《三字经》《百家姓》，全新的教育教学内容让人们大开眼界，是对封闭的原农耕文化极大的冲击和改造。
1954年开始的农业生产合作社运动，完全打破了以家庭为单位的自给自足的农耕经济模式，以原来的自然村、行政村为单位组成农业生产合作社，开始了集体所有制的生产方式。大河乡旧户东村刘恭率先建起了“先锋农业社”，接着马文宽又办起了战旗农业社，之后农业生产合作社如“雨后春笋般”（报纸、领导讲话都爱使用）遍布全县。到1956年2月，通过整社、扩社，建了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不到一个月，全县的七十一个初级社合建成十六个高级社。这是巴里坤人的第一次思想转变，人们在思考问题、处理问题时，眼界拓宽了，思维活跃了，集体生产的统筹安排、统筹兼顾、统分结合有利于生产中的互补，虽然它同时潜伏着勤懒不分的平均主义带来的消极因素，但还是带来了生活方式的变化和大多原本贫困人口生活质量的提高。
1958年，中央提出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人民公社”化运动和“大跃进”被称为“三面红旗”。在三面红色旗帜下，农村实施了“三化一改”。原来实行合作社时，只是把土地、牛马等大畜入了社，羊只还是属于个人，三化一改将羊、驴都收入合作社，更激进地把农民及全体民众拖入“共产”社会。当年7月，县里在酝酿并社的过程中，在全县实现了吃饭“食堂化”、幼儿“托管化”，生活中实践吃大锅饭，各公社都以生产队为单位建起了集体食堂，把原先各家的粮食、锅碗瓢勺包括筷子一应伙食家具收拢到一起，归集体食堂所有。所有人都有就餐的权利，吃饭不要任何凭证，家里快断口粮的人家自是欢天喜地，计划性强粮食有富余的人家只能忍痛割爱。8月底在传达了毛主席的“还是办人民公社好”的讲话精神后，不到十天就实现了人民公社化。全县将原来的高级社合并为战旗、东风、卫星、火箭、先锋、城镇六个人民公社。1959年6月，县委县政府决定，将公社名称改为大河人民公社、奎苏人民公社、花园人民公社、城镇人民公社、萨尔乔克人民公社，后来花园人民公社又划分成花园和石人子两个公社。人民公社在生产中同样实施“大锅饭”制度，不完全以劳取酬，干不干一样，干多干少一样，甚至于只要出身好不干的比出身坏干得好的报酬更好。极左政治思想工作和频繁的政治运动掀起了狂热的风潮，提出“一天等于二十年”“超英赶美学苏联”等口号，要创粮食亩产万斤纪录，要在数月内在全县扫除文盲。1958年秋冬，开展全民“大炼钢铁运动”，在县煤矿集中大会战，包括小学五年级以上学生都参加炼铁劳动。人们在平地挖掘土平炉，土法上马，一层焦炭一层矿石，四处点火到处冒烟，夜里火光闪亮犹如白昼。矿石品位不够标准就把不少钢铁农具、家具，诸如犁铧、铁锅等和矿石混合装进炼钢炉里烧炼。就连又一次掀起的“扫盲”也要“一天等于二十年”，白天干活，天黑“放卫星”，到半夜还得进识字班识字。路边村口都设了监督岗，岗哨旁摆放着小黑板，其上赫然写着要求认会的字，参加集体劳动的社员过此先读会生字才能放行。如此发高烧般地跃进，写进给上级部门的汇报材料里的比实际温度更高，“粮食亩产千斤”“扫盲百分之百”“钢铁万吨”等。而真实的情况是第二年的口粮、籽种、畜料均极度匮乏，饥饿步步向人畜逼近。原本打算共同富裕的，结果只能共同贫穷。共同富裕不是一朝一夕或单靠强行共产组合就能实现的，可共同贫困很容易办到。没有同享的福，只有同受的苦，谁也不比谁好到哪里，达到了心理的平衡，这应该叫精神共产主义。没有物质基础的精神共产主义因为无产可共，精神便失去了依托，成为虚无缥缈的东西。“忽闻海上有仙山，山在虚无缥缈间。”望梅止渴只能止一时之渴，根本上解决问题还得掘井或开源引水。生产力受到巨大的破坏，生产积极性在平均主义分配制度下受到极大的挫伤，失去了“开源引水”甚至“掘井”能力，人人都只能在贫困中苦熬。
“三年自然灾害”是勒紧了裤腰带硬挺过来的。1962年，中央针对大跃进中风靡的“浮夸”“冒进”现状，提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巴里坤有八十九个生产队实行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核算办法，牧业公社和农业公社办的牧场都实行三包一奖（包工、包产、包成本、超产奖励），对社会形态和经济分配方式作出调整。奖励勤劳使大多数勤快的人较多地获得劳动产品，这本来就是符合社会发展、符合人性的基本规律。多劳就该多得，不劳而获正是共产党反对的东西，那个“旧社会”就是因为有许多不劳而获者才引起“劳而无获或劳而少获”者的愤愤不平，揭竿而起闹起革命来。可在共产党自己建立的新社会里，又偏偏不分青红皂白地反对所有的“多得”，主张平均。劳动不劳动、劳动多劳动少所得到的收获一样，更有甚者，劳动多获得多的往往会被整，而且不只是一人挨整，一旦一个家庭中有一人被戴上“四类分子”帽子，全家不得安宁还会牵连亲朋。这种违背人性违背社会规律的分配制度略加修正之后，社会发展步入相对平稳阶段。巴里坤和全国大多数地方一样，实行了包工计酬办法，自留地耕种面积、自留畜养殖数量适当增加，缓解了吃饭穿衣等老百姓生活过度紧张的局面。
可惜好景不长，只过了一年，1964年“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开始，人人“上楼”，然后“下楼洗澡”，交代自己的“问题”，哪怕是埋藏在心底深处的和社会主义相抵触的东西。人人自危个个胆战，扼杀了干部群众主动自觉工作的积极性和创造力。“社教”尚未完全结束，“文化大革命”烈火从1966年8月“以燎原之势”在全国燃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