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书·西域传》记：“（月氏）本居敦煌、祁连间。”因此，后来的人们都认定大月氏人最初居住在河西走廊。其实这种认定缺乏考古依据，同时是对文献记载的字面义理解不准确所致。因为文献里所说的祁连山不是现在的祁连山而是现在的天山。唐代学者颜师古说“匈奴呼天为祁连”，“祁连山”即“天山”。古代匈奴与鲜卑的祖先东胡（也有学者说：“鲜卑者，匈奴之别种也。”鲜卑是匈奴的一个旁支，因占据河北、东北一带后来被称为东胡，再后来改称鲜卑）地域相连，接触频繁，文化相近。而且鲜卑部兴起之后，占据了匈奴故地，并融入了大量的匈奴人。在民族形成的漫长历史中，许多民族是分了又合合了又分，分分合合一直没有停止。如元末的蒙古人分裂成鞑靼和瓦剌两个大的对立集团，到了清末又合并到一起，但遗留在新疆阿勒泰布尔津喀纳斯湖畔的一个小部落成了图瓦族。清末西迁的满族一支到新疆后形成的一个新民族叫锡伯族，蒙古族与图瓦族的语言、满族与锡伯族的语言不可能不相通。因此，匈奴语与鲜卑语有相通之处不足为怪。隋末唐初，鲜卑人尚存，其语言尚未消失，也有人将天山称祁连天山，即将音义连缀使用。直到清代镇西府出版的《镇西乡土志》上，仍然在地图上的东天山处赫然写着“祁连山”的名称。这足以说明《汉书·西域传》所谓“敦煌、祁连间”实际是指敦煌到东天山之间。而汉代时是把今天的祁连山称为南山。更因为大月氏人是游牧民族，河西走廊只有戈壁中的绿洲而无大片的草原，宜农而不宜牧，不大可能有大的游牧部族在此长期定居生活。据此推断，月氏人的政治经济中心就在蒲类。
兰州湾子，南靠天山，冬季取暖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木柴资源；北临蒲类海，空气湿润；处于山前缓坡地带，可俯瞰巴里坤盆地全景。居址旁临山涧长流水源，人畜饮水用水极其便利。住址位居地势险要的东西交通要道，正是理想的部族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专家们根据实地考察的结果，结合大量文献记载，提出我国古代部族大月氏人在公元前5世纪至公元前2世纪上半叶，主要生活在从马鬃山到东天山北麓的草原上，而不是今祁连山到敦煌一带的河西走廊的观点。“大月氏原住在河西走廊的说法可以停止”，就是他们的结论。
大月氏是原本生活在昆仑山下的部族，他们以采掘贩卖玉石为主业因而被称为“玉氏”，转音为“月氏”，后来的学者们读为“rouzhi”。但其何时由昆仑山来到蒲类地区，并成为当时当地的最强大的游牧部落，尚待研究考证。但月氏人在昆仑山采得玉石，经轮台、高昌再北先运到东天山北麓的蒲类草原，然后由这里东运至中原，西运到中亚，将蒲类作为玉石向东西两向运出的中转站和集散地。这条他们开辟的“玉石之路”是先于丝绸之路的一条商业通道，这是肯定的。近若干年中有许多学者提出这是先于天山南麓丝绸之路的丝路“北新道”，因这一观点的提出晚于早已形成的丝绸之路首先由张骞“凿空”的说法，才被冠以“新”字，其实它早在张骞通往西域之前就为许多不知名的人踏了出来。也有学者把它叫做玉石之路或草原丝路。月氏人为何不从青海方面或者从后来的楼兰到阳关这条道路直接将玉石运往内地，而要绕道先到蒲类再往东去，恐怕一是那两条路有其他部族沿途拦截，二是道路险阻难行，最重要的是月氏人看中了蒲类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和极为重要的地理位置。
根据这些发现推断，岳公台——西黑沟很可能是大月氏人王庭所在地。这就是说，汉之前，大月氏人主要的生息地在东天山至敦煌之间，而他们的大本营在东天山北麓的巴里坤草原。
而东黑沟遗址，根据居址、墓葬结构形式，殉葬方式和出土器物造型，结合文献记载，专家们初步认定应当是匈奴部的王庭。王建新教授在有关杂志上发表文章对此作了论证，并在新疆卫视《丝路新发现》栏目里作了讲解。
这次重大的考古发现，被评为2007年中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是考古界认定21世纪初新疆考古中最重大的发现之一。它的发现，推开了欧亚大陆草原文化研究的大门。
这片美丽神奇的地方，同时是多灾多难的地方。文化的融合伴随着愉悦欣喜，更饱含着痛苦的血泪。
五废墟文化
无论是南湾、军马场遗址，还是兰州湾子、东黑沟遗存，尽管当时可能很是宏大很有气势，可现在留给我们的只是一堆废墟，诸如石结构建筑、石器、陶器、青铜器和铁器、岩画、陶瓮中的碳化的麦粒和引水灌溉的农业工程。从物质财富的眼光看，它的存在几乎毫无意义。
但正是这些废墟，给我们传递了古代人类生存状态和社会状态等文化信息，向现代的人们述说了不容怀疑的历史，这些历史中有着大量的生动曲折的故事。早在三千多年前，大月氏人、匈奴人或其他游牧部族的人们，把制作精美的玉器和当地出产的皮毛、肉食品带到中原，换回自己生产生活所需的工具、家什、布料衣物，学习内地农业人口种植生产方式，适量开垦耕种一部分土地，让不能跟随牧群流动的人们也有创造财富的机会和贡献；而中原的经商者、工匠等也不断来到西域，带来一些农产品，带来生产技巧、工艺技术和农业文化，这样的交流一直没有停止，直至当今仍然在继续，只是数量有所增加、运输工具有所改变而已。农耕文化和游牧文化就在这里融合共存，相得益彰。当时除了东部的汉民族为农业民族外，欧亚大陆草原的其他区域几乎全为游牧民族占据。以蒲类国为典型的农牧生产生活文化并存的社会形态，正是汉文化与牧业文化碰撞融汇结合的结果，正是这种良好的结合促进着当地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全面进步。这就是这些废墟可以告诉我们的文化信息，人们称之为废墟文化。从文化意义上说，废墟文化的价值是巨大的。
正是这些废墟让我们从废墟文化中得到十分宝贵的研究资料，获得破解废墟文化的部分密码，逐步揭示废墟中尘封的真实面目。巴里坤是废墟文化很丰富的地方，从目前几处出土的器物形状、纹饰等可以推测，春秋及其以后生活在这里的人群，已经和中原以及西亚草原乃至欧洲草原有频繁的贸易往来和文化交流。
目前，巴里坤古游牧聚居遗址的发现，已经引起国内考古界的高度重视，有关专家对遗址的进一步发掘研究正在深入进行，并在发掘的同时做有效的保护开发，争取成为国家文物保护项目，打造成史前游牧聚落遗址公园，促进更为广泛深入的草原文化和农耕文化以及两种文化交流融合的研究。
六月氏、匈奴、乌孙
蒲类国之前，这里如何称谓不得而知。但是，这一时期这一地域曾经先后或交错生活着塞人、呼揭人、大月氏、匈奴、乌孙等部是已经被证明了的，同时我们知道，他们都与中原政权和中土的民间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有频繁的往来。
大月氏、匈奴、乌孙都是生活在我国北部蒙古高原和西域天山两麓与阿尔泰山两麓的古老游牧部族，逐水草而居的基本生活方式使他们均有很大的流动性，为保证各自基本的生存需要，各部族都会占有相对固定的地域，但在流动中不可避免地要相互交叉活动或常常杂居，各部族相互间尤其民间肯定有十分密切的交往。既互相来往、渗透，又为了各自的利益作殊死的争夺，演出了一幕幕角逐游戏，不过这游戏付出的是鲜血和生命。
根据文献记载，张骞出使西域回到长安被封侯，后来又被罢黜侯爵，罢侯后他讲述了在西域的见闻（为何在罢侯后才讲，至今是历史一谜）。从中我们得知，在我国春秋战国到秦代，匈奴主要生活在蒙古高原。而生活在匈奴西边——“敦煌、祁连间”的大月氏人已先于匈奴和乌孙强盛起来。他们开辟了玉石商业之路，把大量的玉石及工艺品销往中原，给他们带来了丰厚的利润，玉石让月氏人富有和强大，同时密切了中原和西域的关系。玉石之路肯定也是一条文化之路，商品的交流会使文化交流更加广泛深入，这是毫无疑问的，在上节的叙述中已经谈到中原器物大量流入西域特别是蒲类的事实，可惜其他文化诸如文字、艺术、生产技艺、生活习俗等输入影响的详细情况目前尚难以查实。玉石之路也肯定是各部族之间的政治外交之路和部族间争夺的战争之路。
大月氏来到蒲类并在此定居而且由纯商业逐渐转向以游牧为主。他们因富有强大而压迫奴役匈奴和乌孙等部，被奴役者除受到经济的盘剥还得受到政治压迫。匈奴和乌孙等部向月氏人俯首称臣，其中匈奴单于头曼的儿子冒顿作储君时就曾被送到月氏当人质就是例证。
匈奴没有自己的文字，也就无法记载自己的祖先源于何部族何支系。但从汉文典籍记述中，我们可以断定：匈奴应是地道的华夏儿女。《史记·匈奴传》云：“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唐代学者司马贞“索隐”释文说，夏朝的最后一个帝王“桀”被东部的商的首领“汤”推翻，“桀”被放逐到南巢，三年后死去。桀的儿子淳维把父亲的嫔妃收为己有，为躲避汤的惩罚，率众北走，开始在草原上游牧，并自称本部落为“荤粥”。到了周朝又改称“猃狁”。夏王室是属于黄帝的后裔。猃狁是公认的匈奴的旧称，所以匈奴本是夏后氏的后代。
《魏书·高车传》中有这样一个故事：相传最早的匈奴单于生了两个女儿，艳丽无人可比，国人以为天仙。单于认为两女不可配与凡人，应送给天神为妻。于是在草原上筑起高台，将两女置于高台之上敬请天神迎娶。四年后仍无结果。这时却有一只狼昼夜守在台下嗥叫长久不肯离去。于是小女儿下台随狼而去，不久生下后代。
传说归传说，但传说中我们明白了生存环境生活方式的改变会造成文化的变迁。文化是人类适应客观环境以求生存和发展的手段和结果，当人们面对客观环境改变时，文化毫无疑问地也会随之改变。匈奴人从以农耕为主到以游牧为主正是外部生活环境改变的结果。其实这种文化变迁同时也促进着文化的融合，变迁是与另一种文化融合的过程与结果，融合是两种以上文化变迁的过程与结果。淳维所率部人流落草原，必然将华夏文化带给草原部族，后来的匈奴文化必然既有华夏农耕文化的血缘又有草原文化的蕴含。
匈奴族直到头曼单于时期尚不强大，只有送儿子冒顿去月氏做人质（当然另一个原因是头曼有了新欢，生下一子，想立此子为继承人，只好把已经确定为继承人的冒顿送出）。
冒顿不堪忍受歧视和侮辱，长大后逃回匈奴本部。大约是经历了屈辱之后，复仇的心理意识让他既懂得了弱小就得被动挨打的基本道理，也让他更加坚韧和残暴。他刻意逐步扩大自己的势力，组建并训练出一支极善骑射、战斗力很强的军队。公元前209年（秦二世元年），冒顿射杀了父亲头曼自立为单于。此时正是秦末项羽刘邦楚汉相争之际，中原战事频发，无暇北顾，在冒顿统治下的匈奴势力突飞猛进地强大起来。冒顿先打败了蒙古高原东边的东胡，然后向西（很可能——或者肯定地说，当时的大月氏王庭就在蒙古草原之西的蒲类地域）攻打大月氏。到冒顿的儿子老上单于时，彻底打败了月氏，杀了月氏的首领——月氏王，并把他的头骨制成溺器，以解当年被辱之恨。月氏人战败，被迫从蒲类向西迁徙至伊犁河谷，这是大月氏的第一次西迁。
匈奴和乌孙占据了蒲类草原，将他们原有的和不断接受的汉文化带入当地。从此玉石之路被塞。但是，饱受了中原汉文化影响的月氏人一定会将汉文化也留在这里，并带到新的地域。
匈奴与中原的交往就更为密切，包括侵扰掠夺。匈奴建立的统治区域和中原相衔接，经常劫掠中原各汉族地区群众的牲畜财产。一般说来，游牧民族特有的生产生活方式使之社会形态的演进较之定居的农耕民族相对迟缓，造成带有鲜明的原始军事酋长制度色彩的英雄观成为普遍的理念。以肉、乳为主要食品不仅使之体格强壮，而且动辄杀牲让他们对屠杀生命司空见惯，草原的辽阔和冬季的严寒塑造了他们豪放的性格和对严寒、艰难困苦有极高的承受力。无论是个人还是部落都以力大为雄，以力大为荣，个体的人凭体力，部落凭势力，力大加上勇气则可以称霸。只要你成为强者，就是英雄。因而人们大都强悍凶猛。游牧民族少不了骑马，草原的孩子从小就开始练习骑术，长成后无不骑术精湛，骑马代步使之游动迅速，聚之如风起云涌，散之像烟消雾霁。而匈奴部族更是强调每一个成员须强悍勇猛，鼓励部族成员集体或个人去抢劫别的民族的财产，劫掠所得大部分归个人所有，并且以能抢劫数量越多越荣。这就使得匈奴人经常性地骚扰中原边民。匈奴统治集团也经常南下侵扰，攻城略地，至少也能抢夺不少财产。这种形势一直延续到西汉建立之后的相当长的一个时期，汉高祖及其之后的文帝、景帝都无力遏制匈奴的进攻，只好用“和亲”的办法，将汉室宗亲女子嫁给匈奴单于做临时的安抚。不管是双方的交战还是和亲，都是密切的交往、交流和渗透。这交往、交流和渗透必然包括文化的交往、交流和渗透。
